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金翼》)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的民族志作品，这部作品将独特的小说式写作方式和典型的民族志田野资料相结合，成为“当时乃至今日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首选读物”[1](225)。这部民族志作品以福建古田山区为背景，讲述了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前的这段时间，两个姻兄弟黄东林和张芬洲及其家族的兴衰故事。该书立足于中国东南地区真实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时代环境，描绘出一幅家族、人物的命运画卷，正如英文版导言的作者、英国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所言，这部作品“集真实的观察和想象的再现之大成”[2](12)。

对于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研究……………………………………………………杨君岐，侯晓康，杨艺捷（3.40）

胰腺癌免疫治疗有3个主要障碍会影响其疗效。首先，胰腺癌的突变负荷相比黑色素瘤和肺癌较低[23-24]。其次，胰腺癌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免疫抑制，特征上表现为致密结缔组织增生反应，伴有明显的致瘤性巨噬细胞和骨髓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DSCs)浸润[25]。第三，胰腺癌微环境中T细胞浸润较少，因此不能提供足够的T细胞反应。胰腺癌产生的非免疫原性肿瘤微环境限制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活性。因此，通过一些联合治疗方法(表1)，可能使“冷”肿瘤微环境转变为“热”肿瘤微环境，从而提高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疗效。

在以往的研究中，该书实验民族志的写作意义被充分认可，读者不仅可以从这部经典作品中领略到林耀华先生对中国东南汉族地区家族研究的透彻性，而且可以从中体会到民国时期个人与社会、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独特关联性。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考察与分析这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意义。

一、 性别角色：《金翼》中描述的几类典型女性形象

《金翼》一书前后出场的女性人物有30多位，其中相对而言被作者重点描述、通篇出现时间较长的有五六位，这几位女性有的与主人公黄东林关系密切，如祖母潘氏、东林妻黄太太、东林大嫂林氏等；有的与故事中的另一家张家关系密切，如张茂德妻惠兰等。这些女性都被赋予了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女性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指与性别联系在一起的，符合一定的社会角色期待的品质特征、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通过不同文化中系统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而形成，是一定时代社会文化准则的一种体现。”[3](1194)那么，民国时期的中国东南地区，女性的性别角色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生存艰难的女童

《金翼》开篇不久，出场了三个可怜的小女孩。一个是东林的长女。一天，伯母林氏为她买了几块糖果，祖母潘氏认为儿媳不懂事，拿家里买米的钱买糖吃而大动肝火，对两个儿媳和年仅7岁的小孙女一顿劈头盖脸的打骂，小姑娘受到惊吓，在伤痛中离开了人世。第二位小姑娘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一个姓徐的人家做童养媳，6岁的时候，徐家的人都死了，可怜的小姑娘无依无靠，只好由叔叔东林做主领回家，婆家人认为她只是“炉灶上水锅里的一把米”[4](16)。第三个小姑娘是东林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不久也被送到别人家做了童养媳，十几岁的时候不明原因地死在婆家。作品中还提到一个童养媳，在东林的三个妻兄弟家的火灾中幸存下来，若没有人主张，这个小姑娘会被婆家的族人卖掉，还是东林出面为她招了女婿，因而留了下来。这几个小姑娘的故事是典型的近代中国东南地区贫寒人家女孩的境遇，在家境艰难的情况下父母将她们卖做童养媳，女孩们只能被动接受这样的命运。

(二)发展受限的少女

女孩出落成少女，面临的就是受教育和谈婚论嫁两大问题。受教育的女性全书中只有两位，一位是张茂衡的女儿月英，还有一位是东林的大儿媳素珍，即文中三哥的媳妇。她们算是幸运的女孩，因为当时多数女孩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谈婚论嫁则更没有自主性和选择权。东林的二儿媳(四哥的媳妇)是在黄家做饭、操持家务出现矛盾的情况下，东林出钱买来为全家人做饭的，在这场婚姻中，她的感受和感情无人顾及。书中还有一个16岁的少女红花，她与五哥相恋，然而因为是亲戚而且隔着辈分，所以他们的恋爱最终被拆散。

