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一个伟大的、适时的战略。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农本社会，有着特殊的“乡土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完整“乡土性”的乡土景观。窃以为，如何在保持、保护乡土景观的行动中重视“乡土性”，关乎这一重要战略的时代意义。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关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原则》于2017年底在印度召开的第19届大会上获得通过，这也是该组织于2013年启动的名为“全球乡村景观倡议”主题研究工作的初步成果。该《原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乡村景观是人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持续性文化景观最常见的类型之一。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乡村景观，它们代表了文化和文化传统。乡村景观是生产食物和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场地，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畜牧业、渔业和水产业、野味食品的养殖和狩猎、食盐等其他资源的提取等。乡村景观既是一种承担多种功能的资源，也是一种文化景观。”[1]显而易见，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与联合国相关组织所提倡的保护乡村景观在精神上是吻合的。

一、 乡村社会的“乡土性”

“乡土性”与“乡土景观”互为关联。作为组合概念即“乡土+景观”有三种可能关系。(1)主次关系：一个主词，另一个词说明、形容主词。“乡土”是修饰“景观”的，“景观”是主词，即“乡土的景观”。(2)并置关系：两个词语并列，不分主次。“乡土”和“景观”相互说明，共同形成语义，即“乡土和景观”。(3)各自侧重：独自言说。“乡土”侧重于表达性质，“景观”侧重于视觉形态，即“乡土·景观”。由于中西方文化在构词和语义上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在表述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事实上，在“乡土景观”概念中，这三种关系是并存的。

这里的秦光仪是向孔尚任介绍弘光遗事之人，在《桃花扇》的创作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文献阙如，他与孔尚任的关系不得而知。那么“舅翁”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有以下三种说法。

按照西方研究乡土景观的集大成者杰克逊的定义，其本义是“土地的集合体”，是一组相互关联的土地，属于某个系统的一部分；一片土地是一块有边界的地表空间[2](195)。在称其为“景观”尤其是“乡土景观”的空间模式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空间乃是供家庭生活和耕作的一小块土地，其他空间都是修饰或延伸。这意味着土地成为乡土景观中最根本的元素和元件。土地的特性首先是自然，是大地的构成部分，只是“土地”一词更多就农耕而言，“大地”一词则包含地面上多种多样的构成与存在。“景观”(landscape)的本义就是“以土地为视觉对象”，难怪地理学坚称“地景”。

钢筋混凝土材料天然容重取24kNm3，饱和容重取24 kNm3，弹性模量3.0×e4，泊松比取0.167；码头结构拉杆天然容重取78.5kNm3，饱和容重取78.5 kNm3，弹性模量2.5×e4，泊松比取0.30。

我国传统农耕社会所根据的基理正是“乡土性”，而“乡土性”的形象表述是所谓的“草根性”。农耕只是一种农业文明带有普遍性的类型表述概念，并不足以详尽其中所包含的重要的可能性的差异，而且即便都属于农耕文明范畴，差异也非常大。许倬云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一书中，曾经谈到人口密集与农业精耕的问题，讨论如下。

概而言之，“乡土性”景观展现了一种界定和对待时间、空间的特殊方式。人们以既定和传统方式来组织、使用空间，尤其是土地。特定的群体共同生活在由传统习惯约束的乡土社会中，通过血缘、亲缘和地缘的特殊关系扩大组织和空间，确立邻里关系；这些要素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组织、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乡村。三个因素羼入其中并相互作用：人与土地形成的关系(乡土性中人与空间的原生性)，人与人的组织关系(乡土性中的社会纽带)，特定的语境关系(乡土性所反映的时间因素)。

乡土景观空间通常很小，形状不规则，很容易受到用途、所有权、规模迅速变化的影响；房屋甚至村庄本身不断扩大、缩小、改变形态、改变位置；总是存在大量的公共用地，如荒地、牧场、林地，在这些地区，自然资源以零碎的方式被利用。其中的道路主要是小道或小巷，从来无人维护，也很少是永久性的。乡土景观是分散的小村庄，是田野的集合，是人烟稀少的小海岛或一代一代改变的废弃地，没有留下雄伟的纪念物，只有废墟或少量更新的迹象。机动性和嬗变性是乡土景观的核心特征，但是在无意识的、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浮躁不安和寻求改善的表现，而是无休止地、耐心地适应环境[2](197～199)。

