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律可循的人口流动和物品流动带动着物流沿线社会秩序和文化认同的构建，历史上中国西藏与周边的印度、锡金邦、尼泊尔、不丹等国家和地区的商贸往来频繁、文化交流深刻，民间交往密切，形成了通往南亚的陆路通道——蕃尼古道、春丕河谷古道等文化孔道，沿途留有莲花生大师、赤尊公主、松赞干布、米拉日巴、哲孟雄国王等的历史足迹。蕃尼古道和春丕河谷古道与唐蕃古道相连接，向东延伸至东亚及东南亚，向西南延展至南亚次大陆，再经海上丝绸之路的物品流动，通往其他各洲大陆，形成纵横交织的物流线路和文化网络系统。本文重点关注西藏阿里地区普兰、日喀则地区吉隆和亚东等三个口岸的边民互市贸易活动，探讨现代国家构建背景下中国西藏与喜马拉雅地区的国家和区域在经济、文化、政治及宗教等方面交往交流情形，思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性文化发展的多重认同。对于喜马拉雅地区口岸文化的考察，不仅要从亚洲传统秩序结构中[1]东亚和南亚的国家视角，还要从民间社会的视角来分析这一地理文化单元内民间社会自发的贸易网络。因此，不论是“一带一路”研究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逻辑起点，应以文化为基础，关注商品与物的跨国流动、跨国民俗文化交流，侧重地方特性、宗教文化、教育与科技交流，以达到共赢的目标，建构历史记忆，消解文化误解和族群偏见[1]，从而实现民心相通和道路联通基础之上的贸易畅通和政策沟通。

一、 三口岸商贸通道

口岸商贸通道包括山口通道和市场通道，以及商道所经的村镇通道，因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国境线划界，有些历史上的商贸通道仍在沿用，有些已经废弃，有些业已改道，现将调查到的商贸通道呈现如下。

(一)普兰口岸

西藏阿里地区普兰县下辖两乡一镇，总人口9 000人，县域面积13 000多平方公里。普兰口岸所在的普兰县边境线长达414.75公里，分别与尼泊尔、印度接壤，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在普兰县边境的互市贸易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流通货币有人民币、尼币和卢币。塘嘎市场是传统的边民互市贸易市场，1962年以前，印度、尼泊尔、拉达克地区的商人在塘嘎市场做生意。历史上普兰县传统山口通道有53个，现有23个通外山口，进出人员及贸易认可的有5个通道。强拉山口是中印贸易通道，是官方指定的印度香客团入境通道，每年6月1日～10月30日是印度边民的贸易时间。印方边境公则村的基础设施条件不如我国边境公路。丁喀拉山口是中尼历史悠久的山口通道，绝大多数尼泊尔边民从丁喀拉山口通道入关，尼泊尔的达都拉县没有公路，边民互市贸易靠牲畜运输，除了冬季封山以外，其余时间通畅无阻，设有中尼边境的友好界碑。尼方丁喀村是尼泊尔边民村落。柏林拉山口也是通往尼泊尔的通道，贸易量不大，尼泊尔的背夫在高山峡谷间背草药和水果等货品入关。斜尔哇山口也是普兰县对外开放和对尼开放的重要通道，既是边贸和旅游通道，也是印度民间香客第三方旅游团入关通道。相比于其他山口通道，斜尔哇通道交通相对方便，油路直通边境，尼方也在积极修路，向边境线推进了三四十公里，但进度缓慢，设备、油料等供给不足。斜尔哇山口通道隔孔雀河与尼泊尔相望，现以吊桥通过孔雀河。拉孜拉山口是只对尼泊尔三个村庄的贸易通道，贸易量不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藏巴村、德巴村、阿德村将捐税交到普兰宗，3个村约4万多人口，原属普兰地界，1962年划界时划到尼方，现已修通公路，属于季节性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底通行，木材产量丰富，与我国西藏霍尔乡接壤。

