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跻身世界前列，然而更加突出的问题则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其中，城乡差距是最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工基本上形成了“城市工作、回乡消费”的特点，2003年推出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以来，经过近20年积累，农村打工家庭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方面仍然存在鸿沟，尤其在城乡消费差距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在1990-2013年的23年时间里，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持续在3倍以上高位震荡，其中1994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高达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3.71倍。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等举措的深入实施，近五年来中国城乡消费差距逐年缩小趋势明显，但2015年和2016年这两年城乡消费差距仍然接近3。不同省份、区域的城乡消费差距值差异较大，重庆、甘肃、西藏和贵州的部分年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高达5倍以上。近两年来，浙江、江苏、天津、福建和北京等区域的城乡消费差距降低至2倍以下，不同经济发展区域的城乡消费差距差异之大，城乡消费差距的形成机理亟需深入研究。

1965-1970年，中国“人口红利”开始显现，“人口红利”切实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但在抚养比降低、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并没有显著缩小。因此，研究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解决城乡协调平衡发展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城乡消费差距加剧，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城乡消费差距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测度分析与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就城乡消费差距的测度分析而言，高帆(2013)[1]研究指出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存在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李春玲(2014)研究指出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城乡差距明显缩小；郝思军(2012)实证研究了江苏农村居民消费及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仍较大；陈落初(2012)[2]对苏北地区城乡消费水平差距进行测度分析；王晓焘、风笑天(2012)[3]就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对大学生的城乡消费差异做了比较研究；郭晗、任保平(2012)指出城镇居民偏好“享受型”，农村居民更加偏好“安全型”消费。对城乡消费差距研究的第二方面是其影响因素研究，高帆(2014)[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化是引致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且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齐红倩、席旭文(2015)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对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影响均呈现出短期扩大、长期缩小的态势；徐敏、姜勇(2015)[5]运用空间面板计量经济模型从时间维度和区域差异视角探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机理，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汪亚楠等(2016)[6]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孙爱军(2013)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对影响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赵娟霞、朱春红(2014)分别从食品支出、教育投资支出、医疗保健支出这三个方面对中国城乡人力资本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赵晨希、王合玲(2016)[7]研究得出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相关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袁宇晨(2017)[8]和李国正等(2017)[9]均认为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人均消费差距的主要原因。

分别计算MA组(N=61)Cys-C、HCY、HbA1c和UmALB单项检测与联合检测的真阳性率和假阴性率，联合检测采取并联检测，一项或多项指标阳性者即为阳性患者，Cys-C、HCY、HbA1c和UmALB联合检测的真阳性率明显高于单项指标检测的真阳性率。见表2。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与政府“三农”支持力度的加大，计划经济体制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逐渐减弱，城乡居民消费环境与观念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逐渐突出，但是目前现有文献鲜有从人口结构的视角，研究其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只有少数学者研究了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Culter等人(1990)[10]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王欣亮、刘飞(2018)指出基础教育投入差异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扩大；王笳旭(2015)[11]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吴海江等(2014)[12]从人口年龄视角研究发现城乡少儿和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比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分别呈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谭江蓉(2012)[13]和王宇鹏(2012)[14]通过分析人口年龄结构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鉴于已有文献多关注城乡消费差距方面，国内现有研究主要从城乡消费差距测度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考虑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进一步探讨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一是引入核密度估计，不局限于静态时序变化分析模式，探悉人口结构与城乡消费差距的动态演进过程。二是由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多是采用线性模型进行估计，而城乡收入差距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口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受诸多外界因素影响，而表现出非线性“门槛”特征，据此文章以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门槛溢出模型，探悉人口结构在不同区域经济条件下、不同产业结构水平下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三是在门槛模型中纳入人口素质、教育投入、科技投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投资五个控制变量，考察其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文章填补了以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产生影响的文献空白，为缩小中国城乡消费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支持。

三、人口结构与城乡消费差距动态演进

为了直观清晰地描述中国人口红利和城乡消费差距的动态演进过程，文章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来体现人口结构和城乡消费差距的动态演进特征。

随机变量X的密度函数f(x)，其核密度函数估计如式(1)所示：

 

