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问题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忽略，主要原因可能是罗尔斯本人在其著作中对此少有提及，即便有所论述也是点到为止。然而，近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贫富分化的加剧，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作为最适合正义二原则的社会制度引起了许多关注，也启发了学界寻找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新的思考方向。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罗尔斯指出政治哲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即探索在理性多元的事实既定，若可以最大程度的实现人类基本的政治价值诉求的情况下，公民和社会制度能够成为什么样子[1]，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便是罗尔斯对公民和社会制度应该如何的设想之一* 罗尔斯提出的另外一个最符合正义原则要求的社会制度安排是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该制度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并未引起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混淆，因此本文不展开讨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该理论源于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主要特征是以尽量广泛分布财富和资本的方式来缓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效率”与“公平”间的矛盾。然而由于罗尔斯本人对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及它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许多相似的制度特征，导致许多学者认为他的正义理论是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哲学辩护。晚近以来，英美学界重新关注这一制度设想的最重要的一次讨论是2007年在芝加哥由APS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召开的以“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为主题的年会，许多学者围绕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参会成员之一马丁·奥尼尔对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并得出除了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之外，在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一个经过改革的高级版(generous)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能实现正义原则要求的价值，并且较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节约更多的改革成本。但正如罗尔斯所言，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也认同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甚至对公平的机会平等也有某些程度的关切，但由于它允许财富的高度集中，违反了规范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互惠性原则，因而无法建立起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世代相继的公平合作体系[2]。而奥尼尔提出的经过改革的高级版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仅仅是在现实政治政策层面做出了类似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传统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因此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在允许财富和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最符合正义原则要求的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本文首先考察米德-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产生的问题背景，改革措施和制度特征；其次，从经济自由的限度的角度出发，厘清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不同；最后，分别从正义原则的三个部分展开论证马丁·奥尼尔对高级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辩护不能成立，按照罗尔斯的观点，适合正义原则要求的社会制度安排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

一

在1964年出版的《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一书中，詹姆斯·米德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自动化的深入带给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效率”与“分配正义”间的矛盾。效率的提升造成非财产所有者的工人的处境日益恶化是自动化带给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在很多发达国家中，财产所有权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公民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财产给所有者带来的收益，财产越集中，风险就越分散。因此，持有大量财产的人获取的收益相对持有财产较少的人获取的收益更多。此处的财产主要指的就是罗尔斯所说的生产性资本。的集中程度比财产所有权本身的集中程度更高。工资(即公民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是决定财产所有权分布对财产性收入分配的重要性的一项基本因素[3]。自动化导致人力成本下降，工资作为工人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降低，导致劳动力过剩，“亿万富翁需要的劳动密集型和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我们还得回到一个充满被贫困化的无产阶级以及管家、跟班、厨娘和其他随从的超级世界里”，米德称之为“美好的新资本家天堂”[4]。为了避免回到“美好的新资本家天堂”，唯有以实现产权均等化为目标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能够较好地解决自动化的深入带来的问题。

劳动收入占公民总收入比例的下降和财产权的分布不均是导致可能出现“新资本家天堂”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自动化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因此只能从解决财产权的分布不均入手，在兼顾效率的同时促进公平。米德的方法是通过税收的改革抑制富人财产的过分累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鼓励较少财产者的投资增加收益，通过教育提升后者创造财富的技能。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为了避免福利国家对富人征税补贴穷人的税收制度压制人们的创新、冒险动机和降低经济活力，需要对累进税和遗产税进行改革。累进税的改革着力于改变福利国家直接以个人总收入为税基的征税方式，转而采取以非劳动收入为税基的累进税和以资本财富为税基的年度税来减小税收政策对人们的创新、冒险动机的影响，避免经济活力下降；遗产税的改革区分了生前馈赠和死后遗赠两部分，避免富人通过生前馈赠的方式来转移财产，并以个人一生收受的馈赠和遗赠的总和为税基进行征税，鼓励富人将自己的遗产馈赠或遗赠给那些一生中只受过很少馈赠或遗赠的人[5]。米德对税收的总体改革思路是针对公民的财产性收入，即罗尔斯所说的生产性资本(productive property)进行征税。这些税收措施的改革虽然增加了评估个人财产的行政负担，但是能最大程度的减少对人们努力工作、创新、冒险动机的影响，促进财富和资本的广泛分布，在不影响效率的前提下促进公平。在提升较少财产者的财富累积方面，米德认为财政政策的制定应“鼓励金融中介吸收小额储蓄转换为高收益、高风险的证券投资；采集措施促进雇员持股计划，以便劳动者在企业拥有财产利益；采取措施建造市政房，居住者可采用按揭方式购买居住的房屋”[6]对于教育手段在选择对象上的功利性，米德虽然持有保留态度，* 高等教育的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其受众是有天赋的人。他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升收入和积累财富的能力，最终导致财富集中在有天赋的人手中。效率与分配的张力在教育经费的运用上仍存在着冲突。但仍然认为高等教育对人们创造财富和收入能力的提升是许多穷人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之一，尽管为此穷人会付出比富人更多的机会成本* 穷人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牺牲掉能够获取收入的时间去学习，相比富人，穷人付出的代价更多。。最后，米德支持一种优生学，他建议实施一种非强制性的自觉的人口政策，增加没有孩子的富人的赋税和减轻大家庭的高收入者的赋税的手段来鼓励富人多生孩子。其最终目的仍是为了促进财产权的均等化，并期待这种优生学能为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本做出实质性的贡献[7]。总之，财富的不平等分布及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下降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的主要原因。米德认为财政政策、税收手段、教育和人口政策的改革都应着力于促进财产的广泛分布，实现分配正义和代际正义，使公民摆脱对权利滥用的恐惧，真正地成为决策单位，并高效的利用资源为社会创造财富。

