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贸易陶瓷器在人类物质文化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同时具有实用性与非实用性，作为外来物品的贸易陶瓷器在被输入当地社会之后，会开启另一段“再脉络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导致贸易陶瓷器具有多元文化意涵，与其在来源地相异，因而需要被重新论证与诠释。[1]另外，高温烧制技术以及瓷器的原料配方在古代是一项高端的知识，掌握高温陶瓷知识的国家即可凭借制造和外销此类商品，换取各式奇珍异宝。相对而言，海外社会的贸易陶瓷器大多经由交换本地土特产品而来。这种当地技术无法复制的商品在海外社会普遍具有“威望性”，[2]获取、收藏及流通贸易陶瓷器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策略，让某些个体或群体彰显社会身份，形成、固化社会阶层，逐步改变原有社会结构。[3]

过去针对海外出土的古代贸易陶瓷器研究大多以材料描述为主，着重器物的鉴定分类，兼论各类贸易陶瓷器的分布及其所隐含的古代中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意义。[4]但总体来说，较少以海外为中心视角，探讨贸易陶瓷器在当地的文化意涵，以及贸易陶瓷器的输入如何影响当地社会发展。这种研究视角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可引征的历史材料有限。古代文献大多仅概括海外的商贸信息、航行路线和奇风异俗，较少深入描绘当地社会使用贸易陶瓷器的文化习惯，也较少关注贸易陶瓷器输入后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早期不易开展海外民族考古研究，较难结合海外民族志、历史文献和田野实践结果，共同论证上述研究议题。随着国际学术合作机会的增加以及境外田野工作的开展，海外发现的古代贸易陶瓷器除了将继续验证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史之外，更重要的工作应当是有机地缀合古代贸易陶瓷器、民族志和历史文献等材料，利用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证贸易陶瓷器如何进入当地社会，开启“再脉络化”的过程，并影响社会发展。

本研究调查的区域是有香料群岛之称的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这里盛产的丁香和肉豆蔻自汉代以来即输入中国、印度及欧洲市场。[5]从考古发现来看，此区域曾出土中国宋代陶瓷器，说明至少10世纪开始，外来陶瓷器已经输入香料群岛。本研究首先回顾贸易陶瓷器研究，说明民族志和历史文献如何帮助考古学者理解贸易陶瓷器在当地的社会文化意义；接着以香料群岛为例，讨论民族考古学的启发与限制。

二、 贸易陶瓷器研究回顾

有关海外贸易陶瓷器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材料整理”和“议题探讨”两大方向。“材料整理”主要是出土陶瓷器的实际鉴定和分析工作，包括种类、年代、窑口、数量、工艺技术特征、区域分布等；[6]“议题探讨”则利用材料整理的结果讨论相关的问题，如交通贸易、交换网络、文化交流、文化意义和社会发展等。[7]从几篇回顾性论文来看，两类研究工作都已开展，并有从早期偏向“材料整理”到逐渐侧重“议题探讨”的趋势。[8]随着研究工作不断地进展，学者对于贸易陶瓷器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及深入，目前材料整理工作已大致取得丰硕成果，在此不做赘述。

海外贸易陶瓷器的“议题探讨”则基本上指向两个中心问题。第一，外销陶瓷器的鉴定和分析结果究竟能揭示哪些历史、文化与社会意义；第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哪些理论和方法。综观相关文献后发现，中外交通贸易、交换网络和文化交流是几个较常见的研究主题，仅少部分研究涉及贸易陶瓷器在海外的文化意义及对当地社会发展的影响，至于贸易陶瓷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论文则更少见。

首先，以交通贸易、交换网络和文化交流来看，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整理了亚、非各国出土的中国古代陶瓷器，他指出“海外出土的为数众多的中国古陶瓷，今天已被视为中西方交通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9](P 11)叶文程《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10]、李辉炳《从文献看元代瓷器的外销》[11]和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12]则依据《诸番志》《岛夷志略》等宋、元文献蠡测古代贸易陶瓷在日本、东南亚、印度和西亚等地的贸易地点、贸易规模和器物种类的变化，并以海外发现的陶瓷器材料验证史料，结果表明中国陶瓷器在唐代已经开始外销，宋代陶瓷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则急骤增长。这一类的研究多从宏观的视角，总结唐、宋以来陶瓷外销的大趋势。

