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曾是中国封建主义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经由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发展，在汉武帝时代最终走向“独尊儒术”的位置。儒家思想最初是春秋战国时代各地诸侯的“王霸之道”，从本质上看，也是管理天下的思维模式，正如宋代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言论和现象所表明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直受到重视，并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板块中的精髓之一。儒家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还深刻影响了东亚各国，如日本以及韩国等长期受到儒家思想浸润的国家，也善于运用儒家思想和哲学渗透进入到现代化的管理行为中，并且运用儒家管理哲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此，在现代管理行为中，管理者不仅仅要善于运用西方组织行为学的一些基本观念，还应该擅长从儒家管理哲学之中汲取新思维，在儒家管理思想中优化管理手段与模式，提高管理水平。

一、“仁者爱人”思想：儒家管理哲学核心及其运用

在儒家哲学思想体系中，“仁者爱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儒家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中，对“人”的关注较多，孔子以及孟子等儒家哲学先贤都尤为重视激发人的作用，特别是给予人的尊严充分肯定并且重视。正如孟子所说的“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是从儒家管理哲学以及充分实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地区的诸侯都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为了逐鹿中原不惜牺牲大量的民众。但是这样的观点却被儒家学者们所批评，特别是儒家哲学思想家的民本思维，强调“珍惜民力”的思想，目的是避免民力不必要的耗散，能够让民力为统治阶级充分发挥其智慧与力量。这也是“仁者爱人”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发挥的重要管理作用。因此，在现代管理实践中，要重视“仁者爱人”的思想，有意识地运用“仁者爱人”的思想解决问题。

（一）“仁者爱人”关键：关注人

“仁者爱人”的儒家管理理念，本质上就是对“人”的关注。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庶民的忽视，导致很多诸侯王国“不惜民力”，透支了百姓庶民对于诸侯王国的支持与信任，最终导致覆灭，“仁者爱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提出。

在传统的管理行为中，人的作用往往会被忽视，也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一切个体行为都服从于整体运转中。传统管理思维中，集体价值往往高于个体价值，当一种生产结果划分成为不同生产流程时，每一个生产流程的执行者宛如大型器械中的“螺丝钉”，不会被重视，只有在局部流程出现生产故障时，管理者才会考虑适当调整管理方法，完全服从于生产大环境和整体目标，剥夺了一切个体生产者的个性甚至是利益。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逐渐疲劳的过程，被管理者会因受到长期利益挤压而丧失生产积极性，只是按照必须达到的最低工作目标完成工作。而管理者也会产生管理疲劳，尤其是事无巨细地介入、垄断和剥夺生产者利益的管理者，更容易受到生产者的抵触。这需从原因角度分析，管理疲劳的出现是由于管理是一种强制性行为，但如何在约束的过程中实现服从，关键在于对个体的关注，尤其是对个体利益的关注。

在儒家哲学思想家孟子的观点中阐述，“民悦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这个观点是对关注人管理行为的一种阐述。个体感到愉悦，那么管理者或者集体自然可以轻易获取自身需要的劳动力，甚至是在知识经济的今天获取个体的智慧，但是盲目约束和管控的管理者，不仅会受到抵触，而且也不可能获得更多劳动价值付出。如果将个体列为没有思想与感情的“物”，管理行为也将会在基层失效，权威语言在互联网2．0的今天被稀释的速度更快，管理层级越低下的生产者，更容易通过网络等表现出对管理权威的抵触。因此，无法关注到个体，或者无法走进个体的管理者，永远是一个“孤家寡人”，更不可能调动一切力量完成集体的目标。

（二）“仁者爱人”实施：协调关系

“克己复礼”的本质自我约束，因为“克己”是实现“礼”的关键，所以只有坚持“克己”，方可对礼教等规章制度给予实现，这也是儒家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在现代的管理行为中，被管理者往往会向管理者学习，对管理者的行为进行模仿。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始终具备语言和行为的强势端，这种无形权力的垄断，决定了管理行为必然是上行下效的。在儒家的管理体系中，“克己复礼”的实现需要通过约束自我，特别是儒家哲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正是解释了约束的本质。管理者在组织行为中获得相对权力，正是要“正心诚意”，只有约束自我，才能够达到“修己安人”目标。这种思维围绕让人安定，也就是要求组织当中每个人都应该各得其所，并且获得安定的生活，在组织乃至于社会之中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现代管理者更应该管理好自身的言行，只有自己讲究仁义道德，才能够管理和号令他人。

