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生，男，甘肃景泰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科技与社会。

季羡林先生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20年代前后的留学生可以比作报春鸟、普罗米修斯。他们最早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告诉国人，把西方人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以及具体的学科知识和专业技术带回祖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难免要对西方科学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以及产生了四大发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样的问题有所思考。这些留学生们出国前都受过传统文化教育，谙熟中国文化传统。出国后又受到了系统的科学教育与专业训练，可以说是中西兼通。“那时在留学界，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是任叔永先生。”[1]228两种革新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改革中国的传统，学习西方科学。白话文在语言上为学习西方科学扫清障碍。科学救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国人宣传科学是什么，科学方法是什么，科学的思维等。这样，中医就被推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科学冲突的风口浪尖上。

关于中医存废问题、中医与科学的问题的讨论学术界已经很多。在言及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发展时，学术界一般把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发表的《医药说》和《废医论》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医可废, 药不可尽废”的观点看作是中国近代主张废除中医的创始者。从1912年“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说起，历数历史上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几次交锋，但至今并未见到有文章详细分析产生中医存废问题的“源”与“因”。中国传统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单单对中医产生这么多的争论？这些争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笔者通过对这一时期留学生们留下的文章进行文本分析，试图从这一视角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力图说明一二十年代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背后的“源”与“因”。

由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内控制度不完善的情况普遍存在。高效的财务管理需要好的内部控制体系配合，好的内部控制架构更是促进行政事业单位实现长远发展的重要手段。单位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负责。

试区岩体透水率随灌浆次序的增加而逐序递减的规律明显。Ⅱ序孔的透水率比Ⅰ序孔递减了11.3%，Ⅲ序孔比Ⅱ序孔递减了66.4%；补强孔比Ⅲ序孔递减了62.8%。由此表明，随着灌浆次序的增加，试区岩体的渗透条件也随之逐步改善。从各次序孔的透水率区间分布情况来看，岩体透水率大于50Lu的孔段，经过Ⅰ序孔灌注后由30%降至20%，经过Ⅱ序孔灌注后降为0[2]。

一、对阴阳五行思想的批判

在中国古代，“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气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成分，阴阳表示事物的属性和分类，五行是表示事物相互关系的一套符号模式，这四者结合起来即可在思辨的层次上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中国古人把宇宙、自然界、人体和人类社会等都看作有机整体，通过直观体悟和综合把握等方式对之进行认识。中国古代的有机论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宇宙万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内在联系，每一事物都是按照等级次序与别的事物联系着。一切存在物的和谐合作，并不是出自他们自身之外的一个上级权威的命令，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强调事物之间的有机关联性，认为每一现象都按照等级次序和其他现象联系着，这是有机论的基本特征。正如《庄子·齐物论》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医的整个哲学思想是和道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黄老之学中的“黄”就是指黄帝内经，而“老”就是老子的道家学说。如《老子》学说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医核心观点之一也是宇宙是放大的的人，人是缩小宇宙。人的饮食起居都要跟着自然的变化相一致。“法于阴阳，和于术数。”[7]174按照这种思想，中国人“出而附丽”出“天地自然之窔奥，”不需要“复深加研究”。在古人看来，天上有金木水火土五星，地上有仁义礼智信五德，人有心肝脾肺肾五脏。天有12月，人有12经脉;天有日月，人有双眼;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地有江河山脉，人有血液骨骼;一年有360天，人也有360个学位。这些都是自然之理，不必进行生理解剖。因为“《易》开物成务，万事万物都是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8]555这一切对于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归国留学生来说，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全是这些“愚昧”“荒谬”的东西造成的。于是西方科学与中医就对立了起来。新式教育的兴起，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渐渐被排除在新学之外。但中医却还在生活中流行不衰。因而，它就成了迫切需要利用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们的众矢之的。