除了优生学以外* 罗尔斯对优生学并未完全排斥，在1971年《正义论》中文版第102页，罗尔斯指出“一个开放的社会则鼓励最广泛的遗传差异。加之，多少明确地采取优生学的政策是有可能的。”，罗尔斯几乎完全继承了米德版本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关于税收制度改革、公共教育发展等理念。他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指出“从一开始，我就假设理想体系的制度是一种财产所有的民主制[8]”。正义原则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这三个原则按照一种词典的秩序分别处理了罗尔斯提出的每个人在“无知之幕”揭开以后的社会合作中发展自身需要的基本善。“平等自由原则”要求社会制度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的公平价值；“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要求社会制度提供公平的机会；“差别原则”要求对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加以限制。在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的设置中，罗尔斯将政府分为配给部门、稳定部门、分配部门和转让部门。其中配给部门和稳定部门的功能在于保证价格体系的有效竞争，利用税收制度和对所有权的规定来鉴别和更正市场的低效率并保证充分就业，保障公民的择业自由；分配部门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恰当正义，通过累进税和遗产税避免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提高正义所要求的财政收入的税收体系，保障公共利益和差别原则所需要的资金；转让部门确保一定程度的福利水平，重视公民基本需要的权利[9]。罗尔斯对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的设想与米德对累进税和遗赠税的改革、鼓励较少财产者积累财富的思路一致，在避免市场活力的下降的同时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分配功能阻止财富的过分集中，促进产权的均等化，缓解效率与公平间的矛盾。马丁·奥尼尔将罗尔斯财产所有的民主的制度特征的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资本的广泛分散：产生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必要条件是它蕴含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广泛分散，同时公民个体可以控制实质(相对平等的)数量的生产性资本(也许有机会控制他们自己的工作条件)。

在《正义论》1999年修订版的序言中，罗尔斯指出如果重写《正义论》，有两件事情他会做不同的处理，其中之一就是对财产所有的民主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做出更明确的划分[12]。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将现有的财产利益(property entitlements)进行再分配的平等主义特征和广泛的私人持有生产资料的特征使得很多人混淆了它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13]，因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同样致力于对现有的财产利益进行再分配以促进平等。再加上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并未在《正义论》及其评注中占据核心概念的地位，因此罗尔斯的理论常常被理解为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哲学辩护[14]。但仍有少数学者关注罗尔斯的这一概念，例如亚瑟·狄瓜特洛指出罗尔斯提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目的在于将其理论与资本主义做出严格的区分[15]；理查德·克鲁斯和迈克尔·佛森也进一步指出，人们之所以对罗尔斯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源于对其理论中私有产权观的误读，并且低估了罗尔斯对产权均等化的要求[16]。为了澄清误解，罗尔斯接受了理查德·克鲁斯和迈克尔·佛森的对其理论的解释，并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一书中重点指出了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区别。他认为只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建立起的民主政治的宪政框架可以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并根据互惠性原则来规范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将社会作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公平合作体系的理念体现在社会基本制度之中。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否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甚至对机会平等还有某种程度的关切，但由于对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方面容许存在极大程度的不平等，即使它能够提供一种像样的社会最低保障，也无法满足规范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互惠性原则的要求，因此不能构建起正义原则要求的世代相继的背景正义[17]。

