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为自由》一文中，阿伦特因袭了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自由，将自由与政治合二为一，指出自由就是个人以勇气进入公共领域中进行言说和行动的政治参与。她的政治自由理念复兴了古典共和主义自由观，开创了新雅典共和主义学派，在当代自由思潮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任何一种理论都来源于现实，最终也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如果脱离了现实，那么这种理论就将会走向空洞和缥缈。将阿伦特的政治理念与社会现实对接时，会发现她的政治自由过于纯粹和理想。她强调自由只是作为政治的自由，对于经济和社会等问题避而不谈；重视公共领域中的行动自由，试图切断与私人和社会领域的联系；强调行动不受动机和结果的束缚，行动只是为了展示个人的卓越；主张民主式的政治自由，实际上倒向了少数政治精英式的自由；认为政治自由以摆脱劳动必然性为前提，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者的自由。这些问题使得阿伦特的政治自由理念在转向现实社会应用时面临着不可逾越的障碍。

一、纯粹的政治自由

阿伦特在《何为自由》一文中强调自由只能是作为政治的自由，“自由作为一种可确证的事实，与政治共存并彼此交织，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1]141。这种自由是人们置身于政治公共空间中进行言说和行动才能实现的自由。她主张一种纯粹的政治自由，反对任何经济和社会问题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她认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应该放到政治参与中来讨论，政治参与者如果在公共领域中对经济或者社会议题进行言说，那就是对政治自由本身的遮蔽和扭曲，因为经济事务是受人类生存必然性支配的领域，把经济问题置于公共政治领域中来讨论，将会导致政治行动屈从于生存必然性之下而失去自由。她批评到：“自现代肇始以来，由于生命安危成为人们的首要关切，结果，所有行动都根本上屈服于必然性之轭下；而照料生命必需品的专门领域是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对这个巨型的且不断扩张的领域的管理活动，已经遮蔽了政治领域。”[1]147因此，在政治自由与经济议题的关系上，阿伦特主张经济是自由的保证，但是不能成为自由的内容，希望将经济与社会议题排除于政治自由之外，确保经济与政治各守本位。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是社会的核心问题。相对于政治生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个人的经济生活，即使人们参与政治更多地是出于对个人利益和生命安全的考量。现代政治国家逐渐成为了服务型国家，解决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过程，政治的议题也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阿伦特将经济问题撇到公共领域之外，试图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很难操作。阿伦特这种脱离了经济问题的自由遭受到了诸多的批评和诟病。赫勒认为，“在理论层面上，阿伦特排斥了广阔的议题，这些议题是生活在日常世界中的人们视为最重要而且最切身的问题”[2]，这使得她的政治自由过于纯粹，而脱离复杂的社会现实。蔡英文*蔡英文，学者，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早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英国约克大学博士，专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其专著《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2002)是国内较早研究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著作。在《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中批评阿伦特“把政治从社会经济与道德伦理的领域分离了出去，……忽略了人在具体生活世界里政治、社会经济与道德伦理的相互关联性”[3]264，不可避免地使政治参与空洞化。阿伦特捍卫政治自由的纯粹化，使得她在很多问题上不得不保持沉默，没有了经济作为实体性的依托，政治就缺少了实在性的内容。她隔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政治自由在现实应用中存在巨大的障碍。