[20]叶文程.明代我国瓷器销行东南亚的考察[A].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比较上述几篇讨论中国陶瓷器与海外社会文化的论文可以看出，有时考古材料本身足以说明贸易陶瓷器“再脉络化”之后的用途转变，如东非装饰清真寺的天花板、礼拜龛和墓柱等。然而，在考古材料相对不清晰的情况下，民族志和历史文献也能补充一些信息。上述几篇文章多依据民族志和历史文献整理出东南亚土著社会使用中国陶瓷器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贸易陶瓷器除了普遍作为实用但有财富意义的饮食用具之外，在菲律宾还可以作为随葬品，在婆罗洲可作为葬具、仪式用具和借款抵押品，在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区域可作为礼拜祈祷前净手的盛水器。显然即便在东南亚，不同区域的贸易陶瓷器还存在相当大的文化差异。

回顾过去，无论是“材料整理”或“议题探讨”，总体而言都是海外中国贸易陶瓷器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贸易陶瓷器一方面可以是实用品，用于饮食、盛水、储物、酿造食物等多种用途，因此在使用功能上可具有文化普同性。另一方面，贸易陶瓷器也可以是非实用品，带有社会象征意义。这类商品在进入各地特殊的文化脉络时，其“再脉络化”的过程也不尽相同，即便是相同的贸易陶瓷器，却有可能在各地呈现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因此，贸易陶瓷器复杂的文化意义，需要民族考古学及其他配套的理论、方法来共同揭示。

三、 贸易陶瓷器的民族考古学

有关民族考古学的定义，[24]学者间有不同的看法与争论。[25]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类比。类比是哲学上或者说逻辑上的概念，即从已知事物辨识同类的未知事物的一种推理方法。其前提是两种现象在一个方面相似或相同，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26](P317)如果把民族考古学摆在方法学的层面上来理解，则这个研究方法看似无所不能，能鼓舞考古学者“透物见人”的企图心，期待类比能揭示考古遗物的文化意义，这是民族考古学的乐观派。然而，假若将民族考古学摆在本体论——文化“相似性”及其所隐含的“普同性”是否存在——的层面上考虑，怀疑的论点随即产生。研究人员如何确认一个方面的相似，在其他方面也是相似或相同呢？人类文化究竟是“普同性”或“特殊性”的？对于“乐观派”学者而言，文化毋庸置疑具有“普同性”；而对于“怀疑论”学者而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这是阻碍类比的重要因素。

[7]熊翠燕.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四川文物，2009(2).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通过研究、模拟人的思维和行为，让计算机开展推理、学习及规划等活动。感知技术和认知技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感知技术使机器具备类似于人的感官功能，比如语音识别、眼球追踪、手势识别、面部识别等；认知技术使机器具有类似于人脑的功能，可以思考、理解、学习，其实际应用包括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知识图谱、专家系统等［10］。

从一方面来看，“直接历史法”(Direct Historical Approach)假设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可将相同地域、不同时间轴上的相似文化要素进行类比。然而，相类似的器物，例如中国古代青铜兵器，在不同时间脉络中所代表的功能与文化意义可能不尽相同。[27]另一方面，跨时空框架的“普遍类比”有时却看似可行，例如宾福德认为北美极地族群的狩猎方式长时期以来变化不大，因而近代阿拉斯加纽那谬族的生计方式，可用来思考欧洲冰河时期人类的环境适应，及其所对应的兽骨遗留分布与聚落模式。[28]人类文化行为的复杂性使得类比的认识论——两种现象在一个方面相似或相同，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显得天真与脆弱不堪。