(二)普兰边贸市场

普兰边贸市场由两块区域组成，一块是由西藏自治区政府投资修建的两排面对面商铺区，挂有“中国西藏普兰边贸市场”的牌子，里面共59家商户，其中印度商户14家，其余为尼泊尔商户。另一块是吉让居委会弃耕修建的几排简易土坯房市场，共219间，未能入住普兰边贸市场的国内外商户租赁入住简易土坯房。据了解，在普兰口岸的固定外商已达339家，货币流通主要是人民币(1元人民币=16元尼币，1元人民币=8元卢币)。普兰边贸市场流通的货品有木碗、铜制品、铜茶壶、铜酥油灯、佛珠、马鞍子、服饰、椰子条和大小红糖等日用百货。普兰县老县城的塘嘎国际边贸市场在古宫寺所处的孔雀河谷西岸，东岸为国内旧甘肃市场，普兰边贸市场新建后，国内甘肃市场大多商户搬迁至吉让简易土坯房市场，共有18家甘肃商铺，主要面向尼泊尔和印度边民从事衣服、鞋等日用百货的批发与零售。甘肃商户主要是汉族，和当地人一样享受边民政策和待遇，贸易形式为易货交易。

甘肃商户马老板于1992年8月到普兰县开始边贸生意，之前在西藏那曲做生意，他刚到普兰口岸时本钱只有1万多元，先从兰州东郊市场进货，以后逐渐到西安福兴路批发市场和浙江义乌城批发商品。据马老板介绍，以前普兰县有甘肃省甘谷县的40多家商户，现在甘谷县15家，庆安县3家，主要做批发生意，他的女儿在甘谷县从事服装生意，大雪封山后马老板回甘谷老家过春节，正月十五后与女儿商议并开始批发货物，准备了3个月。以前从新疆运输到普兰，冬天无法通行，现在从藏北安多县运输，经过改则县运输到普兰县。根据尼泊尔女商人介绍，她是尼泊尔的藏族后裔，从事木碗生意，印度有木碗生产厂家，尼泊尔边民去印度拉货，以人背马驮的方式拉到山口通道，步行需要5天，尼泊尔也产木碗，但材质不好，人工制作，最好的材质从印度进口。她认为中国的优惠政策多，中国对尼泊尔的援助多。

仁青岗边贸市场是亚东县下司马镇乃堆拉山口的中印两国间边民商贸通道，历史上，亚东县主要与不丹、锡金和印度开展传统商贸活动。从日喀则前往亚东县下司马镇，沿着日亚线204省道，一路经过享有“粮食仓库”盛誉的白朗县、抗英古城江孜县、康马县、岗巴县，以及多庆措湖黑颈鹤生态风光、曲美雄谷抗英遗址和海拔7 400多米的卓木拉日雪峰和帕里镇等承载深度历史感的人文地理区域。亚东县东西南面与不丹、尼泊尔、印度、锡金交界。亚东，系藏语，意为“漩谷，急流深谷”，又称卓木，与卓木拉日雪山有关，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亚东地区遂被英帝国强行辟为商埠，现在下亚东乡仍有清代海关遗址。亚东全县主要山口通道有4个，小通道更多。乃堆拉山通道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境互市贸易通道，林锡拉、荒么拉、抗麻布、达然拉为传统的山口通道，这些传统的山口通道没有公路，靠驮畜运输。

(三)中方斜尔瓦村、尼方雨莎转运站和雅勒村

斜尔瓦村是普兰县科迦行政村的自然村落，距离斜尔瓦山口通道约5公里，油路直通边防检查站，是普兰县境内离中尼边境线最近的一座小村落，原来的中尼通商公路经过斜尔瓦村中心地区，后来修建了油路，通商公路绕开了斜尔瓦村子，但从废弃的由石头垒建的简易房仍能看出当年尼泊尔商户入住的痕迹。按照现在的行政村建制，斜尔瓦村属于科迦村第五村民小组，共20户人家120人，科迦村村委委员是原斜尔瓦村村民小组组长，家住斜尔瓦村，作为2011年边境县考察团成员，曾到广州、深圳考察。据村委委员介绍，中尼边民互市贸易为信用交易，有时付钱给尼商，货品拉不回来，生意就会亏本，他已从事22年的边贸生意，从樟木口岸运输过尼泊尔药材，尼泊尔药材资源丰富，但不能大额进口，冬天可以小额贸易形式进口药材，也可以自用药材进口，斜尔瓦村的意愿是整个村子做药材生意。村里经营边境运输工程，5吨大型车有4辆，东风车有5辆。行政村科迦村以前与尼方边民通婚的有20多人，尼方女性嫁过来的多，科迦寺举办佛事活动时，尼方边民也过来参与。村委主任家私宅为独院独户的上下两层楼房，齐楼房背面是石头垒建的围墙，房子面积达460平方米，客厅分为夏季客厅和冬季客厅，享受国家安居工程项目经费，生活富裕。斜尔瓦村饮用集体自来水，冬天“生炉子”用的是新疆的焦炭。

