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且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头”上来说，是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双重演进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

一、我们应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习近平同志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提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且要“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习近平同志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我们究竟应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

据延安时期的老同志讲，毛泽东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一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所说的“超过马克思”，不是说在人品和学识上都强于马克思，而是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够解决马克思没有遇到过和解决过的问题。因此，坚持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和对待马克思主义？

首先，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经”，成为“龙种”而不是“跳蚤”。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法国和德国就有人开始传播马克思的思想，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本是好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粉丝”向自己的“偶像”致敬。但马克思却无情地提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引用了他的好友海涅的诗说道：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很显然马克思不满意传播者对自己观点的阐释，他说这可能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自那时以来，围绕着龙种和跳蚤、正统和异端、真和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着。抛开别有用心者不论，对于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稍有不慎，便会流入跳蚤的行列，成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重新提出要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并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说明这似乎是常识性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和容易的。

其次，要尊重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遵循两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具体实践有机结合，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他们曾指出：“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必须与时俱进，使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使其具有中国气派，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发展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于它是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以及整个国际共运的历史均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理论品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他们总是适应工人运动发展和斗争的需要，而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选择了“共产主义”作旗帜，而且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旗帜抛弃，但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本身的认识也是逐步发展的。起初“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他们并不是从正面意义上来认识和使用的，所以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叫“社会主义宣言”。然而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还在进行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工人政党只能参加并领导这一斗争，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大都叫“社会民主党”而不叫“共产党”。对此，恩格斯的解释是：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指“共产党”），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19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不确切的”（指“社会民主党”）。但是恩格斯还是“容忍了”使用这个名称。他说：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它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让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也许还可以过得去”。②

私有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截至2017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2726.3万户，个体工商户6579.4万户，从业人员合计3.41亿人。它们创造了我国60%以上GDP，缴纳了5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力量。㉒对此，社会上虽有些议论，但党和政府的立场是坚定的、政策是明确的。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6年春天，习近平明确重申了对公有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但同时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党和国家一再强调国企民企“共同前进，融合发展”，这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性选择，“国民并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

其次，在“消灭私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科学辩证的论述。《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里指的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最高纲领，并不是立即就可以实现的。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不能一下子废除私有制”，“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后来恩格斯在1874年的《流亡者文献》、1877年的《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他说“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③。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阶级差别的消除”，才能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④这就是说，废除私有制，决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决不是不顾客观条件而随心所欲可以做的。20世纪苏联和中国历史上犯过的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一味追求生产关系“一大二公”的“左”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恩格斯这些思想的正确性。

再次，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发展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宣布了“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十年之后，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这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⑤三十多年之后，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承认，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那个年代，“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⑥

马克思主义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历史没有结束，实践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继续不断向前发展。

三、列宁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检验和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将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理论，那么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将这种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苏维埃初期的建设实践中检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第二，在建设指导思想上，认识到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改变了“共产主义很快会到来”的估计，强调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多次强调共产主义即将到来。1920年他甚至预言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⑮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必须认真和长期地实行的政策”，在经济建设这条战线上，“我们应当慢慢地、逐步地——图快是不行的”⑯。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⑰从资本主义走上接近共产主义的社会需要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愈长”。⑱

其次，在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问题上，列宁是最早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检验和发展的革命领袖。革命胜利后列宁突出地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⑨“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⑩这说明列宁不是从本本教条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的，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

苏维埃政权于1918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虽然保障了苏维埃政权军事上的胜利，但因损害了农民利益，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1921年春天不少城市爆发了工人罢工和抗议游行，农民频繁暴动，甚至连一向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水兵也举行了反政府的兵变。后来事态虽然平息下去了，但苏维埃政权面临的生存威胁，逼迫它必须改变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不得不决定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