任鸿隽认为中国阴阳五行哲学喜欢虚诞离奇而忽略合理的思想。“自箕子以《洪范》陈教，所言多五行阴阳全说。周末齐稷下之士，尤善煽唱。秦火以后，今文家说盛于西汉。五行胜克阴阳生死之说，羼满经籍。遂若世间于可察可觉之一切现象外，别有一不可思议之物，为世界一切物变之主宰。而究其所谓五行之说，以统物质，则匏落不切实际，以调世变，则纠绕而不近物情。盖于人之知识智慧，两无取也。夫润下何能作碱，炎上何以作苦。嗣是道家者，出而附丽之，则阴阳鬼神之说中于人心，至今为烈矣”。[4]73这就是任鸿隽唯科学主义的表现。从科学的角度观之，阴阳五行仅仅属于自然哲学。李约瑟说：“我们对于五行和两种力量(即阴阳)的理论所作的思考已经表明，它们对中国文明中科学思想的发展起了是一种促进的作用而不是阻碍的作用。[5]330事实表明，五行说对古代科学认识活动的影响，只是到了汉代之后才逐渐显示出保守性。并不是像任鸿隽所认为的那样一开始就是引人入邪道的东西。事实上，从应用价值来看，五行说为古人提供了一种构造理论体系的工具，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锻炼思维的方法。我们需要研究为什么这个认识自然界的理论模型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什么西方走出了四元素说，而中国却没有？按照西方科学中的形式逻辑，自然会产生任鸿隽提出的诘问“润下何能作碱，炎上何以作苦”，但这并不影响中医服务于治病救人。为什么对于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一概排斥，与鬼神同斥。原因很简单，在任鸿隽看来科学之为物，“其施于实用，则为近世工商业上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今社会改革之原。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故谓科学为近世西方文化之本源，非过语也。”[6]68另外，任鸿隽还认为中国哲学重文章但轻实学。中医两千年来就是以《黄帝内经》为鼻祖。医家言必谈内经。寻章摘句，奉为经典。这恰恰是留学归国的学子们所贬斥的。

在中医看来，精和气是神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当精没有的时候，气首先就没有了；当气没有的时候，神也就跟火苗似的慢慢灭了。人体就是由精气神构成。中医的理论实际上就是精气神的理论。中国古人把能指挥人的内心，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称为神。把能指挥宇宙万物变化的，古人也叫神，天神和人神应该是合二为一的。中医强调神是让身体这个小宇宙里的神和主宰天地的神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就是人和大自然的节奏步调保持一致。钱穆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15]380有学者认为，“正是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西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最终发展出了各自的科学思想和宗教思想。”[16]256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对健康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国内市场对于乳制品消费的进口需求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乳制品市场消费潜力巨大。［1］但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国内乳制品的市场供应不足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者需求。因此，长期以来中国乳制品贸易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另一方面，国内乳制品市场上的危机事件不断发生，导致消费者对国内乳制品产生了信任危机，国内乳制品市场发展缓慢。［2］作为全球乳制品最大进口国和消费国，研究中国乳制品进口贸易的现状以及进口需求弹性，对于优化中国乳制品进口、提升乳制品进口质量、促进国内乳制品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0年代前后我国派遣学生到美国留学，空间上跨越了一个太平洋，心理上却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强大的工业文明，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他们当中大多数有志青年发奋学习，希望通过自己学得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让祖国也逐渐强大起来。也有一些人不仅学好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还从整体上对西方科学有了全面的了解，对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进行反思，如竺可桢、王琎、钱宝琮、胡明复等。有的甚至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解西方科学，积极投身于将西方科学之花整株地移植到中国的事业上，如任鸿隽先生。1908年初，任鸿隽东渡日本学习西化工。1912年，27岁的任鸿隽又到美国学习自然科学。1915年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担任社长，刊行社刊《科学》杂志，矢志将西方科学之花整株地移植中土。1918年回国，在中国播撒科学的种子，传播科学，一生践行科学救国的伟大抱负。从西方国家移植科学到中国来，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从他留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他回国前后，产生了西方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在这种碰撞中任鸿隽及其科学社同仁所做的努力，可以流露出中医遭厄的时代气息。