为了使民族考古学的类比更具可行性，学者定出了类比的范围、限制与具体作法。[25](P317～319)然而，方法学上的改善仍是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人类文化“普同性”与“特殊性”的终极问题，也因此学者多认为类比法无法单独使用，必须配套其他认识论的指引。汪宁生即提出“通过民族志材料进行类比以建立假说——从考古材料本身寻求证据以验证假说”[26](P319)的研究步骤。这个认识论层面上的修正试图调和“乐观派”与“怀疑论者”之间的冲突，既保留了民族考古学的类比法，又设计假说检验的程序，不让类比显得随意。但是，这样的作法也同时宣告了民族考古学的作用仅是启发学者建立假说，降低了民族考古学的高度。

汪宁生提出的假说检验程序，看似为民族考古学类比上了一道安全锁，但仍然只是认识论层面上的调整，尚未触及本体论的解决方案。美国文化演化学派学者丹尼尔的提案或许可作为补充。事实上，重新理解类比的作法与目的之后即可发现，类比的核心问题应当表述为：两个不同时空脉络下的文化特征为何看起来相似？对于丹尼尔而言，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并无二致。[29]生物学者在进行物种分类的时候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两个物种在生物特征上的相似性，究竟是因为两者有共同的祖先，或是因为在演化的过程中，两个没有亲缘关系的物种为了适应类似的环境所演化出来的？[30]从生物演化来说，前者是同源、趋异演化，后者是同功、趋同演化。如此，或可解释同源的青铜兵器何以从实用武器演变成礼器，以及不同时空、相似气候环境的人群却能有相似的文化行为。

配备了文化演化的理论概念后，回过头来思考贸易陶瓷器在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甚至东南亚海岛地区的社会文化意义，能够协助研究者理清头绪，指引研究者寻求相关的民族志和文献材料。

古代印尼香料群岛只有低温烧制软陶器的技术，直到现代都没有发展出高温烧制陶瓷器的技术，因此高温陶瓷器皆是从外地输入的。虽然过去的研究结果显示，海外市场有时能影响亚洲贸易陶瓷器的生产，但目前文献和考古材料还难以验证马鲁古市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因此，贸易陶瓷器产地的技术演变可能与此地的社会文化变迁关系不大，这里的贸易陶瓷器研究应该更多地考虑贸易陶瓷器的输入、分配与使用。在欧洲殖民时期之前，印尼香料群岛尚属于自由贸易的形态，主要是由外来商人运输各色商品前来交换马鲁古群岛最重要的产品——丁香和肉豆蔻。[5]马鲁古岛民需要高温陶瓷器不外乎实用性及非实用性的目的。然而，考古学者无法实际观察古代人使用贸易陶瓷器的方式，这就是民族志及文献资料可以启发假说的契机。

四、 贸易陶瓷器的输入、分配与使用

贸易陶瓷器输入马鲁古群岛比较确切的记录是元代的《岛夷志略·文诞》一条中指出“地产肉豆蔻、黑小厮、豆蔻花、小丁皮。货用水绫丝布、花印布、乌瓶、鼓瑟、青磁器之属”。[31](P175～176)文诞是现今印尼马鲁古省的班达群岛，自古即是肉豆蔻和豆蔻花的贸易中心。从贸易所用的商品类别来看，乌瓶和青瓷器应是贸易陶瓷器，此外还有南印度产的棉布(水绫丝布)、爪哇岛八节那间产的花印布，以及来源不明的鼓瑟乐器。在《岛夷志图·文老古》一条则记载：“地产丁香，其树满山……贸易之货，用银、铁、水绫丝布、巫仑八节那涧布、土印布、象齿、烧珠、青甆器、埕器之属。” [31](P204～205)文老古按苏继廎的考证，应是马鲁古群岛北部产丁香的特尔那特(苏继廎译作德那地)或蒂多雷岛，这两个小岛最迟从元代起，直到近现代都是丁香的贸易中心。文老古输入的商品中也有青瓷器(校译本中瓷写作甆)和埕器，以及其他此地稀缺的金属原料、布料、象牙和烧珠装饰品等。

