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他在批判传统技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批判理论。与以往理论不同的是，芬伯格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打开了技术通向政治及文化等领域的道路，即将技术与民主、政治联系起来，强调要关注如何确保技术能够真正实现公众利益的潜在诉求，从而将民主融入到技术发展之中。这就是芬伯格给出的技术民主化、政治化方案。他认为，正是政治的技术化导致了技术统治论的出现，这种传统观点把技术发展看成是线性的、别无选择的，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技术发展可以是多方向的，可以由公众选择的。芬伯格明确肯定了技术中存在的理性潜能能够促使技术在设计过程中向着良性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芬伯格的观点遭到了包括杰拉尔德·道培尔特(Gerald Doppelt)在内的许多政治哲学家的批判，他们强调应该通过程序化以及权力的平等来实现技术领域的民主化，但是芬伯格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主要关注的是利益的实质以及人类潜能的发展问题。芬伯格认为，技术的发展中蕴含着民主的潜能，那就是使受压抑、处于边缘的下层公众对技术进行干预的可能性，而这种潜能一旦得到释放，人类就会更有机会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由此，芬伯格对技术民主化的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阐述。

细读《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会发现，常用“绘制全球气压带、风带分布示意图，说出气压带、风带的分布、移动规律及其对气候的影响”“运用示意图，说出水循环的过程和主要环节，说明水循环的地理意义”等关键词来描述对教学目标的要求，可见课本插图的配置对实现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课本插图中也附带着很多课本文字没有显现的隐性知识点，这是对课本的深度提升，也是高考出题的创新考点所在。例如，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1图1.4太阳系模式图，该图的主要目的是展示八大行星的相对位置和公转轨道特征，但细读该图发现，图中还反映了行星的有无光环特征及彗星的运行轨道特征等隐性知识点。

一、技术民主化的提出：权力及其运行方式

20世纪以来，人类技术得以迅猛发展，技术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夸大技术的价值中立性，并认为技术是自主发展的，从而忽视了绝大多数人对技术的控制力和支配权，由此导致了“技术霸权”的产生——技术掌握在少数精英者手中，而以工人为代表的社会公众则处于异化、被动的边缘。因此芬伯格认为，要实现公众的利益，必须打破这种技术霸权，从而使更多的公众权力渗透进技术设计中。

芬伯格以“操作自主性”这一概念为核心展开对“技术霸权”的批判。他认为资本家不仅通过财产所有权，还通过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来行使其权力。在工厂的运行中，所有者既拥有经济利益，又拥有技术利益。通过重新安排工作流程，他们能够提高产量和利润。对工作流程的控制，反过来又为机器改造带来了新的理念。如此反复之后，一种祛除工人技能、有赖于管理的特定类型的机器就会被创造出来。而管理“主要是通过技术对人采取行动，从而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将技术主体与客体的层级结构延伸至人与人的关系”[1],这导致了生产组织和管理的标准化，促使职业经理人为代表的管理阶层的出现，他们在控制新产业组织的过程中代表并在某种意义上取代了所有者来管理企业。到最后，管理组织技术从私有生产部门进入公共部门，并对社会管理产生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都处在技术的统治之下。至此，从生产到管理到社会统治，资本主义工业化所依托的这一对劳动过程的绝对控制推动着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使技术发展的方向趋向于工人的“去权化”，同时使公众的行为表现出盲从性。芬伯格称这种控制为“操作自主性”(operational autonomy)，即所有者及其代表，在关于如何经营组织生产上的自主决策很自由，不必顾及弱势群体以及周边团体的利益和看法。在此，公众的观点和利益在技术设计中被忽略了，即技术在被设计的时候仅仅考虑了极少部分人的利益，技术设计者对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漠不关心。更进一步说，“在技术的每次变革中，操作自主性都能够使他们再生产出其特有霸权所需要的条件。技术专家治国就是这种系统向整个社会扩张，并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蔓延。现代社会的技术专家治国趋势代表着一条可能的发展道路，一条由权力塑造的发展道路” [2]。