3.防止政治腐败：通过竞选经费的改革，建立正当的公共基金，为政治辩论提供公共财政所支持的论坛，以及其他限制财富对政治的影响(也许还包括以公共基金委基础的选举)，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试图限制私人或公司财富对政治的影响* 译文引用自周濂《正义第一原则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10]。

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主要通过这三种类型的政策实现了罗尔斯正义原则要求的价值。资本的广泛分散、阻止利益的代际传递和建立公共基金防止政治腐败，可以有效的避免小部分人控制整个经济，从而间接的控制政治生活，确保每个公民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构建起展开公平合作时代相继的背景正义。据此奥尼尔认为只要确保这三种制度化特征要求的相关政策的实施，就能够克服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限，构建一个充分实现正义原则的社会制度安排[11]。而在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满足这样的条件并不难，只要采取类似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制度化特征的政策改革，一个高级版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能够满足正义原则的要求。在反驳奥尼尔的观点之前，笔者将首先从经济自由的限度的角度来分析罗尔斯本人对财产所有的民主制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做出的区别。

二

2.阻止代际之间的利益传送：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包含了重要的地产、遗产和赠予物的税收的实施，以此限制最大的财富不平等。

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最大的区别是后者的背景制度力图分散财富和资本的所有权，防止社会的小部分人控制整个经济，并进而间接的控制政治生活，而前者则允许一个很少人组成的阶级来垄断生产资料[18]。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背景理论对公民基本经济自由的限度上的不同看法。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对财产权不加区分的重视，罗尔斯将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权从正义第一原则所保障的宪法层面的公民基本自由权中排除出去，削薄了公民的基本经济自由。罗尔斯对公民的基本自由的定义是 “终其一生充分发展和完全的实践公民的正义感和善观念这两种道德能力的根本的社会条件”[19]。正义第一原则必须保障这些基本自由的公平价值，确保每个人的基本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而由于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对于充分发展公民的正义感和善观念来说并不是必要的，罗尔斯并未将其列入到公民的基本经济自由清单上。米德对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区分也能够为这种薄版本的经济自由观提供支持。公民的劳动收入即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决定了财产分布对公民总收入的影响。工资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财产的分布对公民总收入的影响越小。反之，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小，财产的集中就会更加严重的拉大公民总收入的差距。因此将劳动收入、工资等作为受到宪法层面保护的基本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能够保障劳动性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再通过财政手段削弱。而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权不再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对生产性资本征税提供了道德理由，能够保障在不必侵犯个体财产权的完整性的前提下，“在每一时期开始的时候使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即教育和经过培养的技巧)的所有权都分布得更为广泛，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公平的机会平等背景下进行的”[20]。

对照组中，4例恶心患者，3例呕吐患者，3例腹痛患者，2例皮疹患者，1例腹泻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是12.03%；研究组中，有1例恶心患者，2例呕吐患者，无腹痛、皮疹及腹泻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2.78%，研究组较对照组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交换机级联从一开始就给工业环境应用带来了挑战。除了用于IT领域中的星型拓扑结构以外，自动化领域也常使用线型、环型和树型拓扑结构。这些经过调整的拓扑结构大幅降低了以太网安装的布线要求和成本。因此，在工业应用中，采用直通式策略的双端口交换机被整合到现场设备中，直通式意味着数据报文在被完全接收前被转发。

不仅一味赞颂、阿谀逢迎标榜是“正能量”，连《面相手相断吉凶》《情人老婆哪个重要》《球员性感娇妻排行榜》等封建迷信、鸡毛蒜皮、文化垃圾也都标榜起了“正能量”标签。而与此同时，一些犀利辛辣的针砭时弊之声、月旦社会之语、激浊扬善之鸣以及给领导提个意见、讽喻邪恶丑陋等，反倒被某些人谬斥为负能量。

