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博士教育一直是精细化的小作坊教育模式，是一种研究上的训练和学徒。[1]这种具有英国传统精英教育风格的博士培养模式，使得英国的博士教育受到世界的高度认可。尽管英国的博士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挑战，如教育目的的适切性遭到质疑、学位完成率低和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等，但是英国以积极的姿态作出变革，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促进博士教育供给的多样化、提高学位完成率缩短学习时间、加强技能发展训练、引进国际质量基准和提升导师的指导力五个方面改革了英国博士教育体系。从近年的各类国际排名中不难看出，英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占据世界重要的位置，而其博士教育和博士毕业生也一直备受世界认可。同时，以中国高校的人才引进制度为例，很多中国高校都积极引进英国的海归博士组建新一代科研队伍，甚至有的高校还对英国博士生有着各种优厚待遇，不难看出英国的博士教育在我国颇受推崇。海外文凭真的是他们向上流动的主因吗？他们的社会流动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哪些因素影响着他们回国后的社会流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对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博士生毕业生的社会流动状况进行跟踪观察。

关于社会流动，有诸多定义。米勒认为，社会流动是收入、政治权利、社会关系的改变，技能或者职业特权。[2]布劳指出社会流动的过程是大多数结构变动的基础因素，社会流动不仅影响着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模式，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认知态度和价值观。[3]米勒和布劳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探索社会流动的基础，米勒强调了社会流动的内容，也看到了教育所带来的技能，而布劳强调社会流动的过程和影响。两位学者对于社会流动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互为补充，本研究使用米勒和布劳的定义来研究海归博士的社会流动。

二、文献综述

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改革开放初的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选择接受国际高等教育，这类毕业生的发展前景和社会流动逐渐走进学者的视野，产生了众多研究成果。

1.国际高等教育

她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待了多少时候。人行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

4.家庭背景与社会流动

2.中国留学生

[12]董泽芳、王彦斌.社会流动与教育选择[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7(01): 13-18.

关于留学生文化融合，国内外已有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国内的实证研究还是比国外少。[18]留学生文化融合主要包括心理、社会文化、学术融合。这类研究的成果主要阐述了中国留学生数量巨大，但社会文化融合确实存在巨大障碍。这主要与留学时间长短、语言能力、巨大的学术压力有关，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倾向活在中国社区中。最后也是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海归归国后的发展问题。在讨论海归归国之前，不容忽视的是很多优秀毕业生选择留学所在国定居工作。就回与不回这个问题，Alan Chi Keung通过混合研究方法，探索了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东海岸的精英大学毕业后回国目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作机会（r=+0.32）、家庭纽带（r=+0.23）和在美找工作难度（r=-0.24）分别影响着这些学生的回国意愿。[19]

早在2009年，Dean Xu就研究发现获得西方博士教育的海归回国后在大学就业后遇到的机遇和挑战。[20]发展可转化的国际知识和建立当地所需能力成了博士海归在大学科研中的最大挑战。此外，还有对于海归和本土毕业生谁能在中国的技术公司中发展的更好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由于缺乏本土毕业生的当地关系，以及并不熟知中国现行的政策导向，海归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略输本土毕业生。[21]Anthony Welch通过分析从澳大利亚获得学位的高端人才的工作经历，发现海归重新融入中国社会的交际和价值观尤为重要，因为海归在获得海外学位、先进的国际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对回国后当地文化和环境的进一步理解成了成功的关键策略。[22]

