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作为生态文明的根基，林业体制的创新改革首当其冲。事实上，近年来的林业改革已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从过去被称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悄然变成了新时期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的“前沿阵地”。为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全国各地展开了丰富多样的林业政策试验，林业制度创新改革风起云涌，形成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林业治理经验。如何将实践经验总结提升，亟待学界在理论上予以检验和支撑。然而，尽管多样化的改革实践为林业政策分析提供了肥沃的“试验田”，但以林业政策为对象，引入科学理论，进行规范化的研究在国内学界仍难得一见，在微观层面研究某项具体林业政策的形成与执行的更是寥若晨星，这与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根本地位不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林业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内容的复杂性，很难找到合适理论进行综合分析；[1]另一方面是学界对林业政策的公共政策属性认识不足。当前的林业政策需通过协调相关群体利益和责任分配，重构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间相互关系，[2]政策研究不应深陷部门政策的泥潭，而要转向公共政策。[3]本文以福建省试行的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试验为例，引入扩展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重点关注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即回答政策是如何产生的，又是怎样将政策制定的目标转化为政策结果的；同时，检验西方政策过程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给出相关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林业政策分析的研究进展

国际上，林业政策分析最初是作为林业科学的二级学科，最早涉及林业政策研究的是林学家而非政策学家，林学家对林业政策大多是规范分析，导向政策建议，而政策理论的应用相对较少。随着林学院校开始引入政策课程，林业研究者逐渐接触并将政策理论运用于林业政策的分析之中。[4]加之国际环境运动的兴起逐渐唤起人们对林业的关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成熟的理论被引入林业领域，[5]林业政策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林业政策研究与国际相比相对滞后，对研究方法较迷茫，[6]理论的缺失是学界共识，现有研究更多停留在政策阐述和比较分析上，引入科学的政策理论的研究相当罕见。[7]

(1)效果观察：每天由1名经过培训的护士及1名麻醉师专门对全院所有自控镇痛患者进行为期2d的抽样调查。其中麻醉医生对自控镇痛患者进行2次随访评估, 分别在术后第一日的8am、4pm进行，护士于术后24h或48h再次进行随访, 并向患者详细解释调查的目的、注意事项, 获取调查结果并记录, 同时每次进行现场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并记下满意度评分。

近年来，学界逐渐认识到林业政策具有公共政策属性，而一项政策之所以为公共政策，是因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吸纳公众的参与并反映社会公共利益。[8]森林的多功能特点决定了林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然涉及多个相关利益群体的参与和利益重构。也就是说，林业政策不只是林业部门的内部政策，而是公共政策。[9]在公共政策领域，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被分为议程设定、政策形成、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结果评估五个阶段，各阶段并非线性依次发生而是离散且相互关联的。[10]

(二)扩展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

本文综合多源流模型与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形成扩展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来阐释中国情景下的林业政策过程。从政策过程阶段来看，Kingdon提出多源流模型较为适用于政策议程设定和政策形成阶段的分析，它由问题流、政治流、对策流、政策之窗和政策活动家五个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三股源流是独立运行的，除非政策之窗打开，为政治活动者(个人或团体)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将三股源流有机联结在一起。如果成功的话，则有很大可能形成新的政策。[11]近年来，Howlett等学者就如何将多源流模型扩展并延续到其他政策过程阶段展开了一系列研究，[12]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图1 扩展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综合多源流模型与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绘制而成。

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等多方力量博弈主要发生在政策制定阶段。而在我国，政策制定只是开始，政策执行才是各方角力的战场。[13]本文采用Van提出的线性政策执行模型，包括六个影响政策结果的变量，构建了扩展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见图1)：(1)政策的标准和目标。包括政策制定目标是否明确、具体、可测量。(2)政策资源。政策制定不仅确定了目标，而且还规定了为实现目标所配套的政策资源，包括赋权、财政支持等。(3)组织间沟通。包括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机构间的纵向沟通，也包括政策执行组织间的横向沟通。(4)执行机构的特征。主要包括：机构本身及个人的权限；机构对内部各分支部门的控制能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机构的活力；机构内部的开放程度；执行机构与政策制定和其他政策执行部门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系。(5)影响政策执行机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如支持政策成功执行的经济资源是否足够、政策是否具备合法性、精英和利益集团对该项政策的态度等。(6)政策执行者的回应。如接受、中立、拒绝等。[14]