与离中国热索桥头11公里的尼泊尔夏布如村相比，吉隆镇口岸边民的生意之路起步较晚。夏布如村是离热索桥头最近的一个尼方村落，处在尼泊尔国家公园区域，主要生活有尼泊尔籍藏族和尼泊尔人，村落以旅游为主，人口不到1 000人。夏布如村因国家公园带动的住宿餐饮观光等旅游收入高，加之与中国的易货贸易，边民很富裕。因地震影响，夏布如村损失很大。

雨莎是孔雀河对岸尼方物资和游客中转站，大概有三四十家商户100多人。据村委主任介绍，雨莎以前是大户人家的农田区，雨莎转运站到中尼界碑处需跨越孔雀河。孔雀河上有两座电站和一座人行吊桥，互市贸易时以马驮人背的方式从吊桥上运输货物。从我方边境的吊桥一方可以清晰地看见雨莎转运站的建筑物及尼方警署和尼泊尔警察执勤的场景。尼方边民眼眶稍深，黑目卷发，皮肤黄中透黑，身材中等，面部轮廓分明。他们主要依靠普兰口岸生活，如果普兰关口禁止通商，就要从加德满都运货，运输成本很高。在同雨莎转运站入境的尼方边民交谈时了解到，他们能用普兰当地藏语交流，三三两两到中国境内背运废弃钢板，用之盖房子。离中尼边境最近的尼方村子是雅勒村，斜尔哇村村委主任多次去过雅勒村，雅勒村人口130～140人，有很多分散居住点。雅勒村人很少做生意，村内有自来水，没有电网，使用太阳能电，以前没有太阳能电时点油灯，也用一种叫作卓玛样的植物照明。雅勒村人家中供佛像，点酥油灯，每家有一部手机，用的是普兰县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信号，话费交到普兰县营业厅。雅勒村主要是半农半牧，可在山上种田，靠天吃饭，不下雨就长不了庄稼。雅勒村森林资源丰富，普兰县的木材从雅勒村进口，因雅勒人不会做生意，住宿条件没有斜尔哇村好。雅勒村有一所像托儿所式的小学，只有一名老师，不分年级，教尼语，家长给老师付工资。

(四)仁青岗边贸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为减少Matlab与Adams之间交换的数据量，在联合仿真过程中仅针对LH与RH的臀关节与髋关节进行数据交互。在开始仿真前，根据第一章规划的斜面运动方式，预先设计开环状态下所有关节的运动情况，并通过SPLINE函数导入到Adams模型中的对应关节。仿真开始后，控制器生成的控制信号将会叠加在4个被控关节角之上，形成新的关节角度以驱动模型运动，完成联合仿真[10]。

乃堆拉山口通道与普兰、吉隆的级别不一样，没有一般贸易和小额贸易，纯为边民互市贸易，又叫易货贸易，流通币种有人民币和卢币，汇率大约为1元人民币换10卢币。中国鼓励出口贸易，边民互市贸易规定自用物品灵活掌握，出口品有床上用品、瓷器、暖水瓶、衣服、山寨手机等，进口货品有饼干、其他食品等。从乃堆拉山口到下司马镇有2 000多米的海拔落差，下司马镇到仁青岗边贸市场的山路迂回曲折，弯道陡坡多，从山上俯瞰亚东县，亚东河穿越峡谷，隐入郁郁葱葱的山林，流向不丹境内。下亚东乡的一个村落静卧在河谷两岸，东噶寺坐落在离仁青岗市场不远的山头上，东西南三面分别面向不丹、尼泊尔、印度和锡金邦。仁青岗市场原来有12家印度商户在免费租用市场商铺(因中国提供免费商铺)，2015年增加到了20家印度商铺，商人大部分是锡金邦的藏族。印度在边民政策和资金支持方面都存在限制，限制通关车辆，从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通关车辆为60辆。中国边民进入印度关口时，空车过去，拉满货物再返回。印度边民进入中国关口时，车辆满载货品，到仁青岗市场卸下货物后，再装运中国货品到印度。

