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从台湾地区HC部落*HC部落是学名，出于田野伦理要求，将真实名称隐去。 的迁村脉络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次迁村都因自然灾害而被迫迁移，直至搬迁到玛家乡的礼纳里部落之后，HC部落才相对稳定下来。本文将HC部落搬迁至礼纳里部落之后的这段时期称为灾后重建期。过去人们将灾害归咎于自然，但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灾害是其持续受到外界自然与社会内部各种冲击的社会性过程。社会与自然环境本是一种多元持续互动的关系，但是人类活动经常打破这种联系。由于空间同质化导致社会功能差异性降低，减弱了人类适应环境以及对环境的反应力。虽然人类社会无法避免灾害，但是却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去应对灾害带来的变化。晚近学界用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来解释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

在莫拉克风灾之后，HC部落迁移到礼纳里部落，小米与红藜的种植在迁入地发生了转变。在迁移之前，小米不仅是HC部落的主要农作物与传统食物，而且被视为一种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红藜虽只是次要的传统农作物，但由于灾后重建中各类因素的影响，红藜种植逐渐超过了小米，成为部落主要的经济作物。农作物的转换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各种文化象征与意义，既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关系的中介。

韧性理论关注的是社会如何在面对外部干扰时仍具有承受力、适应力与存续力，但无法触及宏观的马克思生态学的讨论面向。本文试图借用晚近的韧性理论并结合马克思生态学之农粮体系的研究取径，尝试透过HC部落从小米到红藜的农作物转型案例来讨论社区韧性。要厘清的问题，一是在灾后重建期发生的农作物转变的原因，即因灾害而多次搬迁的HC部落是如何透过作物的转变来找到适应灾害所带来的自然、社会与文化的冲击而化解危机问题的，以及自我重构的应变力；二是探讨社区韧性是否能够塑造出HC部落文化消费形态与意义，同时面向具备韧性的持续拆解与重构动态社区存续模式。

二、 文献回顾

(一)韧性理论与HC部落灾后重建

韧性，由拉丁文“resilio”转变而来，其本意是“回复到原始状态”[1](35)。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工业的发展，韧性一词出现在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中，被称为工程韧性，强调物体在受到外力冲击后回复原来状态的能力[2](35)，而外力冲击被视为是一种威胁。这种韧性仅仅关注抵御后回复到先前的单一平衡状态。20世纪40～50年代，韧性被运用于西方心理学领域，关注其作为一种逆境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3](62)。

1973年，生态学家霍林挑战了传统生态线型平衡与稳定范式，将韧性概念导入生态学，提出了他的“韧性理论”[4](2)。他通过观察发现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影响不可避免，且处于多重平衡与不平衡模式的复杂动态过程中。冈德森延续了霍林的洞见，用杯球模型对比了工程韧性与生态韧性，进一步说明了生态韧性的特征在于系统受到干扰之后有可能回复到原有平衡状态。韧性具有在改变自身结构前吸收、承受外部干扰的能力、在面对外部影响时内部重组后的更新能力，以及存续力。在此基础上，霍林与冈德森合作，提出了“适应性循环理论”(adaptive cycle),他们认为韧性是从应对外部影响的经历中建立的，系统的动态循环过程应该包含利用、保存、释放、重组四个阶段，且韧性过程中循环具有不同的高低能量等级[5](25～62)。

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家借用了生态学界的韧性理论，将韧性运用到社会生态学中[6](13～20)，韧性被视为人类社会面对冲突及混乱、压力与灾害时，具有较好的适应能力[7](127)。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生态韧性”的概念，强调冲击与回复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关注学习与创新的再生能力[8](23)。换言之，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角度对韧性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本文整合韧性理论的两个特征：其一，韧性是社会与自然复合体的一种动态复杂的循环过程，其中包含着多种阶段性的平衡状态；其二，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阶段性切面可以分为前期应对干扰的承受力，中期系统内部通过学习与创新来自我重组的适应力，以及在积累经验之后，发展出多样的应对策略，以形成继续面对外部影响的持续拆解重构的存续力。