芬伯格进一步指出，“技术专家治国在技术合理性的形式中延续了精英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权力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它不仅破坏了人类和自然，也破坏了技术”[3]。因此，“技术权力的实施唤起了一种新形式的内在于单向度技术系统的抵抗。那些被设计过程排除在外的群体到头来还要承受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对此他们表示强烈抗议，将技术向更广泛的利益开放，这有可能带来与人类和自然的限度、力量更相适应的技术设计” [4]。在此基础上，芬伯格提出“行动者”概念，这一概念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民主意义，他认为技术设计体现行动者的利益是技术民主化的表现。芬伯格具体阐释了这一概念，“在技术形成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充当了行动者。商人、技术人员、消费者、政治家、官僚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他们在设计过程中一起面对技术问题，他们通过提供或控制资源，为新工具确定目标并根据它们的特点对它们做出合理的技术性安排，为已有的技术方法增加新用途等来发挥他们的影响。行动者的兴趣和世界观在他们参与设计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5]。因此技术是这些行动者的社会表达方式。由此芬伯格认为“不能把激进的弱势群体中的个人行动仅仅看作是具有工具价值或者是处于民主关注边缘的小问题。他们的干预能力正在改变、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 [6]。技术对每个人而言就是一样的，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他们都是有益于技术的民主化的。 因此，“技术具有许多有益的、受到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压制的潜能，这些潜能只有沿着一条不同的、权力分配更加均匀的发展道路才能实现” [7]。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只能从技术本身入手，摒弃对行动者的偏见，并将其融入到技术安排当中，从根本上推翻霸权阶层对技术的控制，把技术转化为解放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芬伯格提出了技术民主化的主张。

芬伯格指出，当前的民主理论只研究一些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和权利操作的条件等形式方面的问题，并有效地从形式上把民主化确定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他认为，“技术哲学不是通过一个‘民主’概念而设定的，而是源自于对我们当前工业社会的分析，政治哲学亦是如此。既然出发点是具体的，所以程序以及实质性问题自然就会混合在一起” [28]。为此芬伯格强调，应该把民主的形式和实质统一起来，对技术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以提高技术领域的民主程度。因此，芬伯格提出深层民主化理论以实现这样的统一。

二、技术民主化的实质：参与者利益

芬伯格认为，现代社会中民主理论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只注重形式化民主，而对民主的本质即利益关注不够。因此，“利益”成为芬伯格整个批判理论的起点，他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参与者利益”(participant interests)这一概念，用以分析在技术形成过程中不同集团的利益问题。其中，“‘参与者利益’涉及到：各类人(参与者、使用者、第三方等)的个人利益通常受到技术的影响，这种影响好坏参半。与此同时，这些人进入到一个由‘参与者利益’连结起来的团体中，参与者利益或者通过技术得以实现，或者受到技术的阻碍” [9]，这些都是“参与者利益”的重要内容。由此芬伯格提出，技术民主化的目的就是要顾及到参与者的利益，使公众参与到技术设计中来，但这种参与显然不是技术性参与，而是价值、思想意识、意义的参与，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打破技术霸权，使公众的诉求得以实现。

我不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当然，也不是那么的糟糕，我尽我所能地希望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还是有太多不尽人意。天不遂人愿，遥远的爱情让我触不可及，我与它之间的距离只有“奢望”二字可以注解。不过，这并不妨碍我笃信爱的存在，以及希冀它的到来。最后，我想说，世道无常，悲欢无情，如果爱，请深爱！

芬伯格指出，技术代码是多种因素的统一体，从而这一概念预设了技术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芬伯格认为“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在设计选择中发挥作用。技术是由效率标准和以特殊利益为依托的标准待确定的” [17]，社会选择干涉到了问题的定义及其解决方案。因此芬伯格以“利益”作为分析“技术代码”的起点，他指出在技术设计过程中，“参与者利益”已经包含在技术之中，技术代码是在用一种技术上连贯的方式对一般类型问题的解决中参与者利益的实现。但在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中，芬伯格认为“利益的干预并不必然降低效率，而是根据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纲领使效率的成果偏向某个方向” [18]。芬伯格还区分了代表专家利益和参与者利益的技术代码，由于技术中蕴含了不同的利益，只要利益发生改变，技术设计方案就会随之改变，从而实现技术的转化。这种解决方式为技术活动的整个领域提供一个范式或样本，也就是说，“一套技术代码就是一套标准，它能够根据社会目标挑选各种可行的技术设计，还能够在设计中实现社会目标” [19]。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技术设计带有统治阶层的价值规范的倾向性，因此技术代码就具有了政治性，如工业革命中劳动的机械化，技术代码在一种情况下利用工人的技能，而在其他情况去除工人的技能，从而压制了工人的各种潜能，这反映出工人和管理者的不同利益。

