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坛第一人，其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已内化于当代文脉之中。鲁迅所开创的诸多文学议题持续引发热议，吸引众多作家进行拓展、深化；而鲁迅坚毅深邃的独特人格魅力，也借由文字渗入读者、知识分子的血液之中，成为民族性格不可缺少的基因成分。阎连科是“河南作家群”领军人物之一，他扎根中原乡土，因对苦难题材的极致书写、人性抗争的异化呈现而被赋予“土地的儿子，苦难的大师”之美誉，为谱系丰富的乡土文学开拓出别样景致。同样，作为“新军旅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阎连科，将笔触深入军营，以人道主义视角切入“农民军人”形象。除小说创作领域之外，阎连科的散文亦关注时下诸多社会乱象，解析当下乡村之阵痛，为转型之中的乡村把脉问诊，践行鲁迅所倡导的知识分子介入姿态，颇有鲁迅精神之遗风。

一、知识分子的乡土情结与“失根”状态

“鲁迅是现代乡土小说开风气的大师”，其一系列乡土书写“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1]52。乡土书写作为新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因将视野开拓至广袤的土地、关注劳苦民众的生存现状而使新文学与土地紧密联系、平民立场得到应有的重视。总体来看，乡土小说作家多回忆往昔、打捞儿时记忆、描绘乡土生活，其作品展现出浓重的地方色彩与泥土气息，见证了乡土中国沧海桑田的变迁。

鲁迅的乡土小说多汲取乡村记忆，回望乡村之景状，感念乡人之纯情，始终透露厚重的乡愁，“只是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乡土小说’的范畴”[1]52。透过鲁迅深邃的眼眸审视乡村，把脉人性，剖析病灶，给读者以醍醐灌顶之感。与此同时，“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核心模式也彰显着幻景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相较于同时期乡土小说领地之中众多年轻作家浅显、稚嫩的笔触，鲁迅作品的思想深邃性、难以复刻性及独特意义弥足珍贵。《故乡》之中，逃离至异乡、处于“失根”状态的“我”苦苦追寻熟悉而陌生的精神家园，醉心存留于心间日渐模糊的理想乡村世界。可是，等到“我”归乡之后，乡村早已物是人非，儿时亲密玩伴——闰土饱经风霜之容颜令人动容，奴颜婢膝般话语让人心痛；闰土与“我”之间仿佛千沟万壑般遥远，又如高墙般难以逾越；“老爷”与“迅哥”的称呼转换之间，突显现实之残酷、境遇之悲苦。若将《故乡》视为“我”面对乡村荒芜景致的被迫逃离，印证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的巨大落差，那么《祝福》则更多地呈现“我”逃避生存窘境的主动姿态，以此试图切断与故乡之联系。面对祥林嫂时，“我”仿佛作为犯人接受灵魂拷问，“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这正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的内涵的又一个深刻的揭示”[1]33。

鲁迅的乡土写作代表着乡土文学的纵向深度，他多对最初离去原因简化处理，侧重于归乡之后所看、所想、所思，旨在表露再次离去之际的绝望心态。对此，阎连科继承着鲁迅乡土文学的精髓——借乡土情结剖乡土之疤，展无处还乡的“失根”之痛，在乡土文学的广度方面予以丰富、拓展，表现着乡土世界的丰富性。面对故土，作家坦言：“对于我来说，我力求自己的创作和土地保持血肉相连的关系，这种关系越密切，小说的生命力就越强。”[2]对阎连科而言，乡土情结作为情感纽带的重要体现，充斥于其小说的创作始终，奠定了他在乡土文学领域的独特重要地位。

“瑶沟系列小说首次以偏僻、落后、贫困的乡村为背景，对瑶沟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生存、命运、追求、幻灭的景况给予深切的关注。”[3]阎连科借以小见大的手法，叙平凡简单之事，展人物抗争之态。“连科”的个人梦想与村民的集体梦想，在权力召唤之下契合，而期望为“连科”争得大队秘书一职，村民无所不用其极：队长与“我”亲自为支书守夜，看护母猪下崽；六叔不惜将女儿嫁与支书的瘸腿侄儿，只为增添竞选筹码；全村人勒紧裤腰带，用返销粮“孝敬”公社书记……以上种种，寄希望于权力潜规则来实现村人心理反转的举动，旨在使“我”逃离土地，此理想却被残酷现实击得粉碎，而“我”及村人也输得一败涂地。“耙耧山脉”在作家跋山涉水十余载之后逐渐显现，并在其建构之下逐渐成形，而它对作家而言，堪称里程碑式意义。“莫言的灵感来自于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乡，阎连科的力量来自那条延绵不绝的耙耧山脉。”[2]从此“耙耧”便作为高频词汇频繁出现于《日光流年》《受活》《坚硬如水》《风雅颂》《炸裂志》等作之中，成为阎连科在乡土文学领域之中的独属之地。已离乡多年的阎连科执着于投身乡土记忆，始终彰显着与中原故土难以割舍的感情。不论是高爱军以“革命”之名义返乡复业，还是柳鹰雀以自残双腿之行为加入受活村，抑或是杨科以学术研究名义复归故土，均彰显耙耧山脉的巨大召唤力。然而，乡村在当下经济浪潮的侵蚀之下，却已面目全非、人性堕落，难免让人唏嘘不已……与其说还乡之举短暂满足着主人公们的乡土情结，不如说现实的残酷性加剧他们的“失根”之痛，从而再次离去且如浮萍一般寄居于都市之中，独自品味“寻根”未果之后的极致苦楚。

