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以下简称刘)：宋先生，您是中国最早开展民族调查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进行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学者，曾与已故学者汪宁生先生合称为中国民族考古学界的“南汪北宋”，为我们年轻学者树立了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典范。我想，先请您谈谈您的从学和工作经历?

根据表格1和fx1、fx2、fx3的公式，可以计算出6种调制信号的特征参数，需要说明的是2FSK和4FSK信号高阶累积量值是经过微分和中值滤波后的值[6]。对应2FSK信号，C21是对应E，C42是对应-E2。对应4FSK信号，C21是对应5E，C42是对应-9E2，最后得到的特征参数如表2所示。

宋兆麟(以下简称宋)：可以。因解放战争的关系，我基本没读过小学。直到东北解放以后，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当时，我直接上初中和高中课程，到考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是个农村孩子，就很想学点和农村有关的专业，当时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想学农学，一个就是想学医学。但是，在考试前的体检中，检查出我有红绿色弱，不能学理科，我也就失去了学农或学医的资格。不得不放弃当初的想法，改成学文科，当时离考试只剩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改考文科，时间上还是非常紧张的，不过最后还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历史系。

在北大读了一年的基础课之后，我们就开始分配专业。我最后被分配到考古专业，开始接受专业的考古学训练，也算是系统学习过考古学知识的，应该说是考古学科班出身。求学期间，我还跟民族学结下了缘分。当时，北大考虑到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密切关系，又让我们去民族学院参加学习，跟许多先生学习了民族学的知识，包括林耀华先生的《原始社会史》、宋蜀华先生的《中国民族志》、吴汝康先生的《体质人类学》等。1958年的时候，全国兴起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实践活动，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规模很大的社会调查。我们班提出希望能参加这个活动的愿望，基于对社会实践的重视，学校同意了，同时国家民委也同意。随后，我们班分成五个组，其中我被分去广西进行调查，为期一年，课堂知识也得以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大学期间，我就已经开始接触民族调查实践，并积累了相关经验。毕业之前，我已经被提前留校，学校打算让我教授考古学。后因文化部的历史博物馆开放，缺少专业人员，所以就到北大来挑三个人，其中就有我一个。当时决定选择离开学校到博物馆去，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我爱人就在城里教书的缘故；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我在北大工作，师爷、师奶级别的前辈都在，年轻人不容易得到锻炼。到博物馆去的话，当时缺人，可以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小专家使用，得到锻炼的机会更多一些，所以我最后就决定去博物馆了。

到了博物馆工作之后，我才真正走上了民族考古学研究的道路。我的出身虽是考古，但与民族学很有关系。一开始，博物馆给我的任务是研究先秦的历史。当时社会上研究历史的有几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利用文献来做研究，即看古书来复原历史，也是历史所的研究思路。还有一种就是利用实物来解释历史，实际与考古学相类似。当时我就思考，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去研究中国的历史呢？当时正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中国各民族基本还保留它的原始生态。我就产生了用民族学的材料来解释历史的想法。但是，做一门学问，除需要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外，机遇是很重要的。当时也正好有一个机会，让我继续进行我的民族调查实践研究。这个机遇起源于1961年夏天，当时国家文物局请了翦伯赞、韩如林、温都建等专家去考察呼伦贝尔的情况。这次考察回来之后，有人提议民族地区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民族文物现在不收集，将来可能就不存在了。因此，专家们建议文物局把抢救民族文物作为一个任务进行。文物局听取了这个意见，随后就委派中国历史博物馆来承担这项任务。历史博物馆就选中我，一方面是考虑到我刚到单位，年富力强。另一方面也是基于我的学术经历，不但受过专业考古学知识的训练，还做过民族调查，有一定的民族考古实践的经验，所以就让我参与这个工作，也让我有参加民族文物调查和征集的机会。