可见，无论对当地政府部门还是社会而言，重点生态区位林“限伐”政策对地方政策执行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精英和利益相关者的推动使得这一问题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

三、案例分析：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的形成与执行

(一)案例地点及研究方法

Y市地处闽中偏西，森林资源丰富，林地总面积24.95万公顷，其中国有林占20.76%，集体林占79.24%，森林覆盖率80.9%。现有商品林19.64万公顷，生态公益林5.32万公顷。改革开放以来，福建Y市的集体林管理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世纪90年代，Y市先后进行了股份制林业改革和林业分类经营改革，形成了政府领导下的行政、公司和事业三大林业管理体系。进入21世纪，Y市更是成为全国林业改革的焦点和样板：率先开展集体林“分山到户，明晰产权”改革，拉开了全国集体林权的改革序幕；成立了全国首家林业要素市场，促进林地市场化流转与林权抵押贷款；运用参与式的方法促进采伐指标分配过程中的相关利益群体参与。2009年，Y市被国家林业局确定为全国唯一的林业改革与发展示范区，拥有了林业改革先行先试的权利。历次林业改革的宝贵经验和“先行先试”的特权为Y市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改革奠定了基础。自2003年福建率先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伊始，笔者与福建省三明市、南平市等地市开展了长期的合作和调研，建立了良好的校地合作关系。本案例的形成，基于笔者团队2014年9月至2017年10月长期的跟踪调研和参与式观察，数据来自研究团队收集整理的材料，包括田野笔记、会议记录、政策文件、政府和主流媒体报道等。

(二)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1.问题源流。问题源流用于解释为什么政策制定者对一些问题给予关注而忽视其他问题。笔者研究发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之所以成为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焦点，有两个决定性原因。首先，政府出台政策的衔接和延续性较差。福建省1998年开始实行森林分类经营改革，划分商品林和生态公益林。2001年，福建开始对生态公益林按面积进行补偿，许多集体所有的山林都被划入了生态公益林。2003年，福建全面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又将部分公益林“误划”给了林农。2012年为响应生态省建设，福建省政府要求将“两环一沿”等重点生态区位的山林界定为继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省级公益林之后的第三类 “公益林”，即重点生态区位林，并采取严格保护与限制采伐政策。但林改时这些重点生态区位内的山林已明晰到户，并通过流转，成为林业大户投资经营的商品林。尽管Y市之后采用了“等面积置换”等方式进行补救，但仍有1.4万公顷商品林位于重点生态区位内。其次，“限伐”政策造成政府与企业、林农间利益矛盾激化。以Y市为例，当地的营林企业与林业大户通过流转等方式经营着该市大部分的林业资源，他们多是当地的精英，在政策形成和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话语权。毫无疑问，作为林业改革重要的利益相关方，“限伐”政策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与千家万户的林农一起纷纷对“限伐”政策表达不满和担忧。这从地方媒体报道中可见一斑：Y市营林企业在限伐政策出台的2011年，公司木材产量从19万立方米跌落至12.8万立方米，当年报亏4700万元。*“美丽福建”伤及林纸企业业内呼吁生态补偿. 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3-05/3916998.html.林农前期投入林业经营的大量资金成了不动产，部分林业大户有数百万元资金被锁定在山场，有的因借高利贷投资林业而债台高筑，林业的处置和收益权无法落实，极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首先，为保障赎买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Y市成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是赎买政策的制定者，拥有行政管理权，有权指导协会开展日常工作。具体职责包括出台相关政策与规定、设计赎买规模、监督资金管理、制定林分赎买办法等。

对于C-C键形成的自由旋转链,a≈1.5l,所以其均方末端距为h2≈2nl2,与自由旋转链结果一致,此时le=2a-l≈2l.