本研究表明，索拉非尼对于转移性肾癌患者是一种有效的治疗药物。虽然本研究中没有出现完全缓解病例，但肿瘤控制率和PFS均较好。对于低ECOG评分或预后较差患者而言，该治疗方案耐受性好，安全性亦可接受。尽管新型分子靶向药物如贝伐珠单抗、帕唑帕尼、依维莫司、阿昔替尼已逐渐应用于临床，但至少目前索拉非尼仍是不可替代的转移性肾癌治疗药物。肾癌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是依据预测因子(如HRSF、血压升高)或生物标志物(如血清VEGF水平)选择对索拉非尼有良好反应的患者进行精准医疗，或序贯使用针对VEGF主要信号通路和针对mTORC1、MET、IL-8次要信号通路的抑制剂或抗体药物进行联合治疗。

Construction monitoring of Yihe extradosed cable-stayed bridge

这样的评说并不准确，特别是精耕细作的农业组织可以自己产生出手工业，并使产品变成商品，进而与城市互动、创造作坊工业，成就个体经济。中国的城市发展从来就有自己的脉络和逻辑，也难说不发达，只是与西方的生成模式不同而已。或许正是由于城市与乡村保持着亲密的交情，反而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考工记》中所述“百工之业”，说明古代中国城市的手工业发达的情景。至于私家经济，无论是家族性的(性质)，还是作坊性的(形式)，中国都不缺乏，只是具有特殊的“草根性”。反观今日之中国，如果经济发展可用“奇迹”概之，最给力的恰恰是那些“草根性”的个体经济，这些个体经济也与农耕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我们所说的以土地为本的“乡土性”，主要指以土地作为生存、生计、生产、生活的关系纽带。但在不同的地方，土地的情况可能呈现巨大的差异，由此产生的生产作业和社会结构也不同。费孝通先生曾经对他的家乡江苏的“江村”和云南的“禄村”进行比较：前者水系发达，与周边大城市交流甚密，手工生产也相对发达；后者则主要依靠土地耕作，社会关系也不同；“江村是佃户占多数的村子，而禄村是小土地所有者占多数的村子。在禄村，租佃关系只发生在团体地主的农田上，租得田地是一件幸事，和江村的佃户，在性质上，并不相同”[4](277)。这样的比较告诉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所呈现的多元性质，包括自然条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别，族群与土地所发生关系的亲密程度，人与土地所形成的社会结构的性质，以及人们在土地上耕作所产生的劳动与获得的关系，等等。但是，这些差异都不妨碍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土地与人群之间所形成的最亲密的合作关系是任何力量都难以撼动的，即使是由于某种因素、某个历史事件所引发的暂时的改变和改观，也不会根本性地改变“乡土性”——这就是乡土社会的“草根性”。只要有土地存在，就会有“草根”的生长，二者是天生的、天然的，这种景观也因此最为平常、最为平实，以白居易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乡土社会的“草根性”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文明形成的时候，人群的组织方式有两种：一是亲缘，一是地著。亲缘也包括类亲缘，即使不是真正的亲缘，也号称自己是一家人，所以我称之为类亲缘。地著就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不太移动。所以人口的大量移动是缓慢的，短距离的，先要布满附近的空地，然后才能发展长距离的移民，因此人口密度在中国历史上来看总是局部性的……

二、 乡土景观之“背景”

人民网香港10月2日电(记者李海元)香港南丫岛撞船意外，死亡人数增至38人，当中30人在现场已证实死亡，8人送院后证实死亡。事件中，共有101人分别被送往5家医院，有4人伤势严重或危殆，有66人经已出院。

对照西方的乡土景观，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国的“乡土性”做一梳理，特别是关键词“土”和“乡”。其中，存在一个基本的逻辑和纽带：乡土社会是以农耕为主的关系结构。在这个关系结构中，“土”排在第一位。其中道理在于，靠农业生活的人没有土地便无法生活，“土”是命、是根，而且是人们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遗产。以“土”为生的群体所形成的特定的单位，通常是村落。人与人、人与自然资源以及共同的事业，构成各种社会关系，有血缘的、亲缘的、地缘的，还有在同一片土地中生长的地方性民间宗教。概括而言，由“土”所延伸出来的各种关系、事务的所有视觉性都属于乡土景观。