列宁通过实践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行了反思。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承认：我们“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⑪新经济政策实施两年之后的1923年，列宁在病床上根据这一段的实践而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何谓“根本改变”？列宁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⑫这就意味着要通过商业、通过货币和市场关系，按“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用“利益”去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这就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某些设想的带根本性的否定和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发现”并强调了“同个人利益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改变了否定商品交换、否定货币和市场关系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列宁认识到商业的特殊重要性，强调：“商业”正是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⑬1921年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对工业企业重新实行“非国有化”，承认商品货币的作用，实行租让制，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往等新政策。列宁承认， “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指‘同个人利益相结合’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这也是“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⑭

参照国家标准方法GB/T 5121.28—2010[14]中的ICP-MS以及实验方法分别对纯铜实际样品中的杂质元素进行定量分析，所得测定平均值见表5。对两种方法进行平均值一致性检验，以考察两种方法所得结果是否一致，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见，对于Fe、Zn、Sn、Bi这4个元素，t

首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具有“国际性”的。恩格斯曾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⑦。1893年他在致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⑧但是列宁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出发，提出革命将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上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这意味着列宁将“数国同时革命论”，变成了“一国首先革命论”，并开创了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革命胜利的先例。没有列宁的这一发展，就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第三，在对外政策方面，列宁调整了“唤起世界革命”的战略，为苏维埃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最起码的国际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将俄国革命的命运与世界革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支援。但实际情况是世界革命高潮并未到来，于是列宁提出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思想，并论证了这一思想的客观基础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强调“和平共处”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生存的需要，“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⑲他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⑳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列宁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是有政治前提的，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列宁指的是在具备这一政治前提的条件下，对如何搞社会主义的看法与十月革命前相比是“根本改变了”。至于就搞社会主义必须要有政治前提、必须要有“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列宁是没有丝毫改变的。

第三，在关系政权性质、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上更坚定明确了，在属于“手段和方法”性层面的内政外交等问题上，更符合实际和时代特征，更具弹性和灵活性。

办节目，要坚持以事说理，以小见大，反映时代、记录历史，通过电视改版，多在创新策划和表达上下功夫，鼓励采编人员多做有温度、有情感、有思考、有思想的报道，用专业精神建设绿色舆论生态。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国际方位

在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如海宁的马拉松小镇、长白山的滑雪小镇、宁波的赛车小镇、恒大的足球小镇等，涉及了体育休闲类、养生类、度假类和探险类四大类别。当前我国出台的一系列体育产业政策、特色小镇政策都为体育特色小镇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国体育特色小镇的建设也正处于发展期，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明确产业定位、稳住步伐、注重品质的构建是关键所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突出最根本的“新”，主要体现在：一是“新”的时代背景，二是“新”的实践基础，三是“新”的历史使命，四是“新”的理论贡献。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为了准确描述反应动力学过程，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多升温速率等转化率求得的活化能与几个可能的动力学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最可几动力学模型函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大的阶段看，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范围。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即现阶段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消灭私有制是“有条件的”，搞社会主义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随心所欲”，过去“左”的教训很深刻。列宁说“资本主义越不发达，过渡的时间就越长”。毛泽东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也主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㉑。这些思想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优势结合起来，既有坚持和拓展的贡献，也有规范和调整的功绩。除了一系列重大开拓创新之外，纠正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弊端和新问题。它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时期一些“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并竭力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优势结合起来，因而具有“调正补缺”、“校正前进航向”的作用，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自我纠错”能力。针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倾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强化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力挽狂澜，逆转了多年形成的“四风”惯性，深得党心、民心、军心。