文章选取2007-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的抚养比、城乡消费差距等数据为样本。由于香港和澳门地区部分数据缺失，因此没纳入研究范围。文章根据原有文献分析，人口结构选取抚养比作为解释变量，城乡消费差距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外商投资、教育投入、人口素质、科技投入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五项指标作为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控制变量。采用hansen的门槛面板模型进一步探悉人口结构与城乡消费差距间的复杂影响关系，将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纳入门槛面板模型之中，构建分段函数，通过实证检验相应的门槛值，分析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

  

图1 2007 -2016年人口结构（str）核密度分布图

图1中横轴人口结构抚养比表示劳动力数量结构，纵轴表示核密度。从核密度分布图的曲线形状观察，中国人口抚养比呈现显著的正态分布，经历了由“单峰”→“双峰”演进，2007-2015年人口结构呈现出单峰模式，说明中国各省人口抚养比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随着时间推移，我国整体人口抚养比各省之间距离有拉大的趋势；2016年人口结构双峰模式初现。从密度分布曲线峰度变化上可以看出，2007-2009年核密度曲线峰高度上升，峰宽变窄，反映出这一时期我国各省人口抚养比省际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2009-2011年波峰宽度变宽，且峰高下降，变化明显，表示这一时期我国各省份人口结构状况趋异，人口抚养比差异急剧扩大；2011-2016年核密度曲线峰高度上升，峰宽变窄，我国各省人口抚养比差距持续缩小。从核密度分布曲线位置平移来看，2007-2016年，密度分布曲线呈现先向左移又向右平移，意味着中国各地区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又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出现拐点。

  

图2 2007 -2016年城乡消费差距（gap）核密度分布图

从表1可以看出区域经济(gnp)单一门槛检验值为38.137，P值为0.006，在1%显著性水平显著；双重门槛检验值为4.089，P值为0.107；在10%显著水平不显著。因此，区域经济gnp门槛变量基于单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产业结构单一门槛检验值为61.566，P值为0.007；双重门槛检验值为30.095，P值为0.003，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在1%显著水平均显著；三重门槛检验值为4.099，在10%显著性水平也不显著，因此拒绝存在三重门槛，所以产业结构门槛变量基于双重门槛研究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传导效应。

为了更为清晰地刻画中国城乡消费差距影响因素的变化状况，特别是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效果，文章将采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研究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复杂影响关系。

四、门槛效应分析

1.门槛模型和变量选取

X1，X2，…，Xn为独立分布的样本，K(.)为核函数，h为带宽，本研究选取silverman为最佳带宽和高斯核函数。2007-2016年人口结构抚养比和城乡消费差距的核密度曲线如图1和图2所示。城乡消费差距(gap)可定义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人口结构(str)采用总抚养比来衡量。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个省的部分统计年鉴。

利用门槛面板模型通过Matlab编程，分析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其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不仅仅是线性关系。

 

还有如《将帅》篇，论选将的重要性。秦观深感北宋兵权轮换制的流弊，提出“臣以为西北二边，宜各置统帅一人……进退赏罚，尽付其手，得以便宜从事。”刘勇刚先生谓“此文呼吁朝廷选用‘天下之将’，赋以重权，‘便宜从事，不烦庙堂之论’，可称剀切之论。”[4]而在这一点上，朱刚先生论述：“唯《将帅》篇谓西北二边之事，朝廷不必详其细节，宜全权委托统帅各一人，足以了事。似此有见于北宋兵权集中之流弊，但此策亦早见于苏轼的贤良进卷，秦观只承其说而已。”[2]54而且，在宋太祖时期就有“杯酒释兵权”一事，终宋一代都对统领兵权的武将有所忌惮，想要把兵权全权委托一名统帅，只能说是不切实际之言。

谈及未来，罗伟文眼中有各种笃定，表示未来三年将致力于打造华南区域最具规模的智慧印刷文化产业园区。此外，飓风作为专注于印刷器材新供应链的集团，未来的目标是建好一个“巢”，为印刷原材料供应企业提供生态平台，并更好地服务于各类印刷企业。飓风集团的未来，值得期待！

城乡消费差距(gap)可表示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人口结构(str)采用总抚养比来衡量，具体计算公式为：总抚养比=（少儿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总抚养比越小，人口红利效应越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inv)，该变量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劳动人口的比来衡量。人口素质即劳动力质量效应(edu)，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产业结构指标(tip)，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tip值越大，经济服务化的程度越高；外商投资(fdi)选用我国各年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单位为万美元；教育投入(iedu)，采用财政性教育经费来衡量，单位为万元；科技投入(isce)，采用财政性科技经费来衡量，作为科技投入指标，单位为万元；区域经济(gn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万元。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以及各个省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数据。

