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者和哲学家被引入中国的。他一进入中国就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境遇和时代命运密切相连，与知识分子家国天下的情怀、趋时求变的志向难分难割。因此，在中国学者眼中，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被旁观、被静观的自在形象，而是一个或多或少充满了现实投射和理想寄托的形象（当然，这与严谨科学的研究态度并不矛盾）。中国知识分子在塑造马克思的同时，其自身也被马克思塑造，这种双向塑造一方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中国化，另一方面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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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季版马克思：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视野下的战士和学者

如果从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在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及马克思、恩格斯算起，马克思之名在中国已经传播了100多年。民国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有十余种，但影响最大的当属1933年由李季撰写、神州国光社出版并多次再版的《马克思传》。该书包含三卷本70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一部白话文的马克思生平传记。

20世纪20年代，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构成了一个复杂而混沌的体系。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一个流派，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翻译家李季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新思潮虽然有“震荡全国”“一日千里”的发展之势，但“当时一班自命为青年的领导者，都好谈谈主义，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地在那里挣扎，说不上有什么研究”[1]。在他看来，马克思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鼻祖”，让世人了解马克思，一方面是要“将马氏一生所经历的事实，所发表的著作，与所表见的学说，冶为一炉，贡献于世”[2]，真正使“马氏生平的态度，品性，和事业等等，使他的声音容貌，言语动作，得一一活现于我们的眼前”[3]；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马克思“予国人以一种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门径”[4]，最终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正本清源。

李季力图真实完整地呈现马克思的形象。他认为，以往描述马克思的著作虽多，但大多仅及一隅，未涉全局。斯巴哥遗漏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并充斥着臆造之谈，破坏了马克思作为工人运动领袖的形象。梅林的马克思传虽叙述正确、论证精密，但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形象写得较少。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传，虽写出马克思的革命家形象，但限于篇幅对马克思的记述较为概略。在李季看来，完整、丰满的马克思形象应当是“战士”和“学者”的统一，“马克思能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同时又能做一个学者，他能‘怒发冲冠’，即刻又能‘雍容自若’，这完全是由于他有一种非凡的禀赋……所以他一入社会的战场，即成为一个奋勇无匹的战士，一进研究室，即成为一个精思玄妙的学者”[5]。如果两面忽视一面，就只能写出“半个马克思”了。在描写马克思生平思想的过程中，李季注重融会中西，突出对无产阶级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介绍。

一是马克思的救世情怀与儒家的士人精神结合。李季早年受儒家教学的影响，性格较为保守，一度选择托尔斯泰主义。后因为参加五四运动、从事马克思主义翻译和研究，又转向了社会主义。但是儒家知识分子济世救民的精神人格仍然发挥着作用。“我当时所谓社会主义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的，完全将中国旧有的意识附会在它的上面。我本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为什么要相信这种主义呢？因为我是一个‘有志之士’，本着一种‘英雄气概’很想出来拯救苍生。在中学时，已醉心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6]。所以，在他笔下的马克思也多少沾染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色彩。李季指出，为了传播和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抛弃世间一切幸福，著书立说，奔走运动，片刻不停，他的目的，全在于此。然他因此所受的痛苦是极多的，他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是空前未有的，也是后起的青年应当矜式的！”[7]。又说，“马克思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运动，既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凡属有觉悟的无产者以及完全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当具有无限的敬意，因而发为诗歌，形诸咏叹，这是人情中应有之事”[8]。对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大无畏革命精神的赞扬，正是体现了对仁人志士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的希冀。

第三，校长、教导主任、学科组长要不定时到教学点听课、评课及检查教案、作业、试卷的批改等。积极派完小优秀教师到教学点送课，提高教学点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二是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具体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工人阶级的同情。1922年，李季受中兴煤矿公司之聘担任英文秘书，在其间深入地了解到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血腥性以及新兴产业工人的悲惨生存境况，使他趋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决。他指出：“现在国际的和国内的大工业在中国许多地方开始萌芽并发展了，工人因生活困苦，待遇不良，举行同盟罢工之事，层见不穷。‘黑暗和凄惨的反面’逐渐暴露出来了”[9]。所以，看到马克思对工厂工人悲惨生活的描述时，作者显然是“心有戚戚焉”。在《马克思传》的《资本论》一章中，李季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等理论部分论述并不多，但是对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血腥和残暴，对女工、童工等工人群体的悲惨境遇却不吝笔墨。并且，对工人悲惨状况知晓得愈深，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渴求就愈强。作者指出，宣传马克思主义比给马克思树碑强得多，因为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能成为物质力量，“群众有了物质的武力，终有获到胜利的一日，无产阶级的群众一旦解放，则马克思便可以含笑于九泉”[10]。这里，他显然是把自我希冀与马克思的希冀融合在一起了。