(三)失去自主性的已婚女性

《金翼》中的女性不但发展权利被剥夺，在所谓的清白名誉方面，女性也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力。张芬洲死后，留下了自己事业和资产的唯一继承人张茂衡，当茂衡被称为“张百万”的时候，妻子死了，很多女子想要嫁给他，其中包括一位漂亮的张姓女子。当地有同姓不婚的规矩，这个张姓女子甚至隐瞒、改变自己的姓氏，一心要嫁给张茂衡，但最终未能成功，后来，嫁给了张茂衡远房的一个舅舅，成了张茂衡的舅母。但一次因缘际遇，“张百万”和这位舅母发生了婚外情，被发现后，“姓张的女人大大丢了脸并得到了一个淫妇的名声”，而“张百万”“却完全没丢什么脸，只是被他的朋友和同伙们淡淡地嘲弄了一下”[4](122)。通过这个故事可见，在同样的事件发生后，女性承受的舆论压力要远大于男性。

《金翼》中处处体现了男性的权力和力量。权力是“各种力的关系在它们所运作及构成它们自身的组织的领域里所展现的多样性：(权力)是一个过程，经由不断的斗争与对立、转化、加强或倒置力的关系；(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在彼此之间找到支持，于是形成一个锁链或是一个系统，或是相反的，是(这些力的关系)的歧义与矛盾，使他们彼此孤立；最后，(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可凭借而产生效用的策略，使得它们……可以显现在国家机器中、法律形成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霸权中”[5](68～69)。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男性的权力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经由各种因素支撑，最后形成了对整个社会和女性的支配。

(四)名誉压力下的女性

《金翼》中的已婚女性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如果丈夫健在，无论贫富，总还有所依靠，若丈夫去世则境遇大变。东林大嫂林氏的丈夫年轻时就去世了，留下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最大的儿子才11岁。林氏一直守寡，在小叔子东林的帮助下将孩子们抚养长大，两个儿子成家后，不但没有孝敬自己的母亲，而且彼此不和，让老母亲左右受气。张芬洲的长子茂魁在结婚十多年后去世，留下一个媳妇，没有孩子，最后由一家之主张芬洲为她收养了一个儿子，她终生守寡，抚养这个儿子，最后贫困潦倒。张芬洲的二儿子茂德的媳妇惠兰本是一位“漂亮迷人的19岁少女”[4](39)，嫁进张家后，与丈夫生活幸福，但两年后丈夫去世，她想回娘家，但公婆不许，惠兰的脾气越来越坏，经常和婆婆顶嘴闹矛盾，甚至自缢轻生。直到公婆去世，小叔子才允许她父母将她带回家。

二、 被贬抑和忽视：《金翼》的性别视角选择

《金翼》主要是对中国东南地区汉族家族制度的描述，整部作品中处处可见突出的男性主人公形象，彰显了男性左右社会的力量，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则表现出或贬抑或忽视的倾向。

机械电气一体化设备的轴承连接由称键连接。主要是通过设备各轴承互相的联系，帮助轴承更好的转动工作。在安装设备各轴承连接阶段，安装技术人员应严格处理细节问题，将轴承之间的工作方式梳理清晰，确保轴与轴之间的固定以及轴承工作时的传递力，避免因此项工作的相关疏忽导师整个设备无法运行的严重后果。同时，在轴承的连接安装时，相关工作人员也要重视连接设备的调整，保证各轴承之间的齿轮能够严密的吻合以及安装过程中轴承角度的准确性。

(一)彰显男性权力，将女性排除于社会历史之外

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尽管是在逐步探索中形成的，但这种探索并不是盲目的探索，而是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城市扩展面积：城市扩展面积指某一时间段内城市扩展的面积，具体数值等于本期城市规模减去上期城市规模。其计算公式如下：