你们应当使该译本尽可能译得准确些，不必违背英文措词的特色，而且不采用任何中国语言的形式，因为它也许不会像通常可做到的那样忠实和简明地翻译处英文原文的意思。

说实在，一开始我也没有考虑民族考古学研究的事情，只是把调查当成一项工作，连续做了很多调查。其中调查的区域和民族就包括了大兴安岭鄂伦春族、西双版纳傣族、泸沽湖的摩梭人、凉山彝族等，我大概连续做了四年的民族调查，也搜集了几万件民族文物。因为我是考古出身，我们研究民族的方法和民族学者他们研究民族的方法还不太一样。我们更侧重物质文化方面，也就是更重视民族实物，更关注历史文化实物。而民族学者研究民族，更关注人们之间的关系，重视社会形态及其阶级关系。具体研究方式上也不一样：比如照相，他们就不感兴趣；我们必须要如实记录、照相、录像，但与拍电影也不一样。电影讲究场面、布景、道具，只要拍出电影。工作四五年后，我对民族学调查和收集民族实物等研究领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可能与民族研究的不能比，因为研究民族学的学者只做单独民族的研究，我却不局限于此。全国范围内，我当时就选典型的地区和民族考察。这些民族调查的基础给我后来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方便，让我开始结合民族学资料来研究考古学问题，慢慢走上了民族考古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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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从宋先生的求学、工作经历可以看出，您是学考古专业出身，同时也接受了民族学的专业训练，最后在不断的民族调查实践中才摸索出一条利用民族学资料来研究考古学的民族考古研究之路的。那您中间是否犹豫过呢？最后又是什么让您坚定了您的研究道路？

宋：说实话，我也犹豫过，也想过改行。后来我的一个老师批评了我，我才坚持走下来的。我当时和老师说，考古我懂一点，民族学我也懂一点，那我不就成了半瓶醋了吗？老师很严厉地说，你这个说法可不对，做考古研究的人未必能把这一瓶装满，你民族学有半瓶，考古学也有半瓶，加一起装满了，就不是半瓶醋了。老师接着说，目前来看有“南汪北宋”之说，就是承认你们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你应该坚持做下去。当时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还让我给他去当编辑，我也就这件事咨询过这位老师。老师说，不行，绝对不能干，当编辑的有上千个人都能干，但是做你这一块研究的没有，极度缺乏人才。“南汪北宋”是对你们的肯定,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能改行当编辑。这个老师就是苏秉琦先生。后来我再想想，也觉得苏先生说得对，实际上看也是正确的。我的这种做法要比考古的好一点，加上我的视野宽广，还能做比较研究。

傣族是百越民族的一支，比较像缅甸人，性格也比较温和。他们民族聚居地周围的生态环境比较好，当地有个谚语：“穷不要饭，富不过万。”意思是说，他们再穷困，到山上摘野果就可以活命，不需要去乞讨；另一方面，生活条件相对舒适，他们就比较容易满足，挣钱够用就可以，所以他们富裕的人家，钱财也不会过万。其次，他们是稻作民族，靠种水稻为生，并实行统一的水利管理制度，这与马克思所讲的东方水利和土地制度是差不多一样的，这很有意思。总体看，傣族是一个生产水稻、住竹楼、吃糯米，是很温顺的民族。凉山彝族地区，就是另外一种形式。彝族是西北地区的氐羌系统，属于游牧民族。当时逢年过节时，本民族的成年男子都要去上山进行游牧，放几天羊，是一个比较强悍，农业牧业各占一半的民族。

