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主导的万里长征堪称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部军事史诗。目前，学术界关于红军长征问题研究的成果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长征精神、获胜原因和历史意义等。这些研究成果，或以宏大叙事模式，或以个案剖析方式，或以具体事件解读方式，或以区域视角探究模式，多层面多角度地推动了红军长征问题研究的深入，但仍缺乏区域性视角下长征与沿线区域社会互动关系的探究。

河南虽然地处中原腹地，但仍是这场伟大战略转移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推动者，以红二十五军为代表的豫籍红军成为推动万里长征胜利的重要力量，亦是长征胜利后继续北上抗日的第二先遣队。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数以千计的豫籍将士们相继登场，或直接抒写这场伟大战略转移的壮丽诗篇，或开辟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主力长征提供可靠的战略基地，或广泛宣传党和红军政策为抗日救亡运动播下火种，为这场跌宕起伏的革命战争史刻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成果[1-26]中，学者们主要关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红二十五军长征和相关领导人重要贡献等内容，缺乏对豫籍红军构成、思想状况和长征贡献方面的研究，缺乏豫籍红军长征与河南社会、沿线区域社会互动关系方面的探讨，缺乏长征精神与中原文化、中原精神的传承和创新研究。概言之，无论是研究视域、研究方法，还是实证材料搜集与整理工作，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综合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和萃取相关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笔者以豫籍红军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豫籍红军与万里长征之内在关联，系统探究豫籍红军长征与沿线区域文化之互动，以凸显长征精神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坚守与创新。

一、参与伟大战略转移，塑造长征史上永不磨灭的革命丰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三大主力和红二十五军共同主导了这场纵横捭阖、驰骋万里的政治奇迹和军事壮举。在这场战略转移运动中，豫籍红军是这场里程碑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并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从参加长征的红军构成来看，参加长征的豫籍红军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主导“小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和参加红四方面军的豫籍将士。他们与红军主力共同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

文言文中定语后置的这几种形式，只要用心识记、揣摩，遇到实际问题时细心明辨，灵活处理，就不会被表面的形式蒙蔽，弄懂它的意思进而把它准确地译成现代汉语。

红二十五军是一支极富传奇色彩的特殊军队，编制上隶属于红四方面军，主要以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活动中心，吸纳了豫南地区(主要来自新县、商城、固始、潢川、光山、罗山6县)的农家子弟入伍。换言之，豫籍红军直接参加了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系列斗争。1934年11月，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奉命进行了重新整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率领4个团(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2 980人踏上了长征之路。

现今所应用到的自动化技术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对于自动化程度也有待加强。这使得将自动化技术应用于电气控制设备之中，所形成的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仍需通过一定程度的人工操作。而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由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使得其结构与系统愈加复杂，若操作人员缺乏对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性能的了解，则会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失误或操作不当情况的发生，进而导致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故障的生成或部件的损坏。此时电气自动化控制设备的运行可靠性也将显著降低。

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上，豫籍红军将士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河南子弟兵的英雄气概。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河南新县)在长征途中，耐心而亲切地向全体战士解释部队的行动计划和作战意图，不断鼓舞部队的士气，这对于部队从罗山顺利转移到陕南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27]54。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中，还涌现出一大批不畏艰险舍身为国的豫籍将士。如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副营长叶道友(河南新县)[28]104、红二十五军第二二三团连政治指导员严光(河南罗山)[28]195、红二十五军连队文书毛和发(河南固始)[28]75、第三十一军交通总站站长严家安(河南商城)[28]196和红二十五军连长万德坤(河南罗山)[28]8等。他们一路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不但发挥了榜样作用，而且还在长征路上创造了一幕幕屡克强敌的军事奇迹。“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今永坪)，16日同陕甘红军会师”[29]383，成为长征中第一支顺利完成战略转移的革命队伍。