二、中医的哲学思维

希腊人留下两种科学遗产，一种是几何数学，另一种是因果律。就后来两者对于科学的贡献看，当然几何数学的作用远远大于因果律。阿基米德一枝独秀，把几何数学和实际结合起来，发现了浮力定律和杠杆原理等，从而告诉世人繁花似锦的几何数学之花还在未来。纵观西方科学的发展，数学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数学的高度抽象性很难被非数学专业的人理解。但那些优秀的思想和理论却常常深刻地反映着现实世界的本质特征。数学语言在表达思维时表现出了惊人的精确度和清晰度。希腊没有产生科学，但却为科学的诞生准备了方法，只是这种方法缺乏实验。整个希腊时期，人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理性思考方面，这些玄思为后人提供了严密的形式逻辑，精致的宇宙模型，巧妙的公理化法，可惜希腊人并没有把这些方法和实验结合起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大批奴隶的劳动使得他们无需关心人世间的现实生活，大量的闲暇加之自由的生活氛围可以使他们尽情追问真理，思考那些理想国里的事情。在他们眼里的真正的圆不是太阳、月亮，真正的矩形不是门窗，真正的圆和矩形在理念世界里。他们思考的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的问题是测量土地的埃及人绝对不关心的，因为他们的土地测量不存在永远的长和宽。希腊人这种无功利色彩地对于真理的追求与后来培根的对于科学的功利性追求大相径庭。培根曾说，“古希腊连一个有用的实验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而希腊人的确不屑关心这种“脚下”的事。而培根的作用正在于此。

在任鸿隽看来“海通以来，西力东渐，东方诸国受其势力之压逼，而莫知其势力所自起。浸假而见其制作之奇巧，则以奇制为西人之特长。浸假而闻其工商之发达，则以实业为彼方之独擅。迨迟之又久，去所谓奇制与实业者，皆有学以为之本根。又迟之又久，始去西方之学，有异乎东方之所谓学者，其名曰科学。于是又以为科学者，即奇制与实业之代表。”[2]224但实际上，科学是把自然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以增进智识为指归，故其学为理性所要求。”[3]68-69而中国的阴阳五行的思想与西方尚崇实、重试验的西方科学相距甚远。

为进一步扩大劳动输出，促进农村人口转移，麻江县先后聘请了有关专家到项目区举办了烹饪、焊工、电工等职业技能免费培训班，参加培训农民共9 954人（次）。为有效解决当地农民外出找工作难等问题，该县还专门组织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内外多家知名企业进行考察，结合实际联系一些生产经营条件及社会信誉较好的企业直接到项目区招聘人员，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据统计，2012年项目区外出务工人员共9 156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3.28%,较2007年增加了20.37%。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民收入，还减轻了人为因素对大自然的干扰，促进了生态自我修复。

中医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与天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应该认识到这种关系，使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达到一种和谐与平衡。这就首先将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归类，即将有共同的能量和神灵基础的东西归为一类，共分归五类。同一类中一种被触动，整个这一类都会被触动，因为它们背后有着共同的神灵。这五类之间有着相生相克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五四”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把阴阳五行当作框架体系的。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景，基本上就无法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可见五行生克制化关系是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和思维模型。一年四季不符合“五”，就生造出一个长夏。金生水不宜理解，在历代的文人术士都毫不怀疑其是否正确性的情况下，强为之求解，也就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和解说。[20]49-54这种情况表明，“凡是一种思想，到了能支配社会心理的权威地位，被支配者自然心悦诚服，绝不敢怀疑，而且要尽量加以塗泽补充的功夫，使它越看越可信。”[21]641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当一定的思维方式经过原始选择，正式形成并且被普遍接受之后，它就具有相对稳定性，成为一种不变的思维结构模式、程式和思维定势，或形成所谓思维惯性，并由此决定着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决定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一切文化活动。”[22]182-183根据五行生克制化理论，秋天属金，肝属木，而金克木，所以秋天的气会抑制肝气、肝血的生发。肝开窍于目，所以这时候视力就会有所下降，简单地说就是，秋天的金气克制了身体内的肝胆之气，这样就容易出现雀盲症。如果想解决这种矛盾，中医的方法是炖点羊肝、猪肝补一补，吃上一阵子，眼睛就明亮了。可见，中医理论与经验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中医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经验层面，在于临床经验、用药上，如果脱离了这些经验，中医理论就无法够建构。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认为万事万物由气构成，气分阴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学者李约瑟说：“阴阳理论在中国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中国人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一种根本的调和与统一，而不是斗争与混乱。”[17]301万物按性质分作五类，分别以木火土金水代表。“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规律，也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18]404人体内有形的脏器也分五类，按照五类事物生克制化的原则和思维模型调节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处于协调状态。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中国学者也承认：“吾国学术思想，受五行说之支配最深，大而政治、宗教、天文、舆地，细而堪舆、占卜，以至医药、战阵，莫不以五行说为之骨干。士大夫之所思维，常人之所信仰，莫能出乎五行说范围之外。”[19]193但并没有将“五”神圣化的迹象。