除了从韧性概念上做分析整合之外，韧性亦被视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9](434)。在韧性理论面对灾害的实际运用方面，学者们从城市、社区等不同尺度提出各自的观点。而在韧性城市方面，埃亨认为韧性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来考虑可持续性，他提出了安全无忧(safe-to-fail)的概念，认为城市韧性应该包含功能多样化、冗余度及其模块化、多样性的生物与社会、多重尺度网络连通性，以及规划设计的适应性[10](343)。埃亨弥补了原有理论无法回应空间上多尺度运作的缺陷。而在社区韧性方面，科尔斯、巴克尔及艾哈迈德从微观社区层面提出运用社群的资本、技术、材料、政策、在地文化、知识等方面提升面对灾害的适应力[11](6～15)[12](386～408)；诺里斯等整合前人的观点，发展出一个韧性社区资源网络组合分析框架，包括资讯与沟通、社区的能力、经济发展、社会资本等四个面向[7](127)。

此外，除了韧性理论在概念定义及实际运用之外，曼耶那则基于几十年来对灾害模式的关注，首先，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指出韧性是一种抽象的表达方式及社会隐喻，提醒我们辨析韧性的主体；其次，将脆弱性与韧性结合；最后，他指出韧性是对多种含义的理解与行动的审思[9](13～27)。我们可以借助社会脆弱性辨析出在灾害中的易损点，关注灾难中的社群、性别、族群之间的差异性所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均、生态系统的敏感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以及从系统恢复的重点来掌握韧性理论的实际运作。

2.红藜种植的社会生产之社区韧性。HC部落对迁出地的土地具有浓厚的依赖情结，但搬迁到礼纳里部落后失去了原有耕地，因此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情感便产生了危机。而红藜被作为HC部落搬迁后的主要农作物，源于现代社会的消费体系。这包含晚近人们对于个人健康的重视而研发出红藜的新兴健康价值的商品消费话语体系，以及都市文化治理下将HC文化视为文化消费。这两种话语体系将HC人的土地依赖情感连接在一起，相互影响。这种结合产生出一种认识的混合，贯穿于红藜种植的实践过程中，促使他们展开了一种对土地和农业的追寻，从而发展出三种社群，基于不同类型土地的差异性进行红藜种植。

(二)部落农粮生产与地方食物议题

全球化使得不少部落农粮结构受到影响，而在大型农粮企业与资本的运作下，在满足大众饮食消费需求下构筑出的“去地方化”的农业景观，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食物生产与消费方式，同时也改变了部落生活与社会结构关系。摩尔则在福斯特的马克思生态学代谢断裂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延展了代谢循环断裂的历史成因[16](140)。他关注到，大型资本在扩张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汲取导致全球生态的重组，大财团利用农业与生态资源进行资本积累，加剧了贫穷与社会发展的不均。虽然马克思生态学分析在宏观尺度上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化农粮生产背后的资本逻辑，辨析农业同质化所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脆弱性，以及灾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影响，但是微观尺度上的农业文化认同、农业生产与地方的情感联结，同样也是社区韧性系统内部面对外部影响的重组再生因素。据此，吴贞仪与李承嘉指出，后生产论者强调乡村发展的内生途径依靠地方的多重资源，并借由居民参与透过象征或文化的商品化形塑的地方认同[17](1)。内生途径，亦可视为韧性系统内部资源重组所体现出的适应力。松尼诺认为，在地粮食体系可以增加社群力量，有利于减贫、降低对外部资本的依赖、协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农业生产与食物体系紧密挂钩，食物体系包括食物与社会结构以及文化象征之间的关系[18](425)。传统食物系统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关于食物的文化体系[19](417)，而地方食物系统可以照顾到地方弱势群体，形成集体认同，以对抗全球化农粮系统导致的贫穷[20](215)。