刘：您提到退休之后，就基本不参与民族考古的田野调查实践了，但您这些年仍有不少民族考古研究的成果面世，请问您退休之后还做了什么相关的工作呢？

宋：我从事民族田野调查已有几十年，我去过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但也对一些区域进行了重点调查。所谓的重点区域，就是作为我自己从事民族学研究的基地来进行调查，如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林区、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滇西北泸沽湖地区、大小凉山等。不仅调查时间长，少则三四个月，多则一年之久，而且还会多次复查，以补充材料。去的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会发现：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色，而我对每个民族的关注点就会不一样。例如，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是一个典型的狩猎民族，他们就不清楚农耕是什么样子。在住的方面，他们住几根木棍做支撑，再用狍皮围起来的帐篷。住密实的房子，他们就会觉得难受。在吃的方面也很特别，一般只需煮到八分熟的兽肉。我们煮熟烂的肉他们就认为是把肉煮坏了。另一方面，他们基本没有个人私有化的概念。每个人之间都可以相互取用对方的东西。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去调查时带了一个不容易获得的苏联的手表，向导特别喜欢，我无法便取下给他。可见，他们各种习惯都是不一样的。就算同是狩猎民族，狩猎文化也是不一样的。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原来是一个民族，但后来分开之后，鄂温克族就搞游牧了，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养驯鹿，一种是养马；而鄂伦春族则主要靠狩猎，打到什么动物，就吃什么动物。除了狩猎，渔猎也是东北一些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旧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产生之前较为普遍的一种生活形态。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后，才出现了农业生产，在这之前都要靠游牧和渔猎。在边远地区比较落后的部落，又有一定的渔猎条件，他就一直保持着渔猎文化，东北的赫哲族和鄂伦春族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就不可以，不仅是野兽少了，而且国家也不让打猎了，这种渔猎文化、狩猎文化就变了。最早人类为了保护自己，会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做衣服。有的用兽皮，这比较常见。有的用树皮，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黎族和高山族都用树皮。赫哲族以打猎和捕鱼为生，大马哈鱼皮比较大、比较厚，像兽皮一样把它熟成皮子做衣服。鱼皮衣不易于保存，在冬天其实它还需要在里面穿兽皮衣服，不然不暖和的。鱼皮衣太薄了，资源也没有了，而且现在比这个便宜的纺织品多得是，所以鱼皮衣都基本不见了。

与苏秉琦先生的谈话之后,增强我从事民族考古研究的信心，使得我更加确定了我的民族考古研究之路。其实,在我看来，民族考古是一个概念,具体分为两类：一种是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考古；另一种是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如李仰松、汪宁生和我基本属于此类。前一种我也做过一点,如景洪新石器时代考古、泸沽湖新时代考古等,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花在后一种,即从事民族考古比较研究。

详细考察这些民族，我发现民族迁移的路线非常有意思。彝族是从甘青南下迁来的，傣族是从两广西迁而来的。这些民族都是我关注的重点，而且其他的民族地区我也都做过调查，比如西藏、新疆、延边和台湾地区等。一方面是调查他们的文化状态，另一方面则是收集材料，并对重点调查民族进行比较研究。经过多年调查之后，我出了本传记，叫做《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

老一辈创业者当初在创业时，也是受到各种压力的阻挠，但坚定的信念让他们得以克服各种困难，最终实现了成功。如今，新生代正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着各种挑战，试图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企业更好的向前发展，这种热情与信心是难能可贵的，老一辈不应该轻易地就将他们否定，应该合理地加以引导，从知识和关系予以传承，教导他们融入中国情境，同时给予新生代更多的理解与包容，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尝试与历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陆浩宇学理科，文科很出众的我也毅然选择了理科。理科12个班，我居然还能和陆浩宇分在一起。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指光线从聚光镜经载玻片折射后所成光线底面的孔径数值，又称数值孔径。同样条件下，放大倍数越大，镜口率越低，光线越暗。

油田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信息化，对于提高油田企业的现代化管理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提高油田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加快其现代化进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此过程中，油田生产设备的技术含量飞速提升、管理模式日益更新，但是以传统人工方式为主的档案管理模式，与当前的油田企业现代化进程严重不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现代化管理的进程。为了成功解决这一问题，有效提高油田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引入是其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才能让油田档案管理工作与企业现代化管理进程的脚步一致，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宋：可以。首先来说，民族调查是一件非常辛苦、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当时。我们最初调查的时候，生态环境很不错，但交通非常不便利。我记得去广西的一个瑶族山寨，去的时候刚下完雨，路上聚集了大量的蛇，人根本走不过去，只好拿起棍子挑蛇。当时这种状况，现在基本不存在。这还是次要的，更危险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在西双版纳调查的时候，那时云南患麻风病的风险非常高，有时候甚至是防不胜防。当时我们在西双版纳的集市买水果。突然有人告诉我们，早上有麻风病寨子的人来卖水果。我在泸沽湖金沙江边调查的时候，我的翻译帮我找马帮来运书，这个马帮就是麻风病人，翻译知道但他没有说，当地人是不在乎的，可作为调查者的我们却不知道。我记得那时候到目的地之后，卫生所的大夫就跟我说，你带来的马帮是麻风病人，他的眉毛已经没有了，手也开始烂了，你要快点把他打发走。我付给他路费后他就走了。但回想到这一路上吃喝洗涮都是由他负责的，我就很紧张。我们到民族地区调查，这些情况是防不胜防的，麻风病就是一个威胁。