仁青岗市场共46间商铺，除了20间印度商铺外，其余来自甘肃、江苏、浙江、四川、拉萨等地区，甘肃商铺有四五家，也有青海的回族做卡垫生意。我们与印度商人交谈时了解到，他们中有锡金邦的藏族，也有内陆印度人，锡金邦藏族与亚东藏语方言相通，主要经营羊毛制品、巧克力、印度茶、饮料、木碗及特色工艺品。内陆印度人用英语和我们交谈，其中一对父子各开一辆货车，他们长期从事边贸生意，父亲到过拉萨、北京、广州等城市。乃堆拉山口自2006年开关以后，每年5月1日至11月30日为开关时间，每星期一至星期四是交易通商期，中印双方边民以手机微信的方式洽谈贸易，协商好价格和货品后，中方边民星期一早早到山口市场等候交易，星期四下午通关结束后将货品拉到日喀则市，从日喀则市再运往拉萨等国内其他地区和城市，星期天返回亚东县。通过边民互市贸易，亚东县老百姓赚了不少钱。仁青岗市场是临时性搭建的市场，山口下面是新建的边贸市场。

货品的流动在口岸贸易中显现为空间的不断延展，通过货品的流动，国内生产、批发地与国外销售、消费地之间结成网络关系。比如，甘肃商户马老板原先从兰州东部批发市场进货，经新疆喀什运到普兰口岸，通过易货贸易，将货品出售到尼泊尔。后来，从西安福兴路批发市场进货，再后来从浙江义乌城、广州批发市场等地进货，物流运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从青海经西藏安多县、改则县到达普兰县，再销往尼泊尔和印度内陆地区。通过贸易发生的各地区间的联系由是可见，特别是跨省分、跨国界的交往，在经济链条的带动下呈现为空间区域的不断延展，使不同空间区域的物品和文化共享成为可能与事实，进而带动不同区域与国家间的多方位交流与沟通。尼泊尔的木碗、大红糖、小红糖、铜制品、佛珠、马鞍、马镫、手工毛织品，印度的海纳染发剂、咖啡、茶叶、巧克力、饼干、饮料、饭桶，不丹的雪莲、天麻等药材，以及瑞士的手表等消费品从边境口岸进入中国市场，边境城镇和拉萨、成都、西宁、日喀则等城市的消费结构趋于丰富和多样，同时因物品承载的文化内涵和品质也为国内消费者所接受。尼泊尔成为货品转运站，对中国的商品需求量较大，印商和尼商从边境口岸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转运到尼泊尔，再转运到印度内陆，以满足内陆印度人对服装、鞋子等日用百货之需。这样一种商品贸易的流动跨越了原本由国家和民族所设定或隐喻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界线”[1]，同时也生动展现了喜马拉雅区域各国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产生的贸易往来，同时也将国家具有某一种资源禀赋[2]且拥有生产这种产品的成本优势纳入到了边民贸易体系中。