正常女性生殖道中的血液屏障和精子胞质中的免疫抑制物可抑制免疫应答反应的产生。如果女性生殖道损伤或发生炎症反应，原有的屏障被破坏，可发生免疫应答，产生抗精子抗体。抗精子抗体可分为IgM、IgA、IgG、IgE 4种，在不孕女性中IgM的检出率最高，IgA次之[55]。抗精子抗体对于不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阻止精子进入宫腔并降低精子活性；②干扰精子获能并抑制顶体反应；③阻止精子穿过透明带；④干扰精卵结合过程；⑤通过诱导巨噬细胞及杀伤细胞损伤受精卵和胚胎，引起流产[56]。

2.政治源流。Kingdon的政治源流包含三个因素：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动、行政或立法上的换届。Zahariadis等人对政治源流三因素进行了修正，将其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即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使得该理论更适用于那些具有相对集权的政治系统和强有力的政党国家。[15]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党和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是否会被采纳和获得支持。福建是我国林业管理制度改革创新的一面旗帜，执政者历来对福建林改十分重视，对深化林改中涌现的问题保持持续关注。在强大的政治源流的推动下，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一直在政策制定者的计划里酝酿和发酵(如表1所示)。

 

表1 福建省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的政策文件及主要影响

  

时间政策文件主要影响201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林业发展的若干意见》(闽政[2012]48号)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强化重点区位生态保护,征收森林资源占用补偿费2012《福建省林业厅关于公布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及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区划界定范围的通告》(闽林[2012]10号)全省共区划界定国家级生态公益林2228.68万亩、省级生态公益林2060.99万亩、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977.37万亩2013《中共Y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会议纪要》([2013]20号)、《中共Y市委专题会议纪要》([2013]16号)等自行试点探索重点生态区位林创新管理改革2014《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2号)国家层面赋予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及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试的权利2014《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生态公益林布局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闽政办[2014]160号)提出采取置换、赎买等方法,逐步将重点区位商品林调整为生态公益林2015《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林业改革发展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九条措施的通知》(闽政〔2015〕27号)、《福建省林业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展重点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武夷山、永安、沙县等7个县(市)开展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201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国家层面支持福建省试点将重点生态区位内禁止采伐的商品林通过赎买、置换等方式调整为生态公益林2017《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7]9号)、《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确定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等改革试点参考方案,并在省内全面推进,提出2017年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成果,形成一批典型经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调研数据库资料整理形成。

3.政策源流。Kingdon的政策源流指政策共同体针对公众所关注的某一公共问题提出的意见、主张，政策共同体由官僚、国会议员、学者、智库专家等研究人员共同组成，他们的意见、主张通过多种方式被挑选和检验。[11]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特色的政策源流来自于政府主导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试点经验，这种“由点到面”的方法是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独到之处。[16]正如福建省的案例所示，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是由各个试点依据当地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资源状况等，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政策方案，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方案，如永安的政府、市场、社会联动模式、沙县的改造提升模式等。通过政策共同体的对比、总结和提升，最终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在省级层面推广。

Y市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按照“政府主导，参与，市场管护，统筹协调”的思路，促进和协调了政府部门、社会化服务部门、市场化组织或企业、志愿者团体及林农个人等相关利益群体共同参与，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见表2)。

(三)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执行过程分析

其次，为具体负责开展改革工作和促进相关利益群体参与，Y市成立了社会化、非营利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志愿者协会。协会成员除从市林业局、财政局等相关单位抽调专业技术人员以保障协会日常运转之外，广泛吸纳企业、单位和个人成为会员。协会主要负责筹集并管理赎买基金、向社会宣传赎买方案、定期公示赎买信息和资金使用情况、协调评估机构进行赎买评估、协调林权所有者签订赎买合同等。

Van指出，政策内容除包含目标和标准外，还会为政策的执行提供财政或其他激励等相应的资源来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14]Y市的赎买改革试点获得了省财政专项改革资金，同时省政府赋予了Y市政府更多灵活变通的权力。此外，政策试点取得的成效纳入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5.政策执行者的反馈。由于在试点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者与政策的执行者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政策的制定者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充分吸纳政策执行者参与政策决策，且政策执行者能将政策执行过程中新产生的问题和矛盾较为顺畅地传递到政策制定者那里，政策可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及时修正，因而政策执行者对该项政策的理解较为充分，也持支持态度。