俞孔坚教授认为，中国大地上的景观可用杰克逊的“三种景观”来理解。“景观一”：传统的乡土景观，包括乡土村落、民居、农田、菜园、风水林、道路、桥梁、庙宇，甚至墓园等，是普通人的景观，是千百年来农业文化“生存的艺术”的结晶，是广大“草根”文化的载体，安全、丰产且美丽，是广大社会“草根”的归属与认同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根本性元素，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景观二”：政治景观，古代的如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遍布全国的道路邮驿系统、都城、帝王陵墓、儒家文庙，当代的如城市景观大道、纪念性广场、行政中心和广场、展示型的文化中心、纪念性的体育中心、会议中心，甚至大学城等。这种景观贯穿整个封建社会，且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风格，但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可视性，尺度恢宏，服务于政治统治，彰显大一统民族的身份，与“草根”文化和信仰格格不入。“景观三”：当代中国的新景观要素，如社区公园、加油站、街头小吃摊、城中村的繁华街道、杂乱的农贸市场、并不整齐划一的都市菜园等等。这些景观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但都符合普通人的需求，适应环境并不断变化，是孕育中的中国新乡土景观[2](2～3)。

“乡土性”有自己的逻辑。在乡土社会中，由土地所产生的各种景观中，政治景观显得很突显，因为它体现了人与土地所发生的基本社会关系。在政治景观中，我们将其理解为原型的空间单元(mini-space)。这种处于贵族和城市物产者之间的稳定生活方式，本质上反映出家庭道德的特征：维系一家人的生计，管理奴仆和劳力；自力更生、尊重传统、与邻为善。家庭就像一个小型国家，相对其存在的目的而言，不大也不小[2](40～43)。而乡土景观是人与环境相处的形象，是普通人的形象；艰苦、渴望、互让、互爱，是美的景观。《发现乡土景观》的作者杰克逊认为，乡土景观有很多特点：动机性、暂时性、变化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适应性——适应多变而复杂的自然环境，协调由于环境适应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具有文化差异的人群；是当地人为了生活而采取的对自然过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间格局的适应方式的表达，是此时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显现。乡土景观包含土地及土地的城镇、聚落、居民、庙宇等在内的地域综合体，记载着乡土经验，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2](1)。

从西方文化的背景看，杰克逊从历时的角度总结了乡土特色的“三种景观”(景观原型)。“景观一”指早期的中世纪景观，具有动机性和嬗变性的特点，在无意识、不自觉的情况下发生，无休止地、耐心地适应环境；“景观二”指贯穿文艺复兴时代的景观，它清晰地、永恒地定义乡村或城市的空间，并通过城墙、树篱、敞开的绿带或草坪使边界可视化；“景观三”指当代美国的某些景观，继承了“景观一”的动机性、适应性、对短暂性的偏好，也有着“景观二”的稳定性、悠久的历史和既定的景观价值等特点。尽管这些特点真正被运用于实践时要依据特定的文化背景，即便是表面上同属性的景观。比如篱笆与住宅所形成的形态和形象，在不同的背景中被塑造的意义和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篱笆一般只是表示某一个人或家庭的所属空间，体现个体化个性。而在中国和村落，由于宗族所演绎出来的传统大家族式的家庭常常并不需要篱笆墙之类的“边界”，如果要有，那就是高大的围墙。我国的客家围楼即为典型。所以说，要寻找乡土景观，首先要了解特定的乡土背景，因为正是乡土背景赋予了景物确定的意义和文化色彩。

尽管如此，乡土景观的这些构造的“微型元素”或“小形态景色”，都可能浸染着非常沉重的背景色彩。仿佛中国古代的砖瓦，它们可以表述其“一砖一瓦”的独立或微小，也可以包含“秦砖汉瓦”的宏大背景*“秦砖汉瓦”虽使用于秦汉之时，却反映了其时建筑装饰的辉煌，尤其是西汉时形成了以“秦砖汉瓦”和木结构的完整的建筑结构体系，史称之为“土木之功”。比如建筑上的斗拱既起支撑的力学作用，又有装饰的艺术效果，形成了浓厚的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中国的乡土景观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甚至演绎在宇宙观认知的背景中。也就是说，乡土景观无论在表述上如何具有内涵上的共性，作为文化遗产的生命史，必然表现出自己的生命年轮。