在儒家哲学思想中，“克己复礼”正是其精华，在“民为贵，君为轻”等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对管理者提出更严格的要求。这一观点提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儒家哲学思想产生的背景也正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阶段，儒家思想家意识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破坏行为，关键是权力导致管理者内心世界的腐化与堕落，管理者一旦拥有局部区域的垄断权力，则容易在管理范围内肆无忌惮地运用自身权力，这种权力的滥用表现为话语权滥用、行为越位等。至今，这种落后的管理价值观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各类组织，如很多组织出现了“文山会海”等浪费大量时间、精力的管理行为，关键在于管理者忽视对自身的约束的管理。“上行下效”现象出现，本质就是管理者忽视了管理自我的重要性。

二、“克己复礼”思想：儒家管理哲学关键及其实践

“仁者爱人”管理哲学，在实施层面上要求管理者关注员工的“士气”，即对员工劳动积极性的调动，除了运用积极利益进行刺激，还应考虑到每一个生产个体互相间的关系，并且考虑到个体在社会中交际关系的问题，要关注人际关系，特别是个体行为在人际关系中的表现，充分挖掘人力资源中的潜能。重视人际关系协调，也就是儒家管理哲学中强调“仁者爱人”的重点。这里的“仁者”正是指管理行为的实施者，也就是管理权力相对集中的个体，在集体中实施管理，应该坚持“仁”的思想，也就是“二人合力”，避免出现严重的管理思想“包袱”。管理者要将自己下沉到基层，和一切劳动者保持良好关系，让劳动者感受到管理者和自己是通力合作的，更应该让劳动者意识到个体和集体之间良性关系，尤其是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是有共一性，个体价值可以通过集体价值实现。“仁者爱人”关注的正是关系的协调，让被管理者的每一个行为都得到充分关注与尊重，每一个劳动都能够有价值回馈，认同个体成绩，才能充分挖掘个体丰富并且多方面的才能。

（一）“克己复礼”本质：自我约束

“仁者爱人”在实施过程中，就是要协调“仁者”与“人”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平衡。协调关系是儒家管理哲学中的一项重要的行为特点，儒家哲学极为重视对仁爱思想的践行，尤其重视将管理者逐渐培养成为“仁者”。在传统西方组织行为学中，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霍桑实验”无疑就是对个体利益的一次重要的思考。在霍桑实验之前，个体劳动力实现被认为是“经济人”模式，也就是将个体劳动力付出等同于相当数量的货币价值，管理行为被认为是对薪酬的设计和调整。尤其是传统管理行为中将劳动者看作是孤立个体，或者是把个体认定为一种纯粹的生产因素。这样的管理行为显然无法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管理行为一旦纯粹强调纪律和监督的作用，管理就完全丧失平衡，权力的绝对倾轧产生的就是被管理者的反抗，因此传统管理行为中也就存在了严重的片面性和缺陷性。霍桑实验对物质条件与生产效率的绝对因果关系进行否定，提出了人际关系的管理模式，并且在之后逐渐演化成为“行为科学”。这一点和儒家管理哲学中“仁者爱人”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从核心实施行为上看，属于对员工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的优化。

“克己复礼”要在管理中有效运作，需要考虑在组织架构中形成榜样，以榜样带动管理行为的全面实现。榜样的力量能够渗透与影响到组织的方方面面，对组织的言行风尚形成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

在“克己复礼”管理行为的实现中，树立榜样将是这种管理行为的关键。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正如《论语》中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样的比喻本质上强调儒家道德实现者在管理行为中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管理者以身作则有着重要作用。管理者的道德如同是风吹一般，普通百姓的道德如同是草，风一吹过，草也会跟着摆动，所以管理者一定要重视自己言行，要在具体的管理中实现自我约束。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研究中表明，有能力管理约束他人的未必是一个极好的管理者，但是有能力管理好自身言行的，才会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一个无法有效约束管理自我的管理者，往往无法管理好自己的组织，管理者要约束自身言行，归根结底是将自我作为一个榜样去设立，这种观念和儒家传统哲学观念范畴内的管理思想是不谋而合。

（二）“克己复礼”实现：树立榜样

紧急切断装置一般由紧急切断阀、过流控制、远程控制系统以及易熔自动切断装置组成，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可以远程操作控制阀门关闭或者打开，避免事故扩大。