文诞和文老古的青瓷器应是宋、元时期流行的单色釉瓷器，这个时期生产青瓷器的作坊从浙江到福建、广东一带都有。乌瓶应是表面施黑釉的陶瓷器皿，宋、元时期中国南方产黑釉瓶的窑口可能在江西、福建一带。埕器按苏继廎的意见“即坛也，闽广等省俗字”。[31](P122) 《岛夷志略·东冲古剌》的贸易之货中也有大小水埕，说明埕可作为储水器，但应该也可能用于盛酒。

有关青瓷器的用途，文献中没有明确说明，因此难以判定。从目前一些宋、元沉船的出水材料来看，中国外销的青瓷器多以盘、碗等器皿为主。直观地来看，这些青瓷器应是作为饮食器具。不过宋代《诸蕃志》几条记录呈现出不一样的信息。《登流眉国》记载“饮食以葵叶为椀，不施匕筯，掬而食之” ，[32](P28)《苏吉丹》又载“饮食不用器皿，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则弃之”，[32](P61)《渤泥国》也载“无器皿，以竹编贝多叶为器，食毕则弃之”。[32](P136)《明史·外国传四》也有类似的描述，文郎马神“初用蕉叶为食器，后与华人市，渐用磁器”。*《新校本明史》，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第8380页. 上述文献皆一致地指出宋、元、明时期部分东南亚社会不用陶瓷器皿作为饮食用具，后来才慢慢使用。有关这样的文化现象，芬利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与论点：

“无论中国瓷器被交易到哪里使用，它极大地影响当地的陶器传统。印度是这个普遍性的例外……即便大量的瓷器经由次大陆被运往中东地区。除了少数穆斯林之外，印度人不用瓷器，他们的陶器传统与瓷器是互相独立的。古老印度教有关污染的概念规定软陶器皿在使用过后必须被丢弃，因为它们有孔隙且难以完全清洁干净。当9世纪印度开始获得瓷器时，这个禁忌自然被延伸到瓷器，即便瓷器的表面没有孔隙。当然，瓷器一直都很昂贵，以至于很难如此任性地使用。许多一丝不茍的印度教徒避免使用所有的陶瓷器皿，反而使用树叶或金属材质的盘子。” [33](P158)

考察《诸蕃志》关于登流眉国、苏吉丹和渤泥国的记载，发现这三个地方似乎都是受到印度文化影响颇深的国家。虽然目前马鲁古群岛并无明显的印度文化要素，不过马鲁古与爪哇、马来世界交流密切，14世纪《爪哇史颂》里，满者伯夷王国视马鲁古为藩属。因此有理由推论马鲁古香料贸易中心也间接受到马来和爪哇的影响，宋、元时期输入的青瓷器可能并不是饮食器皿，必须等到伊斯兰文化进入才逐渐改观。此外，近代民族志资料也显示马鲁古部分少数民族仍然使用竹筒煮食，盛器也是缄树叶以从事，食已弃之；这使得早期人类学者一度误认为这个地区的陶器制作技术不会早于12世纪。[34]然而，文献记载毕竟过于简略，难以直接下定论。

乌瓶和埕器在马鲁古地区则似乎具有相当重要的功能，因此《岛夷志略》特地列为货用之物。埕器作为盛水器也许是比较明确的，因为大水埕确实有环境适应上的优势。马鲁古群岛虽然属于热带海洋性气候，平均年雨量可达2000毫米以上，但马鲁古岛屿大多缺乏稳定常流河，水源经常是一大问题。以笔者在班达群岛和蒂多雷岛的田野经验，平坦的珊瑚礁岛(例如班达群岛的艾岛)是水源最缺乏的生态区域，当地居民需要自建相当大的水槽储存雨水。比较大一点的火山岛，如班达群岛的内拉岛和大班达岛，则因为地层储水较佳，可以挖水井。在内拉岛有一座水井，属于艾岛居民所有，一旦遇到极端干旱气候，艾岛居民会迁移到内拉岛，使用属于他们的水井。在大班达岛的龙头(Lonthor)村也有一口水井，每年特定日子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移民会返回到祖居地清理这口井。蒂多雷也是一个火山岛，居住在有地下水带(大多位于海平面较低的山坡或海岸)的村民可以挖水井，或用马达抽水。不过，笔者在蒂多雷看到当地居民会用其他各种方式集水，有如同艾岛建水槽、有在屋檐四周装竹子或树叶导引雨水存入塑料桶；当然，笔者也观察到有使用黑釉鼓腹大水缸集水的。以现代的情况来说，比较富有的家庭会自建储水槽，并配备抽水马达。有稳定的水源即意味着生活风险降低了，即便遭逢干旱也能度过危机。在田野期间，平日房东太太即不断地提醒笔者要节约用水，只要连续数天没有下雨，就会开始担心水源的问题。