3.中国海归的社会流动

1.性别与社会流动

综上所述，大量关于国际高等教育和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丰富了国际比较教育，研究成果也很丰硕。相比较国外的研究范式，很多国内的研究都停留于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此外，现存的研究缺乏学理的注入，研究深度不足。因此，深入探索海归的社会流动，是国内教育学亟须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侧重对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的运用，过去的20来年里，统计方法在社会流动研究中的运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不得不说，大量的数据统计有其固有的缺陷 。[24]笼统变量的选取和数据的分析覆盖了很多个人特点和个人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也是从本身样本量较小的因素考虑，本研究将使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的访谈，本研究可以收集到受访者内心真实的想法和不同于其他人的个人情况，这样有助于更加真实地了解海归的社会流动影响因素。使用深度访谈收集数据后，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进行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并从中提炼出相应的主题关键词。扎根理论是由格拉斯和施特劳斯提出的，是一种将实证研究和理论构建紧密相连的质化研究方法。[25]通过扎根理论，本研究将对原始数据进行归纳发展以及构建理论，具体分析影响海归博士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四、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根据访谈主题的数据，用扎根理论分析英国博士海归的社会流动。在本研究中，提炼出的主题关键词主要包括性别、教育获得及奖学金情况、在英时间与工作经验及国际交流能力和家庭情况。

基于大量社会流动的研究，很多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Ka Ho Mok指出，很多新兴经济体面对国际竞争时都会选择扩大其高等教育体系，可是这也对高等教育和毕业生就业产生了如下影响：近年来的很多国际比较研究表明，高等教育扩招并不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流动，相反会加剧教育的不平等。[23]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不得不考虑出国寻求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以此增强自己今后在劳工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从留学生的出国资金分析，93%的中国留学生是自费生，只有少部分学生通过奖学金支持其学业，不得不说这成为筛选优秀海归的一项重要工具。关于海归的社会流动研究，国内外鲜有学者研究，主要是因为海归是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正式兴起的一个群体，虽然很多学者着手研究海归的各方各面，但是对于海归的社会流动研究还是相对缺乏。

基础层和传输层信息经济发展薄弱的省份应大力夯实信息经济发展基础，从而推动其他层信息经济的发展。通过落实招商引资政策，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技术服务业，为公众使用互联网提供可得性和便利性。推进地方性项目工程发展，如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制造业信息技术集成应用、先进工艺流程信息化等建设内容，实现“两化” 深度融合的快速发展，并推动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积极推动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探索农村电子商务试点工作，为信息经济新兴业态的孕育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在早期的社会流动研究中，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女性在文化教育的社会地位是远远落后于男性的。根据后女性主义理论的前沿批评家Stlvia Walby的父系主义理论，女性不仅在劳工市场上备受剥削，且在家庭中也是免费劳动力，被丈夫剥削。此外，根据很多女性主义学者的理论，如Barrett[26]、Beechey[27]、Coward[28]、Hooks[29]、Molyneux[30]、Sargent[31]和Segal[32]等，性别不平等还因历史和文化在不同的阶层和种族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根据女权主义的理论，由于阶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之间的社会流动自然也会存在差异。

根据访谈数据发现，男女之间并没有因为性别不同而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流动。换句话说，虽然性别被提到了多次，但是女性依然有着积极的正向流动，流动性并不弱于男性。根据受访者的就业情况，本研究发现：因为在博士学历层面，找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专业对口的工作决定了海归博士的职业发展前途相对光明。在就业机会方面，博士生在找工作时并没有因为性别问题存在机会不均等的现象。本研究的受访者都找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的发展都是信心满满。据受访者G说，她在博二就被国内一所211大学“预定”了，博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做了讲师。因此，总的来说，对海归博士回国后的发展来说，性别并不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因素。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女博士的工作投入远远超出生活投入，这些都打破了对于女博士发展前景的固有藩篱，性别对海归的向上社会流动的影响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但此结果不同于海归硕士，这说明了当代中国的性别不平等是由就业发展的特殊场域决定的，不可一概而论。

2.教育获得、奖学金状况与社会流动

1.4.1 转录水平的调控机理 当mRNA逆转录生成加工假基因时，没有正常编码功能的加工假基因整合到基因组中作为一个新位点，并与其亲本基因相互作用而调控细胞的不同生化过程。高迁移率族蛋白A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A1， HMGA1)是基因激活的特定辅助因子，与肿瘤和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其假基因HMGA1-P的转录物可降解功能基因HMGA1的转录物，原因在于HMGA1-P的转录物和亲本基因HMGA1的转录本在3′非翻译区上共同分享一个重要的转录调控元件[9]。