(五)吉隆口岸

吉隆县全县1.5万人，口岸边民3 000多人，县政府治地在宗嘎镇。宗嘎镇海拔4 200米，坐落于大喜马拉雅的高寒山地。吉隆海关和口岸在吉隆镇，吉隆镇海拔2 700米，坐落于低海拔受热带季风气候影响较大的小喜马拉雅山腹地。宗嘎镇和吉隆镇距离78公里。吉隆藏布河谷岸边逐渐呈现高山寒带、寒冷温带、亚热带到热带的垂直气候变化和植物分布特点，吉隆口岸与樟木口岸一山相隔，气候自然条件相似，吉隆镇人口共586人，以四川人为主，从事餐饮住宿等生意，也有个别青海人在开面馆，这些来自国内的商户充分利用边民政策，从事服装、卡垫、布匹等互市贸易。当地人不太会做生意，镇上来做生意的外地人与当地边民达成协议，用他们的身份从事边民互市贸易。吉隆口岸曾是中尼交往的主要通道和通商口岸，历史上的蕃尼古道、麝香之路必经此地，1966年中尼公路通车后，其地位被樟木口岸所替代，后因樟木口岸地震次生灾害大，吉隆成为重点打造的口岸，升级为一类陆路口岸。吉隆海关重新开关后，边民对海关和友邻单位较为陌生，缺乏做生意的思路，后来海关工作人员租用学校教室给边民讲解宣传边民优惠政策，教边民如何进行互市贸易的方法，边民们逐渐富了起来。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头绪多、内容杂，需要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注重方式方法，创新运用多种形式，善于从多个方面寻求突破。形式是内容的载体，内容体现在精神层面，形式体现在物质层面，没有一定的形式，内容也就失去了载体和媒介，再好的内容也传递渗透不到员工的大脑里。当然，选用什么样的形式，形式的选择是不是对路，也对内容的传播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所以，形式创新与宣传内容结合好，传统教育手段继承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够打动人心，增强吸引力。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HPV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有100多个亚型。对许多人来说，人乳头状瘤病毒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多数不经治疗就可能消失。只有很小比例的HPV感染病人会患上口腔癌或口咽癌，与口腔癌和口咽癌相关的主要是16型。

近年来，阳江航标管理站的灯浮标受热带气候影响时有发生，当灯浮标附近风力达11级左右时，灯浮标就存在着移位的情况。如2014年“威马逊”台风7月18日在海南文昌登陆，阳西电厂附近当时风力12级左右，有部分灯浮标移位或直接吹上岸边；漭洲障碍物标移位1000多m。

二、 口岸贸易带动的流动场域

流动性和移动性是西藏口岸边民贸易的显著特征，通过口岸贸易，形成了包括人口、文化、语言、认知、货品、资金等在内的跨国际、跨区域流动场域，由此也形成超越政治边疆的文化和经济联结体。通过口岸流动场域的考察，再一次体认到地方社会秩序构建的内在机制在于对相同诉求的偏好和趋同，以及在趋同中逐渐形成的认同意愿和认同实践。

教学结束后，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对两组护生职业核心能力和人文素养各项指标进行测评。问卷包括主动学习力、学习兴趣、团队协作、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人文素养6个方面，满分100分，分值越高表明能力越强。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共发放问卷127份，回收127份，有效回收率100%。

(一)人口流动

三口岸的调查显示，因边贸经济而带动人口流动，近年来有增无减。无论是219国道经过的沿途集镇还是204省道日亚线经过的边贸集镇，西藏本地以外的人经营的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商铺比比皆是，国内各地区间的交往、交流因交通、通讯等日益改善而愈加密切。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也正在朝有序方向迈进。据普兰海关介绍，尼泊尔、印度及不丹等国家，每年要求朝拜神山圣湖的信众不下10万人，每年到中国朝拜神山圣湖的游客达2 000多人。吉隆镇有尼泊尔藏族4户30多人，热索桥头有13户尼中跨国通婚的边民，与国内公民有亲戚关系，享受两个国家的边民政策。地震前吉隆口岸人口流动仅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就达到了相当规模，出口量达1亿多元，进口量达3 000多万元，进出境人员几千人次。吉隆口岸扩大开放后每天有三四十辆货运车，按照每辆车至少3人计算，每天有近百人在吉隆口岸入境口流动。在帕里镇，每年春、夏、秋三季大约有1 000人次的不丹商人带着虫草、手表、贝母、天麻、木耳等货品来到帕里镇交换热水瓶、球鞋、布料等日常用品。可以看出，人口流动带动着文化的交往和其他流动场域的建立。