三

奥尼尔的这个论证不能成立，罗尔斯之所以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立约自由排除出正义第一原则保护的基本自由的清单之外是因为这两种自由并不是充分发展和完全实践公民的正义感和善观念的根本的社会条件。据此建立起来的社会背景制度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广泛的分布生产资料和财富，很好的防止经济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对财产权不加区分的保护，并不能够为制定相应的行政手段，阻止经济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提供理论支持。唯有在薄版本的经济自由的前提下，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才能够实现广泛分布生产资料的目的，防止垄断，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同时，正如奥尼尔所说，罗尔斯也认可一种隔离政策来隔离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确保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不被侵犯。但罗尔斯的建立选举的公共基金和对竞选捐款的限制等一系列隔离政策只是维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手段之一，隔离政策本身并不能构成保障公平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充分条件。因为财产不平等分布以及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不平衡是严重的贫富分化，“新资本家的天堂”的产生的根源。采取隔离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经济势力对政治领域的侵犯，但严重的贫富分化仍旧阻碍了个人充分实践和发展自己的正义感和善观念，难以保障个人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和自主性实现自己的人生计划，因此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不能仅仅依靠隔离政策来保障。奥尼尔也没有意识到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收入对国民总收入的影响，因此会认为罗尔斯在论证生产性资本的过度集中对政治领域的侵犯时进展的过快。在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财富的过分累积和高度集中的条件下，仅仅采用隔离政策，很难保障不会再次出现米德所说的“新资本家的天堂”。唯有在财产所有的民主制薄版本的经济自由条件下，通过尽量广泛分布资本的所有权，缩小贫富差距，才能将经济领域对政治领域的侵犯降低到最低，最大程度的减小出现“新资本家的天堂”的可能。因此，在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隔离政策确保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是难以证成的。奥尼尔同样也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论证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满足正义第一原则对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诉求。

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未对作为公民基本自由的财产权的内容做出明确的区分，传统的自由主义将财产权看作与公民其他基本自由同等重要的权利，将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以及工资等劳动收入一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宪法层面的保护[21]。由于财产性收入的风险较低，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会导致财富进一步的高度集中。财富的过分集中不可避免的就会导致经济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富人控制政治领域，削弱穷人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侵犯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因此，罗尔斯认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仅仅对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形式上的保护(the formal protection of the equal basic liberties)。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每一阶段的开始都尽量广泛的分布财产的方式来缩小不平等不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对不平等的调整手段主要运用于不平等产生之后。后者对穷人的关切体现在一系列的补贴和救济等再分配手段，例如失业救济和医疗照顾，免于事故和不幸。充足福利的供给使得任何人都免于处于最低生活标准之下，基本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这种对财产权的内容不加区分的做法，理论上将财产权提升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而上学高度，但在实质上通过税收手段进行再分配为穷人提供的社会最低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措施，不仅侵犯了古典自由主义所珍视的财产权的完整性，又使得穷人产生一种沮丧消沉的心理。“这种下等阶级会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从而不想参与公共政治文化”[22]。据此，罗尔斯认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间展开的一场互利合作的冒险，它既不能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又因为允许财富的过分累积，造成社会板结化，减少了穷人充分发展自己人生计划的平台和机会，违反了正义第二原则要求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和互惠性原则。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并不像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那样在人们遭遇不幸之后对其进行补偿性的帮助，而是通过在每一时期的开始尽量广泛的分布生产性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人们的两种道德能力，使得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生活负责任的创制者(responsible self-authorship)，即“所有的成年公民，无论他们与生俱来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都有发展自己人生计划和按照此计划进行行动的能”[23]。人们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展开公平的合作，那些最不利者并不是为人所怜悯的倒霉蛋，而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他们与其他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一样，是与政治生活、政治正义相关切的人。因此，罗尔斯认为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在公平的合作基础上，依据互惠性原则保障了公民作为负责任的自我创制者的自尊的社会基础。尽管最不利者能控制的社会资源较少，但是他们不是接受救济，深感沮丧和为社会所抛弃的下等阶级。