教育获得本是推动整个社会流动的重要后天因素，但目前很多研究都表明，国内的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成为了一个疑问。[33]中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让中国的绝对流动越来越低。同时，教育不平等、社会关系等问题让社会流动在中国并不顺畅。在本研究中，访谈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的社会流动都呈正向流动。由于海归博士的缘故，所有的受访者都已找到合适且优厚的工作。所以教育获得在社会流动中仍然是重要的动因。可是据受访者的一些数据，其周围的硕士海归社会流动并非都呈现正向流动。这说明不同高等学历的等级也在社会流动中起一定作用，并非所有类型的高等教育都可以顺利带来积极的社会流动。总的来说，博士毕业生的教育获得在社会流动中呈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相比较海归博士，国内博士的平均竞争力并不弱，可单单分析教育类型，雇主还是偏爱国际教育的。但也有受访者的社会层级未发生改变。因为受访者的父亲社会层级比较高，相比较他原始的社会阶层，目前他的社会阶层未发生改变。这一数据说明，并非所有的优秀人才都可以获得明显的社会流动，原始阶层高的人往往很难再获得正向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保持初始的社会阶层，这也是边际效应递减的原理。这种情况不能说国际教育没有用处，只是在社会流动上体现得并不明显。

2.R&D项目与投入。与现有研究R&D的实证文献相比较，笔者更加注重创新驱动不同阶段的企业R&D投入策略，单一的R&D投入金额已经不能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4][7]因此笔者基于对企业年报披露的R&D具体项目和投入情况，来判断企业R&D的投入策略，包括：项目数量(RD_item)、项目投入周期是否短平快项目(RD_long_term)、项目投入总额(R and D)、研发强度(R and D-intensity)、研发基准(RD_item_mean)、研发集中度(RD_item_sd)。此外，在进一步研究中，笔者还选了科技研发人员(Scitechemys)作为稳健性变量。

奖学金在社会流动中确实是教育获得的溢出效应。与国内博士教育不同，英国的博士教育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如果没有奖学金的支持，一般家庭很难支付英国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很多英国博士导师将能不能获得奖学金作为考量中国学生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例如玛丽女王学院的地理学院，不招收自费的国际学生，只有拿到国家基金委或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协会（ESRC）这样的全额奖学金，才有可能会被考虑。李梅也在其研究中指出，在国际教育背景下，奖学金对提升社会流动有重要作用。和李梅的研究结果具有相似结论的Lien，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测算出奖学金在国际学生流动中的积极推动作用。[34]在本研究中，拿到奖学金的且都是受中国留学基金委合作奖学金资助。具体分析这些受访者，根据他们的学业成绩、学术成果，发现其整体实力都是要比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受访者要稍强一点。其中一些受访者明确表示，要是没有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是不会选择自费出国读博的。如果没有海外博士这个学位，他们现今的职业发展和后期的社会流动就没有最基本的文化资本。国家留学基金委在提升教育公平和促进正向的社会流动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具体来说，奖学金在促进社会再生产上起到了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尤其对于追求国际高等教育，奖学金可以说是追求教育机会公平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它保障了拥有大量文化资本但却缺乏经济资本学生的社会流动。奖学金也从另一个方面论证了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外部的经济资本帮助了学生获得海外文化资本，而回国后拥有大量海外文化资本的博士在职业发展中获得了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取得向上的社会流动。

3.在英时间、工作经验、国际交流能力与社会流动

不同文化中对相同是事物或概念的认知有差异。国内普遍认为“6”是吉祥的数字，但是根据圣经启示录的记载三个连写的“6”在圣经里是魔鬼的代号。相比之下西方国家更喜欢“7”这个数字，将“7”是作为幸运的代表，在对商品外观进行设计时也会频繁地使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红色有着非凡的寓意，在重大节日以及各类喜事中都会使用到，但西方国家却将红色认定为表示危险的颜色，通常会使用在警示牌中。这种对事物认知的差异也与文化氛围影响相关，如果进行跨国经济贸易，要尊重对方的信仰以及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并不表示要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以商务交易成功为前期目标，尊重彼此的文化。