本文通过对岩石破裂两种不同类型传感器接收的声发射信号进行时频分析，发现信号之间存在差异性与共性，主要结论如下：

(二)宗教文化流动

普兰、基隆亚东口岸的语言场域以多样性为主要特征，普兰边贸市场的尼泊尔商户老板能用普通话与我们交流，绝大多数普兰当地边民商户老板也会说普通话、当地藏语和尼语，普兰县境内中尼边境线尼泊尔境内三个村子的边民都会说普兰藏语，也会说尼语。普兰边贸市场的印度商户用当地藏语与边民交往，也用英语与调研组交流。在尼泊尔境内有个吉隆村，使用当地藏语，吉隆口岸从事边贸的边民们都会说尼语。吉隆口岸有两户从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过去的藏族人，他们精通当地藏语，来自青海湟中县的回族商人马老板已入赘当地藏族人家，结识了十几个尼泊尔商人，用当地藏语洽谈生意。另外，吉隆口岸有来自甘肃临夏的回族商人60多名，生活习俗已多半融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中，操用汉语和当地藏语方言。亚东仁青岗边贸市场上，印度商人使用当地藏语进行边贸洽谈，与我们用英语交流，锡金邦商人使用亚东藏语与中国边民接洽生意。口岸调查发现，语言的工具性价值远远超过情感性价值，不同族群对对方语言的相互借用和共享成为语言变迁的重要内容，语言作为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之一，经济理性是语言选择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贸易货品流动

锡金邦、不丹、尼泊尔等边民在历史上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渊源深厚，但通过访谈及观察，不丹与印度、尼泊尔没有贸易壁垒，印方边民与尼方边民对中国的认同不尽一致。习近平总书记访印后达成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协议，印度每年组织18批次官方香客团进入中国，樟木和吉隆口岸受“4·25”尼泊尔地震影响暂停开放后，亚东和普兰口岸成为官方香客团旅游的主要陆路通道。

对于银行来说，由于产品创新是高智力、高知识密集型的人才劳动，因此人才是一个关键点。城市商业银行应实施客户经理制度和产品经理制度，突出以客户需求为市场导向，以产品营销、管理和研发相互协调配合为其专业化分工方向。银行需提倡人性化管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用人和经营理念，以吸引人才和培育人才，从而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客户经理和产品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城市商业银行应建立高效的考核和激励制度，使得相关制度更好地匹配市场导向型的营销模式。如此才能使营销人员和研发人员在产品创新的整个流程中保持高效，从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四)语言流动

历史上环喜马拉雅地区的宗教文化呈连片状态，佛教各教派、苯教及印度教均在影响着地方宗教秩序的构建。随着口岸的开放，历史上曾有的宗教文化联系得以复继。如冈底斯山(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苯教和印度教徒崇拜的神山，马年转山时，贸易量增大，当地的旅游收入也有所增长。羊年转湖时，国内外的游客及信徒又形成转湖的人群，三三两两移动在玛旁雍错转湖朝圣路上，湖边的吉乌寺是另一个人群前往之地。在口岸贸易中，从尼泊尔进口的铜制品和绸缎制品等佛教礼器也承载了宗教文化的流转功能，尼泊尔佛教制品工艺及对礼器的工艺化阐释随物品的流转在各区域间共享，每年举办的大型佛事活动都有来自尼泊尔、印度、锡金邦及不丹的信众参与。中国境内的佛寺与相邻国家和地区的寺院间存在相属关系，因共同的佛事活动和修学目标，宗教文化的流动也构成口岸流动场域的一大重要元素。

三、 边贸带动下的多重认同

三口岸在历史上是中国西藏与周边国家和区域进行经济、文化及政治等方面交流的陆路通道，因此环喜马拉雅区域的山地国家曾形成过多重边疆的社会结构，时至今日，流动在口岸的人群社会表现出多种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并且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显现出认同的差异性和共通性。

(一)候鸟式的流浪汉

在普兰县边贸市场遇见8个来自尼泊尔的流浪汉边民，他们年龄在40～60岁之间，穿着褴褛，面部表情愁苦懒散，每年大雪封山解禁后，他们像候鸟一样穿梭在尼泊尔与中国境内20公里的范围内，持边民身份证从5月至11月在普兰县流浪乞讨。据管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过日子，前几年还有一些流浪汉在大雪封山期滞留在普兰县乞讨，不愿回到尼泊尔。另外，在普兰斜尔瓦通道与几位尼泊尔边民交谈时，也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理解，他们用手语表示中国是“大拇指”，并用尼语说中国的生活好、教育好。在普兰边民互市贸易市场与尼泊尔女商户交谈，她说希望能生活在中国，但是自己运气不好，1962年划界时被划给了尼泊尔，他们非常喜欢中国的生活环境。口岸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与这些流浪汉非常熟悉，对他们能救济则救济。这种季节性候鸟式的流浪生活让这些贫困人群淡漠了家园意识，在物质匮乏的现实面前家国情怀显得异常奢侈，仓廪实而知礼节，普兰县我方边民殷实富足的日常生活对尼方边民形成了一股引力，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确实显现了应有的效应。