对国民性的文学探讨，自鲁迅以来一直是现当代文坛的重点话题之一，已有诸多作家对此领域进行涉猎，阎连科亦不例外。对于国民劣根性即“精神胜利法”烙印下的国民性格特征，阎连科毫不避讳：“我的身上有很多阿Q那样的劣根性，比如说短视、忍让、气馁、封闭、虚伪和自我满足的精神胜利与虚荣。”[5]72作为50年代作家之中最晚成名的阎连科，“他也许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其时虽晚，其器却大者也”[6]，而其“和平军人”系列之中所突显的“农民军人”形象，则在国民性探讨领域开拓出新范畴。

二、知识分子笔触下的国民性思考

药效学 KITAZAWA等[6]的研究证实依米珠单抗在FⅧ缺失的血浆中有良好的凝血作用且不受FⅧ抑制物的影响，对非人灵长类白血病模型动物有良好的体内凝血作用。MUTO等[12]证实了依米珠单抗对非人灵长类白血病模型动物的长期关节自发出血有促凝作用。

周末，我正在闷头吃早饭，旅行社给我打来电话。没错，我给自己报了个旅行团，我还有点积蓄，等这趟旅行回来，一切从头开始也来得及。

随着练习我逐渐领悟了要领。熟能生巧，这话在射击时适用，在格斗练习中同样适用，我需要多练了几次，才能悟出怎么控制平衡，怎么移动身体做出动作。踢腿要难得多，尽管他教给我们的还只是一些基本的招式。沙袋弄得我的手脚疼了，皮肤也红肿了，但不管怎么用力击打，它纹丝不动。空气中飘荡的全是击打沙袋的声音。

在浓烈乡土情结的牵引下，鲁迅、阎连科均对故土魂牵梦绕、倾心留念，意在通过重回儿时故土为“失根”疗伤止痛，而真正回乡之后却饱受现实的无情嘲讽：这片酝酿童年美好记忆的沃土饱受蹂躏，曾经温和的风土人情消失殆尽，深陷人性泥潭的民众颓废依旧。两人离乡多年，深感“失根”之惭愧、漂泊之动荡，未料还乡梦碎之状使原本的“失根”状态雪上加霜，终是无处还乡的愁苦、绝望之感逐渐占据内心。乡土情结与“失根”状态两大板块之间的碰撞、对抗，伴随着心灵“巨震”，将作家倾心许久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与之造成的次生伤害，也造成心灵“余震”不断，使作者乃至于读者久久难以平复。

“为尽快弥补理论知识的不足，我一边向资深专家拜师求教，一边查阅与日光温室栽培有关的报刊书籍，并在分析本地历年气象资料的基础上，选择‘改行当农民’，从日光温室设计到建设，从帘被揭盖到环境调控，从整地施肥、田间管理到病虫防治，对每一项技术、每一步工作都亲力亲为、详细记录，让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进步。”郝哲说。