临床在不断的研究实践中指出，对于早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治疗，关键在于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恢复患者受阻血管的血液供应，积极改善患者的心室功能和心肌功能[6]。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再灌注治疗手段主要有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和静脉溶栓两种，这两种再灌注治疗方式在早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治疗中均表现出了较大的临床优势，但是由于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在治疗过程中不仅对医疗条件有较高的要求，同时还需考虑到患者的身体是否能够耐受，因此该治疗方式并不适用于大范围进行推广应用[7-8]。

3.赎买政策的执行机构及其特征。政策制定后由哪个机构来具体执行非常重要，将政策交由对该项政策支持力度大的机构来实施将取得更好的政策成效，[18]如果该机构具有较高的权威和更多的资源，成效则更为明显。

回程在苏州，时已秋转冬，天气沁凉。晚上穿单衣找到个卖烤串的羊肉汤店，边抱怨天气凉得快边要了个葱段覆盖萝卜和羊肉的砂锅，一锅下去，觉得全身滚烫，寒意全都化作白气，冒到一佛升天。立刻觉得：“嗯，夜宵的感觉回来了。”

1.政策的目标和资源。政策是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行为准则，任何政策均会设定相应的目标。就Y市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而言，其目标是逐步对重点生态区位林中适合赎买的林分进行赎买和产权主体创新，实现生态保护和林农利益维护双目标；对赎买的人工纯林进行生态化改造，实现森林可持续经营，提升整体生态功能；探索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生态效益有偿交易新机制和新模式。Y市作为福建省林业制度改革的重要策源地，一直走在改革的前列，Y市政府也希望通过这次试验，达到转变林业政府职能，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最后，为提高改革运转的效率，Y市为非政府主体的参与搭建了市场化平台。在自愿参与重点区位商品林赎买的基础上，林分价值的评估由买卖双方自由选择市场化的森林资产评估机构。赎买价格遵循市场机制，以Y市林业经营上市公司在资产评估基准日的木材销售指导价为参考来确定。此外，赎买的林分产权变更为生态协会所有后，交由市场化森林资源管护公司进行管护，提高了管护效率。

4.“政策试验”背景下的政治活动家与政策之窗。Kingdon认为，政策窗口或是开放于问题源流之中，或是开放于政治源流之中，并指出大多数窗口持续时间都不会很长。然而在中国特色的“政策试验”情境下，政策之窗并非是临时地、短暂地开启，而是受强烈的政治源流的影响而维持开启状态，直至最终的政策方案得以确认。此外，政治活动家也与西方不同，地方政府官员扮演了最主要的活动家角色，各个试点的政府官员都试图在试点安排的机遇下，做出自己的特色，并邀请政策共同体参与，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本地改革方案的合法性。

 

表2 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作用与职责

  

主体作用代表机构职责政府主导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1)制定赎买政策;(2)统筹协调赎买年度规模和计划市场推动评估公司、森林资源管护公司、抵押贷款金融机构等(1)第三方森林资产评估机构参与价值评估;(2)以林业经营上市公司的林木价格作为指导价;(3)市场化的森林资源管护公司负责赎买林分的护林防火;(4)引入市场资本和劳动力对赎买林分进行质量提升改造社会参与生态文明志愿者协会(1)筹集并管理赎买基金;(2)公示赎买方案及结果;(3)协调社会机构评估赎买林分的价值;(4)协调林权所有者办理赎买合同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Y市改革的参与式观察绘制。

4.影响执行机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在政治条件方面，由于Y市历来具备改革的基因，加之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改革的政治条件十分成熟，赎买改革被视为政府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在社会条件方面，赎买政策重新盘活了因限伐政策而被锁定在山场的林业资源，一定程度上挽回了Y市营林上市公司和林业大户的利益损失，因而获得了精英和利益集团的拥护。此外，Y市政府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赎买改革之中，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作了大量的宣传，同时举办了各类生态文明建设活动，增加了社会对重点生态区位林保护和 “赎买”政策执行的必要性的认可度，充分拓展了改革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往往是制约政策有效贯彻的重要因素。除政府的改革资金外，Y市还广泛地从市场和社会渠道筹集资金，形成了以政府资助为基础、社会捐赠为主体、市场化经营及项目资金为补充的多元筹资机制(见表3)。