3.实验教学考核管理。对学生在实验教学中的学业成绩，实行“7+3”百分制的考核方法加以评判。即全部实验教学结束后，教师对每位学生完成的综合性专业研究报告的评判成绩占70%，对每位学生平日学习态度、实验方法应用、实验结果等综合性评判成绩占30%。

笔者部分认同这一观点。杰克逊的“三种景观”属于历时性分类，好处在于“历史的全观”——人们可以通过历史的考察看到乡土景观的变迁之景。然而，人们似乎并不能真切地了解到，为什么某一种景观元素能够成为、如何成为新景观的有机部分。人们只有回到特定的村落，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原因。比如，在中国今天的乡村，硬地(特别是以水泥铺设的道路、田埂等)成为村落景观或村落景观的一部分。人们可以追踪，在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开始铺设硬地道路，然而人们难以了解到，是什么原因、什么价值观念、谁的主张导致人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硬地的广泛使用，可能导致水田田埂的景观和传统的水田技术遭到破坏。对农民而言，土具有生命的亲近感，而钢筋混凝土则必定没有。要真切了解新农村工程中硬地化趋势的原因，就势必要进行深度的田野作业。

精耕细作的农业以大量集中的劳力放在小农庄上，以大量的劳力来应付季节性的需求。使劳力平均分配，可以利用增加作物的种类，但是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都有不短的霜冻期，在这段时间没法耕种，所以，精耕细作农业就只能和精舍工业结合在一起，使得农闲时节的过剩劳力可以化为农舍工业的人手。换句话说，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的生产者，手工业的产品成为市场里的商品……中国精耕细作的历史背景，则是政治力量毁掉城市，毁掉作坊工业，毁掉了私家经济。[3](24～25)

笔者还要附加说明的是，总体来说，中国乡土景观的原理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景观学中的乡土景观研究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生长出多少新的概念和元素，只要回到中国，就必须到原乡中去寻找答案，因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中国”[5]。文化是景观的背景，也是景观的衬托。而中西方对乡土的认知、知识、表述不同，地方差异甚大，要做出符合情理的解释，就要回到“地方性”。特别是我国的乡土景观反映了中式宇宙观的完整形制和形态。尽管中西方可能在乡土景观中存在相同的构件，比如水田、道路、广场等，但机理却可能完全不一样，因为依靠和依据的背景不一样。

在这些公开的信札里面，偶有一些柔情似水的话语，使得吴健雄与胡适的情谊，平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人们也乐意看到两个才情出众、颜值颇高的男女之间发生点什么。

三、 “乡土性”之“惜土如金”

乡土的特性在汉字的发展史上也留下了特殊的景象，在与乡土有关的“词与物之知识考古”[6]中保留着视觉形象的痕迹，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无法比拟的。“土”是个象形字，像地面突出的土堆，字下部之横表示地面。甲骨文因契刻不便肥笔，只勾画出土堆的轮廓，作形。盂鼎作形，更为形象。所有与“土”相关的字都采用“土”做偏旁[7](357)。像地平线上高耸的立墩。有的甲骨文在立墩上加三点指事符号，表示溅泥、灰尘。有的甲骨文将立墩简化成一竖。《说文解字》：“土，大地用以吐生物者也。”上下两横像地之下、地之中，中间的一竖像植物从地面长出的样子。

值得特别言说的是，乡土之“土”在中国的五行中与“金”关系甚密。《说文解字》载：“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声。凡金之属皆从金。”[8](923)“金”为形声字。《说文解字》所说的“金”字本义为“五色金也，黄为之长”。遵从《说文解字》关于“金”字形体结构分析的近现代学者很多，但从西周金文“金”字形体看，“金”字右下部绝不是“土”，而是“士”或“王”字，是斧钺的一种象形字，表示青铜制品。

“土”包含着“金”的形象和意义。西周金文“土”字皆作(盂鼎)、(舀壶)等形，绝无作“土”形者。按：《金文编》“土”字条中收有睽士父鬲铭文“士”字作“土”形，非“土”字，乃“士”字。金文中“士”字凡作“土”形者，皆为春秋战国金文中的形体。从西周金文“金”字形体看，其结构应是从“吕”，“吕”表示青铜原料——金饼，“士”或“王”本是斧钺的象形字，表示青铜制品。西周金文中的“金”字皆用青铜原料之义，如利簋铭文：“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彝。”至于“金”字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金文中从三点、四点，并写在“金”字形体之中则是后来的变化，“金”字的形体早期从“士”或“王”，至中晚期变为从“土”形，也是后来的变化，绝不可以以西周晚期的“金”字形体来证明《说文解字》“象金在土中形”之说[9](1214～1215)。两周金文中的“金”字形体结构左边所从的“”(如利簋铭文“金”字所从)，是青铜制品的原材料，像把青铜材料制成饼形，一般认为是“吕”字的初文。西周金文中正用“”字表示青铜原料，如效父簋铭文：“休，王易效父(吕)三，用作氒(厥)宝彝”[10](882)。

