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亚细亚和亚洲西部的广阔草原上，有一支人类先民顽强地与荒蛮无尽的旷野相互博弈挣扎生存，于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和滋养出辉煌灿烂的文化集群，这就是纵贯草原之路的游牧文明。这些散落在高原旷野的大小部落，彼此相连绵延不息，在马背上书写了游牧先民的浪漫诗情与草原美学。如今，探讨新疆草原石人的美学价值并分析其蕴含的审美经验及新疆文化生态等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当代草原生态美学的理论范式。长期以来研究草原保护遗产渐渐成为草原人的学术热点，然而对新疆草原石人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艺术学范畴。如王博、祁小山1995年出版的《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以考古学的视角对新疆草原石人类型、分布及特征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1]仲高2004年在《民族艺术》上发表的《欧亚草原石人、鹿石与萨满文化》以民族学、宗教学为视角开展研究。[2]王志炜2008年在《艺术研究》发表的《新疆草原石人艺术符号浅探》以艺术学、符号学为视角进行研究，[3]以及杜俊平的《欧亚草原上的石人造型艺术浅析》、[4]王晓玲的《中亚草原石人之图像证史及艺术观念》[5]等文章。就目前取得的成果而言，都少有从美学研究的领域进行探索，因此，以新疆草原石人图像语言为对象的美学价值研究仍然值得深入。

二、新疆草原石人的现状

考古学发现，新疆草原石人起源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中国最早发现草原石人的是清代著名新疆文献学家徐星伯，他在《汉书西域传补注》及《新疆赋》中记载了在新疆伊犁河上游发现草原石人的过程，并认为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军人墓穴的附属物，其功能形制与唐代的“石像生”近似。然而草原石人不仅仅在新疆被发现，它遍布在辽阔的亚欧草原大陆，地理位置大致在北纬 40 度至 50 度之间，早期的草原游牧部落其活动范围并不像自然地理那样能够清晰地划分。[1](P1～2)在多民族、多交流的部落更迭中，逐步融合了横跨亚欧多个国家与文化的整体游牧风俗，继而形成了自东向西覆盖草原大陆的游牧文化断层，这其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大量的石人遗迹。目前，除中国以外发现草原石人遍布的国家还有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等。[6](P2～3)

通常把雕刻在石材上的人像叫作石人。然而大量新疆地区的石人常常身傍陵墓，伫立草原(图1，摄于新疆伊犁昭苏草原)，这种现象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好奇，他们从哪里来，他们为何站立在荒蛮的草原大漠，长期以来关于这些石人的来历与名称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笔者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对草原石人的命名有着不同的界定，如“石像生”“杀人石”“巴巴”“巴力巴力”等，不同的界定对草原石人有着不同的解释，“石像生”主要指的是墓葬石人，而“巴力巴力”是指突厥石人等。现实中对草原石人名称进行考证经常与考古发现的大量史料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特别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存文物，都为石人的命名与甄别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有学者提出在《庄子·逍遥游》里曾记载，新疆阿尔泰山一带有一极北之地名为“穷发国”(“穷发”即秃头之意)，意思是说这些秃头石人正是古代穷发国人的历史遗物；又一说《隋书·突厥传》中记载，突厥人生时尚武好战，死后常要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据此推断这些石人是突厥人死后的形象化身。[7]近年来，少数新疆学者又提出草原石人是外星生命造访地球所留下的实物证明，真可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据此，草原石人按年代、造型、成因等要素加以区分，可命名为“秃头石人”“武士石人”“突厥石人”“黑石石人”“斯基泰石人”“鹿石”及“天外石人”。

 

  

图1 昭苏草原上的小洪纳海石人

草原石人在新疆地区分布十分广泛，但与其他中亚国家和地区的石人却有着一定差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在各种石人的造型上也有诸多不同。由于石人常是伴随墓葬及宗教祭祀一同出现，这就形成了类别不同、内涵各异的石人类型。因此，从草原石人的造像风格及草原石人的考古出土、研究现状、墓葬形制、丧葬风俗等方面的系统考证，可将草原石人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阴刻石人。即在矩形石材上以阴刻的形式，用线条雕刻出人物眼、眉、鼻、嘴等面部轮廓，而身体部分不作任何雕刻处理的草原石人。这种类型的石人通常产生时间较早，造型古朴、形态天真，在人物性别的刻画上，突出表现男女面部的特征。

秦铁崖伸手示意：“这是刑部赵大人交给我的差事，现在交差。我已给老仙翁说好，腾一座小院出来，专供你表姐居住。”说罢拱手告辞。

一种图像的产生往往有着极其复杂的过程，在近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草原石人历经朝代更迭、部落迁徙、人种融合，逐渐形成粗犷厚重的造型风格，然而这种风格背后的所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融合，正如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9](P26)这些文化的认同不但创造新的草原历史，凝聚草原信仰，也形成了草原石人形态各异、数量众多的当今面貌。同时，当我们深入草原石人造型背后时，其独特的隐喻功能又承载着另一种文化的解释，这些雕刻有刀、挂剑或手持兵器的远古武士，更多的表达了游牧民族英勇善战的性格以及他们追逐欲望与权利的内心。由此可见，这些基于图像的解读传递了大量历史与时代的信息，并重绘那个年代丰富的草原生活图景。