 

表3 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资金来源 单位：万元

  

年份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市场经营及其他地方财政林业经费改革资金协会基金市场融资碳汇基金2014100050014018270200201510005001525146200201610005000108220000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Y市提供的总结材料绘制。

2.政策执行的组织间沟通。有效的政策执行依赖于政策目标在政策执行各组织间准确无误的传递。在我国“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下，林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遇到各政府机构间目标、利益、资源、信息无法整合的状态，进而导致政策执行的“孤岛困境”和政府治理的破碎化。[17]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方式是建立具有更高权威的组织来引导和监督政策执行，Y市为保障政策协调性和组织的高效性，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副组长，相关领导和政府组成部门为成员的重点生态区位林赎买政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直接负责改革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和监督管理。这种“书记挂帅、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统筹全局”的组织领导工作机制，为Y市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赎买政策的推进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和全方位的支撑。

6.政策绩效。2014和2015两年，赎买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1346公顷，赎买价格比较合理，与林农自行采伐扣除所有成本后的收益基本持平(见表4)。由于一次性资金补偿避免了采伐销售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赎买得到业主们的欢迎。以2014年为例，有意向赎买且参与评估的有700.40公顷，最终签订赎买合同的林地共有669.20公顷，弃权率仅为4.5%。不难看出，赎买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保护与林权所有者利益受损之间的矛盾。同时，通过赎买改革，将重点生态区位中个人所有的商品林变更为协会所有，纠正了以往误将生态林划分给个人的改革偏误，完善了森林分类经营体制，优化了Y市生态公益林布局。

围绕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把教学内容(使用Dreamweaver软件制作网页)、教学软件(Dreamweaver)、教学网站(包含课件、大纲、案例、项目等内容)等常规分离的教学项目合并到教师团队构建的真实的网络学习平台中，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学生的能力培养的统一，把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始终贯穿在真实的网络学习平台中，实现课堂内外学习环境的统一，促进学生继续深入学习相关知识.详见图1.

 

表4 赎买林分起源情况统计表

  

年份总面积(公顷)总价(万元)天然林人工林面积占比(%)均价面积(公顷)占比(%)均价(元)2014669.201977.22145.6722%17865523.5378%327902015684.872601.4996.3314%19485588.5486%41010

资料来源：福建省Y市林业局提供的统计资料。

四、理论反思与案例讨论

(一)理论反思

1.中国“政策试验”情境下的多源流模型的修正。多源流模型是基于西方政治体制而发展起来的政策过程理论，其为解决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制定问题提供了思路，但若将其置于完全不同的中国政治体制下，则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征：第一，在中国“政策试验”情境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并非完全独立。笔者发现，在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问题源流是基础条件，政治源流具有很强的主导作用，而政策源流在政策的制定阶段则不是必须的，因为许多政策主张意见的形成是在政策之窗打开之后才在“试点”摸索中不断形成。也就是说，即使在政策源流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只要某个问题充分吸引了执政者的注意，政策之窗就可能开启。第二，政策之窗并非短暂开启，而是开启后保持“虚掩”状态，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反馈到政策制定系统里，新的政策方案通过“虚掩”的政策之窗渐进性地完善并形成新的政策，直至最终的政策改革方案形成，才关闭政策之窗。第三，当前中国情境下的政治企业家(政策共同体)的组成成分较为单一，政策决策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内部智库，缺少更多元的参与。这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采取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方式。这也为提高“政策试验”的科学性提供了一种思路。

2.中国“政策试验”情境下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政策执行模型打开了林业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黑箱”，将复杂的林业政策执行过程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深刻认识中国政策执行过程提供了可行的方法。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政策执行机构特征、组织间沟通和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是决定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毫无疑问，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成熟是一项政策得以实施的基础，而政策执行机构多元化则能争取到更加全面的支持，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面对中国情境中常见的多部门合作“孤岛困境”，则需要建立一个拥有更高权威的机制来保障组织间的顺畅沟通。