阿伦特在其政治自由理念中把自由完全等同于政治自由，从根本上反对经济对政治的入侵，一方面窄化了对个体自由的理解，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提倡的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观。马克思认为未来人类将从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三者的压迫和束缚中不断摆脱出来，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个体层面上，自由反映的是人自身的解放，是指个体的行动不再受客体的支配，能够获得自觉自主地发展，而且能够在天赋潜能、活动能力和道德品质等方面都获得全面的发展。个体对自由的追求是多方面的，自由既表现为各种生活、体力、智力发展需要的满足，也表现为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政治自由只是个体需要的一部分。阿伦特只强调政治自由，而现实生活中一个排除其他议题而只专注于投入政治领域的人会变得脱离现实世界，因为“政治不能涵盖人与世界全部的存在经验”[4]。另一方面阿伦特对于社会层面上自由的理解过于狭隘化。她为了捍卫政治自由的纯粹性，追求一种完全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脱离经济，实际上割裂现实生活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掏空了政治参与的内容。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层面上，自由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解放，涉及了经济、政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由的实现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5]507，要实现人类的自由就必须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取得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的基础上，才能为自由的实现创造条件。如果自由的实现离开经济条件，失去经济基础的依托，政治领域中的自由只能是一种虚幻的自由。阿伦特对自由的纯粹化处理，使她排除了广泛的社会议题，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恰恰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这种纯粹的政治自由也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事实上，现实政治问题争论的焦点往往都集中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尤其表现在对利益的分配上，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参与中，经济问题难以回避，更不可能将政治与经济完全分开。阿伦特只流连于政治的自由，而忽视了经济问题，无异于忘记了自由实现的根源来自于现实的经济基础。

二、理想的公共领域

阿伦特认为自由彰显于行动和言说之中，而行动和言说必须依靠一定空间的存在才能实现。“政治的目的或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就是建立和保存一个空间，让作为‘秀异’的自由得以展现”[1]146-147，这一空间就是公共领域。她主张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者的界限必须是明确的。私人领域主要是指人们维持生存必然性而进行劳作的家庭领域。公共领域是人们以行动和言说相遇的公共空间，在其中任何的人和事都可以被听见、看见。公共领域具有最大的公共性，任何私人性的事物都不能进入其中。但是自从劳动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后，社会领域作为一个庞大的家务管理活动的组织逐渐兴起。阿伦特认为社会领域的兴起一方面将本应属于私人领域的活动引入到公共领域中，使得私人生活处于他者的关注之中，具有了无处不在的社会公共性，从而对个人的隐私构成了侵犯和威胁。另一方面私人事物入侵到公共领域，破坏了公共领域的政治公共性，隐没了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萎缩与衰落。阿伦特认为针对于此，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固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两者之间分明的界限，恢复公共领域的纯粹性，重建政治公共空间。

阿伦特政治自由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认为每一个人的政治参与在理论上是必须的，只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而且强调必须给每个人政治参与的机会，任何人只要愿意进入公共领域参于公共事务就有参与的权利。但另一方面，阿伦特又主张并非每个人都要参与公共事务，“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或者必须关心公共事务。自选过程由此得以可能，它将在国家中汇集真正的政治精英。”[12]。这实际上对那些不热衷与公共事务，以及没有足够条件参与公共事务的人都被排除在政治自由之外了，所以这种政治自由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英式的自由。虽然后期阿伦特拓宽了她的行动观，开始关注行动的沟通和协商，重视参与式民主的重要性，但是阿伦特并不总是信任民主，她并没有否定精英式的追求，而且主张政治自由是有等级的。可见，虽然阿伦特的行动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行动的个体进入公共领域进入言说，但很多人却不具备阿伦特所说的行动的素质条件。这样看来，阿伦特大众民主的政治自由观不过是一种纯粹理论上的构建，其实质是少数人的精英政治。

阿伦特将人类活动区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种活动中，劳动和工作都是不自由的，只有行动是自由的。阿伦特政治自由理念中将劳动连同劳动者一起排除于自由之外，主张只有公共领域中行动者才能获得自由。她认为劳动对应着人的生命必然性，提供人们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各种产品和服务，一切劳动的特点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很快被消耗掉，这种活动辛苦徒劳，永无止境，劳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反自由的必然性活动，只有将这种劳动的必然性转嫁给他者，方能追求行动的自由。阿伦特悲观地指出现代社会中劳动的解放并不可能带来劳动者的自由。“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7]93现代劳动的解放将所有人变成劳动者，处于生命必然性的统治之下，从而丧失了构建和维护自由的动机和能力。而且“即使劳动变成了自由阶级的职业，也‘只是把奴隶阶级的职责带回给了他们’。”[7]93她认为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只是独自地与自己生命必然性交往，劳动者既不是与他人在一起，也不是与世界在一起。即使劳动者的聚集也不过是本质上劳动动物的增值。劳动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不能体现其个性和身份，根本上不能产生行动过程中的人的复数性。这种集体劳动虽然存在他者在场，但是每个成员只是作为纯粹的生命必然性个体而存在，由此可见，阿伦特并不认为劳动者有自由的可能性。