在长征过程中，参加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活动的部分豫籍红军将士，也是红军主力长征进程中的重要力量。如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委桂干生(河南罗山)在长征期间，率领部队负责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的殿后工作，“他不辞辛劳，深入连队，与同志们个别谈心，号召大家勇于做无名英雄。由于他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九十一师胜利完成艰巨的断后任务起了重要作用”[30]355。红军大学初级队三区队队长余克勤(河南商城)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历时19个月的艰难曲折的长征，他“处处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他还适时组织大家唱歌、做游戏、讲笑话，振奋精神，鼓舞士气，保证了全队学习任务的完成，发扬了先锋模范作用”[30]148。这些豫籍红军指战员不仅发挥了运筹帷幄、决策千里的指挥作用，还发挥了身先士卒屡克强敌的引领效应，增强了整个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一批豫籍将士从不同侧面推动了红军长征任务的胜利完成。如第四方面军前方供给部部长、兵站部部长文建武(河南商城)[28]20，第三十一军第二七二团连政治指导员文盛森(河南商城)[28]21，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王世仁(河南新县)[28]30，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红四军第十师政委叶道志(河南新县)[28]105，第九十三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刘应启(河南商城)[28]142，第四军副军长刘述刚(河南商城)[28]143，红四军警卫连连长吴忠泰(河南商城)[28]299，红四军师政委吴诚忠(河南商城)[28]304及团长余孝礼(河南新县)[28]316，红四军连政治指导员、卫生部附属医院政教余嗣贵(河南商城)[28]318，师长汪乃贵(河南商城)[28]319，政治部秘书汪乃煌(河南商城)[28]320，红四军团政委林乃清(河南商城)[28]437和副团长林英俭(河南商城)[28]442等一大批豫籍勇士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他们与其他省籍将士共同塑造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进程中迎难而上的靓丽风景。

以红二十五军为代表的豫籍红军将士是在万里长征运动中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们或者不惧艰辛，志向笃定；或者誓死为国，奋勇向前；或者长驱直入，深入敌后；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谱写了一首首荡气回肠、扣人心弦的长征英雄组歌。

二、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提供红军战略转移的稳固后方

“九一八”事变以后，“敌人有计划地步步进迫，直至现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进行，完全暴露了灭亡整个中国的野心”[49]1。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劫掠所引发的严重民族危机，豫籍红军在党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高举抗日救亡旗帜，顺利实现了豫籍红军驰骋万里而北上抗日的不世之略。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38]149-150豫籍红军在长征沿线高举“北上救亡”旗帜，因地制宜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激活了广大民众内心深处浓郁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途经地主围寨时，红军每路过一座(地主)围寨，军政治部小宣传队员们都满怀激情的唱到：“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50]89这种四字一句式顺口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思想。女红军危拱之(河南信阳)在长征途中创作的《凤阳花鼓》写到：“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咚咚隆咚锵，咚隆锵……。”[51]289这个小节目远近闻名，影响广泛，为漫漫征途注入了清晰的战略目标与强劲的精神力量。为了联合东北军共同抗日，豫籍红军在陕北为东北军演出了《亡国恨》《宁死不屈》《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狗强盗》《松花江上》《扩大抗日军》《活捉汉奸》等抗日救亡节目，唤醒了广大东北军将士抵御外侮的政治担当，最终促成了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局面的形成。豫籍红军参加并取得的“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转移到抗日前进阵地，为党和红军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推动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2]216。

伟大的红军长征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的催化剂，“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篇章”[47]725。纵观豫籍红军的漫漫征途，广大红军将士在沿线区域内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媒介，诸如湖北汉剧、楚剧，陕西的秦腔、碗碗腔，河南豫剧等都被广泛而充分的利用，其创作的《纺线》《抓兵》《穷人的出路》《送郎当红军》《信天游》等作品都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旧曲新唱，语言曲风生动鲜活，旋律优美动听，使“群众的情绪到处的提高，共产党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和深入”[33]50。豫籍红军参与的伟大长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长征沿线区域实际的紧密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大飞跃’的关键性历史进程”[48]，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区域化与大众化迈入发展的新阶段。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不仅扩大了革命根据地的势力范围，增强了豫籍工农红军的革命力量，还为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伟大战略转移提供了战略阵地。“这是长征途中各主力红军所建立的唯一一块较稳定的根据地。在它存在的两年零四个月时间里，不仅壮大和发展了自身的革命力量，而且有力配合和策应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对配合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至对开创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35] ，为中国共产党迎接抗日战争高潮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

治安保卫处消防大队一年来不断推进军事化管理，继一日生活制度、内务军事化、训练军事化以后，岗位大练兵活动也在不断规范推进中。通过规范岗位大练兵活动，补齐消防大队军事化管理“缺口”，为创造消防大队军营文化再添助力。

三、高举“北上抗日”大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之“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41]47。统战工作历来是包括红二十五军在内的革命将士在革命中的优良传统。在长征路中，红二十五军途经多处地主围寨，因屡屡受阻而导致行军缓慢。为了解决行军速度问题，河南省委常委、秘书长郑位三“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抗日，望勿阻拦，并与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42]124。这些宣传与努力换取了地主武装的中立政策，为红二十五军长征减少了前进阻力，赢取了实现战略转移的宝贵时间。1935年8月，豫籍红军在陇东回民聚居区时，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专门制定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即“禁止部队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地区吃大荤，禁止打回民中的土豪；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使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43] 。这些主张赢得了回民的广泛赞同与真心拥护。据马青年回忆说：“我在兴隆镇参加红二十五军，就是因为看了红军的布告，才跟上红军走的。我参加红军的第一课，就是‘三大禁令四项注意’，一辈子都忘不了！”[44]33“红军好”一词逐渐成为甘肃地区广为流传的口头语。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民族政策，“毛泽东赞扬红二十五军路过陇东回民区时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45]103。