第三种，托物石人。这种石人形式感强、动态突出，虽产生年代与圆雕石人相近，但从人物的造型、服饰的刻画以及托、抱附属器物的形态来看，其强烈的象征意义更能传达出草原石人的内在精神气质。

[5]王晓玲. 中亚草原石人之图像证史及艺术观念[J].新美术，2012(2)

第五种，“鹿石”，即新疆阿勒泰和天山地区广袤草原矗立的一种特殊石人。这种石人与其他类型有着明显区别，在“鹿石”表面经常刻有圆形以示太阳，下方平行连续刻有数只迎日飞升的雄鹿，给人以神秘向上、祈福通天的无限向往。这充满隐喻的独特图像显示出草原地理断层中萨满文化的独有气息。可以说，遍布在新疆草原上的各类石人，不但有着强烈的造型风格及装饰形式，也散发着古老的神秘意味与民族美感(图2，摄于新疆伊犁州博物馆)。

本研究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2017级护理专业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某两个自然班，每班各51人。两个班英语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一班为实验班，实施基于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二班为对照班，实施传统教学方式。两个班均由研究者执教，教材为《实用英语第二册》，研究时间2018年2月—2018年6月，历时1个学期。研究采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问卷、访谈、课堂观察以及对两班的期末成绩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式探究教学效果。

 

 

 

  

图2 新疆草原石人的不同类型

三、新疆草原石人图像语言的特征

新疆草原石人作为丝绸之路上游牧文化的遗产，凝聚了极高的图像研究价值，特别是它帮助人们认识并了解丝路草原美学发生、发展以及图像演变的时代特征。当我们在图像学的领域里展开对新疆草原石人的解构时，人类早期文字符号、图腾崇拜、民族习俗等与草原文化息息相关的生活细节都展现在眼前，这些涵盖艺术造型、装饰技巧、传统样式、民族情感的形式语言系统组成了草原石人赖以存在的图像学特征。美国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在其著作《图像学研究》中曾谈到关于图像学的三种研究方法，“第一，关于图像的‘前图像志描述’；第二，‘图像志的分析’；以及第三，‘图像学解释’。”[8](P5)这种图像志的研究方法可以把草原石人从一般意义上的造型与形式的关注转向到对产生这种综合图像的文化生态的回问。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到来，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与危机，对环境和生命的关注直接引申出深层生态学与美学的当代融合。尽管人们对美学的界定仍莫衷一是，但美学的哲学基础已经从传统的认识论向实践大步迈进，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而转向生态全球化。新疆草原石人的存在样式与图像表征正处于草原大生态文化环境的体系内，作为草原生态美学的一部分，新疆草原石人在生态美学的构建上表现出如下价值：

 

  

图3 整石雕凿的草原石人图像描述示意图

从这些草原石人的图像语言特征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兼具“写实”与“志意”的图像表达方式，是“形”与“神”结合完备的造型语言。草原石人作为墓葬习俗的图像表征，其图像背后必然具有广泛深刻的寓意。按照图像学的观点，这种所隐匿着的寓意正是必备的文献解读，以及这种文献知识范畴中的特定主题概念(如人类学、现象学、生态美学)，以此来揭示图像“隐藏的意义”。 [5](P60～61)笔者认为，这些图像的背后不仅浮现着那个时代草原生活和游牧信仰中粗狂而热烈的人类情感，还表现在艺术思维与图腾意识中浸透着的草原先民集体意识和精神象征。与此同时，这些散落的草原石人也如同复活节岛上的巨石雕像、北方大陆的通古斯、非洲原始黑雕刻和希腊化时期的浅雕人像一样呈现出“以简为美”的生态美学原则，渗透着欧亚古人对天地自然的高度崇拜及对游牧文明的智慧。

新疆草原石人作为草原文化的一种独特艺术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各历史时期新疆周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共生发展。如，新疆阿勒泰地区的草原石人与昭苏草原石人都处在相同文化断层，同这一时期的鬼方、匈奴、突厥等其他民族彼此影响又互相借鉴。又如，从远古鹿石以来每个草原民族都力图以石人的形象保留自己独特的文明记忆，这些同时期的石人都雕刻有近似的面孔，使得草原石人浸润了部落文化的基因，这种民族性的印记抽离了石人表面的形象概念，形成一种典型的游牧民族风格。

第二种，圆雕石人。大多为竖式造型，不仅雕刻了头、颈、肩的结构，而且手臂和身体部分也进行了局部的刻画，并以“束腰”进行装饰，通常表现为右臂屈、手持杯，有些还雕刻有武士佩刀。这种类型的石人雕功更加精美、细致，给人以威严感。

四、新疆草原石人美学研究的价值

20世纪以来，当代美学的发展经历了几次认识论上的转向，美学研究的重点逐渐走出“美的本质”的狭小空间，对审美活动、审美经验和情感体验的指向拓宽了美学研究的本体并更多展现出综合性、实用性、经验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基于此，新疆草原石人作为古代游牧文明的重要艺术遗存，在自身美学内涵研究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一)作为艺术人类学的价值