宋：我现在的文章也有民族调查的影子，如果没有，我写不出这些书籍和文章的。退休以后，我就很少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和考察。但是我又找到了另一条研究的道路，我开始关注旧货市场，现在基本每个礼拜六都会去一趟潘家园旧货市场，逛一两个钟头，随后我发现那里面也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潘家园旧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旧货市场，里面展示的东西也不像其他人说的全都是假的。里面有真有假，有些摊子是卖旧书的。过去书本上看不到的东西，书本上没有解决的、未知的东西，市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我经常去实际上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过去是一种书本式的学习，去民族调查是一种学习方式，看实物也是一种学习方式，逛旧货市场也是学习的一种渠道。

另外，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宽泛，所以在进行民族学调查时将眼界放宽。在考古领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在一些民族地区调查活动中却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文物局交给我一本研究古代木工工具的课题报告。我读完就问研究人员，在古代没有锯子以前，木板是怎么做的？怎么将树木劈开？但是这些问题，他们都不懂。最后，我告诉他们，原始人会拿一些木楔子，先将树干劈开一个口，然后加一个楔子，树木裂开后不断地重复增加楔子，最后停放一段时间，再向下敲打。在没有锯子以前，人们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将树干劈成木板的。他们也说考古中发现过这种楔子，但并没有作出解释。另外，原始人是怎么放倒大树的呢？课题组的人回答我说，他们就用石斧砍倒的。我告诉他们，他们砍大树时都是砍一些，然后用火烧一些，烧焦树干之后再砍，烧与砍交错进行。民族调查就会发现很多这类的现象，可以用来解释古代先民是怎么生活劳作的。他们在使用这些方式时可能不了解这些原理，但并不妨碍他们使用这些方式。

这说明，调查的时候可能没有目的，但是新的发现会不断给你启发，让你去解决一些相关问题。调查中收获的这些资料，我们研究农具的可以用，研究各种渔具、狩猎工具和手工业等都可以用，手工业工具目前还比较好找。比如各民族怎么制陶、怎么造纸、怎么做漆木器等。这些都是目前的民族调查中适合做专题研究的。总之，民族学调查时要把眼界放宽，因为前面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在等着你。

刘：宋先生，您之前也提到过民族考古调查有很强的时间限制，那您觉得民族考古学的发展会面临怎样的变化呢？您能否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呢？

宋：民族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时间性很强，早期做研究要好一些，时间越晚越被动，研究难度会更大。第一，调查的难度会加大，因为很多情况现在都看不见了，只能借助文献记载来研究。比如，现在要去研究泸沽湖的摩梭人，至少先要看看我的书。但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看文献的必要了，因为那时候摩梭人的很多文化都保留得很好。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书，我可以算是第一批进入泸沽湖地区进行调查的人了。第二，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角度也会发生变化，将来的研究会更多地偏向现代文明。比如泸沽湖，就要研究泸沽湖现代化以后的进程，而不再是侧重于研究过去了。现在再去解释历史好像更困难了，我们那时候是可以解释历史的。如果现在做民族调查，可能需要读大量文献，逐渐走向了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我当时在泸沽湖调查，基本像查户口一样，哪家是谁家，我都心中有数。现在再过去调查，可能就说不清楚了。现在这个民族地区变化得和汉族差不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都已经改变。现在到西双版纳去调查基诺族的大房子，以前是多少家住在一个大房子里，现在这种情况不存在。每家都盖自己的小房子，大房子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当时我们去研究、理解家族关系和血缘关系，都比较好理解，现在再去调查，会发现和我们汉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太大区别。