论做人地道，香娭毑在白家湾几十年，还真是没留话柄让人说。平日里，不管是谁，你从她家屋门口过，她总是热情地同你打招呼，你进来糯（坐）啦！呷拿（茶）啦！一口家乡话十分悦耳动听。她泡的姜盐茶和芝麻豆子茶还真是好呷，让人呷了一盅又一盅，舍不得放下盅哩。只可惜生不逢时，若放在当年乾隆爷下江南，呷了她的茶，这茶一定会成为贡品。大伢细崽去了她家，更讨她喜欢，她会变戏法似的，一会儿给你拿颗糖，一会儿抓把炸得透香的红薯片放到你手上，让你觉得像过年。白家湾无论大人还是细伢子，有事冇事都喜欢往她家拱。

2.结果分析

已有关于城乡消费差距的文献研究中，并未涉及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门槛效应。由于中国省份之间产业结构、教育水平和发展政策、经济基础等存在差异，导致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文章利用门槛面板模型，进一步探悉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条件下，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复杂影响关系。

其中i、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lngapit代表城乡消费差距，lnstrit代表人口结构，β0为区域个体效应，εit为干扰项。其中，I(.)为指示函数，γ、v 为未知门槛值。lninvit、lnisceit、lneduit、lnfdiit、lnieduit是一组对城乡消费差距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外商投资、人口素质和教育投入五个变量。

第五项工作是课程管理。对研究性学习课程的管理，重点是保证课程实施的安全有效和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要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主，把单纯的校内管理变为校内外相结合全过程跟踪管理。管理过程中，要注意调整和明确职责任务，真正体现相互协作、全员育人；要建立相应规律；要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学习进行监控指导；要注意将跟踪、监控和指导学生的学习视为教师教学工作的当然组成部分，并加强对教师这方面工作的管理。

图2城乡消费差距(gap)核密度分布图横坐标表示城乡消费差距，纵坐标表示核密度估计。从图中可以看出2007-2016年城乡消费差距核密度分布图逐渐由“双峰”型演变为“单峰”型，表明我国城乡消费差距两极分化逐渐呈现消失的态势，从各年份核密度曲线主峰变换总体情况来看，波峰高度上升，波峰宽度整体呈现左移趋势，密度分布曲线由“宽峰”分布逐渐变为“窄峰”分布，表明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城乡消费差距值趋于集中，各省差异减小。2007年，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单峰”分布，核密度的极值点在左右分布，各省之间城乡消费差距差异较大；到2009年，逐渐由“单峰”型演变为“双峰”型，区域城乡消费差距值逐步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2009-2013年继续“双峰”特征，区域城乡消费差距值逐步呈现两极分化的减弱，波峰左移，城乡消费差距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13-2016年，“双峰”特征消失，核密度曲线大幅左移，由宽峰型转变为尖峰型，反映出这一时期省际城乡消费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在构建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门槛面板模型之前，首先使用Hansen等的模型估计以及检验确定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的门槛个数，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依次对存在门槛个数的原假设进行检验，分别抽样300次、300次、200次得出的P值和临界值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门槛存在性自抽样法检验结果

  

注：表中*、**、***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门槛变量 模型 F值 P值 BS次数产业结构tip单一门槛61.566***0.007 300 54.204 37.021 7.446双重门槛30.095***0.003 300 19.807 5.776 0.753三重门槛 4.099 0.115 200 10.158 6.375 4.587区域经济gnp单一门槛38.137***0.006 300 30.784 18.915 14.065双重门槛 4.089 0.107 300 11.601 6.92 5.762三重门槛 2.912 0.425 200 20.344 11.443 8.103不同显著性水平临界值1% 5% 10%

从表2门槛值估计结果和95%的置信区间可以看出，产业结构tip的第一门槛估计值为1.917，它的95%的置信区间为[2.199，2.687]；第二门槛估计值为2.35，它的95%的置信区间为[1.001，1.998]，两个门槛估计值均是显著的，产业结构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2.35和1.917，这两个门槛值将中国各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划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区域经济的单一门槛显著水平显著，门槛值为0.724万元，在1%显著水平显著，其95%的置信区间为[0.642，1.098]，门槛值将中国各考察区域的区域经济水平划分为高和低两种类型，分别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进而考察在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