中国传统中有五色土的形制。五色土通常与社稷以及祭土仪式有关。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一座被称为“五色土”的大土坛，实为社稷坛，即祭祀社稷时所用。“社”指社神，即土地之神；“稷”是稷神，即五谷之神。“社稷”也成为国家的代词。五色土的社稷坛，黄土代表五行五色之中土[11](1～2)。传统的五方空间观经常表现在建筑上，特别是祭祀建筑，比如东汉的灵台遗址,地处河南偃师岗上村和大郊寨之间，灵台的最高层与天际相接，廊房四周绘以不同的色彩，墙壁北面饰黑色，南面饰朱色，东面饰青色，西面饰白色，意在表示东方青土，南方红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灵台中央为夯土高台，起自大地，黄土。五种颜色象征国土。灵台不仅用以祭祀社稷土地之神，也用以表示稳固的皇权统治[12](198～199)。同时，不同朝代也赋予其相应的内容。西汉儒生认为，黄帝代表了朝代的开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黄”象征“金”，其崛起对应“土”，汉代再一次对应“土”，标志着一个新的朝代的开始，其合法性不容置疑[12](144)。

“土”的本义指土地、土壤、田地。《尔雅》：“土，田也。”《易·彖传》：“百谷草木丽乎土。”《书·禹贡》：“(徐州)厥贡惟土五色。”后引申为土地、疆土、土田等，又引申为乡土、本土，又引申为与“洋”相对的土气、俗气等。“土”又是“社”的古文，甲骨文毫土、唐土等皆指其地之土地神，即社神。“土”还指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一，又特指古代埙类土制的乐器。“土”读“dù”，通“杜”。《诗·风·鸱鸮》：“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毛传：“桑土，桑根也。”陆德明释文：“土，音杜。《韩诗》作‘杜’，义同。”[9](1177～1178)从“土”的字形和意义的演变历史来观察，“乡土本色”一直都在，它是传统的、民俗的、土气的，也是根本的。

“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生产”，因此也有“母”的意思。丁山先生有过考释，他认为“后(土)”实为“土母”。由卜辞、金文“后”字结构看，象征母亲生子，《诗经》所谓“载生载育”即其本义。农神称为“后稷”，地神称“后土”，皆从生产、生殖神话而来，其原始的神性都应该属于妇女[13](19)。“皇天后土”“天父地母”原指父从天、母司地。可是在历代文献表述中，后稷都是男性，一种解释是“周代也有称先王为后的习惯”[13](16)。这样，“社—祖”也就成为阐释乡土中国的一把钥匙，这一结构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基要。“社，土也。”(《论衡·顺鼓》)“土”为“正”——“政治”的基本。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的基本情势是“乡土性”。这提醒我们在执行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时，需要特别重视我国乡土社会的“草根性”，以及由此创造和产生的乡土景观。这不仅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性，也注意到“乡土”一词所包含的生态亲和、生命本体、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和生养制度[14](169)。当今，我国的一些工程项目常以失土、耗土、损土为代价，令人痛惜。造成这些情形的根本原因是对“乡土性”认识的缺失和不足。

参考文献：

[1] 关于征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园林建筑师联合会关于乡村景观作为遗产的原则》草案意见的通知[EB/OL].http://www.icomoschina.org.cn/news.php?class=411，2017-02-15.

[2] [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M].俞孔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 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

[4] 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7] 王平，李建廷，编著.说文解字标点整理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

[8]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新订[M].臧克和,王平,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2.

[9] 李学勤,主编.字源[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10] 容庚，编著.金文编[M].张振林，马国权，摹补.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 刘德谦.从“五色土”说起——古代社稷坛小史[A].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古代礼制风俗漫谈[C].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 黄雅峰.汉画图像与艺术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3]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14] 彭兆荣.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