(一)高举“抗日救亡”旗帜，践行“北上抗日”策略

长征精神是植根于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和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塑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53]。因此，她孕育了浸润伟大长征精神的文化基因，即以“匹夫有责”为代表的家国情怀是长征精神的爱国之根；以“厚德载物”为代表的人本思想是长征精神的动力之源；以“和而不同”为代表的和谐思想是长征精神的团结之基；以“心忧天下”为代表的义利思想是长征精神的奉献之本；以“愚公移山”为代表的自强不息精神是长征精神的创新之魂。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原文化的优秀品质，彰显了中原文化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长征精神”正是对中原文化蕴涵诸多优秀品质的坚守与升华。例如，“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是对中原文化中“家国情怀”的升华；“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对中原文化中“心忧天下”传统责任感的坚守；“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对中原文化中“自强不息”精神的理论诠释；“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是对中原文化中“和而不同”理念的优化；“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对中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提升[54]。因此，长征精神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高度浸润和提升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内核，彰显了中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生机与活力。

(二)宣传党和红军政治主张，践行“以民为本”的革命情怀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38]86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践行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在长征途中，豫籍红军以各种方式向沿途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政治主张，“每到一地，即张贴《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宣传红军的性质、任务和党的政策”[39]32。如在途经镇安县时发布《告群众书》，劝诫群众：“不要听土豪劣绅的谣言！”“赶快回来生产乐业！”“马上叫穷人都回来分土豪劣绅的田地种！”“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你们[赶]快回来同我们建立穷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33]47-48在豫籍红军散发的《告国民党士兵书》中说道：“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当然不愿意做亡国奴，请你们赶快起来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37]8在长征路上，广大豫籍红军将士积极贯彻“以民为本”的革命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长征途中，他们经常在野外吃饭住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为流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正是在长征过程中由红二十五军率先唱响全国的。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在长征途中，“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扫除反动民团，摧毁保甲组织，团结改造‘刀会’武装，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打土豪，分田地”[39]32，迅速赢得了沿途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豫籍红军还沿途“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支援红军，到处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宣传红军和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发动群众参加革命”[40] ，践行以“人民为主导”的革命情怀。

(三)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从国内阶级战争转为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折点。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吞灭中国的“九一八”事变，继而占热河，建伪满洲国，矛头直指华北，徐图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社会矛盾与民族危机，豫籍革命将士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1992年，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沿江开放城市，形成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热潮。重庆朝着建设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迅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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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豫籍红军万里长征与沿线区域社会文化之变迁

“长征，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46]586豫籍红军积极参与的这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奇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促进了长征沿线区域文化的政治化与主流价值的认同。

豫籍红军在长征途中秉持着“北上抗日”信念和“一心为民”的革命宗旨，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凝聚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爱国力量，掀起了全民族奋勇抗战的新高潮。

(一)广泛宣传党和红军政策，掀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在省委领导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根据地建设工作。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就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入陕后首先着手扩大武装力量，相继创建了以游击师、游击大队、游击队和赤卫队为骨架的红军力量，鼎盛时期人数达到了4 500人。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土改运动，开展了打土豪、分粮食、镇压反革命等活动，还组织抗捐军、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等各种群众组织，对抗反动军阀，打击土豪劣绅，捍卫革命胜利果实。为了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和壮大根据地的群众基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各级政权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举措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如有的基层苏维埃政权适时召开各种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以一种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穷苦人民翻身闹革命的党”，“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33]288等革命思想。有的基层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特色鲜明的文艺宣传方式，如鄂豫皖省委在洛南县城城隍庙的群众大会上，演出《纺线》《拉兵》等节目，宣传红军政策，鼓动农民起来革命[33]427。经过2年多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以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地区为中心区域(包括今天湖北省的勋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洛南、商南、丹凤、商州、山阳、镇安、柞水、蓝天、长安、宁陕、旬阳、佛坪、洋县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地域，包含13个区、52个乡、314个村苏维埃政府)，鼎盛时期面积达到万余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的革命根据地[34]。