三、超然的政治行动

阿伦特政治自由理念中的行动超越了动机和结果的支配，行动的原则仅仅是为了展示个人的卓越，行动不仅凌驾于动机和目的之上，还试图超越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私人利益的束缚，实际上已经架空了行动，她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动机和行动要受到一定的客观社会条件的制约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动机和行动的产生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人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活动，这种有目的的实践性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特征。动机与目的属于同等概念，是人的主观观念形态，由动机触发行动才能够使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世界。动机与其触发的行动都要受客观的社会条件制约，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的。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行动摆脱不了社会关系的束缚，任何行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客观条件下进行的，不存在超越性的行动。阿伦特的行动既脱离了现实的私人利益又超越了客观社会条件，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操作。另一方面，阿伦特以摆脱劳动必然性作为行动的前提，以牺牲大部分人的时间去换取另一部分人的自由，这实际上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极度认同和赞扬。在私有制中，劳动的异化只能造成人的本质的丧失，形成人的片面的畸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来取得时间和空间来发展自己的个人能力，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状态。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度基础上的一部分人的自由，只能是一种虚假的自由。他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个人发展是建立在广大无产阶级自由丧失的条件之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承担社会劳动的全部重任以获得维持自己生命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私人时间全部被劳动占用，没有自己的空余时间发展自己，只能处于被压迫和畸形的发展之中。而“自由时间的运用，是整个人类发展的基础”[11]，人类社会只有通过推翻私有制度，建立公有制社会，才能破除这种对他人时间和劳动成无偿占有的社会不平等状态，使所有成员都能够实现普遍的平等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显然是不会赞同一部分人利用私有制度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力来换取自己的发展。真正的自由只能建立在超越资本逻辑，扬弃了私有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在那里不存在摆脱劳动必然性的个体，任何人都不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个体不再受外在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是通过自由自觉地劳动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本质力量。阿伦特脱离劳动必然性的行动回归到了私有制基础之上，以支配别人的劳动为前提，这实际是对异化劳动的肯定和对不平等社会关系的默许。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参与政治的目的更多的是利益之争，在政治参与中行动者并不会只是关心政治和自由，不去触碰物质利益和私人利益。这种纯粹是为了实践政治自由而展开的行动是脱离现实基础的。阿伦特的政治自由不受动机和结果的支配，只是为了追求卓越或者达成一致性而行动，将“政治基本上是一件作为展示的行动与作为鉴赏的判断之事” [8]。这种兼具审美性的行动将任何物质和经济利益都排除在外，实际上已经掏空了行动的内容。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的公共领域的特点是世俗性，不存在超越性的行动。[9]韦尔默强调我们所有的社会问题最终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问题。阿伦特把真正的政治行动付诸于无偏无私的行动中只能导致自由的绝境。“阿伦特决然无法解释真正的政治行动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因为在她看来，与社会的物质再生产——劳动的社会领域和物质利益——相关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被理解成是真正的政治行动领域之外的。”[10]同时，现代社会尽管随着科学技的发展，人类用于生产性劳动所消耗的时间越来越少，生命的必然性也相对容易克服，但是阿伦特的行动以摆脱劳动必然性为前提，这必将带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支配，使一部分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只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劳动的异化。

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获得自由，而且现代国家也希望给所有的人在政治上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但是由于现代政治需要一定社会物质基础的支持，良好的政治教育背景，足够的财力和闲暇时间这些现实的条件支持，所以就潜在地将对公共事务没有兴趣，迫于生计的穷人，没有良好政治教育背景的大部分人排除在了政治自由之外。因此，追求政治参与的自由会多少有一些精英主义的色彩。邓特雷弗指出，阿伦特展示自我卓越的行动“有太多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色彩。政治在这里被视为伟大的、优美的事迹表演，永世流传的言语的产生，以及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的彰显。公共领域就像是展现个人卓越不凡得表演舞台，而不是个人获得一种公共资格的广阔背景，在这里也没有建立一种相互关系和广泛团结” [13]。理查德·沃林曾指出阿伦特的自由思想并不是她所提倡每一个人的参与政治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的精英型的政治参与。“通过欢迎‘行动’的美德，海德格尔和阿伦特都千方百计地超越‘大众社会’的平庸性和千篇一律性。作为两人分享的质疑普通人政治能力的结果，两人的政治思想仍然是深刻的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14]另外，现实社会中由于政治精英缺乏未能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公民的监督，极有可能造成政治的腐败。阿伦特这种政治民主参与式的政治自由更多的是具有一种价值本体论的主张，而在现实生活中操作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会不自觉地倒向精英式自由主义。