(二)清军骑兵后裔达曼人

在吉隆镇冲堆行政村下辖的达曼村生活着187名达曼人，这些人原先没有国籍，无身份归属，从事打铁、制作马鞍子、农具、服饰、干粗活等营生，漂泊在尼泊尔和中国吉隆边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达曼人生活极其不稳定，1998年之前有35户，靠背运、打杂、打铁为生，给商人做背夫，现在确定为48户187人。日喀则德吉专员特批后，他们于2005年获得中国国籍，现民族归属为藏族，基本享受五保和低保，达曼村幼儿园在陌垒村。达曼人对中国的认同感很强，不愿回到尼泊尔。他们跟着当地藏族信仰佛教，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加入中国国籍后，根据达曼人的传统生计方式，政府下达了从事马鞍和服饰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项目，因达曼人视这项技艺为低等工作的象征，宁可到吉隆镇的工程队打工运砂料，也不愿意从事传统的手工技艺。后来经过驻村干部的引导，2016年我们再去达曼村时，三四位达曼人在手工艺坊用传统工艺打制刀具。达曼人是清军攻打廓尔喀人迷失在森林后存活下来的骑兵后裔，“达”是藏语马的意思，“曼”是藏语，汉语意为“军”或“多”[3](1)。在访谈中，达曼人对中国政府的感恩发自肺腑，2015年去达曼村村主任家访谈时，村主任还不能用普通话与我们交流，他用日喀则方言介绍了村里的情形，2016年我们再去村主任家时，他能用普通话简单与我们交谈，一群小学生普通话说得比村主任好，这些小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戴着红领巾，眼睛里洋溢着童真的快乐。达曼人加入中国国籍，是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双重体现，这样的个案有助于更广泛的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三)热索桥头和夏布如村

吉隆镇专门的边民互市点在热索桥头，共11间商铺，地震后撤回了边民，尼泊尔商人也回国，现在没有正式的互市生意。尼泊尔边民和警察使用中国通讯，尼泊尔大商人倾向于中国政府。吉隆大峡谷对岸的吉甫村野生花椒、虫草、贝母、天麻、林芝等林下药材资源丰富，村民受边民互市贸易的影响，每家都在从事野生花椒、玉米等生意，吉甫村也受到过地震损坏，有些房屋已经倾斜，有些房屋是空房子，村子里生长着竹子、桃树和黄瓜秧等当地果蔬。2015年我们去访谈时，有1户男主人在编制竹制品，库房里摆放着一架传统纺线织布机，羊毛已经纺了一半。2016年我们再去时，传统纺线机一如当日所见，男主人仍在手工编织竹筐。归因于当地政府引导下乡村旅游观念的出现，当地特产花椒、玉米棒子等季节性农产品零星地摆放在吉甫村口，其中令人难忘的是在一户人家门口，一个看上去还是5岁的小姑娘拿出了自家产的花椒向我们推销，她比画着说价格，按包计算，一包5元，大概半斤多，确实比城市的价格便宜。尼泊尔的夏布如村地处尼泊尔国家公园区域，以旅游业为主，住宿餐饮观光等旅游收入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较高，国家认同感远高于普兰口岸尼方边民。由此不难发现，最为实惠的经济认同是其他认同产生的基础。