[24]容观夐.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

过去学者不断地提出贸易陶瓷器在全球各地带有“豪侈”“威望性”等“普遍的”文化意义。由于贸易的不均衡性，不少涉入海洋贸易的社会最终都造成了贫富差距。富豪阶级为了彰显和确认自身的社会地位，大量地购买海外高端商品，如贸易陶瓷器，在仪式场域中使用和展示，甚至成为传家宝。目前特尔那特苏丹王宫里即藏有不少明末至清代各类贸易陶瓷器。笔者田野时暂居一户在当地还算富裕的家庭里，房东太太曾经展示几件珍藏九代的青花盘和碗，从器型和纹饰来看，大约是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的中国青花瓷器，与其所描述流传的时间相符。从这个层面来看，贸易陶瓷器的研究意义就不在于关注其用途(陪葬、饮酒或是装饰)，而是在于贸易陶瓷器分配的差异所能显示的平等或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③检测因变量：判断过氧化氢分解的快慢可以根据反应物过氧化氢的减少量或生成物氧气的生成量，根据检测方法易操作、简单直观原则，选择氧气的生成量来判断。而根据氧气的理化性质，以气泡产生的数量或点燃卫生香燃烧猛烈程度作为观测因变量的方法，进而区分因变量和观察指标。

造成电缆损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来自于电缆线自身。比如，有的电缆线质量不够好，一些电缆的制造商在制作电缆的过程中没有严格按照工艺与流程，这样就会直接导致电缆的生产质量不达标，在使用的过程更容易发生损坏，不仅影响了电网的运行，还极大地浪费了能源。另外，电缆线是有使用年限的，随着使用时间的不断增长，电缆线本身也会逐渐老化，如果不能及时检查或者更换，就会很容易发生安全故障。其次，很多电缆损坏与其材料有关，在一些气候变化明显的地区，电缆的老化程度会加剧，很容易出现安全故障，也导致电缆运行出现很多问题，甚至一些电缆的绝缘层和沿面也会放电，这就直接导致了电缆故障的发生。

五、 假说建立与检验

从以上民族志和历史文献来看，贸易陶瓷器在印尼香料群岛大致有几种社会文化意义。第一，贸易陶瓷器是海外商人定点运输至本地香料贸易中心用来交换丁香和肉豆蔻的。这样的贸易模式本身即决定了不均衡的结构，贸易中心由于集散香料和外来商品，自然就有积累财富的能力。参与对外贸易的社会精英即可利用其财富搜集外来的贸易陶瓷器，不论是在环境适应上(更加洁净、能储存更多水)能降低生存风险，在社会策略上也能确认其社会地位，固化社会阶层。贸易陶瓷器的“威望性”意义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普同性。落实到考古材料上，研究人员应该观察贸易陶瓷器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状态。以笔者过去在班达群岛和蒂多雷岛的调查经验来看，这样的不均衡性的确是存在的。在21个班达群岛遗址中，仅有BN1、BN2和BN4有较多的贸易陶瓷器。特别是BN1出土过宋代白瓷、青瓷、明代青花、15世纪越南青花，以及16～17世纪的“汕头器”等。[36](P159～161)本文笔者2012年在蒂多雷岛调查的结果也显示马雷库(Mareku)遗址有相对较多的青花瓷，也在地表采集到几片青瓷残片。根据当地口传历史，这个地点是蒂多雷苏丹王国早期重要的中心聚落。2013年试掘，在马雷库TP3的文化层(Spite2～4)里出土过宋、元时期景德镇青白瓷残片。有趣的是，不管是班达群岛的BN1或是蒂多雷岛的马雷库，伴随贸易陶瓷器出现的是大量当地产的几何形刻画纹陶器。这类有繁复纹饰的刻画纹陶器似乎在新石器早期就出现，但直到公元6世纪以后才开始流行。贸易陶瓷器与刻画纹陶器伴出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15～16世纪菲律宾吕宋岛西南的卡拉塔干(Calatagan)，根据随葬品的分析结果，张光仁认为这两类器物可能同时都带有“威望性”的意义。[37]