阿伦特指出真正的自由是在行动中显现出来的，自由就是去行动，“因为成为自由和去行动是一回事”[1]145。阿伦特的行动是超然的，她认为在行动过程中，行动不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也不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自由本身就是行动的动机。“行动是自由的，意味着一方面必须不受动机的束缚，一方面不受作为任何可预测结果的意向目标的束缚……行动是自由的，就在于能够超越它们。”[1]145行动者是只关心政治和自由，行动的原则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与其他人不同，展示自己的卓越，这里她期望的是一种既无偏无私又超凡脱俗的政治行动。另外，阿伦特的行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人必须有闲暇。行动者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必须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能够从生命必然性的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摆脱必然性和追求绝对自由的代价乃生命本身，或毋宁说，真正的生活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活为代价”[7]86。这种特摆脱劳动必然性的自由只能建立在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支配之上，可见，阿伦特所要回归的自由状态是依附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

四、自由，谁之所属

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公共领域已经无法切断与私人领域的联系，许多所谓的私人问题，比如个人的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政治议题中处于中心位置。阿伦特反对私人和社会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入侵，试图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完全分割开来的政治理想，与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参与有着很大的差异。西方学者佩特曼批评了阿伦特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彻底二分的方法，指出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体生活与集体生活或者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相互联系，而不是彼此分离和对抗”[6]，这种二分的方法已经超越了社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切实际性。蔡英文指出阿伦特讲究求分的方式割断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可能互动联系，“坚持这样的理论立场，阿伦特否定了现代的官僚体系以及福利国家政策”[3]131。现代社会的兴起使许多私人领域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公共议题，阿伦特试图切断公私领域两者之间联系的做法，实质上是对近代以来兴起的社会领域的诘难，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一大挑战，这一“求分”的思想是脱离现实基础的，在现代社会中难以操作。

经长期的勘探开发，红柳泉油田已发现许多油气藏。对已发现油气藏进行精细解剖，研究区岩性油气藏主要有3种类型（图4）：砂岩体上倾尖灭油气藏、物性封闭油气藏、断层-岩性油气藏。

在去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之前，我脑海里对大象的印象是这样的：身体庞大，食量惊人。但在参观野象谷之后，我对大象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大龄单身男女最怕被问的不是事业，而是婚姻；老人最惦记的不是自己，而是儿女啥时候结婚生娃。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心理边界，父母过问儿女婚事要适度，尽量正面引导，否则不仅会破坏亲情，还可能起反作用，影响儿女理性选择。

阿伦特的政治自由提倡每一个人在参与政治方面都是平等的，都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那些不热衷于公共事务，没有条件用言行展现卓越的人实际上是被潜在的排除在自由之外的。这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提倡的普遍的人类自由观大相径庭。马克思要实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个体都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的自觉、自愿、自主的发展，个体不再受到异己力量的压迫，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发展是指个体的自我意志得到了体现，各种社会性需要、精神需要、素质潜能、个性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获得高度丰富。“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5]。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 一切人都能够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因此，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一个个体自身的本质力量都普遍地得到发展同时，又包含着每一个个体之间都普遍地得到发展，这两方面互为条件，相辅相成。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它既重视个体自身自由全面的发展，又关注个体间自由全面的发展。这种自由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以后，是能够实现的，这是一种普遍的自由观。马克思的全体人的普遍的自由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条件，建立在物质生产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阶段，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不再受到外在力量的奴役，能够自由自觉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已经脱离了社会经济基础，没有考虑大众是否具备政治参与的条件，将自由的实现寄希望于人们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如果公民不热衷于政治，对政治参与没有兴趣就可以不去实践这种自由，这样实际上就将大部分人排除在政治自由之外，因此，阿伦特所提倡的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是一种普遍的民主式自由，而只能是属于少数政治精英的自由。