三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野中看待马克思思想。面对马克思对东方问题的观点，作者始终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进行客观严谨的评价。例如，针对马克思1854年3月在《法国与英国——希腊暴动——亚细亚》中关于中国人与满洲人宗教战争的言论，李季指出，马克思对于“中国人与满洲的宗教战争，未免以欧洲人习于宗教战争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事件，其实即使太平王能够成功，以当时的情势而论，也不会有什么宗教战争跟着出现”[11]。另一方面，他还努力澄清马克思学说在中国遭到的误解。李季注意到，在当时中国，许多官僚、军阀、地主和资本家无知地认为，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者就是要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对此，他指出共产党的目的不是要剥夺单个资本家的财产，而是要向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宣战。所以，“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尤其是对于钱财方面的行动——是纯洁的，高尚的，并且还可以说是神圣的”[12]。

李季的《马克思传》出版于反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塑造的兼具学者和战士形象的马克思，反映了从儒家士人文化脱胎而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对底层劳苦大众同情悲悯以及对救亡图存的时代渴求。同时，该书的问世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了解到马克思学说，让他们认清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实质，从而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萧灼基版马克思：“革命”“改革”变奏中的无产阶级导师

所以呀，无论为副局长亮灯、为普通群众亮灯还是为工作亮灯，都不如为局长亮灯“实惠”。局长是部属的“衣食父母”，加班亮灯让局长看到才是硬道理。有的下属认为，有局长关心的部属是块宝，没局长关心的部属是根草。部属干工作要尽量让局长关注、让局长满意，加班亮灯也如此。

其三，正视马克思具体思想观点的历史局限，突出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学习马列，不应只学词句，而要学其革命的科学；不仅要研究其规律性的结论，而且要学习其态度和方法。”[24]张光明也强调要以正确态度把握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因此，他既不讳言马克思因为时代局限在具体的理论判断上的失误甚至错误，同时又注重从方法论角度揭示马克思思想的普遍性、超越性意义。例如，作者指出，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革命火星或能引起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的预言显然是“过于大胆了”[25]，对资本主义自我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也存在相当程度的低估。但这些具体的“失误”或“错误”并不影响马克思思想方法的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物质生产方式的结构和矛盾出发分析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仍然是具有穿透力的科学方法。正如作者在后记指出，“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物，他的思想与当时充满苦难和矛盾的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历史的发展，他的不少观点固然已经过时或需要作重大修正，但他的理论方法仍对愿意并善于进行思想探索的人们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因此……‘与想法相比，体系是暂时的，方法则有长久的意义’”[26]。

由于新一代WTO-X规则是由发达国家积极主导，这里单独列出来传统WTO+(见表6)与新一代WTO-X(见表7)按国家性质分组实证分析结果，加以对比，以期发现相关差异并得到相应的启示。得到的对比回归结果(2)参见表7。

在萧灼基看来，马克思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为突出这一形象，在马克思生平思想的问题上，作者注重突出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和作用。首先，该书在框架结构上突出马克思的革命者形象。该书采取“生平+著作”的结构，在章节安排上基本按照马克思一生的革命历程来安排章节，以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革命主题和理论主题的转化对各章节命名。例如：第一章“为人类服务才是最幸福的人”，第二章“以‘批判的热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第五章“在欧洲革命高潮中初露锋芒”，以及最后一章“向巴黎工人致敬”。这种安排清晰地勾勒出不同时期马克思的革命形象。另外，原本的写作计划中还安排了“突破资产阶级精神枷锁”，“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致敬”两章，用于描写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形象（因作者生病，这两章内容未能完成）。其次，突出革命活动在马克思思想实现“两个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作者指出，《克罗茨纳赫笔记》关于政治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材料，“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14]。而在1844年初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与工人阶级的直接联系，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参与，成为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到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的一步”[15]。如果说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话，那么，这一时期马克思就已经成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了。这里，作者无疑进一步深化了列宁关于“两个转变”的思想。再次，在关于马克思生平的分期问题上，作者坚持革命实践优先的原则，把1848—1849年特别是《新莱茵报》（而不是一般认为的《共产党宣言》）时期作为青年马克思的下限。这是因为，这一时期马克思直接参与到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之中，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充分结合起来，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注重描写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不屈斗争，维护马克思思想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全书在突出马克思与德、法、英等国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的同时，特别辟出两章专门介绍马克思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一是反对坚持改良主义的拉萨尔主义，二是反对坚持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主义。这与对拉萨尔和巴枯宁持同情态度的梅林是显然不同的。