式(12)和(13)中，α(ω)和k(ω)分别为频率衰减因子和波数，它们共同构成波传播系数β(ω)。β(ω)可写为[13]

3.1 鼓励新建，扩大规模 从2018年秋冬季建园开始，在泾河川道及各水系沿岸适栽区域新建梨园。主栽品种可选择砀山酥、玉露香，搭配品种为绿宝石、早酥梨、香蕉梨、长把梨、水遗生等。在集中连片区域鼓励企业、合作社和有实力的个人通过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包括义门镇、太峪镇、永乐镇、新民镇、龙高镇、北极镇等，农户可以土地、农机、资金等方式入股，年底参与分红，或以务工方式增加收入。

芬伯格指出了技术对于参与者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也认为由于技术的局限性当前的技术安排限制了人类的发展。那么如何使迄今还没有被注意到或者受到压制的人类潜能的实现这种需要得以显现出来，芬伯格依据“参与者利益”概念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动态的阐述。他认为“人一旦卷入到技术网络中，就有了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与这种参与所伴随的好坏参半的潜能相对应的。现存的技术规划常常服务于这些利益，但并非一贯如此，也常常是有所偏离的。在这些条件下，个人开始意识到他们生存的环境是被他们的技术参与者所忽视、压制或者威胁的，这就意味着：要在迄今受到压制或未被注意的范围内来认识人的内在价值”。 [13]。对此，芬伯格强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技术体系以管理的操作自主性为基础，就具体性而言，它由众多参与者利益的认知所维护。这样的维护出现在技术设计中，而这些设计使从技术权利中被排除的部分丧失技能，受到伤害、污染以及损害，因此当他们能清楚表达这些利益的时候，就有机会根据人类需要以及能力的更广泛的考量来重新构造这一技术体系” [14]。因此技术民主化需要公众对技术问题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要能有效地识别或维护技术中的参与者的利益以及技术做出的改变。目前，部分公众对事关自己的技术提出了异议，环保领域和计算机领域的民主化运动以及这两种技术的民主化发展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三、技术民主化的利益、准则、权利：技术代码

芬伯格指出，政治哲学家强调利益和权利之间的不同之处，认为利益要升华为权利才有意义，而他们所主张的这种权利“需要有法律的依据并且具有普适性” [15]，也就是说，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对此，芬伯格认为，“通常情况下，利益和权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概念，权利保护或者使利益得以实现，但是这种权利却常常和不能被普遍化的利益相冲突” [16]。他用具体实例对这种情况做了进一步说明：在城市周围开展的自由运动中，残疾人的利益在当前的立法中被视为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无视纳税人的利益，纳税人被迫支付改造人行横道和公共建筑的费用以方便残疾人出入。很显然，政治哲学家所宣扬的权利是具有局限性的，那么技术哲学家是如何决定哪些人的利益处于主导地位呢？

因此，芬伯格强调在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参与者的利益的实现，尤其是要解放他们被压抑的潜能。芬伯格指出，技术是解放参与者在生活世界中被压抑潜能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技术不是一种工具，而是现代人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框架。芬伯格认为技术安排类似于马丁·海德格尔提出的“座架”，并以此来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了实践，形成了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产生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同时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而且各种各样的目标是从世界的本性和局限中产生，而不是随意产生的。人意味着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工具的形态决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通过各种公共程序以及私人选择来计划并控制技术的发展。因此，芬伯格认为要充分理解我们日常生活的实质就不能忽略技术，因为“我们和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技术共同生活在一起，甚至确切的说，我们就生活在技术当中” [11]。更进一步说，我们通过技术型塑和设计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交通系统、通信媒体、农业及工业生产、医学和教育，对技术的选择构架了我们的世界。恰如兰登· 温纳所指出的一样，他把技术描述为一种制度，当我们使用它时，它就会确定我们的生活框架并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从形式上规定我们的社会关系。芬伯格同样认为，“技术代表着他们的使用者，这也正是我们选择技术民主体制的原因，技术民主就像政治民主一样，能够确保尽可能广泛的代表性” [12]，使人类充分实现他们的潜能。