五、劳动者无自由

阿伦特认为社会领域的兴起，使私人领域的事物入侵到公共领域，破坏了公共领域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在阿伦特反对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入侵这一问题上，她漠视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张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单个的人不构成社会，社会是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总和，人只有在社会的相互交往中才能丰富自己的本质和内涵，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个体的很多利益和诉求也都需要通过社会公共领域来得以解决，实际生活中很多有关私人领域中的问题都是公共政治生活中谈论的焦点议题。对当前社会中的个体来说，一个完全超脱于私人领域生活议题的公共政治领域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阿伦特排斥社会领域的兴起，反对社会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入侵，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这一理论的否定。阿伦特所言的社会领域接近于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市民社会。马克思的市民社会通常意指独立于政治领域的经济活动领域。而她所言的政治公共领域与马克思政治国家即政治上层建筑相近。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形成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社会逐渐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不同的领域。在马克思看来，一开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混沌一体的，两者没有明确的界限。市场经济出现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市民社会逐渐成为政治领域之外自由的经济活动领域。因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阿伦特认为近代以来社会的兴起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衰落，应该排除社会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干扰，固守公共领域的纯粹性。与之不同，马克思认为在本质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5]41。市民社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基础地位，它决定着政治国家的性质和内容，同时政治国家反过来影响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不能切断二者之的联系。阿伦特所向往的是一个完全脱离私人和社会事务的纯粹的公共领域，甚至政治言说的内容也只能局限在公共事务上，任何私人和社会事务的入侵都是对公共领域的破坏。但是政治生活必定建立在对现实社会关照的基础之上，正是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决定了公共领域讨论的议题。阿伦特运用绝对二分的方法论，试图切断私人和社会领域与公共领域，忽视了市民社会领域在政治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作用，使得政治上层建筑失去市民社会的依托，在现实运用中有着不可逾越的困难。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劳动已经进入到公共领域，绝大部分人迫于生计在社会生产中从事者满足生命必然性需要的劳动，而且随着劳动的解放以及人们对普遍平等自由的追求，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领域中庞大的存在群体。阿伦特在现代社会劳动解放中看到的不是自由的解放而是自由的失落，她将劳动排除了政治之外的同时，也将劳动者排除于政治自由之外。菲利普·汉森反驳了阿伦特将劳动排除于政治的看法，“作为最非现世的、非政治的人类活动。劳动过程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政治内涵”[17]37，阿伦特将劳动归属于非政治，“这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或必然的结论”[17]40。塞拉·本哈比批评阿伦特将劳动局限于私人领域，工作局限于社会领域，行动才是公共领域的活动，反对劳动进入社会和公共领域中，这是在等级制的立场上否定现代社会劳动的尊严，也否定了作为一般意义的劳动者，忽视了家庭劳动的意义。现代社会中劳动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到了公共领域中，劳动者也从原来孤立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成为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员。 阿伦特希望将劳动严格限制在私人领域中，主张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劳动和工作是不自由的，同样劳动者也是不自由的，这是对现代社会劳动的轻视，也是对劳动者的否定，已经脱离了社会现实基础。