在革命理论中突出经济理论是该书的又一特征。青年时代的萧灼基就把“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为终身任务”[16]。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如何看待计划与市场、封闭与开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萧灼基曾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他坚决反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由盲目崇拜转向刻意贬低的态度。相反，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亦具有重要意义。他借鉴《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借贷资本两权分离的理论，提出了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企业“两权分离”的理论，成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正因为这一点，萧灼基在其《马克思传》中强调革命理论的同时，也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该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用了约10万字的内容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三大手稿和《资本论》第一至四卷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条分缕析地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运行规律的揭示以及对“两个必然”的充分论证，同时也十分注重从中吸收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思想内容。正如作者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并阐述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也是主要的、决定的力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17]。在第九章末，作者还专辟一节，介绍《资本论》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运用《资本论》理论和方法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新时期的迫切任务”[18]，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本位。

通观全书，作者总体上采信了“正统”的研究思路，突出马克思光辉神圣的伟人形象，但对马克思的普通人形象着墨不多。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完全落入其窠臼，而是将对马克思主义的崇信与自身的经济学专业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作为伟大革命导师和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引路者的马克思形象，发掘了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价值，适应了中国社会由“革命”转向“改革”的时代变奏。

三、张光明版马克思：历史视野中的伟大思想家

作为一种以改变世界、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普遍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古今中西冲突、民族—国家选择、个人兴趣偏好等诸多具体因素的影响，这决定了马克思的形象必然是一个“复数”。因而，刻画马克思的思想肖像对大多数传记作者也就成为一个既有魅力又极富挑战性的工作。李季、萧灼基、张光明版本的《马克思传》，展示了在近现代的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专业背景的中国学者建构马克思思想肖像的努力。李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中国的民主革命刚刚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他充分利用自身的留学经历和外语优势，率先把握到时代的脉搏，认识到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对于改变中国的积极意义，因此他塑造了一个带有儒家特色、反映救亡图存时代需要的马克思形象。萧灼基作为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的学者，经历了我国由苏式经典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化，为适应“革命”与“改革”的变奏，他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笃信与其经济学的专业素养紧密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以政治革命为主线、以经济变革为重点的马克思之理论形象。张光明作为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学的学者，亲历了对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解放洗礼，因此他更注重以平和的心态对待马克思的贡献和不足，力图在公正客观的历史视野中刻画马克思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形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马克思形象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由破碎变得完整，由单面变得立体，不断

张光明的《马克思传》体现了20世纪末，中国学者走出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寻找“真实马克思”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尊重历史、尊重文本的理性态度，以及在寻找“当代马克思”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立足社会实践需要的现实情怀。这表明：要恢复马克思的思想原像，就必须拒绝简单化、教条化、神化马克思或妖魔化马克思的行为，力争还原马克思生平和思想的复杂历史情境。在此基础上，还应当从历史发展的视野认识马克思，顺应时代需要，不断激活马克思著作中潜存的思想资源，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进步的过程。

其二，发掘以往被忽视、在当下和未来却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传统传记模式将马克思剪裁为单面化、简单化的神圣形象，其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马克思思想观点的具体历史情境，掩盖了马克思一些超越时代意义的思想。张光明的《马克思传》特别注意挖掘以往因为各种原因被有意无意忽略和抹煞的、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思想。例如，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与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关系时，作者指出，马克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名言，不只意味着无产阶级要抛弃旧的国家机器，而且意味着要用人民自我管理的方式代替国家机器，而不是在“无产阶级”招牌下把官僚制国家机器重新建立起来。又如，在分析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指出，该书对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性关系的探索，对艺术和审美的超时代性、超阶级性的分析，“已经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深入研究开辟了前景”[23]。另外，作者还对“不断革命论”“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等学说作出了具有新意的解释。这种从时代需要出发，重新挖掘马克思文本中的新思想的方法，无疑是激活马克思当代性的重要方式。

其一，客观呈现马克思思想的时代遭遇，反映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曲折历程。人的头脑是被不同思想和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在社会变革的大时代，这个战场上的思想厮杀就尤为剧烈。张光明的《马克思传》指出，马克思生活在隆隆上升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和剥削本质，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抵制甚至攻击，因此其传播和产生影响并非势如破竹、一帆风顺。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度因为经费搁浅而难以出版；耗费15年心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引来的却是评论界的“完全不理”；正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被爱森纳赫派隐匿了足足16年。相比宏大的、线性化的思想史叙事，展示理论传播的艰涩更能体现理论本身的可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陆续问世以及苏联东欧关于马克思生平、著作的研究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苏联的正统模式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马克思传记的思想主线。该模式主张突出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形象，从“两个转变”框架研究马克思的生平，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突出对“两个必然”“暴力革命”的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并力求把马克思“圣徒化”，将马克思主义“教义化”。萧灼基无疑受到了这种影响，但他在书中对某些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却有很大的深化和突破。