2．弗里曼认为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必须保证“每个收入阶层的人都能够控制资本和自己的生产途径(their means of production)”[26]，但奥尼尔认为这是对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过度解读。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必须实际的占据真正的控制资本的机会才能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27]。但按照罗尔斯本人的解释，公平的机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其出身，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获取相应的社会地位。“假设存在着一种自然天赋的分配，那些拥有同等天资和能力并具有使用这些天赋的同样意愿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同的成功前景，而无论他们的社会出身是什么，无论他们生来属于什么阶级，以及成年之前的发展程度如何”[28]。据此奥尼尔认为罗尔斯对“机会”的解释不同于弗里曼。罗尔斯的“机会”指的是人在其“一生(lifetime)”中享有实现自己人生规划，占据相应社会地位的机会，而非弗里曼的个人占据某种社会地位便“实际(ongoing)”的占据资本和控制生产的权力[29]。因此，只要所有的公民终其一生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控制生产资料，那么即使在现存的资本高度集中的条件下，也能够实现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奥尼尔还指出采取累进税和遗产税等税收措施来阻止代际间的利益传递是实现正义第二原则中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主要方式，但这一系列的税收政策并不一定非要在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国家才能实现，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的税收改革和公共教育制度的建设同样也能够阻止代际间的利益传递，满足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奥尼尔借用Bruce Ackerman and Anne Alstott 设想的一种“持有制的国家(stakeholder state)”的例子来证成其观点，这种社会在每个人成年时一次性的给予个人80000美元作为创业的启动资本，这笔启动资本由一种激进的遗产税支付[30]。这种情况也是可以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容，通过这种激进的遗产税可以避免财富的代际传递，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

尽管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是罗尔斯提出的最符合正义二原则的社会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罗尔斯本人也只是在理论层面提供了粗略的论证，并未对其实践的可能性进行深入的考察。随着现代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马丁·奥尼尔认为一个高级版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也能够满足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要求。

1．首先，奥尼尔指出罗尔斯尽量广泛的分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小部分人控制经济进而导致的经济势力向政治领域的渗透，侵犯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他认为罗尔斯在论证这一观点时进行的太快，因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不一定直接导致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广泛分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不是保障公民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唯一手段。他指出一种隔离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策略(insulation strategy)也可以防止经济资源向政治领域渗透，例如通过对竞选基金的改革或者规范政治演讲等策略，这些策略可以在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条件下实施[24]。并且罗尔斯本人也认可这样的隔离政策，他在反驳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平等的自由权利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条件下仅仅是形式的”这一观点时，也采取了建立选举的公共基金和对竞选捐款的限制等一系列隔离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政策[25]。因此，奥尼尔认为，既然罗尔斯可以通过这种策略来反驳绝对的平等主义，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策略不可以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所采用呢？因此，财产所有的民主制是一种能够很好的将正义第一原则制度化的社会经济安排，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罗尔斯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来论证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满足正义第一原则的要求。

对于这一种类型的朗读，从视觉刺激到语音输出不经过心理词库而由形、音对应规则推出读音。这一种类型的朗读如果不是在进行“自然拼读”练习的话，则对英语学习毫无意义。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有些学生在朗读，但是全然不知道所读的是什么意思，甚至连所读单词意义是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根据所谓读音规则将单词读音逐一猜出。这种类型的朗读是应该在英语学习中加以避免的。