企业信息分类与编码是企业信息化的基础。PLM系统实施前，企业的产品采用全隶属关系进行编码，由于产品品种多，物料描述不统一，存在“一物多码”和“多物一码”的情况，设计、生产、采购之间花费大量时间沟通协调，产品成本增加。准备实施PLM后，企业根据国家标准和企业实际情况，结合PLM系统的特点，制订了一系列企业分类编码标准：《企业信息编码规则》《产品编码方法》《部装编码方法》《零件编码方法》《标准件编码方法》《外购件编码方法》《文档编码方法》《材料编码方法》《企业资源编码方法》等，规范了企业物料和技术文件的编码方式。

根据对受访者在英时间的统计和国际交流能力的表现，本研究发现，相较于只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受访者，在英国同时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受访者在英学习时间至少多出一年。而在英时间越长，接触英语和英国环境就越充分，整体的国际交流能力越强。如受访者A、B、H三人，在英时间都超过4年，都有英文论文的发表，工作后英语能力的熟练运用都让他们获得了相较于国际交流能力较弱的同事职业上的更快发展。另外，工作经验也是回国后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受访者G在博士期间，做过两年的助教，具有在海外高校的教学兼职经验，所以在高校工作时更受领导青睐，入职之后她也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海外工作经历对于向上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中国高校很注重员工的国外工作经验，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员工会得到更好的职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或者高校更加注重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海归博士的国际交流能力也成为用人单位的考察标准之一，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想获得正向的社会流动，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国际交流能力成为新的考察点。受访者都表示，优秀的国际交流能力在工作中还是必要的。因为在博士毕业生这个层级，涉及英语语言的工作场合还是很频繁的。Christof选取了32个国家的雇主，研究了雇主对于海归的重视程度，研究表明，在需要外语技能的岗位上，海归越来越受到雇主的青睐。[35]中国高校目前正在探索改革，以北大为例，积极招聘海归博士建设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了北大改革的亮点。国际交流能力无疑是中国高校推进本校研究走向国际的基本技能。在当代高校中，具备国际交流能力备受看重，也是晋升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本研究中的部分受访者在公司企业中也表示经常会涉及到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所以海归博士的国际交流能力是区别于国内博士的重要标尺，也是海归博士备受追捧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中的受访者由于英语技能都很优秀，获得了很多对英语要求较高的工作机会。而这些获得了较多工作机会的海归，在后期的职业发展和社会流动中较于其他同事有着巨大的优势。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高级研究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势必走上国际舞台，所以国际交流能力是博士取得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

Wit认为，高等教育经历了从20世纪兴起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转变到冷战时期萌发出的国际教育。冷战结束后，全球教育和跨境教育日益兴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际教育在国际人才知识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国际教育和教育国际化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教育体系。[5]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过去的20年里不遗余力地发展国际教育，也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领跑者，成为了世界主要的国际教育提供者。亚洲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学生的主要输出地，因此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高等教育深刻地影响着众多的亚洲国家。[6][7]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国际高等教育，这也是中国现阶段急需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来促进知识经济的增长的结果。[8]近年来，国际学生流动量巨大，尤其在中国，根据中国教育部201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留学生从1978年的860人剧增到2015年的459, 000人。但是，不同于之前的研究，诸多国际高等教育的科研成果中显示当代国际高等教育已经不只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主导，中国和南非等国家在这个领域正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具体来说，通过对高等教育的学术出版统计，研究发现南非和中国各占6.4%和5.6%，发展中国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9]此外，国际高等教育的科研协作在国际范围内并不密集，并且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活动范围还是在国内居多，且国际协作还是由少数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