第二，贸易陶瓷器的用途是另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马鲁古群岛有特殊的生态环境，小岛上的水是一项相当重要的生存资源，乌瓶和埕器有可能作为储水用。然而，17世纪文献指出的乘酒器似乎为这两种器物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用途。此外，青瓷器是否作为饮食器皿，又或者如同在其他受印度文化影响的社会一样被视为不洁的禁忌物而作为它用？这一类器物功能的研究属于崔格尔(Trigger)所谓的低层或中层理论问题，假说的建立与检验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例如地下水带的分布、凿水井的成本效益、其他集水的方式、出土乌瓶和埕器的器型和大小、器物的残留物分析、出土的脉络，等等。目前马鲁古群岛发现的此类的器型较少，还难以验证，只能等待未来更多的考古发掘与材料积累。当代民族考古学的重要性并非在于实际解决考古学问题；事实上，民族考古学是帮助考古学者发现问题。从过去的乐观、怀疑，到后来的限制与规范，学者慢慢地体认到民族考古学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实现“透物见人”的远大目标。不论是探讨民族文化的连续性或是跨时空的环境适应，类比是“透物见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方法。然而，文化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却使得“怀疑论”者质疑类比的可靠性。汪宁生提出的步骤是比较保险的作法，把民族考古学视为启发假说的泉源，建立检验的程序，并搜集与考古遗址、遗物和遗留相关的及需要被检验的证据[26]。然而，假说的建立和检验需要配套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不是民族考古工作足够处理的。

从文献和民族志材料来看，马鲁古群岛的贸易陶瓷器可能具有多种实用性的功能，也可能具有与其他地区类似的“威望性”意义。这些只是贸易陶瓷器所折射出当地社会文化意义的几个例子。15世纪的伊斯兰化以及16世纪以后欧洲人在此地开展的贸易和殖民活动，都可能带动贸易陶瓷器在分配、网络建构和使用意义上的变迁，这些研究议题当是未来此地区贸易陶瓷器研究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张光仁.考古资料的脉络分析：以玛瑙珠与硬陶瓮为例谈起[J].考古人类学刊，2012(1).

[2]Elisabeth Bacus.Prestige and Potency: Political Economies of Protohistoric Visayan Polities[J].Archa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1).

[3] Mary Helms.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4]刘淼，吴春明.20世纪以来中国古外销瓷研究历史回顾[J].考古与文物，2008(5).

[25]张寿祺.论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

[6]熊翠燕.中国宋元外销瓷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南方文物，2008(1).

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企业，管理模式缺乏科学的指导，家族企业大多依靠人际关系支撑，因而在在企业过渡期并不能很好地传承；同时，中小企业缺乏现代的管理制度，经营状况不透明，在财税规划、债务风险等问题上不够重视，信息披露不透明极易导致在向金融机构借贷时出现信息断层的现象，出现融资难的问题；另外，中小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下，很难有长远的打算，经常追逐眼前的利益而忽视资金的管理，最终引发债务危机甚至资金链断裂的情况。

[8]李辉柄.中国瓷器研究现状与展望[J].南方文物，1997(2).

[9]冯先铭.中国古陶瓷的对外传播[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2).

[10]叶文程.宋元时期我国陶瓷器的对外贸易[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2).