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学，后从事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张光明，撰写了《马克思传》，承担起了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责任。他指出：“我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在‘文革’期间目睹和亲历无穷无尽的惨剧而读书和思考的结果”[19]。因此，相比之前的学者，张光明更多的是以一种冷静和平和的眼光看待马克思，认为“以往年代描写领袖、导师常见的那种令人生厌的‘文件腔’，今天实在不该重复了。作者力图以平时客观的笔调去叙述事实，与事实无关的空头高论，则尽行略去”[20]。在作者看来，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穷尽并垄断了一切真理，而在于其向历史开放、与时代同行的思想魅力，以及“不服来辩”的包容气度。对待马克思的正确态度，不是盲目地崇拜，也不是无端地谩骂，而是认真研读世界历史和马克思的原著，严谨认真地对待马克思、对待时代提出的问题——“马克思是古往今来思想家中最重要的一位，应属不争的事实。即使在当今的世界上，马克思也仍然占有相当突出的历史位置。不论你对马克思持何种态度，只要你认真面对以各种方式困扰着我们的复杂纷繁的问题，试图深入地进行思考，你就无法绕开马克思”[21]。在浮躁喧嚣的时代，“研究马克思，公正地、历史地认识马克思！这不只是为了历史，也是为了我们自己”[22]。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辨识与苏联模式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重新认识真正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套用麦克莱伦关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的说法，在中国学界无疑掀起了一场“寻找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马克思”的行动。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多数有识之士认识到，经过苏联模式斧钺和磨削之后的马克思虽然被“神圣化”，但实际上却禁锢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从而远离了真实的马克思。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社会由革命走向建设、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一元走向多元的时代变化，使背负过重历史包袱的马克思遭遇诸多质疑、非难和挑战，要保卫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重新激活其思想与现时代对话的能力。

这一幕幕发生在9月27日青州市谭坊镇人大专题询问会现场。这场“面对面，一问一答”的‘考试’，‘考官’是谭坊镇的28名人大代表，‘考生’是谭坊镇政府与教育部门、部分学校负责人，双方围绕镇教育工作针锋相对、你问我答，问出了谭坊教育的不足，答出了谭坊教育的明天。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

萧灼基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时，由于被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吸引，被马克思个人纯洁高尚的品格感染，上大学时他立下通读5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传记的宏愿。1983年，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际，作为《马克思传》部分内容的《马克思青年时代》出版；1985年，在恩格斯逝世90周年之际，《恩格斯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在马克思诞辰190年周年之际，被作者认为是“向伟大的革命导师致以崇高敬意的最好方式”[13]的《马克思传》问世。该书篇幅近60万字，耗时50年。半个世纪的写作跨度也使该书带上了这段历史的特殊印记。

纳入标准：①肺部呼吸音粗，可闻及湿罗音、局部呼吸音减弱、叩诊呈浊音或实音；②肺叶内均显示为实变影（基于影像学结果）；③伴有下列症状：咳嗽、气促、发热、胸痛等。排除标准：①疑似或确诊感染对头孢曲松耐药的病原体；②对β‐内酰胺类抗生素过敏者。

中国学者所写的不同版本的《马克思传》不可避免地要让马克思沾染中国色彩甚至戴上中国脸谱。但是，不同的马克思形象的出现，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引路人，而且是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引路人。

喉口面积明确之后，由经验公式可知文丘里管喷嘴长度L1、混合段长度Lt和扩压器长度L2。为让文丘里管收缩角度及扩张角度在合适锥角范围以内，由试验台架的位置布置，分别计算得到文丘里管收缩段、喉口混合段和扩压段长度。具体结构参数见表1,实物见图3。

注释

农村电商人才缺乏是农村电商发展的一大痛点。全国政协委员、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农村电商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核心驱动，不断改进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模式，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尽快弥补农村电商的人才缺口，才是农村电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校尤其是应用型大学应该承担起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的责任。目前农村电商的大发展，农村电商的短缺，针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高校应该供社会所需，探求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的体系，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助力。目前在校村协同共同培养农村电商人才呈现的问题有：

[1][6]李季：《我的生平》，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205页；第223页。

[2][3][4][5][7][8][9][10][11][12]李季：《马克思传》，神光国州社1949年版，第2页（序）；第2页（序）；第29页（序）；第11～12页（序）；第26页（序）；第553页（下）；第17～18页（序）；第17页（序）；第69页（中）；第24页（序）。

[13][14][15][16][17][18]萧灼基：《马克思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第58页；第61页；第1页；第358页；第410页。

[19]张光明：《关于马克思主义史上的若干历史问题——对一位批评者的回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2期。

[20][21][22][23][25][26]张光明、罗传芳：《马克思传》，天地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序）；第3页（序）；第5页（新版序）；第209页；第202页；第495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