在社会流动中，家庭背景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先赋因素。很多研究发现，中国的代际流动一直不强，因为强大的家庭背景在中国往往给子女带来很多职业发展上的便利，同时，不平等的家庭教育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原因。[36]社会关系在中国一直很盛行，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现实决定的。其中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和教育在子女的社会流动中发挥着显著作用。中国高等教育的逐年扩招让中国的高等教育毕业生越来越多，中国整体的绝对流动越来越低。中国市场中并没有跟随着高等教育扩招的步伐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而大量毕业生的涌入使得劳工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中国整体的社会流动性在高等教育扩招后反而下降了。此外，根据资本转化理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频繁转化让国际高等教育成为教育学研究的新领域。很多成绩并不是太好的学生通过来自父辈强大的经济及社会资本的支撑，也可以获得很好的学习机会，从而获得正向的社会流动。

基于第一手访谈数据，本研究分析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博士海归的社会流动。本文采用访谈中的主题分析法，对博士海归的社会流动这一领域的大胆尝试，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借鉴。

五、结论

通过对于受访者父母社会地位的访谈，研究发现，所有的受访者父母都是在中国五大社会经济阶层中的社会上层、中上层和中中层。尽管拿到奖学金的受访者没有用到家庭的经济支持，但是家庭父母的文化资本对其的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是引起社会分层的原因。不同于其他形式资本，文化资本是最难获得的。其中内化资本是由一系列受过训练的思维和模式构成，换言之，家庭教育和家庭的文化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化资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推动了个体的发展。[37]如G在访谈中表示：由于父母工作单位的关系，她从小就在市重点小学、中学学习。所以G的家庭对其社会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所有的受访者表示，毕业之后的职业发展是没有受到家庭支持的，完全是自己毕业之后后天努力的结果。此外，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解释了具有相似背景、习惯、文化品位的人更容易相聚在一个场域里。[38]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研究的受访者具有相似的家庭背景，因为作出教育选择需要对制度规则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家庭内的文化资本决定了社会的再生产。其次，中国的教育第一思想决定了父母努力引导孩子走向最好的高等教育，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决定了中国的父母期望孩子至少有个本科学位，甚至硕士、博士学位，最好还能进入世界前一百的学校。[39]因此家庭影响对于海归博士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是巨大的。综上所述，家庭情况对于博士海归的社会流动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化与社会关系上的直接支持。

作为具有大量文化资本的群体，研究海归博士社会流动的现象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探索海归博士这个群体和完善我国博士教育和发展。本研究发现中国海归博士的社会流动性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决定的，其中最显著的筛选标准就是奖学金的获得和家庭影响。对于获得奖学金的海归博士，他们的社会流动性要强于自费博士海归，因为他们获得家庭支持要远小于自费博士生。性别对于海归博士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显著影响，主要因为中国现今对高技术人才需求量还是很大，但是此类人才在中国还是相对稀缺。同时，女权主义的崛起和中国女性尤其是女博士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使得家庭生活对这一群体的女性的约束力越来越小，她们在工作中的投入获得的社会流动与男性无异。另外，家庭背景因素对于海归博士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资本两方面。良好的文化教育环境、强大的经济支持和教育第一的思想传统，保证了海归博士们的教育获得。国际高等教育在中国颇受推崇，因为国际文凭体现的综合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流动。海归博士的社会流动性比较小，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社会起始阶层就很高，大部分的海归博士都守住了原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取得很明显的向上流动。

参考文献：

[1]饶燕婷.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博士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变革[J].现代教育评论，2009(11):58-62.

[2] Miller S M.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J]. Current Sociology, 1960 (01): 1-61.

[3] Blau P.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M]. New York: Wiley, 1997:31.

[4]阳荣威，胡陆英.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本科化倾向及其应对措施”[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01）: 11-18.

[5] Wit H 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Europe: a historical, comparative, and conceptual analysis[M]. London: Greenwood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2:27-29.

[6] Altbach P G, Knight J.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otivations and realitie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7(03): 290-305.

[7] Huang 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countries: A focus on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7(11): 421-432.

[21] Li H Y, Zhang Y, Li Y, Zhou L A, Zhang W Y. Returnees versus locals: who perform better in China’s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2 (06): 257-272.