三、西方近代科学诞生原因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中医的指导思想，元气、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基础。美国史学家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指出：“东方的古老思想与生态学的新观念相当契合。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生物学鸿沟和道德鸿沟都荡然无存。[9]150澳大利亚生态哲学家西尔万和贝内特也指出：“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10]148按照中医的哲学思维人体内的气要跟着大自然之气同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合夜守时，不逆阴阳。比如说中医主张夏天大自然中没有冰，人就不要吃人造的冰，如冰淇淋。韩非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据和普遍规律，理是事物的形态和特殊规律。道作为普遍规律，是与万物的特殊规律相一致、统一的[11]20。中医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好，是因为它不是大自然中自己产生的，是人造出来的。核桃的内部结构像人脑，所以核桃补脑。厚朴树干直叶阔，所以能够通利肺气、大肠气。这些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习惯于对事物作经验性总结，不善于作理论性论证。对于自然现象，“但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12]2352004年，杨振宁在一次关于“《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讲演中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古人注重实际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实行科举制度、视技术为“奇技淫巧”、无演绎推理方法、注重天人合一[13]346。但有的学者认为，“天人合一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14]376

采用传统临床见习教学模式。①护生以小组为单位分批进入见习科室，带教老师按照见习大纲以案例为依托讲解相关理论知识。②带教老师组织护生至床旁观看典型病例，护生提出相关问题，老师解答并总结。③见习结束，护生独立完成见习报告。

任鸿隽一直很崇拜培根。樊洪业称任鸿隽是培根的铁杆粉丝。[23]79他在归国前后的文章多次提到培根，将他作为西方科学发展的坐标原点。“迨十六世纪文学复兴，而科学萌芽同时并茁，弗兰西氏培根(Francis Bacon)导其端，加里雷倭(Galileo)、牛顿(Newton)明其术，其后硕师辈出，继长增高，以有今日之盛。”任鸿隽崇拜培根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受到哈弗大学校长观点的影响,哈佛大学校长爱里亦脱(C.W.Eliot)曾经来访东方国家。归而著书告其国人曰：关于教育之事吾西方有一物焉，足为东方人之金针者，则归纳法是也。任鸿隽认为，“试验方法对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两大贡献：一方面的贡献是避去一切玄理空想，在宙宇间的自然现象上去探求研究材料，另一方面的贡献是这种探讨的路径可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引到高深的地步，不至于如其他的哲学方法，常常成了一个绝潢断港，永远没有发达滋长的可能。”[24]499这实际上就是任鸿隽在归国前后向国人传播科学的核心观点，也是他认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基本观点。