可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搞“改革”，完全忽略了这一极重要的“政治前提”——苏维埃政权，从而导致苏共犯了颠覆性错误——“丢失了政权”。列宁历来很重视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这一“政治前提”的，尽人皆知列宁一系列“苏维埃政权＋X”的公式，都是以“苏维埃政权”为“主项”和“主体”的，如“苏维埃政权＋全国电气化＝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等。在列宁看来，“苏维埃政权”是至关重要的前提，只要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东西都可以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让它们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必须“重视政权”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我们以苏为戒，记住苏共丢失政权这一深刻的教训。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另一方面，十九大在属于“手段和方法”性层面的内政外交等问题上，更具有弹性和灵活。这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对内面对国有与私有企业发展的新形势，继续采取“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实际、成长于当今时代国际环境的一种新型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丢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已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书本上论述过的那种“经典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那种社会主义，更不是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当然也有别于亚非拉国家各种名目的“民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之所以说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明确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别的各种社会主义所不具备的。

在洋葱幼苗生长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洋葱的鳞茎便会开始膨大。在这个时期农户需要进行一周左右的蹲苗。完成蹲苗后，洋葱进入鳞茎膨大期，在这个时期洋葱的营养物质将会更多的向叶片基部输送，并且对于水分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加。这是应该逐渐增加浇水的此处，使土壤经常保持湿润的状态。在洋葱鳞茎进阶成熟期的时候，其叶部与根系的生理机能将逐渐降低，这时应果断停止灌水。

19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恩格斯明确使用“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来与形形色色的其它“社会主义”相区别。在恩格斯那里，“科学社会主义”是作为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种革命学说来看待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发展阶段”，这给“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后来列宁将这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明确称之为“社会主义”。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看作“过渡时期”，是后来共产党人以为它很“短暂”，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在取得政权后就急于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理论误区之一。同时马克思关于这个第一阶段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等设想，也有待于未来实践的验证和发展。但是马克思当时明确指出，这个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事实上的“不公平”现象还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我们今天全面认识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意味着既不搞“私有化”，也不搞“单一公有制”，这实际上是坚持“两条腿走路”：既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又积极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做精做细做活民营企业；使“两条腿”同等强壮、使两类企业都能健康成长。这就总体上讲，中国的体制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公有制经济的一条腿”，也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下主要基于“私有经济的一条腿”，其优势是明显的。

有人可能还是担心“非公有制经济”的力量太大了，会不会改变党和国家的性质？只要我们坚持上面提到的在关系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社会方向等根本性问题上坚定明确、毫不动摇，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就不必担心私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再次打开解放思想的“总开关”，破除陈旧的思维观念。前有列宁、邓小平的论述和榜样，无妨胆子再大点，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办事，不要再受传统姓“社”姓“资”的思想的禁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是敌对关系，有矛盾也属于人民内部，利益共同、大方向是一致的。

当前市场经常越来越激烈，煤矿企业要想顺利脱颖而出，应该高度重视管理工作，实行精细化管理方法，这是煤矿今后发展的主流趋势。机械设备在煤矿生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直接关系着煤矿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现阶段很多煤矿企业生产设备比较老旧，对此需要及时应用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让机械生产设备得到精细化管理，保证企业经济效益获得提升。在实际煤矿开采过程中，对运输设备进行精细化管理，将里程碑、反光警示标识等设置在各巷道内，并加强对运输设备的保养。在应用数控技术以后，能够定期检查与维护煤矿运输设备，只要出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解决，让煤矿生产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党的领导下，“资本”事实上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资本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它促进经济繁荣，带来就业，必须肯定其积极作用。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强势，标志国家综合实力越来越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巩固，二者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家也是人民，不是敌人，是建设者，是有功劳的，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当然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一样让其号令指挥一切，也不能让违法资本危害社会，总体讲要鼓励、支持、引导它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页。