阎连科迄今已发表文字七百余万字，除引发广泛争议的小说创作之外，不乏数量繁多的散文随笔，其间诸多社会杂谈聚焦当代乡村之痛，拷问时代之变，犀利笔触结合浓厚的土地情结，身体力行践行知识分子的介入意识，同样保持着与现实紧张、恐惧之态。阎连科的散文创作之中，乡村题材仍为不二首选，题材丰富性方面虽不可与鲁迅杂文相比，但其中对乡村之落后、乡民之性格的切脉、问诊，延续着鲁迅的批判精神。始终以农民身份为豪的阎连科，植根农民立场，尝试对农民性格进行剖析，挖掘出诸如麻木、私欲、短视、迷信等劣根因素的缘由；同时对当代乡村所存困境望闻问切、开方治病。贫与愚的辩证阐释、乡村与性的深入探讨、民族性格与农民忍耐的关联……阎连科与鲁迅一样，秉承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意图通过自己一番努力，惊醒麻木之农民；却因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掣肘，又多几分对底层民众的温存、辩护，实则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自我安慰式无奈、愤慨。如果说阎连科的乡土小说以虚构视角切入，将个人经验灌注于文本叙述之中，找寻代言人来与现实层面进行对抗；那么阎连科的乡土散文、杂谈，则发挥文体之优势，独立发自己所想，谈自己所感，立足现实，纵横捭阖。“散文不屑于虚构，散文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内心的起伏取代了情节的跌宕。”[10]13面对更迭迅速的社会热点问题、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小说叙述的滞后性弊端无法及时表露阎连科的心声，因而阎连科时不时从小说跨越至散文领域，从虚构跨越至真实，其目的正是在于利用散文的时效性、主体真实性，弥补小说的滞后性，同时也突显知识分子的真性情，彰显介入公共生活之态。

一般而言，文学内部的文体“四分法”即小说、诗歌、喜剧、散文四类文体被广泛认同。实际而言，经过数十载的中国当代文学实践，文体之间“平行而不平等”的关系越发明显，“在新时期文学的生态环境中，不同文体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等级关系：小说>散文>诗歌，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9]。21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每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问世可达两万余部，中国作协体制下的专业作家队伍达数千人，网络文学的繁荣与网络小说改编为影视剧呈现热潮，八零、九零后写作蓬勃兴起……小说领域的繁荣之景，反衬出当代散文创作之凄冷。

农民与知识分子作为鲁迅笔下题材选择的首选，始终透露 “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念——“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512。占人民群众主体的农民被动地接受着病态社会的肆意蹂躏；启蒙者代表的知识分子试图扮演救死扶伤的角色，却被愚昧的民众所吞噬；而前者也作为观众参与到屠杀启蒙者的活动之中，可谓可悲、可恨、可怜至极。鲁迅采取“杂取种种，合为一个”之法塑造人物形象，因而其笔下的农民、知识分子成为现代中国人“原型”的艺术呈现；而他对国民劣根性的关注与批判，旨在讽刺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绪，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遂成为永恒的经典话题之一，延续至今。鲁迅虽未有长篇巨作问世，却因其中短篇小说的思想深透性、文体形式的创新性而声名斐然，仅阿Q这一典型形象及所突显的“精神胜利法”，则可视为国民性探讨的缩影，放之于世界文学殿堂也颇为独特。

三、“失声”现状中的知识分子介入姿态

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之中，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责任担当以及敏锐触觉、犀利笔触，使鲁迅的人格魅力借杂文得到进一步的突显、升华，也激励知识分子介入社会成为重要中坚力量。杂文相对自由的文体形式以及与时代紧密互动的特点，成为鲁迅探讨诸如政治、文化、历史、宗教、哲学等诸多方面的首选重要领地。作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公众生活保持介入姿态，对热点问题亦毫不避讳，借笔杆发声，表征文人立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毫无疑问是鲁迅。论及知识分子之时，鲁迅强调“他们(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的永远是缺点，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8]190。秉承如此观念的鲁迅，自弃医从文、立志从精神层面医治国民以来，自始至终践行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对社会的批判、否定与攻击意识，因而难免与社会保持紧张、对立关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怨道’‘中庸’传统，集中第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1]291尽管鲁迅杂文距今已数十年有余，读者却未曾感到陌生，反而因其视觉深远性、笔触犀利性，而渐生钦佩之感。从国骂——“他妈的”探讨，剖析等级制度规诫下人扭曲的反抗姿态；从批判“伪娘”装扮，反映封建性压抑之下的性变态心理；从讽刺“叭儿狗”现象，概括中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精神气质……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今人视之，亦胆战不已，原料想当今乱象为当下社会所特有，殊不知早已被鲁迅所关注并予以彻底批判。

当代文坛之中，知识分子已多对社会生活漠然视之，面对社会热点也呈现“失声”状态，相较于民国文人的独立、批判姿态，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感大大缺失，唯局限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之中聊以自慰。在如此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之中，似乎很难找寻鲁迅精神衣钵的真正继承者，却不乏突显鲁迅遗风的作家，阎连科便是其中一位。