[9] Kuzhabekova A, Hendel D D, Chapman D W. Mapping global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Press and Springer, 2015(08): 861-882.

[10] Song J, Cavusgil E, Li J P, Luo R H.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among Chinese middle class household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25): 646-656.

[11] Biao X, Shen W. International student migr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9(05): 513-522.

现阶段，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文献不胜枚举。总的来看，主要是从留学生的背景及留学动因、教育消费、跨文化融合和归国后的就业发展等方面着手研究。首先，从中产阶级及其所占资本等方面分析留学生的背景和留学动因。Jing song等通过对中国现今中产阶级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研究，并且从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角度解释了文化消费，发现不同定义下的中产阶级对于消费有不一样的偏爱。[10]沈伟同样对留学生流动、社会分层和资本做了研究，此研究将国际教育和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相联系，解释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相互转化，并以此解释了当今中国的社会分层。[11]中国进入21世纪后，由精英循环进入到精英再生产时代，随着跨国资本转化的出现，一个区分符号资本的等级被建立起来。董泽芳和王彦斌研究了社会流动和教育选择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和教育选择有着双向互动关系，两者应该协调运行，教育方面应该开放教育体系、均衡资源配置、强化选择功能。[12]其次，高等教育市场中中国学生对于跨国教育的选择这一研究发现，相对于国内和海外高等教育，跨国教育则是第二选择，受国内和海外高等教育的双重影响，中国学生和跨国高等教育项目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阻碍了中国学生对于专业的选择。[13]Eileen Yuk-ha Tsang通过理论分析、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分析了为什么当代中国第二代中产阶级在不能进入国内顶级大学并拒绝进入一般大学的情况下，转而进入国际私立大学积极准备出国深造。研究发现，户籍和单位依然决定着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有着先天优势的第二代中产阶级通过家庭为其提供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出国深造，以此稳定其代际产物下的中产阶级地位，甚至期望向上流动。[14]Faure的研究和Eileen Yuk-ha Tsang也有相似之处，这些中产阶级的孩子都有后共产主义的特点，为了维护家庭名誉和个人名声，励志发展好事业。[15][16]Michael Shattock研究世界级大学和国际排名体系，指出世界级大学扭曲了政府和教育机构的相关教育政策，也导致了政府和教育机构总关注于不切实际无法成功的目标上。[17]可是世界级大学和大学排名正是驱动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重要动因。此项研究让教育消费者更加理性，也为政策决策者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指导。

[13] Fang W H, Wang S. Chinese students’ choice of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in a globalized higher education market: A case study of W university[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05): 475-494.

[14] Tsang E Y. The quest for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retrenching social mobility[J]. Higher Education, 2013(06):653-668.

[15] Faure G O. Chinese society and its new emerging culture[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8(17): 469-491.

[16] Wang X. The post-communist personality: the spectre of China’s capitalist market reforms[J]. The China Journal, 2002 (02): 1-18.

[17] Shattock M. The world class un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 ranking systems: what ar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s and institutions[J]. Policy Review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01): 4-21.

（3）云计算技术的使用可以有效的提升各个采油厂的信息化水平，采油厂的信息化减少的投入和油田公司相差甚远，对此，就可以使用SaaS模式进行处理，构建采油厂的信息化平台，让油田公司的数据中心扮演采油厂的云服务商一角色，以各个采油厂的实际业务需求为基准，实行基础设施的托管服务以及SaaS系统服务。只有这样才可以更为高效且快速的去打造各类采油厂信息化的平台，从根源上满足采油厂的实际应用需求。

[18]王坤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融合研究—以参加英国一年制硕士留学项目学生为例[M]. 广西:广西大学, 2013:25.

1.目的明确。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我们应该让他们明白做作业的目的?明白我们不是为了做作业而去做作业，而是通过作业的形式来培养自身的一些良好习惯，形成良好的素质，从而为他们将来的发展奠定好基础。

[19] Cheung A K, Xu L. To return or not to return: examining the return intentions of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at elite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5 (09): 1605-1624

[20] Xu 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cademic returnees in China[J]. Asia Pac J Management, 2009(01): 27-35.