2.4 ABCG2 ELISA检测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阿霉素组ABCG2蛋白表达上调，苦参素组和联合组中ABCG2蛋白表达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将人异化为动物，而工作将人异化为机器[18]，无论在什么制度下，劳动者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也不是自由的。她指出：“马克思认为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解放从属必然的工人们，使他们获得自由，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人的时候，自由的领域完全消失。”[19]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所有人都成为劳动者之后，人们只能退化到劳动动物的水平，没有任何行动的能力，这只能是自由的丧失。这里阿伦特与马克思的观点迥然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劳动史，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马克思指出劳动使人类通达自由。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由于支配关系的存在，工人的剩余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种异化劳动的状态下，劳动者还处于被压迫状态，因而是不自由的。当私有制推翻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劳动将被消灭，人类的劳动将回归自由自觉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存在方式。当人与人之间实现了普遍的平等时，个体不能通过支配他人的劳动而获得自由，那么就需要个人利用自己的部分时间来从事生产劳动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样每个人都是劳动者，劳动从一种被迫的行为变成了人的主观意愿。可见，即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跨越到自由王国，劳动仍然存在，人类不可能摆脱劳动。但是，未来社会的劳动者只要按照自己意愿，在自由自觉的劳动中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就是自由的。在阿伦特这里，劳动的概念非常狭隘，劳动仅仅是指满足人类生存必然性而进行的活动，而且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中，这与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化大生产是完全不一样的。劳动进入公共领域是现代劳动和劳动者解放的重要表现，生产社会化下劳动内涵也进一步扩展了，它不仅仅包含阿伦特意义上的劳动，还涵盖了阿伦特意义上的工作和行动，一种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因此，阿伦特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劳动”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缺乏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与阿伦特的“劳动”不同，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是异化扬弃后的人们自由自觉的劳动。正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扬弃了异化劳动，不再受到他人的剥削和压迫，才取得了政治解放的自由。而且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时，人们之间摆脱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每个人才能够有机会自由的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才能，使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在扬弃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是自由的。阿伦特将劳动限定于私人领域，并以此为出发点分析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劳动，得出无论如何劳动者都不能获得自由，是其政治理论与现实生活的错位。

六、结论

阿伦特的政治自由理念既基于现实却又超脱于现实，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迈克·哥茨根曾批评到：“阿伦特试图运用二分法，对二分法的钟爱倾向使得她能够构建起一座在宽度和深度上都足够巨大的理论大厦。然而，这种二分法的视角一旦转向现实，问题就会开始出现，并产生像西洋跳棋盘那样黑白分明的概念性空间。”[20]阿伦特执着于讲究二分的方法论，以期为人类构建一种理想之域的政治自由理念，并且在此基础上，倾其毕生精力为我们打开了政治自由的理想之门：政治自由就是人们摆脱劳动必然性的束缚，进入到公共领域中进行言说和行动的自由。

第二次筹粮高潮是进行松潘战役和准备过草地的1935年7、8月间，分两片区域，一是黑水、毛尔盖；一是党坝、卓克基、松岗、马尔康、梭磨地区。

但由于她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联系的唯物史观，使得其政治自由理念过于纯粹化和理想化。她希望将经济和社会议题排除在政治之外，追求纯粹的政治自由，这是对个体自由追求的片面化和畸形化理解，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这一理论基础的否定，从而使其政治自由的实现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她希望切断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联系，来重建理想的政治公共领域，这是对人是社会的动物的漠视，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理论质疑，从而使其政治公共领域的重建失去了个体生活和市民社会的内在依托。她希望卓越的行动能够超越动机和目的，并且建立在摆脱劳动必然性之上，这是对动机和行动要受客观条件制约的挑战，同时也是对马克思自由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社会中这一观念的颠覆，从而将其政治自由的实现限定了在私有制社会中。她主张将自由的机会给予全体公民，但是又指出政治自由最终只可能归属于少数的政治精英，从而否认了马克思对普遍的人类自由的追求，从而将其政治自由限定在少数人中间。她把劳动限定在私人领域，将劳动者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认为劳动者毫无自由可言，这是对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劳动通达自由的驳斥，从而导致其对劳动者尊严的践踏。由此可见，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已然颠覆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由于阿伦特试图借助绝对二分的机械方法论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这促使她不得不人为地、刻板地割裂现实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客观联系。她对现实问题过于纯粹刻意的处理，已然偏离了辩证唯物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使得其政治自由理论超脱于现实。因此，当阿伦特理想之域的政治自由理念在转向社会现实时就会濒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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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理查德·沃林．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6．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17] (加)菲利普·汉森．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M]．刘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8] 程广云．劳动、财产和自由——在马克思和阿伦特之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2)：127．

[19]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46．

[20] Michael G. Gottsegen，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