[11]李辉炳.从文献看元代瓷器的外销[A].古陶瓷研究第一辑[C]，1982.

[12]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J].文物，1981(6).

（3）流量清洗：主要是引流和回注策略的下发。当管理平台做出清洗指令时，骨干运维系统对相应 D路由器下发引流路由和回注路由；当指令撤销时，将相应路由撤销。同时，还需要对 D 路由器、清洗设备进行状态监控。

在课程设计上要遵循专业用途日语的理论框架，以满足学生的特定需求。整体来看要体现三大原则：第一，相关性原则。即实训课程要与专业课程相关，把课程教学与实训技能相结合；第二，延续性原则。要体现日语专业能力学习的延续性，在教材编撰上要规划好学生未来一段时期内能力的培养目标；第三，规范化原则。商务日语技能学习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针对性、有计划性、规范性的撰写。

[13]禚振西.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探[A].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1987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28]Lewis Binford.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14]叶文程.元以后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J].景德镇陶瓷，1990(3).

[15]冯小琦.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对外传播[J].景德镇陶瓷，1986(3).

[16]李军.唐、五代和北宋越窑青瓷的外销与影响[A].古代外销瓷器研究[C].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17]何振良.略论宋元时期磁灶陶瓷的对外交流[A].古代外销瓷器研究[C].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本条第二款规定，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的公民，可以参加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根据这一规定，在学历方面，只要具有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的公民，就可以参加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资产评估是评定、估算资产价值的专业服务，既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实践经验，因此，参加评估师资格考试在学历方面的要求不宜定得过高，规定具备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的公民就可以参加考试，有利于通过评估师资格考试吸引和锁定更多人才。需要注意的是，除房地产估价师考试外，评估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是水平评价性质，不是行业准入考试，公民可以自愿参加。有关部门现有的规定与本法规定不一致的，应当在本法实施前及时根据本法作出修改。

[18]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19]叶文程.宋元明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A].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有些学者则细化研究对象，针对某一种类、窑口的陶瓷器的分布情况来探讨相关问题，例如禚振西《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探》[13]、叶文程《元以后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14]、冯小琦《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对外传播》[15]、李军《唐、五代和北宋越窑青瓷的外销及影响》[16]、何振良《略论宋元时期磁灶陶瓷的对外交流》[17]等。虽然研究的对象相对细化了，但空间上的分析仍是宏观的。目前较少以中小尺度、特定区域或地点为研究范围的论文，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可为代表。该书详细描述了北非和东非所见各个时期、窑口的中国陶瓷器，并从历史及社会文化因素说明中国陶瓷器输入的原因。他们指出北非埃及自古以来即有喜好釉陶器的传统，中世纪后兴起的伊斯兰信仰排斥人像崇拜，当地穆斯林转而偏好繁复的图案装饰艺术，中国陶瓷器恰好能满足这样的文化转向而首先进入北非市场。这些内外因素交织的结果，使得埃及的福斯塔相对于东非港口城邦有较早、较多的中国陶瓷器，福斯塔手工作坊甚至大量模仿中国瓷器，烧制伊斯兰陶器，以供当地中下层民众使用。[18]自10世纪开始，大量穆斯林商人陆续移入东非，海岸港口城邦因香料及象牙贸易而兴起，富裕的东非穆斯林还发展出将中国瓷器装饰在清真寺和墓柱上的特殊宗教文化与墓葬传统。此外，在非洲普遍作为上层社会饮食用具的瓷器也有代表财富与高雅的象征意义。马文宽、孟凡人的研究说明了“中国古瓷……实际上已融进当地文化之中，从而成为这个地区伊斯兰物质文明的组成部分之一”。[18](P62)类似的研究视角还可见于叶文程《宋元明时期外销东南亚陶瓷初探》[19]、《明代我国瓷器销行东南亚的考察》[20]，丁炯淳《宋元明清华商与东南亚华侨社会》[21]，以及唐星煌《中国古代陶瓷对国外社会生活的贡献和影响》[22]和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23]等。

[21]丁炯淳.宋元明清华商与东南亚华侨社会[J].海交史研，2007(1).