(四)帕里镇、下司马镇和春丕村

帕里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部一片开阔的草滩上，民主改革前帕里镇为帕里宗驻地，1964年改设帕里镇，扼守亚东峡谷，俯瞰孟加拉平原，自古为藏南军事要塞，是日喀则地区边境重镇之一，处于交通枢纽地位，距亚东县城治地下司马镇西部50公里处，日亚公路即204省道穿过帕里镇中间。帕里在历史上是与不丹进行商贸的地点，从日喀则市出发，经过白朗县、江孜县、康马县到亚东县下司马镇这一线，是历史上的中印贸易通道。帕里镇与不丹仅一山之隔，海拔4 360米，以“世界最高镇”而著称，正在打造高原第一镇新貌，街道两边是修葺一新的两层建筑物，街面卫生清洁，街灯整齐新颖。除了不丹商人和当地商人外，也有甘肃白银商人常年在此从事边贸生意。不丹商人主要以虫草、手表、贝母、天麻、木耳等货品在帕里镇交换热水瓶、球鞋、布料等日常用品，中国和不丹之间的民间小额贸易十分兴盛，贸易认同与贸易实践并未因中国和不丹两国尚未建交的事实而受到影响。

下司马镇是亚东县治地，北通江孜，南与锡金、不丹两国交界，离印度、尼泊尔、孟加拉国也很近。下司马镇在历史上是西藏地方与南亚各国间的一处贸易集散地，1888年被辟为商埠，1906年成为英国的租界，1955年中国政府与印度政府正式签字，下司马镇移交给中国政府。据《亚东县志》记载，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亚东县下司马镇成为英国租界地。1906年，英国在春丕村设商务代理处，春丕村及周边区域渐渐成为中国、印度、不丹三国间贸易集散地和边境商业区。英国商务代理处后来搬至下司马镇，现亚东中学后门的山顶上存有遗址。从春丕村向西可直达锡金邦首都甘托克，向东则可进入不丹境内，这条古道即是著名的春丕河谷古道。亚东海关现址在春丕桥南岸。春丕村在历史上是锡金国王的行辕之一，传统民居为松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充分利用了亚东县丰富的森林资源，后来进行房屋改造，传统木制民居已不多见，现为混凝砖土结构、墙面经过粉刷的二层楼民居，在狭窄的春丕河谷两岸是村落房屋，每家屋顶上矗立着中国国旗，在湿润的空气中似也能嗅到边境小镇的政治功能。

春丕村原属热日宗，1788年尼锡(锡金史称哲孟雄)战争爆发时锡金国王逃亡春丕地区避难，作为宗主的西藏地方政府将此地赐给他使用。1860年英锡战争爆发，英国迫使锡金国王签订新条约，限制了锡金国王在春丕地区的居住时间，规定不得超过3个月，并允许英印政府修筑一条经过锡金到春丕河谷的公路并提供保护和帮助，这些条约为英国入侵西藏埋下了伏笔。1903年7月，英国派出以荣赫鹏为正帅、怀特为副帅的一支千人大军，由麦克唐纳指挥，开始了对西藏地区的大规模入侵，并于当年12月14日进占了通向江孜的重要门户——春丕。1954年中国和印度签订协议，驱逐了外国势力，驻扎在亚东的印度卫队也被迫撤离，春丕村回归中国。春丕河谷地区西邻印度锡金、东部靠近不丹,属鸡鸣三界之战略要地。从文化认同层面而言，历史上中国西藏对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的影响延续至今，不丹和锡金曾作为西藏藩属地，其政教相属关系和外交保护性质在近现代以来发生了变化，边境区域我方边民的国家政治意识很强，在边民互市贸易的同时，守护国家的地理边疆。认同是一个复杂而多重的结构，它不但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归属感，而且还包括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以及个体对群体活动的卷入情况等，满意的群体认同是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前提，行动者有时会采取行为策略进行认同解构和认同重构[4]，认同建构、解构和重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过程，以经济资本的网络构建不同地理、族群和文化的认同感，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西藏三口岸的调研中可以看出，仅是国内的物品流动发生了空间性的变化，流动空间不断延展，将西部边疆和内地甚至沿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秩序、流动和认同三者之间，良好的秩序可以促进承载文化价值的物品的流动，继而促进不同群体形成基于物品的认同和共识，复又构建更广范围的社会秩序。所以，良好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特征还应包括经济的持续发展[5]和边民贸易中承载的更高价值理念的认同。

参考文献：

[1] 张龙.商品流动、海洋贸易与文化象征[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2] 卓凡超,常志有.国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19).

[3] 吉隆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隆县志[M].内部资料,2015.

[4] 王歆.认同理论的起源、发展与评述[J].新疆社科论坛，2009(2).

[5] 汤天峰.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J].甘肃警官学院学报，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