刘：我们知道，宋先生不仅参与大量的民族调查活动，更是一位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民族考古学家，那您能给我们年轻学者介绍一下您进行民族调查活动的经验吗？

建议的话，总结我的经验，我的研究方法基本在考古学研究范围之内，主要凭着考古学提出的问题，到民族地区寻找有关答案，去解读考古学的问题，即利用民族地区的“社会活化石”去解读和印证考古学的“死化石”，如钻木取火、耒耜之制、漆器工艺等。这说明我是从考古学出发的，又落实到考古学上，中间研究也没有离开考古学。此外，我往往还会进行阶段性的总结。比如，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作一个小总结；在博物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作一个小总结；退休以后我又有一个总结。每个时间段，我都会总结过去做的研究，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新情况是什么样，我又该做什么？在职的时候，我可以不断前往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我认为野外调查对民族考古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调查者不应该限于一个学科。严格地说，我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学的，是做历史研究的。但是我经常参与调查，得来的东西对我也很有启发。走向田野、走入田野是很重要的一种学习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我来说，民族调查会让人终身受益。如果去民族地区工作，一定要抓住调查和考察的机会，到田野中做记录、拍照，这会让人终身受益。退休之后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我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不能继续进行田野工作。但是我觉得，民族调查是一种研究方式，看书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到博物馆看实物也是一种方式。退休之后可以边学边玩，不用承担课题压力，就可以按照自己乐意的去做。在工作期间，就需要干好工作。在我工作期间，领导对我的工作还比较满意，所以剩余时间他们就不太限制我了，这样我可以尽量将工作与研究兴趣结合起来。

另外，在结合民族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一定要熟悉民族文物，这给年轻研究者提供更为充足的研究空间。目前，民族文物的研究，在全国来说都是空白的，前辈们都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年轻人又不关注，也不感兴趣，所以研究民族文物的学者还比较少，年轻学者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是十分合适。现在的年轻人不行，生活压力太大。而且，现在的年轻老师都缺乏实践。我之前就常去云南做考察和研究，每次考察都有收获。比如泸沽湖，我去了五次，每次都有新发现。重要的考察点，就要反复调查并不断提高。对于民族民间文物研究，每次去调查要捉住一两项专项研究。我们过去做完田野调查，回来都写文章，同时结合考察资料与书本记载，每次研究就是一篇像样的文章。如果研究民族文物，云南昆明有三个地方就需要经常去学习。首先如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他们搜集文物的时间比较早，文物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研究得还不够；其次是云南民族博物馆，但他们搜集文物的时间就比较晚。研究民族文物不要过于单一，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和技术可以研究，如民族纺织工艺、制盐工艺、漆器制作工艺等。调查时一定要做好记录，尽量多记录、多拍照、多录像，多方面地收集资料。此外，调查要尽量选择偏僻区域，选择大村落，这样户数多，历史也悠久，典型文化特征就会保留得比较多。调查时间只要足够，一定会发现新情况。另外，给学生们上课也是总结、提高、梳理自己调查和研究成果的一种方式，同时也可以教学相长，这都是有助于年轻老师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的。

刘：早在20世纪60年代,您就已经开始参与国内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随后，您的足迹从东北走到西南，几乎跨越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之前您也有提到您进行的民族考古调查是有重点区域之分的，那您能谈谈您在这些区域调查的经历和体会吗？

但现在做民族调查的话，就应该到偏僻的农村去。我们的民族调查很忌讳在马路边进行，那是不会有什么情况。要获得东西就要进入深山里面，而不要靠近现代公路，深山里还能保留有一些老东西。比如说，云南地区狩猎用的野生毒药，原来有几十种之多。现在再去调查的话，保存的就很少了，大部分都已经找不到了，动物、植物的种类也都变少了。以前，只要是猎人都懂这些动植物知识，都能拿出来实物，但现在基本找不到。再比如，云南的钻木取火，我调查的时候至少见到了六种方式。但现在估计只能见到一两种方式，很多方式基本都不复存在。一位研究满族的学者提出没有“钻木取火”这回事，他并不了解钻木取火的全部步骤，所以才有此结论，随之批评他的人也特别多。这也提醒我们，做民族调查需要看事情的全过程，才能获得完整的知识或经验。