(二)将女性置于家庭劳动中，忽视女性的社会性成人地位

《金翼》中描述的女性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在家抚育孩子、操持家务，从事的都是“需求型劳动”，而男性从事的社会劳动则属于可以产生交换价值的“公众性社会劳动”。公众性社会劳动是取得社会性成人地位的主要途径和物质基础，是否拥有社会性成人地位又决定了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6]。没有取得社会性成人地位的女性劳动者只能成为男性的“附属”。

从祖母潘氏到东林妻黄太太再到张芬洲妻张太太，还有大嫂、二嫂、四嫂及和五哥之间根本没有感情的第一位五嫂等女性，都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尽管这些劳动有时也扩展到强度较大的农业生产，但她们的劳动价值仍然被忽视。受过新式教育、与三哥自由恋爱并结为夫妻，而且拥有教职的三嫂，住在婆家时被要求每天早起，为全家人准备一整天的饭食，当她不能胜任时遭到了家人的歧视。这些描述是民国时期中国东南汉族地区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她们的行为和活动范围主要局限于家庭中，默默遵守男尊女卑的观念，听命于丈夫、公婆等家长，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极为淡漠。在遭遇不公安排时，往往采取妥协、默许、顺从的态度，即便遭遇压抑，心怀不满，也只能逆来顺受，毫无社会性成人的维权意识。

(三)贬抑女性，凸显男性对女性权利的消解

任何作品，其视角和方式都与时代特色、地域特征紧密相关，同时也与书写者个人的身份、立场和出发点不可分割。

无论是张姓女人、惠兰、茂魁的媳妇，还是想方设法“营救她的情侣”[4](135～136)的妓女，她们的不幸既是社会造成的，也是男性对她们权利的消解所造成的。面对这些女性不幸的遭遇，即便是母亲们也只能束手无策地旁观，恰如温德尔所言：“由于缺乏自我实力，缺少独自的榜样的引导，她们无法解除对自己女儿的约束，只好迫使女儿充当同样低贱的角色。儿子则相反，他们允许实现母亲未实现的生命愿望”[7](29)。

如果说惠兰等人的形象只是具有了一些负面意义，那么少台妻则直接就是一个“挥舞着一把长刀追着她丈夫满屋子乱跑”的泼妇[4](147)；月英是受过教育却不明是非，诬告他人，导致被诬告者毙命，说话“最不得体”的女人[4](165)；张姓女人则是一个不守妇道的“淫妇”，更别说由妓女变成土匪一般的军官姨太太的坏女人，居然使出计策害他人性命[4](173～174)。这些描述和表述一方面使读者对当时女性的真实地位有了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对女性不完整人格的理解。

三、 身份与立场：《金翼》女性书写视角的成因

《金翼》中那些最可怜、最无权，有时看上去带有负面影响的大多都是女性。如讲到几个女童的童养媳境遇时，作者强调说：“必须记住的是，送走的只是女孩，不论家里如何贫困，所有的男孩都由亲生父母养育”[4](16)。惠兰，一个曾经“欢乐的女人，一个好儿媳妇”，“曾很爱干家务”，在两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丈夫去世了，此后，她变得蓬头垢面、疯疯癫癫，不愿意公婆给她抱养一个孩子，因为“她已看到茂魁的媳妇所过的艰难的寡妇生活和黑暗的前程”[4](81～82)。五哥那没有感情的第一个媳妇在自己父母家去世并被草草埋葬，当时“一个儿媳妇的生命就像一条水牛一样不值钱”[4](143)。这些可怜的女性人物背后，决定她们命运的是男性家长，至于她们自己的意愿则往往是被忽视的。

民国时期，西方女权运动刚刚兴起，妇女解放的思想伴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开始对我国一些大中城市的精英阶层产生影响，在这些地方，妇女的地位有了一些改善。但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是传统文化观念禁锢之下的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父权和夫权决定着广大女性的命运，整个社会也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来看待女性、描述女性和书写女性。