三、 从小米到红藜的社区韧性

就整体而言，在灾后重建期，灾害带来的各种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冲击，以及红藜的营养价值取向、部落文化消费商品化导向、观光政策、本地与外来资本的介入、与其他地域的宗亲关系等因素，促成HC部落发展出三种基于不同性质土地的红藜耕作模式。从社区韧性的角度来看，HC部落接受了土地不足的冲击，具有一定的面对外部影响的承受力，这种承受力来自之前小型外部影响的多次积累，部落中的不同社群积极地创造出不同的红藜种植策略，同时运用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在地知识与技术、传统共耕共享文化等来提升对于外力影响的回应力，可视为一种系统内部自主创新与自我重组的适应力。同时，这也是一种策略性的地方再现，是HC人能够在这样的空间再现中进行自我定位与自我认同，重新获得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并以这样的方式对抗认同危机，是对礼纳里部落环境限制的策略性适应。

其次是经济条件较好群体的农耕生产。通过宗亲关系获得土地的HC人，多为部落经济条件较好的家户，有能力去礼纳里部落以外的地方租赁或者购买土地，主要集中在三和村。这些土地面积较大，耕作方式以家户为主，无法保留旧部落共耕共享的模式。三和村等地土地辽阔，农业发展时间长，在当地大批量同质化的红藜种植的影响下，以及在都市收购商的产量要求与农机设备供给的协定下，无法进行传统作物轮耕，只种植单一作物红藜，且必须使用农药与化肥来提高产量。农户与收购商事先协定好红藜收购价，虽价格偏低，但由于红藜种植面积大，因而可为家户提供颇丰的经济收入。

团队要求以老带新，分工明确。充分发挥老教师教学经验丰富，对教学设计熟悉的优势和青年教师技术能力强、接受新事物速度快的特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开发制作出内容新颖、技术精良的微课。努力做到微课的目录分明，知识点有条理，形成系统化、专题化的微课程，以利于学习者更好地学习[4]。

由各有关专家、老师依据自身判断给出不同的判断矩阵，通过对各个判断矩阵赋予不同的权重，综合得出LP影响因素判断矩阵。

(一)灾后的社区脆弱性

正如前文所述，对于脆弱性的关注，能让我们辨析部落在外力影响下生态系统的敏感度与部落的关系，以及部落内部社群、性别、族群之间的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区韧性。曼耶那认为，脆弱性是一个复合体，由物质、经济和社会因素组成，具有特定的地点与部落时间的限制[9](13～27)。在搬迁到礼纳里部落的灾后重建期，HC部落的脆弱性包括：新环境带来的变化；礼纳里部落的农地与文化用地被压缩，导致耕作受限与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减少，出现了认同危机的焦虑；灾害与迁徙过程带来的心理的创伤；等等。生活环境改变导致生计模式改变，尤其是部落弱势群体搬迁到平地后，各种日常费用突增，越发贫困，更缺乏应对灾害的能力，部落社群分化更加明显。这些自然、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脆弱性相互影响，同时也反映出部落复杂多元的特征，内含多种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也共同反映在从小米到红藜的农业转型上。

Adenocarcinomas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PC,less than 5% are neuroendocrine tumors. 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have specific features and different treatment modalities[3]. In this paper, we will focus only on metastatic pancreatic adenocarcinomas.

(二)从小米到红藜作物转变中的社区韧性

在迁移前，小米不仅是HC部落的主要农作物与食物，而且作为文化认同的载体，是部落重要的文化象征符号之一。红藜作为传统作物之一，原本作为小米酒发酵的酵母使用，以及搭配野菜食用等，过去只是少量种植。但是，在部落因莫拉克风灾迁移到礼纳里部落的灾后重建期，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耕地受限所引发对土地依恋的情感危机、红藜的营养价值、HC部落文化消费商品化导向、观光政策、本地与外来资本的介入，以及与其他地域的宗亲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红藜超过了小米，变成了部落的主要农作物。它不仅成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成为来到礼纳里部落的观光客与都市中等收入群体所青睐的HC部落食物之一。从红藜种植的自然地理、社会生产及文化认同转换方面来呈现从小米到红藜的转变原因，可观察与分析其中的社区韧性。