单元整组主题教学有着“整体”结构的完整性，穿插运用各个课型，需要精细设计好每一堂课，在整体视角鸟瞰其中每篇文章，能够明确分辨出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在基于具体的教学训练过程中，教师来进行逐步落实单元整组的教学。

阿东想，爸爸说得有理。但是，阿里是他的亲人，阿里若不开心，他自己又如何开心得起来?阿东说：“我来试一试吧。“

在“克己复礼”管理理论和行为实践中可以看出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首先，“克己”是一种管理手段，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同样提出要求，特别是针对管理者提出了管理要求，这也是对“民为本”思想的回应，在向被管理对象实施管理行为之前，更应该反思自我的言行和行为，在《论语》中明确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只有管理者正确认识到自身言行对整个组织产生的影响，才能够以精准的管理方式约束被管理对象，而只要自身的言行完全符合管理规定，即便没有采用具体的管理规章制度，或者采取管理会议等方式，也可以让被管理对象服从规章制度，实现“不令而行”。如果管理者只是依靠恐吓、威慑等方式在组织内实施管理，完全依靠个人层级权威发号施令，这种方式不可能实现有效管理，即便三令五申也无法让被管理者听从，徒劳无益。中国的传统儒家哲学思想之中特别重视对“修齐治平”的实现，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在这个目标中，“修身”被放在首位，即管理者一旦希望达到“齐家治国”，从起步点上看，需要做到对自身的约束，只有管理者先管理好自己，才能够把家族管理好，也只有将家族管理好，才能够逐渐管理好国家，并且实现对天下的征服。所以，儒家的管理哲学，明确指出了约束自我对于管理行为实施的重要价值，管理者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学识涵养的提升，将有助于自我完善，最终实现组织被管理者的共同完善。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克己复礼”行为的实现，可以看出，“复礼”既是目标也是手段，用“礼教”去约束自我，并且将“礼教”推行于组织及社会中。儒家管理哲学以相互影响的“礼”作为管理的规章制度，从“礼”在周代的价值上看，实质就是当时的规章制度，规定了各地不同等次的诸侯、大夫、士、庶人等不同的行为规范。孔子认为社会出现“礼崩乐坏”的问题，但是并不盲目要求社会一定要按照“礼”的范畴马上恢复秩序，而是从自身做起，只有自己遵守了“礼”，那么“礼”才能够在社会中广泛地实现与推动。这和组织内部管理是相似的，只有管理者实现自我约束，自己做到遵守规章制度，才能以规章制度去要求、约束被管理对象。

目前，国内外针对PCCP的打磨方法主要有2种：大型起重机辅助打磨和管内移动机器人打磨。前者是采用大型门式起重机配合承、插口打磨机构到指定打磨位置对PCCP端口进行打磨[4]，该方法所需设备体型大，不满足在施工现场易携带、占地少的使用要求，而且端口表面清理不彻底，还需要用砂轮手工打磨；后者是利用基于不同驱动方式设计的一类管内爬行移动机器人来实现管道端口的打磨和检测[5]，但该方法要求机器人系统有一定的刚度和运动精度，且易造成非加工区钢板的磨损和破坏。

因此，榜样并不需要在组织内寻找模范标兵，而是管理者自己就可以成为组织中的榜样，通过管理者自身成为组织模范的方式，才可以逐渐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管理者推己及人，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实现对被管理对象的约束与管理，被管理对象的自我完善，根源也是管理者对自我的提升与完善。

三、结束语

弘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弘扬儒家管理哲学思想，不能简单地背诵、记忆儒家传统哲学语句，更不是简单地恢复儒家管理模式或贬低儒家管理思想，而是在结合儒家管理哲学的过程中，充分联系传统文化与组织行为学等思维成果，有针对性地优化管理模式，实现管理有效化、高效化。今天的中国已经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得到快速发展，在推动儒家管理哲学过程中，更应该实事求是地继承与发展儒家管理哲学与文化，挖掘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精华及本质，做到“古为今用”。当前管理者受到西方管理哲学的影响，往往没有从儒家等传统管理哲学文化角度优化管理，面对长期受儒家文化浸润的社会与劳动者，更应该考虑从古代儒家管理哲学中撷取更为有效的管理手段与模式，在合理承继的基础上，避免强求模仿与牵强附会，要在儒家管理哲学基础上，推陈出新，以合理的管理模式，分清管理条件的利弊得失，找到当前国情管理的合适道路，最终推动当代中国管理者在思维、实践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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