欧洲科学之成立，原于归纳的论理法。“凡少习欧洲历史者，未有疑其言者也。今夫回溯欧洲科学之祖者。不以为加里雷倭。不以为牛顿。而以弗兰斯氏培根(Francis Bacon)当之。培根者、首倡为以归纳的方法研究自然事物者也。虽其人于科学上未有重要发明。而其建立归纳的论理法以为研究事物必由之术。则为科学发生之种子。此其功在万世而不可没也。”[25]211这里包含的观点有很强的片面性。目前西方学术界在培根和笛卡尔对于近代科学的诞生的贡献问题上评价并不统一。有的学者认为培根是近代科学之父，有的说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不是得益于培根的观察与实验，而是得益于笛卡尔的逻辑演绎。这种争论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诞生是经验的贡献大还是逻辑演绎的贡献大。事实很清楚，牛顿的四个定律不是从归纳法中得出来的。牛顿曾经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如果他所说的巨人我们可以理解成伽利略和开普勒的话，那么，无论是伽利略地面物体运动三定律，还是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也都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一般学术界都把伽利略称作近代科学之父，尤其对他创立了数学加实验的近代科学方法推崇备至。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与培根在皇家学会组织一些工匠所进行的为霍布斯所嘲笑的哪些科学实验还不是一回事。况且，早在13世纪，罗吉尔·培根比他更早地提倡实验方法，强调“经验事实”在整个科学研究程序中的奠基作用。他大声疾呼：实验胜过一切思辨，实验科学是科学之王。同时他还非常强调归纳的认识作用，认为归纳就是科学理论发现的逻辑通道，故而它认为科学研究基于归纳方法。弗兰西斯·培根也认为知识来自实验，实验是最好的老师。他的《新工具》就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写。他想告诉大家获得知识的方法是归纳。两个培根的归纳法与亚里士多德的是不一样的。二者所不同的是罗吉尔·培根的思想在漫长的中世纪冬夜里昙花一现，而弗兰西斯·培根的思想在文艺复兴的早春中久久盛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热情、性格和思维能力方面，文艺复兴都是产生了许多像培根这样学识渊博和多艺的巨人的时代。事实上，科学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张力中成长起来的。[26]143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尽管彼此不同，但是它们是兼容的、结合在一起的。

四、结语

中医既不属于西方科学中的理性主义，也不属于西方科学中的经验主义。因为西方科学诞生过程中起作用的理性主义在具体方法上是以数学为工具，按照形式逻辑推理，经验主义是以观察实验为具体形式，而且这种观察实验与中医个人经验积累完全不是一回事。与任鸿隽一样对中国科学有一定思考的其他归国留学生有的也从不同的方面寻找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问题的原因。如化学家王阧1922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之科学思想》一文。在该文中他认为中国科学不振的原因，很大一分部是因为政府的专制、学术(如易经、阴阳五行学说)的专制对中国科学的发展进行极大的“摧残”造成的。陈立先生认为天人感应、自然化生的拟人思想的泛生论以及易经、阴阳五行学说所决定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导致的中国未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科学。

通过对中医与西方科学的对比，我们就会明白在民国初年中医惨遭厄运的原因。接受了西方科学教育的归国留学生，怀抱强烈的科学救国信念，希望尽快在祖国建立和发展西方科学。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好像当时新式教育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新式教育固然可以培养其新的国民性和科学文化，但在新式教育尚在蹒跚起步的阶段，传统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还深深地影响着国人。一种强烈的帮助国人尽早接受科学文明的归国留学生们对旧的文化唯恐抛之不及。作为传统文化精粹的中医由于其有用性在国人心目中有着广泛得影响和顽强的生命力，于是中医废存问题就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解读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医科学性问题的争论，我们不能无视这一深刻历史的“源”与“因”。

参考文献：

[1] 陈衡哲. 陈衡哲早年自传[M]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 樊洪业,张久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3] 樊洪业,张久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4] 樊洪业,张久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6] 樊洪业,张久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7] 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M] .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5.

[8]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 董军等.无为、知止、贵生、爱物：道家生态伦理思想探析[J]．学术界，2008(8).

[10] Richard Sylvan and David Bennett. Taoism and Deep Ecology. The Ecologist. 1988(18).

[11]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12] 蒋友仁.阮元，畴人传[M]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13] 杨振宁.曙光集[M] .北京：三联书店，2008.

[14]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M].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

[15] 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M] .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

[16] 席泽宗.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17]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8]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9] 齐思和．中国史探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 胡化凯．金生水说考辨[J].中国史研究，1995(4).

[21] 范文澜．与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第五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2] 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3] 樊洪业.任鸿隽1916年的科学梦[J].2014(01).

[24] 樊洪业,张久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25] 樊洪业,张久春.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26]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J].中国社会科学，1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