奥尼尔对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原则的解读及其论证都是错误的。首先，奥尼尔忽略了“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区分。杰里米·沃尔准在考察财产权观念的发展史时，区分了“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特殊权利的证明指的是这种权利是通过人的某种行动获得的，并非实质的拥有；一般权利的证明指的是这种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人们实质上拥有的权利[31]。奥尼尔对机会的解读是将机会看做一种“特殊权利”，即认为公平的机会仅仅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因此只要保证每个公民终其一生都享有公平的机会占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控制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高度集中的条件下，也可能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但罗尔斯本人的对公平的机会的解释更接近于“一般权利”。财产所有的民主尽量广泛的分布生产资料目的是使得每个个体在实质上占有财产，在适当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基础上使所有的公民都处于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位置[32]。因此，弗里曼对罗尔斯的正义第二原则的解释更接近于罗尔斯本人的意思，即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一开始便占据“实质”上的占据资本和控制生产的权力，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的机会平等。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公民仅仅拥有“形式”上的公平的机会，因此不能满足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要求。其次，且不说直接给予个人启动资本在直觉上的不可行性，累进税和遗产税的改革本身需要的限制条件就已经侵犯了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公民财产权的完整性。在前文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米德对累进税和遗产税等进行改革的具体措施，并可以从中了解到为了避免资本的代际传递的税收制度需要对遗产和遗赠进行大量的征税和限制条件。这种税收制度改革只能在罗尔斯的薄版本的财产权的理论背景下才能合法的展开，因此激进的税收措施在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行，无法实现持有制的国家为个人成年之后提供启动资本以达到避免资本的代际传递的要求。最后，奥尼尔也忽略了米德对公共教育对均等化产权的作用的分析。公共基础教育的普及是提升公民收入能力，促进产权均等化的力量。但是高等教育对产权均等化的力量还有待商榷。高等教育并不是人人可享的教育资源，其对象是经过选拔的有天赋的人。高等教育无疑可以极大的提升人们的收入能力，但长此以往造成的结果就是财富再次集中在有天赋的人的手中。并且穷人接受高等教育要比富人付出更大的机会成本，因为他们到了有工作能力的年纪可能为了赚钱糊口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富人则不必如此。因此，奥尼尔在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税收改革和发展公共教育来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方式是不可行的。资本的高度集中无法避免经济势力对政治领域的侵犯和对互惠性原则违背，而“一生”中享有同等的机会占据一定社会地位和控制生产资料则更像是一张对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承诺的空头支票。一个人在年轻时代和年老时代获取发展自己人生计划所需的经济基础对个人的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因此，只有财产所有的民主制通过在每一时期的开始尽量广泛的分布生产资料和人类资本，使得公民实际上享有发展自己人生计划的资本，才能够实现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3．奥尼尔认为差别原则为罗尔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提供了最好的辩护[33]。差别原则体现了罗尔斯对平等价值的追求，特别是平等与权利、支配和自尊的关系。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第39节中，罗尔斯给出了三个应该调节不平等的理由，分别是人的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防止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支配其他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会导致处于较低地位的人自卑和逆来顺受，而较高地位的人则越来越狂妄自大[34]。基于这些理由，我们看到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允许财富高度集中的现状难以解决不平等带来的伤害。因为事后(ex post)再分配收入(income)的手段难以解决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小部分人控制其他人和社会地位的差别造成的对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尊严的伤害，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仍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等财富的小部分人，他们决定了再分配的内容和方式。因此，奥尼尔认为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事前(ex ante)分配机制通过将生产资料尽量广泛的分布的方式，挑战了这一小部分人的支配地位，避免对人们自尊的社会基础的腐蚀。在此，奥尼尔等于间接否认了隔离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策略的可行性，因为隔离政策若能成功，那么便不会有经济不平等造成的小部分人控制其他人的现象出现。这种事前的分配手段是奥尼尔认可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在实现差别原则的要求方面优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地方。尽管如此，奥尼尔也坚持认为罗尔斯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批评有将其脸谱化的嫌疑。Gøsta Esping-Andersen将福利国家的划分为“自由福利国家(liberal welfare states)”“保守的福利国家(conservative welfare states)”和“社会民主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s)[35]而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批评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多种福利国家形式之一的自由福利国家。现实政治中，战后的社会民主瑞典和英国工党都实行过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政治政策。据此，奥尼尔认为，实现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改变社会制度，在现行的福利国家条件下，通过一系列政治措施的改革，仍可以达成这个目的。事实上，英国工党确实在战后提出了一系列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设想，苏格兰保守党议员诺伊尔·斯克尔顿(Noel Skelton)是该术语的首创[36]，但直到他1933年逝世，财产所有的民主制都没能成为保守党的施政纲领。1946年保守党领袖安东尼·艾登重新复活这一理念，呼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财产所有的民主制”。出于选战的需要，艾登将斯科尔顿财产所有的民主悄然变形为“住房所有的民(home-owning democracy)”[37],使得住房成为保守党拓展产权的主要手段。这一政策到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她实施了例如“政府出资建立公共住房，出售国有企业股份，让雇员分享所有权计划”等一系列扩展私人产权，建立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策略。但这仅仅是撒切尔参与政治选举的需要，目的是坚持货币主义、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政策，持续坐大的工会权利以及法团主义，从根本上就是反对平等主义的[38]。并且一系列数据也表明，在撒切尔一系列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虽然拓展了财产所有者的人数，但却加剧了英国社会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39]。主要原因在于撒切尔的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理论背景与斯科尔顿-米德-罗尔斯有着根本的不同，由于篇幅限制，笔者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之，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与财产所有民主制在具体的政治政策层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种社会制度都建立了公共教育系统以便更广泛的分布人类资本(human capital)，普遍的公共医疗制度和为最少受惠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等措施。但是制定这些政策的理论背景是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在根本上违反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尽管它采取了某些类似于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制的政策改革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为了修正贫富差距等问题的权宜之计，也不能从根本上满足罗尔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展开公平合作的社会框架的目标。因此，奥尼尔对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辩护是不成立的，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在允许财富和生产资料私有的前提下，最适合正义二原则的社会制度只能是财产所有的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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