1.红藜种植的自然地理之社区韧性。首先，地理区位的环境特质导致作物的转型。搬迁前的HC部落，耕地海拔在1 500米以上，空气湿度大，气温凉爽，土壤肥沃，动物种类较多，农作物个头大，颗粒饱满。然而从山地搬迁到平地后，环境发生了变化，礼纳里部落的土壤是回填土，缺乏肥力且硬化严重，无灌溉水源，导致农耕生产相对困难；这里气候炎热，缺乏足够的湿度，且受极端气候影响的频率较高。迁入地农作物易发生变异，比如个头小，时常会有空壳，甚至不易结果等。作物的耕作特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小米虽也是旱地作物，但对气候、土壤肥力的依赖性较大，产量为一年一季，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时刻提防山麻雀来啄食，因此，在平地种植小米加倍辛劳。红藜则更具有韧性，它对不同气候、土壤的适应力较强，由于其特殊气味对山麻雀和其他害虫有抵制作用，因此，种植过程可粗放管理，且能达到一年两季的高产量。从自然地理与作物属性的角度来看，红藜超过小米是具有一定可能性的。从小米到红藜的转换，不仅是部落社会适应自然环境变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自然与部落社会之间关系的中介。在此过程中形塑的农业景观，是社区韧性中多重平衡关系的再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与意义的重新诠释。其次，农业景观在地理空间的扩张为大面积种植红藜提供了耕种基础。HC部落村民和土地之间有着长期的依存关系。由于礼纳里部落是灾后重建的居住安置地，无法提供大面积的耕地，使得搬迁者更加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去寻找可以耕作的土地。调查得知，搬迁后的HC部落，其耕地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位于礼纳里部落本地的“心灵耕地”。基于礼纳里部落除了居住用地以外，再没有其他土地可用以耕作，HC部落努力向有关部门争取到了每户10平方米的耕地，以缓解其对土地的依赖，此类耕地被称为“心灵耕地”；第二类是位于周边三和村、北叶的大面积土地。这是HC部落借助宗亲关系，通过购买或者租赁的方式，从礼纳里部落向外拓展的土地；第三类是通过社会关系发展出的非正式农业用地，比如，通过朋友关系重回原隘寮溪边的灾后临时营地以及隘寮溪的水岸地带等非农用地进行农作物种植。

越过皮特的肩膀，我看到老四站在门边，他双手抱胸，嘴巴微噘，像是刚吞下什么很酸的东西。站在老四身旁的是艾瑞克，他的脚不停地轻跺地面，那速度比我的心跳还快。

HC部落搬迁到礼纳里部落后，其所具有的韧性是在前期多次搬迁的基础上积累的，因此韧性的能量等级可以被视作最大级。在从山地到平地的迁徙过程中，过去的狩猎、采集等生计方式逐渐式微，HC部落也因为与平地的紧密关系而发展出新的生计方式。因农业与其社会文化基础密切相关，在多次迁移的过程中，虽然受到冲击，但是仍然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新环境，并且继续存续。农作物转型可以作为探讨HC部落灾后重建中社区韧性的一个关键议题。自然是社会生存与文化建构的产物[21](6)，农作物的转换不仅体现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文化象征与意义的呈现，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与中介，镶嵌于各种政经关系之中，与社会的价值及需求密切相关。

HC部落的灾后重建与韧性理论密切相关。对于灾后重建，蒋斌认为应该将其放入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宏观层面去看待[13](30)。台邦·撒沙勒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莫拉克风灾带给部落社会的重大冲击和影响，指出灾后迁村，使得部落民众在社会组织、祭仪文化、语言传承及经济生产上面临严重的挑战[14](112)。但他缺乏从韧性思维的角度去思考灾后重建中的社区行动力，也忽略了迁村之后自然环境的改变。韧性城市/社区是物质系统和人类社区的结合体[15](140)，自然环境的改变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需要重新思考灾害与灾后重建的社区能动性，以适应从变动的视角看待灾后重建。