(二)案例结论与讨论

Y市以问题为导向，从组织、资金和制度入手，重构“政府—市场—社会”间关系，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全社会参与的多元协调与合作机制，有一定的创新价值。但应该看到，政策从试点到全面推广，需进一步的试点检验，不能操之过急。原因在于除各地不一定具备Y市改革的环境条件外，赎买政策还存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需要突破。

1.赎买政策的延续性取决于政策的经济资源是否充分。Y市改革资金筹集的可持续性直接决定政策的成败。按平均7.5万元/公顷计算，赎买规划的6670公顷(即10万亩)的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需要资金约5亿元，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力根本无法满足生态建设的需要，而社会募捐将随着募捐次数增加而越来越难以筹集资金。另外，对于当前商品林300-450元左右的林地使用费，部分山权单位对重点生态区位林的林地使用费标准期望值过高，赎买难度较大。若经济资源不够充分，政策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很大挑战。

对建立的输电塔有限元模型进行模态分析,可以确定结构的振动特性,得到反映结构动力特性的自振频率和振型.进行模态分析得到钢管塔的前12阶自振频率和振型特征如表1所示,前3阶模态振型如图2所示.由表1和图2可以看出:该钢管塔的1阶、2阶模态振型分别为横向和纵向的弯曲,模态频率相差不大,说明该钢管塔的横向、纵向刚度相差不大;第3阶振型为扭转振型,扭转振型出现在弯曲振型之后.

2.赎买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公开性和包容性有待加强。Y市赎买实践的创新之处在于政府引导下的非政府主体的共同参与，搭建了多元治理的平台。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赎买政策的非政府治理主体还具有一定的行政依附性，从生态文明建设志愿者协会组织架构、赎买基金来源到赎买政策的执行与实施等方面仍有政府干预的痕迹。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仍需对非政府治理主体加以适当的引导和扶持，培育Y市市民的公民意识和市场主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探索利益相关者有效参与机制，促进多元治理体系形成。

参考文献：

[1] Howlett M， Rayner J， Goehler D， et al.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to Integration: Embracing Complexity in Forest Policy Design through Multi-Level Governance.[M]. IUFRO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restr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Secretariat， 2010.

[2] Cashore B， Auld G， Renckens S. The Impact of Private， Industry and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Regula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Official Regulation[J]. Explaining Compliance: Business Responses to Regulation. 2011: 245-262.

[3] Jinlong L. Forests in the Mist: Livelihoods and Responses to the Natural Forest Protection Program in China[M]. 2006.

[4] Arts B. Forests Policy Analysis and Theory Use: Overview and Trends[J]. Forest Policy and Economics. 2012， 16: 7-13.

[5] Agrawal A. Forests，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Common Property Theory and its Contribu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ommons. 2007， 1(1): 111-136.

[6] 刘金龙. 迷茫中林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旅程的断裂和知识结构的困惑[J]. 林业经济问题，2016， 36(1): 89-96.

[7] 徐杰芳，田淑英，涂欣培. 林业政策的制定与创新文献综述[J]. 林业经济问题，2016， 36(6): 481-488.

[8] Howlett M， Cashore B. Conceptualizing Public Policy[Z]. Springer， 201417-33.

[9] Krott M. Forest Policy Analysis[M].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5.

[10] Birkland T 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cy Process: Theories， Concepts and Models of Public Policy Making[M]. Routledge， 2014.

[11] Kingdon J W. The Policy Window， and Joining the Streams[J].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1995: 172-189.

[12] Howlett M， Mcconnell A， Perl A. Streams and Stages: Reconciling Kingdon and Policy Process Theory[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5， 54(3): 419-434.

[13] 吴少微，杨忠. 中国情境下的政策执行问题研究[J]. 管理世界，2017(2): 85-96.

[14] Van Meter D S， Van Horn C E.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1975， 6(4): 445-488.

[15] Zahariadis N. Markets， States， and Public Policy: Privatiz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16] 韩博天. 通过试验制定政策:中国独具特色的经验[J]. 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3): 103-112.

[17] 傅一敏，龙贺兴，刘博雅，等.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东洞庭湖湿地治理破碎化问题研究[J]. 林业经济，2016(3): 8-13.

[18] Sabatier P， Mazmanian D. The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 Guide to Accomplishing Policy Objectives[J]. Policy Analysis. 1979: 48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