自2016年4月24日开业，海吉星承接了马王堆蔬菜市场的整体搬迁后，物流园内每天都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一派繁忙景象。

设门槛效应面板模型如下：

如表3门槛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所示，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非是单调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在产业结构高级化较低状态情况下，即一个省份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较小，还没有超过第一门槛1.917时，抚养比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为正，回归系数为0.0066，且通过5%显著水平显著，抚养比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差距增加0.0066个百分点；当一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指数介于1.017和2.35之间时，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比较高，抚养比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程度加剧，边际影响系数为0.0282，影响作用更大，且通过1%显著水平，抚养比与城乡消费差距正相关，抚养比的下降更能有效地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差距缩小0.0282个百分点；当一个省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达到更高时，即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二门槛值2.35时，抚养比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最强，回归系数为0.0673，且通过1%显著水平，抚养比每下降一个单位，城乡消费差距缩小0.0673个单位。由此可见，抚养比和城乡消费差距正相关，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其影响也逐渐加深，所以建议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让城乡居民共享人口红利，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表2 门槛值和95%置信区间

  

门槛变量 门槛值 估计值 95%的置信区间tip 门槛值γ11.917 [1.001，1.998]门槛值γ2 2.35 [2.199，2.787]gnp 门槛值v10.724 [0.642，1.098]

 

表3 门槛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str(S1)、str(S2)、str(S3)分别表示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较小、中等、较大的抚养比。str(p1)、str(p2)分别表示区域经济较低水平、较高水平的抚养比，cons为常数项。

 

门槛变量 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t P 置信下限置信上限产业结构tip inv -0.0905 0.0313 -2.89 0.004 -0.1521 -0.0289 isce 0.0119 0.1224 0.1 0.923 -0.2289 0.2526 edu -0.0644 0.0144 -4.47 0.000 -0.0928 -0.0361 fdi 0.0234 0.0084 2.79 0.006 0.0069 0.0399 iedu -0.0384 0.0178 -2.16 0.031 -0.0734 -0.0035 str(S1) 0.0066 0.0035 1.87 0.044 0.0083 0.0216 str(S2) 0.0282 0.0078 3.62 0.000 0.0129 0.0436 str(S3) 0.0673 0.0096 7.04 0.000 0.0485 0.0861 Cons 3.4173 0.3316 10.3 0.000 2.7652 4.0694区域经济gnp inv -0.1247 0.0338 -3.6900 0.0000 -0.1912 -0.0583 isce 0.1918 0.1298 1.4800 0.1400 -0.0635 0.4471 edu -0.0308 0.0153 -2.0100 0.0450 -0.0610 -0.0007 fdi 0.0088 0.0089 0.9900 0.3250 -0.0088 0.0264 iedu -0.0380 0.0195 -1.9500 0.0520 -0.0764 0.0003 str(p1) 0.0244 0.0081 3.0200 0.0030 0.0085 0.0403 str(p2) 0.0165 0.0081 2.0300 0.0430 0.0005 0.0325 Cons 2.8992 0.3531 8.2100 0.0000 2.2049 3.5936

从表3可以看出，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门槛而言，当一个省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GDP在0.724万元以下时，人口抚养比与城乡消费差距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244，人口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差距降低0.0244个百分点，且通过5%显著水平，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人口抚养比每降低一个单位，城乡消费差距缩小0.0244个单位；当人均GDP超过0.724万元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较高水平，人口抚养比与城乡消费差距正相关，人口抚养比对城乡消费差距的促进作用减弱，回归系数为0.0165，且在5%显著水平显著，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省份相比，其影响程度较小，人口抚养比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城乡消费差距缩小0.0165个百分点。建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加大农村资源倾斜，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4）在 1700～3650m井段，向井内下放 Ø339.7mm管柱前，要用PPB开合式扩孔器扩径至420mm，需保证刚性大的管柱到达井底[5]。但在钻进过程中该方案未被采用。因此，为顺利下入管柱必需使与下放管柱刚性一致的钻柱下部组合能够通过。在3614m深处.顶角不大于10°30’。用刚性渐增的井底钻具组合钻进直接下套管的井眼，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339.7mm管柱才能顺利下至3614m深井并注浆。