正如女性主义者波伏娃所言，“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立为他者”[8](309)。这番话一方面指出了女性身份意识、角色、地位的后天性和被塑造性，另一方面说明社会、权利和男性在塑造女性角色中所起的作用。

对女性自身而言，她们被压抑，被忽视，被剥夺了很多权利，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权利意识和为实现权利而抗争的勇气，《金翼》中的多数女性便是如此。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权利获得无望，于是很多女性将希望寄托在女神身上。福建是我国民间信仰体系中女神信仰最多的地区之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女神有妈祖(信仰场所为妈祖庙)、陈靖姑(信仰场所为临水夫人宫)，还有莘七娘、练氏夫人、马氏真仙、李三娘、林纱娘等。对女神的崇拜是被压迫、被贬抑的女性将自己无处安放的理想投射在具有性别亲和性、看上去能帮助自己脱离苦难的女性神灵身上，在理想世界中她们的心灵得到安慰，而在现实中她们是权利的无意识者，面对其他女性的悲惨遭遇，她们只是冷漠地旁观。《金翼》的祖母潘氏就是一个典型，靠“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终于在家族中获得了年龄权威，她不但对自己的社会权利毫无主张，而且对自己的女儿、媳妇、孙女们所处的地位和受到的不公正也没有丝毫的同情和帮助，甚至对家庭女性后辈施展自己的权威，进一步剥夺她们的权利。

民国时期的“金翼之家”中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决定社会安宁和前进与否的军队、土匪、商人、农民、运输船队、乡绅、家族势力等都是男性及其社会力量。主人公黄东林主宰家中所有大事，不仅决定生意，还决定家人的受教育问题，调解、仲裁家庭纠纷，主持家中仪式，甚至决定买卖儿媳。另外一家的家长张芬洲也是如此。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书中描述黄东林成功时，提到了在他年少即去世的外公对他一生发展的影响，而绝口不提供养他长大成人、实现所有人生价值的祖母潘氏的功劳。这充分证明在塑造这些男性形象和展开故事叙述的过程中，女性只是以被忽视的“第二性”——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作为同样影响社会力量的个体形象出现。

被塑造的何止女性，其实任何社会中的男性思想、意识和行为都是在社会传统和文化中被塑造的，而且这种塑造有时是在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无意识中进行的。社会中的男性也是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自己作为男性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正如《金翼》中的小哥，自小就被家里人格外重视，寄予厚望，上学时接受教导：男人要坚强，要克服胆怯和对母亲的依恋，要接受教育，承担家族希望。这些塑造对小哥来说都是无意识的，却迥异于家族女性成员。男性和女性的差别除了先天的自然属性，更多是后天的社会文化塑造和建构决定了不同的心理、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正因如此，作为“金翼之家”的一员和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下熏陶、成长的本书作者，当他们看到和描述家族及周边女性的命运和境遇时，会不由自主地以被建构和被塑造的男性视角来看待和审视女性及女性形象。社会“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是他者(the other)”[8](11)。林耀华先生站在主体地位上通过文字表现民国时期中国东南社会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差别，也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性别观依旧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男权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翼》的英文版导言中，弗思教授说：“一般而言，中国的妇女遭受压迫，服从自己的男人和婆婆——书中举出相反的例子：一个有钱的妇女在商业中投资；妯娌们不受其丈夫的叔伯的管制，彼此争斗——一位儿媳竟如此凶悍，拿着刀满屋追赶自己的丈夫。”[4](4)弗思教授举出的“相反的例子”的确是《金翼》中描述的，但故事继续发展却是这样的：争斗的妯娌中的一人刚嫁进门时曾因为被荒唐的方法证明不是处女而受辱服毒；拿刀追砍丈夫的女子失手砍伤亲戚而差点被告官，后被夫家绑起来暴打一顿；在店铺里有股份的妇女“是个忠厚本分的寡妇”[4](123)，丈夫死后留在婆家，抱养了一个儿子，守寡终生，店铺里的股份实际上在她儿子名下，因为她“驯服、顺从”，这部分财产最后被她的小叔子完全支配……在《金翼》这部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是在男性权威和社会压迫下不自主、弱势、卑微的女性形象，这些却被弗思教授所忽略了，恰如作品中数量众多但被忽略的女性。