芬伯格认为，“技术代码不仅是进行技术设计的规则，还是一定的组织的身份和生存的原则” [20]，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他们的技术基础转换成代码，因此技术代码反映了广泛存在于技术设计过程中的占统治地位的行动者的价值和权利，是“技术理性的统治形式，具有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文化上的意义。这种统治形式既非一种意识形态，也非一种由技术的‘本性’决定的中性需要。相反，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在那二者结合起来去控制任何资源。批判理论表明这些编码无声无息地在规则和程序、装置和人工物中沉积了价值和利益，这些价值和利益使人们通过一种占主导地位的霸权使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规范化” [21]。因此，芬伯格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技术代码的政治性和技术霸权。他认为技术代码是保持资本主义权力连续性的核心，而当这种权力的操作成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或习惯时，就使资本家从所有传统的规则和类似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比传统的工人组织的领导者在行为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芬伯格把这种特殊类型的自由称为资本主义的“操作自主性”，它最初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具有组织的特性，能够调动起一大批微观的技术。操作的自主性“是一种在众多可以选择的理性化中进行策略性选择的权力，而在做出这种选择时不需要考虑外在的因素、通常的惯例、工人的意向，以及对他们家庭的决策作用。不管资本家追求的其他目标是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通过技术抉择，选择技术代码再生操作自主性基础上” [22]。在这里，工人的权利和利益被忽略了，因此芬伯格指出“应该将工人的权利建立在保护和发展工人技能的技术进步中，但是这并没有被明确地确定下来并且在技术哲学中具体地加以解决” [23]，同样，政治哲学也没有提出合理的方案，因而这一问题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对于这一问题，芬伯格认为我们不是要把利益转化为权利，而是让公众的利益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以“技术代码” (technical code)这一概念为基础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阐述。技术代码实质上是马尔库塞等提出的技术理性。芬伯格认为技术既不是技术工具论所认为的完全中立的工具，也不是技术实体论所认为的独立自存的实体，而是受到一定社会道德、经济、政治、美学和文化等的限制，这些限制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沉淀于具体的技术之中，成为技术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技术代码是聚合了社会需求与技术需求、社会规定与技术规定、社会功能和技术功能的合理性，是联系社会关系和技术关系的一般规则，是技术设计中待确定的部分。由此看来，芬伯格认为技术代码是一个可以用来阐明社会和技术设计之间关系的概念。

“参与者利益”这一概念之所以在芬伯格的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因为它在芬伯格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在芬伯格对技术民主化的阐述中承载着相当的分量。因为对于技术民主化来说，一定的参与者利益反映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动机，处于一定技术体系中的活动者总有一定的参与动机，这种动机在外部表现为他们需要满足的利益。正是不同的参与者的利益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些利益包括工作中的健康、安全、教育资格和技能水平等；第二，正当理由或原因以及可能的对现有规章制度和技术编码的修改等；第三，技术民主化可行的标准。其关键在于处于边缘的参与者利益的确定，或者曾经处于边缘但目前包括在技术代码中的参与者利益的确定，这都表明技术能够成为它们曾经不是的那个样子，如残疾人为了克服自身的障碍而要求设计的运动器械” [10]。

在本科教学中，生理学的教学目的是研究正常人体的形态、结构及功能,几乎很少涉及预防和保健知识的内容,理论教学始终存在与实践脱节的弊端.但在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体系中，小学、中学的有些课程中已涉及人体知识的内容，而小学、中学人体生理学教师是由高等师范院校生命科学系人进行培养的.通过近几年来，我院举办的北京中学生物教师培训的课程来看，大多数中学老师对机体的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基本停留在理论知识层面，而实体解剖认知、手术器械规范化操作以及功能性生理实验等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表1是当前北京市中学与人体解剖生理学实验有关的生物实验内容.