从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视角，人均固定资产投资(inv)、科技投入(isce)、人口素质(edu)、外商投资(fdi)、教育投入(iedu)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两个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口素质、教育投入与城乡消费差距负相关，且通过5%显著水平；外商投资与城乡消费差距正相关，且通过1%显著水平；科技投入与城乡消费水平正相关，但在10%显著水平不显著。产业结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系数最大，影响系数为0.0905，外商投资对城乡消费差距影响最小，影响系数仅为0.0234；区域经济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科技投入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较大，影响系数分别为0.1918和0.124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05、-0.1247，且都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在两个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均表现为负相关，说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的不断倾斜，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口素质在两个门槛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64、-0.038，且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人口素质与城乡消费差距负相关，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建议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并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关注农村居民人口素质的提高，加大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投资，为农村居民创造更有利的受教育条件，提高农村居民人口素质，实现城乡消费和谐提升；外商投资在两个门槛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234、0.0088，在产业结构门槛模型中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外商投资加剧了城乡消费差距，在区域经济门槛模型中影响不显著，建议进一步合理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现代化农业，利用外商投资和技术合作弥补国内资金不足，加快农业发展进程，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科技投入在两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19、0.1918，均不通过10%显著水平检验，科技投入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

五、结论和启示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7-2016年人口结构和城乡消费差距数据，利用核密度估计法系统刻画我国人口结构和城乡消费差距的动态演进特征，建立门槛模型，考察在不同区域经济条件下、不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下，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分析人口素质、教育投入、科技投入、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投资五个控制变量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关系，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在考察样本期间，中国抚养比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2011年前后出现拐点，人口抚养比回升，省际人口抚养比不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人口抚养比差异表现为先缩小再扩大然后再缩小的倒“N”型特征；城乡消费差距值持续下降，城乡消费差距各省之间差异变化趋势呈现倒“N”型特征，城乡消费差距值趋于集中，省际差异减小。

综上无论是在行业政策的大背景下，还是就贵冶企业内部成本控制的具体需要来讲，编制企业定额势在必行，另一方面该厂也有能力来做此项工作。

第二，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非体现为单调的促进或制约，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减弱，随着产业结构化水平的提高而加强；基于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其他控制变量视角，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科技投入、人口素质、外商投资、教育投入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两个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口素质、教育投入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有着积极的作用，外商投资加剧了城乡消费差距扩大，科技投入影响不显著。

研究人口结构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其结论对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部门制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措施时，人口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依据本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对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减弱，政府更应当在加大农村资源倾斜、政策助农增收力度，以及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第二，建议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合理提高我国产业结构水平，充分激活农业行业自身的增收潜力，扩大农村居民在二、三产业的增收空间，拓宽农村外部增收渠道；

第三，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现代化农业，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高帆.我国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特征、成因及转折点分析 [J].学术研究，2013(10)：41-46.

[2]陈落初.苏北地区城乡消费水平差距分析 [J].中国市场，2012(4)：51-53.

[3]王晓焘，风笑天.城乡差异与大学生消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比较 [J].南方人口，2012(6)：51-59.

[4]高帆.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拐点判定及其增长效应 [J].统计研究，2014，31(12)：41-46.

[5]徐敏，姜勇.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能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32(3)：3-21.

[6]汪亚楠.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乡消费差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学术月刊，2016，48(12)：75-85.

[7]赵晨希，王合玲.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J].统计与决策，2016(17)：141-144.

[8]袁宇晨.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问题研究 [J].农村金融研究，2017(8)：37-42.

[9]李国正，艾小青.“共享”视角下城乡收入与消费的差距度量、演化趋势与影响因素 [J].中国软科学，2017(11)：173-183.

[10]D.M.Culter，M.Poterha，L.m.Sheiner.An agingsociety：Opportunityor challenge?[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itvity，1990(1)：1-73.

[11]王笳旭.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当代经济科学，2015，37(5)：109-115+128.

[12]吴海江，何凌霄，张忠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2)：3-19+35.

[13]谭江蓉，杨云彦.人口流动、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J].人口学刊，2012(6)：9-15.

[14]王宇鹏.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J].中国人口科学，2012(1)：6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