[8]李梅.高等教育国际市场:中国学生的全球流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71-73.

例如，学习“研究分泌蛋白依次经过的细胞结构的方法”一节后进行归纳。第二次笔记的内容为： 可用“同位素示踪”来确定某种物质在细胞内或生物体内的定位。

[22] Hao J, Welch A. A tale of sea turtles: job-seeking experiences of Hai Gui (high-skilled returnees) in China[J].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2012 (02): 243-260.

[23] Mok K H. M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 employ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6(01): 51-71.

[24] Bertaux D, Thompson P R. Pathways to social clas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social mobility[M].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2007.

[25] Charmaz K., Bryant A. Sage Encyclopedia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8:26-31.

[26] Barrett M.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M]. London: Verso, 1980:39-43.

[27] Beechey V. On patriarchy[J]. Feminist Review. 1979 (03): 66-82.

[28] Coward R. Sexual liberation and the family[J]. m/f, 1978(01): 7-24.

汉麻(Cannabis sativa L.)是大麻科(Cannabinaceae)一年生草本植物，又名大麻、火麻、魁麻等，广泛应用在纺织、造纸、食品等方面[1]。汉麻的茎、杆、叶、籽均是宝，其中汉麻籽可经多种方式进行榨油，如冷榨油[2]、热榨油[3，4]、超声波及微波辅助萃取榨油[5]等，汉麻籽油中89%～92%的不饱和脂肪酸[6-8]，其有较强的穿透皮肤能力，属于天然表面活性剂，适合作为护肤防晒用品原 料[9，10]。近年国内汉麻植物种植面积的逐渐增大，产生较多的汉麻籽（油），为汉麻籽油的综合利用提供了机会。

[29] Hooks B.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re[M]. USA: South End Press, 1984.

在企业品牌建设过程中，这三个环节是相互匹配的。企业在市场中清晰、准确的品牌定位是前提，在此基础上，企业的有效运营与发展才能有的放矢；然后就是有效传播，在市场上形成自身的品牌形象，扩大品牌认知，争取用户的偏好和公众的信任，最终将使企业品牌资产转化为不断增长的品牌价值。

[30] Molyneux M. Beyond the domestic labour debate[J]. New Left Review, 1979(01): 3-27.

[31] Sargent L. Women and revolutio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M]. London: Pluto Press, 1981.

[32] Segal L. Is the future female? Troubled thoughts on contempory feminism[M]. London: Virago, 1987.

一号心脏：（1）用1 ml注射器，向灌流器的漏斗端滴入异丙肾上腺素液2滴，观察，待作用明显时开始记录上述各项指标。（2）用林格溶液冲洗3次，使心脏活动基本恢复至给药前状态。（3）加入维拉帕米溶液2～3滴，待作用明显后，记录上述各项指标。（4）不冲洗，加入异丙肾上腺素液2滴，观察并记录上述各项指标。

[33] Yeung W J.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04): 54-80.

[34] Lien D. The role of scholarship in study abroad programs[J]. Education Economics, 2007 (02): 203-213.

（一）在规划引导上融合。一是充分融合文化、旅游、民族宗教、规划、农业、国土等部门行业规划，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全县文旅融化发展规划。二是以旅游景区和项目开发为载体，充分挖掘土家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内涵，把旅游文化根植于旅游景区（项目）开发建设、宣传营销、运营管理全过程，确保策划规划的前瞻性、可行性和游客的参与性、体验性。三是做好文化旅游发展用地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依法保障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用地需求。

[35] Christof V M. Do employers value international study and internship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31 countries[J], Geoforum,2017(01): 52-60.

[36] Golley J, Kong S T. Inequal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13 (02): 15-37.[37] Bourdieu P., Passeron J. C.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79-84.

[38] Bourdieu P, Randal J.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3:66-67.

[39] Liu W.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Chinese students: A cultural perspective[J]. Canadi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16(04):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