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芬伯格把社会看作是具有三个层次的脚手架。位于中心的是维护某一类或另一类利益的社会群体。芬伯格把利益作为分析的起点，因为在历史上它们是明显的、强有力的、持续的动力。然而，芬伯格进一步指出，利益并不是真正独立的因素，它们自身也不构成一个社会，没有一个物质的框架，就没有利益。除非有些利益被系统地给予特权，否则就没有社会秩序。因而利益在其他两个层次——法律和技术代码上被制度化，并且利益的制度化使社会生活获得了一致性。因此，利益是在道德层次以及法律和技术代码层次上权利的表达。芬伯格进一步阐述了这三个层面的一致性，他认为，“在技术代码通过个体意识到的自我利益和法律而得到巩固的地方，它们的政治意义通常会在不经意间被遗忘”〔[24]，这就是所谓的“文化上稳固的某种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霸权” [25]。因而它们具有普遍的文化意义。在技术代码中这种文化规范最后是围绕技术确定性由在众多可能的结构中占优势的一个来解决的。芬伯格指出，“这样的霸权得到了自由主义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是每个人都能够追求自身价值观的价值中立的制度。要揭示这种制度本身固有的偏见，我们需要一种不太成熟的却经常被某些技术哲学家所运用的论证方式” [26]。而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使这种论证方式具有了一般的形式，他引进了“实质偏见”和“形式偏见”的的概念，以此“理解为什么合理连贯、设计优良、运作正常的技术设备或系统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中仍然会带有歧视” [27]，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识别和改变具有形式偏见的技术代码，以使更多公众的利益以及权利得以实现。

四、民主形式和实质的统—：深层民主化

在芬伯格看来，所谓“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使更多的技术活动者参与到技术的设计和再设计过程中，在对技术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实现民主化。“民主的合理性”概念和社会建构论是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的核心理论。其中，“民主的合理性”的目标就是使技术民主化，改变当前适用于技术霸权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技术霸权情况，就必须改变当前的合理化在技术设计中的体现。通过民主的合理化进而实现技术的民主化，将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融入到现有技术体系中，在此，芬伯格强调了参与者的利益，他认为技术民主化的实质就是利益问题。在现代社会，技术决定论由于强调技术对社会的决定作用，从而陷入乐观与悲观、正效应与负效应只可取其一的两难境地，这就影响了技术民主化的进程。对此，芬伯格运用社会建构论来研究技术，并提出“技术代码”概念来分析技术的社会建构特性，对技术统治论进行反击。要实现技术民主根本在于公众参与技术的发展，因此芬伯格更多关注了公众的看法，他认为技术民主化的主体是公众，公众参与是促使技术质变的关键性因素，“技术变革的民主化意味着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者政治资本的人们获得参与设计过程的权力。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非技术人员的参与是有害的，民主化仅仅增加了他们的数量和种类而已” [8]。为此，芬伯格指出，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争论、创新对话与参与设计、用户对技术创造性的再利用这三种方式来实现技术的民主化。

芬伯格认为，技术哲学家提出技术的“民主化”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社会问题：“一是在技术社会里，技术专家获得了过多的权力，这是以外行人变得越来越消极为代价的；二是一些制度的非民主的、集中化的结构和相关的技术设计之间的联系；三是专家权力以及非民主的、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组织使传统价值观和自由观均遭到侵蚀。芬伯格把这三个问题和技术组织的领导者所赢得的操作自主性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化”想要发挥功效，不仅必须涉及技术设计的改变，而且必须涉及技术行动中专家和外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权力分配。芬伯格把这称之为‘深层民主化’” [29]，以区别于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因此，对于技术民主化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种法定权力，而是一种动议权和参与权。事实上，“深层民主化涉及一个政治进程或策略，通过这一进程或策略使用者的亚团体(技术大众的分类)采取的直接行动在社会中产生了新实践或技术决策机构的基础。在这种新实践中，主要技术机构或技术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将享有一种规范的政治参与并在型塑技术代码和技术设计中发挥作用。这一实践将把权力从专家和所有者那里转移给所有其利益受技术影响的使用者，分裂的技术大众在一给定的技术中拥有多样化和截然不同的参与者利益，并且所有技术大众都将成为民主的代理人，在决定运用何种技术的过程中他们共享政治权利并且拥有共同的利益” [30]。