总体视之，鲁迅与阎连科均将农民作为题材，攫取其性格特征进行深入挖掘，剥离其劣根性因素，剖析其病灶缘由，呈现病态社会背景下的人之异化现状。鲁迅将国民劣根性的缘由指向病态社会，揭露封建社会吃人机制之惨烈，呈现蒙昧状态下的民众愚昧之态。阎连科则在前者基础之上渗入时代因素，彰显“资本主义乌托邦”的时代特色，曝光私欲主义诱发下民众勾心斗角、追逐名利的丑态。回顾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是从一个乌托邦中退出来，又走进了另外一个乌托邦。从共产主义乌托邦中退出来，又一步跳进了‘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跳进了一个新的乌托邦”[5]5。面对金钱、名利的诱惑及宽松环境的默认、许可，国民劣根性借助私欲主义的外衣，堂而皇之盛行于当下社会。阎连科的“和平军人”系列对国民性探讨丰富内涵之努力，无疑为民族致以警醒之义，意在对社会起到鞭策之效。

鲁迅将视点定位于底层人物，展现他们的病态行径，以此抨击病态社会对人性摧残之深，撕裂封建吃人社会的虚假面具，血淋淋地将人性扭曲之丑态全方位呈现。虽距今已百年之久，诸如华老栓、闰土、祥林嫂之辈农民、小人物，如行尸走肉般晃荡于病态社会之中，今日读之仍不寒而栗，钦佩鲁迅笔触之犀利，讽刺之彻底。延续鲁迅所开辟的国民性探讨之路，秉承“劳苦人”立场、始终以农民身份为豪的阎连科，同样关注处于生存边缘农民的肆意挣扎，一反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盛行之风，将视点下沉，于是“那一群群灰头土脸而又聪明狡狯的农家子弟兵们，便也带着深重的人生背景和累累伤痕，带着奋斗的决心和对军旅生涯的光明憧憬，满腹心事地走进了阎连科的军旅小说世界”[7]。若将“和平军人”系列与“瑶沟”系列联系来看，前者则可视作后者的续篇，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终以跨入军营而成功逃离土地。然而，这些农民子弟看似成功逃离乡土，“但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在土地上爬行，或者说，土地的幽灵仍将长时期地游荡在他们的心空”，“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6]。因而，一系列典型“农民军人”形象——祁、夏日落、春生、佚祥等，因其农民的本质身份，逃离土地之心切，也将其入伍动机功利性目的暴露无遗——或为满足口腹之欲，或为入党提干、实现身份转换，或为盲目追求政绩……对这些“农民军人”而言，若上述目标未能如愿而不得不复归农民身份，则必定遭到乡人非议、歧视，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与入伍之际的高昂姿态形成鲜明对比。《中士还乡》之中，中士还乡之后因毫无成就而饱受村人的冷嘲热讽，也因以前的承诺而成为妹妹婚姻的“破坏者”，品尝着世间冷暖。《小村小河》之中，被冠以“逃犯”的主人公回乡之后孤寂、落寞，自卑之感使之难以在村人面前抬起头，却终在洪水面前，以牺牲自己而重获乡人敬仰。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

虽然鲁迅杂文代表着一个高度，给后来的作家带来很深的“影响的焦虑”，但倘若知识分子连执笔直面现实之勇气也丧失殆尽，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于民族的悲哀、遗憾。相比故步自封于书屋自娱自乐式的作家，阎连科对当下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他跨越小说与散文领域所突显的知识分子介入姿态，无疑起到表率作用。

四、结 语

作为一名笔耕不辍的作家，阎连科在乡土文学版图之中开拓出独属领地，寻找到独属地理坐标，他延续着鲁迅的笔触，进行着乡土情结与“失根”状态对抗的当代阐释。与此同时，阎连科在“军旅文学”航道之中开辟出第三条道路——“农民军人”形象，展现国民性探讨的时代之问。另外，面对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之中的噤若寒蝉之态，阎连科借其散文直面现实，仗义执言，直击魂灵，充满批判、讽刺精神，颇有鲁迅遗风。总而言之，阎连科在其文学世界之中身体力行继承、践行鲁迅精神之精髓，虽颇负争议且风波不断，却在与现实紧张、对立的缝隙之间坚守自我，可谓当代鲁迅精神践行者之中的翘楚。

参考文献：

[1]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阎连科,黄平,白亮.“土地”“人民”与当代文学资源[C]//方志红.阎连科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56-67.

[3] 曹书文.论“瑶沟系列小说”的价值与局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8(3):68-72.

[4]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2.

[5] 阎连科.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6] 朱向前.对农民军人的爱与知：阎连科印象兼跋《和平寓言》[J].小说评论,1994(6):31-35.

[7] 朱向前.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J].当代作家评论,1994(6):59-70.

[8]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0.

[9] 黄发有.“长篇崇拜”与文体关系[J].文艺研究,2014(10):14-24.

[10] 南帆.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散文边界之我见[N].光明日报,2014-07-1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