(二)抗日救亡观念深入人心，增强了沿线民众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担当

为了摆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保存红军实力，红二十五军实施战略转移并寻求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9月，周恩来副主席为此作出重要指示：根据地要选择敌人较为薄弱的地区；我党在那里的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31]2。1934年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遵从周副主席指示从信阳南侧穿越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由于“该地逼近平汉线襄樊，敌人颇易运动兵力压迫，当时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32]52，红二十五军遂放弃在桐柏山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挺进伏牛山地区。但伏牛山地区区域狭窄，人烟稀少，物资缺乏，反动统治严密，“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建立新的根据地，为此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地区转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入陕，历经鸡关头战役、三要司战役、庾家河战役，顺利挺进陕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陕南地区远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且陕军与蒋军矛盾重重，我军“可以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克敌制胜，开辟根据地。此外，“当地居民热烈欢迎红军，他们有过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当时仍存在这种反抗”，群众基础好。“这个地区大山多，公路稀少，适合开展游击战争”[33]132。经过周密的实地考察，省委决定以陕南山阳、镇安、勋西、旬阳四县边区为中心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通过党的政策宣传以提升党的影响，筑牢群众基础，扩大红军实力。

(三)孕育宝贵而丰富的长征精神，浸润和提升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内核

“北上抗日”是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终高扬的旗帜，而长征就是要通过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实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战略目标。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称“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为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33]34-35，吹响了中原人民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嘹亮号角。1934年11月30日，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订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抗日的反动武装。”[36]286在途经鄂北豫西平原时，红二十五军积极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日”[37]23，广泛宣传共同抗日的思想。1936年12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南下商洛迎接抗日。“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到全民族抗战阶段，红十五军团随后编入第一一五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华夏大地上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运动。

(四)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长征是一部中国革命的百科全书，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55]近年来，社会上泛起种种质疑“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真实性、抹黑“飞夺泸定桥”英雄群体、强调蒋介石“放水”长征和否定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等历史虚无主义论调，其根本目的在于贬低长征，竭力抹杀红军勇猛善战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56]。毋庸置疑，豫籍红军参与的伟大长征是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红二十五军孤军北上的“小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五千多千米，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的豫籍将士们更是纵横十余省份，驰骋一万二千五百多千米，完成了党中央实施战略转移的伟大壮举。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豫籍红军将士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仅红二十五军就培育了97名共和国将军，而且牺牲的营级以上烈士有吴焕先、胡柱先、庞永俊和方庆元等40多人[42]211-217。因此，任何质疑长征真实性和抹黑长征英雄群体的“奇谈怪论”都是蓄意违背客观事实的分化行径和政治阴谋。“回望长征，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长征不仅是一次人类精神和意志的伟大远征，也是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优秀儿女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55]近代以来，无数河南儿女在探寻民族救亡与振兴祖国的道路上抛洒热血。8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伟大的长征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镜、力量之源和信仰之基，“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57]。

五、结 语

红军万里长征不仅仅是一支支战斗队、工作队，更是一支支宣传队、播种机。伴随着漫漫长征路的不断延伸，大批豫籍革命将士有效地将伟大革命精神和中原优秀文化浸润到广大沿线区域，引发途经区域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和革命参与度，对于推动红军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面对花样迭出的种种质疑、弱化甚至否定红军万里长征的历史虚无主义“奇谈怪论”，我们必须从历史材料的故纸堆出发，从基本的历史客观事实着眼，有理有据底气十足地予以坚决驳斥。毋庸置疑，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壮举，那些镌刻于历史长河中的英雄事迹绝不会因为某些人别有用心的肆意曲解而弱化消失。豫籍红军将士积极参与万里长征的英勇实践坚定地向世界宣告了这场史诗般革命壮举的真实性、深刻性和广泛性，这些确凿证据正是对那些企图弱化和消解红军长征运动及长征精神的有力回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了“新时代”的长征路。站在波澜壮阔的新时代潮头，理性审视80多年前豫籍革命志士积极参与万里长征的伟大壮举，不仅仅是缅怀历史，歌颂英雄，更是为了展望未来，重塑辉煌。现阶段，我们踏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新征途，我们更应虔诚缅怀广大豫籍长征英雄群体那种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舍家为国的奉献精神，充分发掘中原优秀文化与伟大长征实践交融而成的长征精神之当代价值，并以之浸润和提升中原优秀文化的供给力、凝聚力和创造力，持续提升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植和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基因。

李高明在废品站干了三个月，这三个月里，他碰着机会就故意和人争论，训练自己的语言能力。三个月后，他感觉自己基本能用汉语和人交流了。“掌握汉语以后，我感觉是脱胎换骨一样。”当然，也闹过笑话。他朋友说他吐字不清晰，他争辩没有“吐字”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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