其实，“所有制”形式和构成问题上的弹性和灵活性，并未违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一下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情况，就会明白决不应简单地将他们等同于“资本主义”。这里无妨以华为公司为例做点剖析。华为公司是1987年由通讯部队转业的任正非6人集资2.1万，招募14人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有资产700多亿美元，在156个国家和地区有15万员工，外藉员工3万，其中博士员工有一万多。华为强调人力、知识、科技也是“资本”，实行“劳者有其股”，所有员工都有股份，打造“命运利益共同体”。企业创始人任正非本人股份只占1.42%，公司98%以上股份均为员工占有，任正非本人资产只有数亿美元。如果简单地从表面看问题，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公司，还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你具体分析一下华为，恐怕就不能简单地下结论了。事实上近40年来中国这类公司和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是很大的。“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已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走向广阔的国际舞台。1987年邓小平曾尖锐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正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㉓邓小平的这些预言正在变成现实。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就和影响，不仅已经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而且已经超越国界、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为世界各国谋求稳定发展繁荣，树立了生动的实践范本，对世界各国克服前进方向之困、道路选择之惑、国家治理之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选择。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的高层对话会”，有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的代表出席，他们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各种差异，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展开对话交流。这是世界政党史上的空前盛事，也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力空前扩大了。

注释：

①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6、306页。

第二种思路：部分学者从时间顺序的角度出发研究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如姚燕认为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起步（1978年前）、全面展开（1978－2003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和质的飞跃（2003年后倡导科学发展观时期）三个阶段［14］。铁燕等则把党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奠基阶段（1978—1981）；环境保护进入法律轨道→起步阶段（1982—1991）；环境保护从理念到行动→发展阶段（1992—2006）；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成熟阶段（2007—）。生态文明建设方略正式提出这四个阶段［15］。

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证党自身的主体性，保证党不变质，党自身不被资本所同化，反过来还能去教育同化资本，问题的关键不在私有经济的大小，而在共产党本身、在于如何全面从严治党。十九大报告提到的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就不能变成为资本利益最大化服务。总之，党变不变质，是党自身的问题，不能怪环境、怪市场经济、怪私有经济的发展，也不是靠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来解决党本身的问题。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669、32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3页。

由表1可知，鲁氏酵母菌对红霉素(大环内酯类药物)、氨苄西林(青霉素类药物)、氧氟沙星、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喹诺酮类药物)以及链霉素(氨基糖苷类药物)敏感，对阿莫西林有抗性，说明鲁氏酵母可安全用于肉品发酵剂。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384－38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

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⑩⑳《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170－172页。

⑪⑬⑭⑱ 《列宁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248、191、183页。

⑫《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由此可见，智能加工技术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但要真正实现整体加工过程的优化控制，机床、刀具以及工件的状态监测是基础[13-14]，需要通过监测为过程优化提供源信息。其中，机床的状态监测通常通过内置传感器来实现，而刀具和工件状态的监测，机器视觉技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⑮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⑯⑰⑲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217、167页。

一方面，引入“中国梦”宣传教育需要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6〕。各个大学在进行“中国梦”宣传时，需要尊重历史，从实践角度出发，确定实践主体，为大学生制定各式各样的宣传教育活动，确保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实现价值认知的转化，从而提高学习效果。

青辰还发现，随着自己和唐玉烟整日在一起，青萝对唐玉烟的敌意，已经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自己。她开始对自己不满，甚至于有时候连说话都会凶巴巴地瞪自己一眼。

㉑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⑤最大坝高、集水面积、库容信息完整的溃坝水库165例统计分布见图1，可见溃坝案例基本集中于库容100万m3以下、集水面积50km2、坝高30 m以下的小 （2）型水库，为138例，占165座水库的83.6%。说明小（2）型水库安全状况差，应为重点管理对象。

㉒《习近平致信全国个体劳动者第五次代表大会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作用，坚守实体经济落实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18年1月23日；庄聪生：《十九大标志中国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中小企业》2017年第11期。

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根据水利部《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资阳市全域纳入了嘉陵江及沱江中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并列入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市和各县（市、区）要在此基础上由水务部门牵头，协调组织国土、规划、发改、林业等相关部门完成水土保持总体规划修编和项目建议书、可研和流域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编制；有关城镇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开发、水电开发、经济开发区建设、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等方面专业规划中的水土保持篇章，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在2015年前编制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