四、 传统与现代：女性主义在中国

经过漫长的社会变革和历史文化变迁，中国各地广大女性逐步摆脱了民国时期被压抑的状态，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女性的社会发展空间空前开阔，女性自我意识不断增长，女性的人身权、政治权、经济和财产权、文化教育权利都得到了基本保障，许多漠视和践踏女性权利的行为被终止。但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有些女性依然不能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甚至在面对家暴、受教育权利被剥夺等逆境时，也只能逆来顺受。即便是在城市中也广为流传 “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全职太太才是人生赢家”等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否定女性社会性权利，将其逼退至家庭中承担全部家务劳动的隐性集体意识或心理在作祟。被社会普遍认可适合女性从事的职业，仍限于教师、医生、护士、保姆等行业。如今的考研、考博大军中，女生居多，很多人是因为在就业市场上遭遇性别歧视、就业机会日益被挤压而被迫选择继续深造。就连研究女性发展、伸张女性权利的女性主义，在中国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

“女性主义(feminism)就是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或者由女性来做的研究，关于女性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9](223)在西方，女性主义既代表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也是一场社会运动。这场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期，起初是为了争取妇女解放、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女性社会权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又提出了正视两性自然差别、正视女性的特点、提倡同工同酬等主张。20世纪90年代以后，和其他社会科学及思想一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女性主义研究也进入了发展新阶段，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自由女性主义、殖民地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在国外，作为学科和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虽然研究内容、方法和社会主张伴随社会发展和女性需要，在不同的时期有所调整，但无论是社会实践层面，还是研究层面，都达到了较为深广的程度。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有的乡村生态旅游经营形式还比较单一，乡村生态旅游产品还存在同质化的特征。这种服务形式，也是无法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的。因此，在实际情况中，乡村生态旅游经营者就应该积极地创新服务形式，突出当地的特色，积极地创建一些体验价值高的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另外，乡村生态旅游者也可以积极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去深入地挖掘社会中各个旅游群体的实际需求，从而为他们提供具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服务。

我国的女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对feminism进行译介时，有些翻译为“女权主义”，有些翻译为“女性主义”，现在大多都翻译为“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学界出现了一批学者和学术成果，但翻遍《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百科大辞典》等大型辞书，都找不到“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词条，只有《辞海》中有作为文学表达方式的“女权主义批判”词条，《社会科学新辞典》中收录有一条：“女权运动(feminism)，见女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妇女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争取男女平等，争取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一种理论和运动”[10](649)。相关辞书搜索结果似乎正反映了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境遇，无论是社会运动不见微澜，还是女性主义研究式微，都是中国女性权利还未被完全重视的表现。

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1](610)傅立叶也曾说，妇女的解放是衡量一个时代人类解放的尺度[12]。分析经典作品《金翼》中的女性生存和发展状况，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民国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在传统思想禁锢中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也可以为当前中国女性权利和女性研究提供参考和补充。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文化不断变迁，一方面女性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束缚其发展和权利的新观点与新现象也不断产生，因此说，在女性研究和女性权利方面依然存在很多困惑和问题，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我们去探索。

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探究，能够帮助他们在主动关注重点和深入探知的过程中形成更多的独特理解感知，利于其在深入表达交流中强化识记运用。遵从学生的不同理解感知，多给他们相应的提示和引导，利于他们在不断丰富认知感悟的基础上获得的多彩解读，形成更多的综合运用思维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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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辞典[Z].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美]琼·凯利-加多.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A].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