首先是部落弱势群体的农耕生产。特别是一些身残的老人家，他们没有资金可以赴外租赁或者购买土地，也没有体力及交通工具远赴其他农地耕作，因此他们的耕地只局限在前文所述“心灵耕地”。他们依靠传统农作知识与技术，凭借多次迁村之后强韧的心理承受力，同时通过旧部落共耕与共享模式，发展出多户联合耕作的模式，不仅扩大了耕作面积，而且克服了礼纳里部落贫瘠的土壤、自然气候的影响，以及每户10平方米小面积的耕地限制。耕作以红藜为主，同时运用不同作物轮耕与休耕的传统方式，不使用农药化肥，以保持土壤肥力及可持续性。虽然耕地面积有限，产量也不高，但是生产出来的农作物品种还算丰富，除了以红藜居多以外，还有小米、树豆、白米豆、地瓜、芋头等传统作物。部落中的 “HC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妈妈们在礼纳里办起了周末农产品集市，协助他们销售农产品，帮助这些部落弱势群体维持生计。

在坡度小于15°区域内，农村居民点斑块面积与数量占比高达91.9%与86.8%。在小于5°区域农村居民点密度、平均面积与标准差高出其他区域较多，而5°～15°区域内斑块数量与景观形状指数大于0°～5°区域，体现出0°～5°区域内农村居民点具有连片聚集大规模的特征，而5°～15°区域内农村居民点斑块更加碎小、并具有离散分布特性。随着坡度增大农村居民点总面积、面积比例、数量等各项指数均减小，且在坡度大于25°时降至极低水平，表明坡度对农村居民点分布与规模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农村居民点形状指数在0°～5°区域内最高，表明区域内农村居民点形状复杂，而其他区域差异不明显。

最后是一种非正式的耕地生产。这样的耕作方式，类似新店溪部落河滨维系生计的农地，是“创造性适应的生计系统” [22](135)，同时也是一种农业游击策略[23](67)。这些农民并非部落弱势群体，他们有能力购买交通工具并远赴农业生产基地，也有体力进行大面积耕作，但是也非经济条件优越者。他们利用非农用地的荒地进行耕作，土地面积比前两种类型大很多，以各家户为单位进行自我管理，依靠原有的耕种知识与技术，修复土壤肥力，在不使用农药与化肥的情况下，面对外部都市收购商，坚守红藜无农药品质，拒绝低价收购。

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地区进行加工业产业化改革之前，HC部落是高度自治且自足的部落。由于土地公有化、山地平地化等政策，以及山林保育与现代化需求的外力影响，部落逐渐从山地向平地迁徙。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而且部落社会文化也受到极大的冲击。HC部落经历了多次搬迁，尤其是由灾害因素导致的迁徙加速了这些变化对部落的影响。而在灾后安置过程中，追求重建速度而缺乏周全的考量，忽视了HC部落对于自然、社会、文化需求的特殊性，导致搬迁之后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剧了变化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将HC部落灾后迁徙的过程视为一种部落突变期，这些突变在部落的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及制度等方面都有所体现。然而，从韧性理论的角度分析，这种突变期可以理解为部落系统不断受到各种外力作用的强烈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循环的韧性过程。贝尔克斯与福尔克通过对依赖自然资源的社区研究发现，系统中小型的外部影响对于社区建立应对大规模外部影响的韧性有所帮助[6](18)。HC部落的多次搬迁过程，也可以被视为在系统多阶段的小型外部影响中的内部重构，以便回复到某种平衡状态，再次的灾害打破原有的系统平衡，部落透过对过去经验的学习和创新进行系统元素重构，进入另外一个韧性阶段；虽然每一次搬迁，HC部落都要遭受冲击，但是这样的循环动态过程也为HC部落积累了越来越强大的社区韧性。