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之时，参与民族地区调查就是带有征集文物的性质的。因此在民族调查中，收集文物是我的工作。搜集每件文物时都要做好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比如说，我和猎人在兴安岭一起打猎，各种猎具是怎么用的？鹿哨怎么用？我都会在仔细观察之后才收集这些东西的。再比如，傣族的造纸，我们都会在细致调查之后才能收集他这套工具的。

刘：现在国家建立的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已经都很多，您在很多文章中还提及，希望能设立一个民族民俗博物馆，这又是源于何种想法呢？

宋：提到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建议，是因为我看到现在许多民族文物并没有一个单位来管理。比如钻木取火，中国有五六种方法，这在世界上可能是第一的，但是这些工具并没有单位来收藏。而且，民族地区的博物馆没有条件，当地博物馆也不去实地考察，更不知道这些东西，很多有鲜明特色和代表性的文物都没有收集起来。全国有很多博物馆，但其中很多都没有当地或者民族特色代表性的文物，有些博物馆缺经费和专家，有些博物馆不重视民族文物，对少数民族文化不是那么重视，许多精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并没有人去研究。国家文物管理制度中对少数民族文物并没有十分重视，也没有一个定级标准。比如说，如果制作水平很高的鱼皮衣服，那是不是就应该算得上一级文物呢？当然现在制作的不算。再比如，六种取火方法，单独一份的够不够一级呢？定级的文物应该是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都很高的民族文物。

在泸沽湖地区调查期间，我就发现当地有一种象形文字，当地叫卜书，这与丽江的东巴经不同。当时想追溯一下来源。向北走到越西、石棉一带，发现从西北迁徙的民族，像尔苏人、纳木依、白马藏人等也有这类文字。后来才感觉到，东巴文不像其他人所讲的，是全国或者全世界最后的象形文字；在西北、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一些这样的象形文字。我将其归纳为象形文字链，一个链索的样子，大概从青海经四川到云南的少数民族都有象形文字，而且这些民族都属于氐羌系统。我收集这些文物后都捐给泸沽湖博物馆。文物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必须要有个民族博物馆收集这些文物。

政府在该项项目建设中主要负责协调运作：1）政府通过给宅基地、房屋确权发证，保证村民利益；2）指导组织成立以村委会为主体的农宅旅游合作社；3）提供运作政策资金，如提供项目支持，改善水、电、路、排污、路亮化、广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电力、网络信号等项目建设。

刘：宋先生，那您觉得民族地区高校或者民族院校方面，要怎么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去开展民族考古研究呢？

宋：我先讲一个事情吧。2016年6月份，我去一个民族高校参加民族文物博物馆专业的研究生答辩。结果我一看这四篇论文，全部是考古报告形式的。我记得我说得最多的是，你们是民族大学，应该去做民族文化的研究，这才是民族院校的亮点和特点。按理来说，作为民族大学就应该开展民族文物方面的研究、民族博物馆方面的研究，这是他们的强项，其他院校也无法替代的特色专业。如果民族院校开展大而全的研究，也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在的学生都太缺乏实践。现在民族文物存世还很多，但没有人收集。这个民族高校也有一个服饰的展室，但都是过去做，已经比较陈旧。他们现在没有专家，也没有民族调查的老师。我的建议还是应该多培养一些民族调查人员，或者民族文物研究学者。如果老师都没有进行过民族田野调查，就没有新的知识与资料教给学生。中国目前没有一位可以对全国民族文物进行鉴定和解读的专家，不是不需要，而是太需要了。如果见到一件衣服就说是苗族衣服，这是不够的，应该知道是苗族哪个支系的。无论是民族学或民族考古比较研究，在现代社会变化极为剧烈、民族文化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会越来越困难，但是现在发展专题性的民族考古研究还是比较适合的。希望中国的民族考古学研究的年轻一代能更多地走到田野中去，重视民族文物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中国民族考古学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