[22]唐星煌.中国古代陶瓷对国外社会生活的贡献和影响[J].求索，1988(2).

[23]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M].新加坡：青年书局，1960.

走进家门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主意。我每月工资只有三百八十元，勉强够维持我跟儿子两人生活的，请毛主席他老人家出面实在是有点力不从心，那就只好就地取材，请两只老母鸡撑撑面子了。

除了盛水器之外，晚期贸易陶瓷器也有可能作为盛酒器。《东西洋考·美洛居》 载：“嫁女，多市中国乘酒器，图饰其外，富家至数十百枚，以示豪侈。讌会设两大盆乘酒，置坐隅，人手一器，酌而饮之。长大者起为夷舞，年少环列旁视，逊不敢登场也。”[35](P101) 《东西洋考》成书的年代是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书中描写的美洛居大约是位于马鲁古北部的特尔那特和蒂多雷，此时两个岛屿早已伊斯兰化，分别有各自的苏丹国王。理论上，按伊斯兰教法是禁止饮酒的，在宴会上饮酒跳舞的习惯或许在伊斯兰化之前即已存在。从《东西洋考》来看，17世纪初乘酒器的数量甚至成为当地富家豪侈的象征。从14世纪《岛夷志略》到17世纪《东西洋考》，马鲁古群岛有相当明显的社会文化变迁。

餐饮企业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发展机制，提升企业自身经营实力，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这是解决餐饮企业规模小、融资难的主要途径。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激发员工的积极性，鼓励员工在菜品方面进行创新，建设有效的企业风险监控体系。对于规模小的餐饮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8]。

[5]熊仲卿.亚洲香料贸易与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社会文化变迁[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26]汪宁生.论民族考古学[J].社会科学战线，1987(2).

[27]徐坚.时惟礼崇：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青年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内容安排缺乏针对性，实用价值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培训方没有事先对青年教师的需求进行调研，只是凭借培训教师的个人经历侃侃而谈，大都是一些空洞无物、脱离实际的长篇大论；二是部分培训教师缺乏责任意识，把培训青年教师作为一项任务去完成，不会潜心对培训内容进行精心准备。

[29]Robert Dunnell.Evolutionary Theory and Archaeology[J].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1980.

[30]Robert Dunnell.Style and Function: A Fundamental Dichotomy[J].American Antiquity, 1978(2).

[31]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1.

在水利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需要将环境保护纳入监理人员的工作内容中，从而在施工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现场生活用水、水源污染、空气气质量检测、植被恢复、水土流失的治理等内容进行严格的监督与管理，并且环保部门要进行阶段性检查，从而落实环保型施工的各项措施，更好地促进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建设。

[32]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3] Robert Finlay.The Pilgrim Art: The Culture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J].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998,(2).

新晋本科院校科研建设方法与途径探析……………………………………………………………………………李运庆（3.81）

[34] Roy Ellen,I. Glover.Pottery Manufacture and Trade in the Central Moluccas, Indonesia: The Modern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J]. Man, 1974(2).

该项目通过对会泽公司膏体充填系统的仪表及电气设备一系列自动化及智能化技术的升级改造，实现充填车间全部工艺流程参数、电气设备的远程监视和控制，便于对车间总体能耗的监管，提高皮带运输量，解决膏体充填需求量增加的问题；通过对车间工艺数据、实验室数据和生产管理数据的采集及整合，建立包括“现场智能设备- 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分析数据库-APP移动终端系统”的膏体充填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该项目的实施，将在行业内首次实现充填制备完全无人值守、物料智能调节、一键式充填，并形成膏体自动化充填的示范工程。

[35] 谢方，点校.东西洋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6] Peter Lape.Contact and Conflict in the Banda Islands, Eastern Indonesia 11-17th centuries[D].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2000.

[37] Kuang-jen Chang.Social Use and Value of Trade Ceramics: An Analysis of Mortuary Practices in Calatagan, Southwest Luzon, the Philippines[D].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