三种不同社群的不同耕作模式具有可比性(见表1)，对比这三种类型的耕作，可以将HC部落不同的韧性主体所具有的社区韧性进行细分，呈现差异性的社区韧性能量等级，关注社会差异与价值。研究发现，第一与第三种耕作模式，韧性主体的部落社会阶层与经济实力均不高，但通过运用社区网络关系，以及社会互助，使用传统的农业知识与技术，延续了文化的传承，维持物种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关系。同时也保证了农作物的品质与价格的合理性，在现代社会生产与消费链中保持自我的主体性，抵制了收购商的压价，农业与地方食物系统作为文化利器，体现出具有对抗农粮同质化趋势的能力，这种适应力所呈现的社区韧性较高。第二种类型的韧性主体，同样依靠社区网络获取土地，并进行耕作，与都市收购商合作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但令人担忧的是，这类种植方式，放弃了传统农业技法，削弱了原有的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以大面积单一生产，使用农药追求产量。不仅对自然环境不够友善，而且容易被纳入大型农粮企业的运作逻辑，通过市场价值来实现资本增值，加剧了都市收购商对HC人的压价与不对等关系。因此，这种适应力所呈现的社区韧性较低。而第三种类型的韧性主体所运作的非正式的农耕，虽然具有较高的社区韧性，但是同时土地使用缺乏正当性，隐藏着不确定的变动性，将可能面对吸纳与排除、解离与重组[23](67)。

从这三类不同的红藜种植景观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空间，是韧性的冗余度和模块化特征与社会多样性的体现，也涉及红藜种植的差异性，凸显出社区中不同的社会价值与不均衡发展。另外，红藜种植的地理空间还与部落所在地的文化区位、市区收购商及消费者的消费地理空间有关。这样的空间连接，是一种灾后重建社区韧性适应力的多向度网络和连通性表现。HC部落与雾台、阿礼、吉露、大武与佳暮五个部落都迁到平地生活，在地理区位与交通上具有便利性，部落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种植红藜的技术、信息、知识等在空间地理关系中相互影响，红藜作为消费的食物，跨越不同地域，将生产与消费连接。此外连接市区收购商人与消费者亦是一种跨界地理，包含着一种不曾觉察的生产地理以及镶嵌于食物中的社会关系。

表1：三种不同类型的红藜耕种方式

类型社群地点/面积耕地性质耕种方式作物品质销售方式售价第一部落弱势群体礼纳里心灵耕地/小正式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共耕共享、无毒耕作良好无毒部落小农市集高第二经济条件较好群体宗亲关系的周边部落正式农地/大正式现代知识与技术、家户运作、使用农药与机械一般品质与都市收购商签订产量与价格协议低第三普通家户朋友关系的周边农地/大非正式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家户运作、无毒耕作优质无毒与都市收购商商议定价高

3.从小米到红藜的文化认同转换之社区韧性。农作物的转换涉及各种文化象征与意义，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关系的中介。部落内部文化认同的物质载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物质载体由“小米”转变成了“红藜与小米”，它们同样都被视为部落的传统。传统的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小米代表的是HC部落过去的传统，而红藜则逐渐代表现今的传统。红藜作为传统，变得具有较高的价值，传统必须复原，或者再次创造。一种创造来自于地方，以发展部落观光产业为名，将红藜力推为部落文化传统的象征。另外一种创造来自于晚近对健康的重视和新兴健康价值商品的消费话语体系，使得红藜转变成极具市场潜能的作物。

在班干部竞选成功后，班主任指导与训练班干部，采用班干部轮流值周的办法，采用中医疗法“望、闻、问、切”带动班级其他同学的行规表现与学习态度，调动全班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增强班级学习氛围；同时班主任时刻关心班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一次次鞭策他们在工作中自律自强，成为班级建设的功臣，同时发挥班干部团结协作的“大雁精神”，班干部虽各自有分工，但是分工不分家，劲往一处使，全心全意为班级做实事，更好地服务于班级建设与管理。