政治哲学家认为“深层民主化”概念并不能作为衡量技术改变的标准，指出芬伯格提出的所有案例都表明代理人不会把这种行动视为实质的目标。而芬伯格认为，技术政治涉及程序和实质两个方面，并且用医学领域的具体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芬伯格指出，“医学领域内削弱专家的操作自主性这一程序被提出来是为了确保技术决策代表更广泛的利益，而不仅仅为了自身利益来扩大权力。与此同时，即使患者不再服务于非实质性的目的，但他们争取和获得的程序上的改变仍具有普遍的民主意义。当艾滋病患者对临床研究的设计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把这样的实质性结果视为改进治疗的途径，同时也提升了绝症晚期患者的自由和尊严” [31]。因此芬伯格认为，能提供这些利益的改革是受欢迎的，本质上是民主、独立的，不管患者是否通过程序的改变强加于它，实质和程序的结合一般情况下标志着民主干预向科技的渗透。

二、相对于传统本体语词的创作步骡去开垦，转换后们母材更容易展升观念的生成质态表达出动态的能量:置换到到新的质顶！

五、结语

芬伯格在理论上对技术民主化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技术民主化理论的意义主要在于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芬伯格试图以技术的民主化途径实现社会的变革，这为解决技术现代性问题指出了一条具体的理论方向。在芬伯格看来，犹如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技术民主也是整个社会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据此，芬伯格指出，技术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对技术的分析既要分析技术蕴含的社会矛盾，又要在技术变化中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所以，芬伯格把他关于技术政治化的论述看作是统一整个新社会改革运动不同领域的基础，他乐观地认为“技术可以实现多种类型的文明，我们远没有耗尽它的民主潜能” [32]。其次，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主张具有全新的内涵，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技术与民主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在芬伯格这里，他主要关注的不是权力、法律和社会设置，而是公众的生活意义以及潜能的实现，并希望通过政治个体参与到技术设计中来重新界定他们的社会角色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公众更关注的问题是“我们是何种人类，我们期望居住在什么样的世界中，在我们的日常事务中，我们期望的最基本的正义和平等是什么？”[33]，因此芬伯格的民主化强调的是人类的意义以及命运。 最后，芬伯格特别强调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人民大众的力量，这是以往技术现代性批判所忽略的内容。芬伯格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认为民众对技术民主化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技术和技术专家的崇拜使他们习惯于将自己视为设计的观众而非参与者，因此要调动公众的热情，使他们参与到技术民主化的过程中。

尽管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但是他的理论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芬伯格的参与者利益这一概念太抽象，以至于芬伯格在用实际案例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没能对其做出清晰的说明。为此道培尔特认为“我们将如何决定哪些人的利益、何种挑战对一个或多或少的技术的民主化做出了贡献，这需要一个具体的说明” [34]，从而在这一问题上芬伯格仍要做出进一步的探索。此外，参与者的利益是否与社会的标准相统一的问题也是芬伯格所忽视的，具体来说，即使各种反对团体的意见是正确的，并与技术专家们的主张恰好相反，但也并不能确保反对团体的看法是可行的。那么，当意见不统一时，如何平衡各个集团的利益，芬伯格没有给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从而导致他的理论缺乏说服力。其次，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问题就是对技术的民主控制问题，但是他的理论缺乏对“控制”、“民主”等概念的明确的界定。芬伯格在其技术批判理论中指出，资本家凭借对技术的控制，进而控制劳动条件，从而处于技术霸权地位，致使资本家在生产中根本不顾及下层民众的观点和利益。尽管芬伯格以“操作自主性”这一概念为基础抨击了资本主义的技术霸权，但是如果技术仍然控制在资产阶级的手中，那么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的实现就是

一句空话。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中，技术已不再是单个人所能进行的活动，而是受到一定科学共同体的制约。国家作为一个大的科学共同体，往往在资金、人员等方面控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因而公众在控制技术发展方向上是有一定困难的。因此，道培尔特指出，“尽管工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技术的民主控制，但是对芬伯格而言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因为‘技术代码中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35]。最后，芬伯格忽略了技术专家在技术民主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与此同时，芬伯格在强调公众主动参与技术设计是实现技术民主的关键的同时，却忽略了公众和技术专家的关系，以及技术专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些都需要芬伯格对其做出阐释。总之，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理论给我们带来启示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需要一个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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