这两种创造建立在HC人以获得土地为基础的红藜农耕生产上，共同形成了红藜是具有健康价值的部落传统食物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直接引导了红藜作为商品的消费，跨区域多重地理产生了认同。这样的认同是具有双向性的，一方面是都市中等收入的消费者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者的HC人认为，红藜作为传统农产品而被包装与销售。HC人通过消费创造了一种共时性传统文化概念，为都市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另类的他者或者怀旧的部落乡村生活的向往，并指导红藜消费行为，从而形成消费群体的认同与归属。另外，HC人通过都市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他们”消费了“我们”生产的具有部落传统的红藜，重塑了逆向的从都市到乡村的想象地理，转而成为种植红藜的HC人的认同再现。作为传统再造的过程，HC人可以通过红藜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创造出新的认同模式。

第三，进一步有效开发社区内教育资源。现有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更加快速有效地推进资源建设。从无到有是总量的增加，其附带的变化因素颇多，但是从有到精，充分利用已有资源来创造优良的教育环境，意义要大于前者。通过现有资源的变革和创新，教育模式的重构和整合，以挖潜、扩充的手段不断拓展资源容量，社区的教育会更加良性发展。

从小米到红藜的文化认同的转化所体现的社区韧性，同样依靠了自然(物质)、经济(消费)、社会、文化(知识)等相关因素，并且是跨区域层级运作，是一种逆境中积极适应的动态过程。红藜将创造新的传统，也可以理解为HC部落的文化认同系统在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改变自身结构并重组更新，如同冈德森杯球模型，在灾后重建中消化外部影响，文化认同系统跨越门槛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衡状态。这种文化再现层面的社区韧性，同时也涉及不同差异群体之间的合作、冲突、矛盾和妥协。

四、 讨 论

综上所述，从小米到红藜的作物转换中所体现的社区韧性，体现了一种动态复杂的循环过程，内含多阶段的平衡状态。HC部落虽然经历数次迁村与灾害冲击，但是积累了更加强大的韧性，使其具有消减外部影响的承受力，以及通过红藜种植的自然地理、社会生产和文化认同转换等，从部落内部与外部的学习与创新来自我重组，以适应新环境。红藜种植的自然地理之社区韧性，体现了社会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红藜种植的社会生产之社区韧性，区分了不同的韧性主体，韧性作为一种社会隐喻，细腻化地呈现部落内部不同社群价值与意义的差异。文化认同转换之社区韧性，呈现出韧性过程动态复杂的多阶段、多重平衡的状态，同时也包含着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冲突、矛盾和妥协。自然地理之社区韧性是红藜种植的社会生产韧性的条件与结果，而种植的社会生产是文化认同转化的社区韧性的中介与产物，文化认同转化的社区韧性是自然地理社区韧性的基础与再现。

通过访谈得知，近年来种植红藜的人越来越多，作为消费的食物，它跨越了不同地域，将生产与消费连接，包含着一种不曾觉察的生产地理以及镶嵌于食物中的社会关系。HC人以重新认识与保存HC部落的传统文化为出发点，认为保存与延续部落传统应该是动态的过程，需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扶植。而红藜作为传统作物，被市场挖掘出来将是一个好契机，可以利用这样的契机延续原有部落种植小米的共享耕作文化，保持与自然的友善关系，以及利用在地知识与技术配合社区网络，类似第一、第三种红藜耕作类型，形成强大的共同约束力，建立极为强烈的关联，形成一种独特的具有团结形式的社会行动，从而产生出新的地方认同。目前，HC部落在社区持续变动的过程中，已经初具面对外部影响的持续拆解重构的存续力。另外，如果一味栽种迎合大众市场的农作物，作物品种单一化，也可能导致食物系统多样性的消失，进而影响到生态食物链，有可能引发灾害的再度发生。如何寻求他们的未来出路，还有待后续研究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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