前苏联学者曾提出在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亚欧大陆卡拉苏卡文化中曾一度覆盖了草原石人的产生区域，这些地区的草原石人的创造者与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游牧先民有着惊人的文化重叠，在这些同时代石人的造型及样式上有着相近的美学表达。笔者以援疆教师身份多次深入新疆伊犁、阿勒泰等地区，选择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手法分析草原石人成因及背后的社会历史状况，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艺术冲动的根源，并考察各种力量对原始艺术发展的影响。当我们以艺术人类学的角度深入新疆草原石人的审美内质时，会发现关于石人艺术成因的几种学说，如人种说、原始崇拜说、生殖说、灵魂通天说、亡灵说、外来生命说等，这些不同的学说在丰富草原石人成因历史的同时，也解答了关于形成这一独特艺术现象的种种可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我国考古学家终于将草原石人的产生年代从元朝上推到了隋唐时期。并说明了草原石人是亚欧草原游牧先民遗留至今具有代表性的草原文物，是漠北草原突厥人智慧的结晶，这个观点对研究古代草原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样一种泛草原化的艺术现象也正在从人类学的层面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深入研究的可能。

(二)作为现象学的价值

在现象学看来，一些现象之所以美，就是因为这些现象呈现了人类意识完善和形成的过程。西方学者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的理论中指出，“世界存在着，总是预先就存在着，一种观点(不论是经验的观点还是其他的观点)的任何修正，是以已经存在着的世界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当时毋庸置疑地存在着的有效东西的地平线——在其中有某种熟悉的东西和无疑是确定的东西”。[10](P134)由此可见，新疆草原石人不是一种简单的视觉图像，更不是一种简单的认知经验，观看每一尊石人雕像都能引起特定的历史回忆，这些特定的思维意向不是先天就有，而是在当时(即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的人文历史环境下各种特殊因素聚集形成的。因而，对新疆草原石人本体艺术性的研究将必然引入对背后一系列审美主体及审美意识的思考，也就是对其背后“生活世界”的研究。同时，新疆草原石人的隐晦性特征也可以借由现象学的方法论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描述，并寻找其实质性的证明，重新审视其中审美意向性的形成与审美主体的自我构建。

1.由实验或常识引入课题。通过熟悉的实验或在生活中的定论引入课题。掷色子，抛硬币，看似随机的事件背后却隐藏着一定的规律性，即概率的统计规律性，由此引入概率的古典定义。

(三)作为构建生态美学的价值

依据图像学的研究方法，笔者从考古挖掘的石人文物资料中整理了草原石人的图像志描述：“整石直立、脸阔头秃、高鼻深目、雕刻凝练、动势简单、手持刀剑的形式特征，并且大多草原石人都是由整块石材雕琢而成，这些或黑或黄的石像上，往往没有雕刻下身，在雕刻的手法上，常以浅圆雕和浮雕刻线的技巧进行表现，造型深邃神秘、古朴抽象，给人一种肃穆庄严的感受”(图3)。

其一，对审美对象的突破。新疆草原石人如同草原上的一切生命，从诞生伊始就深深矗立在大自然中，成为整个草原文化的有机部分，是人与自然互相印证的最好证明，这种艺术现象既不孤立，也不盲目，其美学意义不是简单的造型样式和艺术特征，而是隐藏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这种突破了单一以艺术为审美对象的新视角是对黑格尔以来“美学是艺术哲学”观点的有力冲击。

其二，对审美属性的突破。在传统的古典美学中，往往认为审美是超越功利的静态感受，属性单一，而在草原的视野下，新疆草原石人需要多感官、多触觉的综合参与，这不仅是露天作品的特有属性，也体现出美与审美参与的组织形成。

二是关注重点领域突破抓融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事保障力量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必须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坚持以点带面、重点突破。要系统梳理军民融合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清单，着力推动军民融合从装备科研生产、军地人才培养、国防动员等传统领域，向网络、电磁、太空、深海、极地等新兴领域拓展。特别是要注重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重点领域贯彻军民融合要求，军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切实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以重点领域融合带动全方位多领域融合。

[2]仲高.欧亚草原石人、鹿石与萨满文化[J].民族艺术，2004(1).

由此可知，新疆草原石人的图像语言有着特殊的美学价值及意义，这种基于现象学及生态学的美学思考带有开放性的态度，一方面提示出草原石人的独立艺术特征，同时对构建新型的草原生态美学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探讨。实际上，新疆草原石人不仅是简单的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它更多地参与了当地草原文化的具体建设，在实地考察与研究的背后，关于新疆草原石人的衍生开发与经济增长或许将成为新的学术热点，这就是另文再论的问题了。

[3] 杜志炜. 新疆草原石人艺术符号浅探[J].艺术研究，2008(3).

[参 考 文 献]

[1]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其三，对美学范式的突破。在传统美学的范式中，一直以来都侧重于对形式美的规定。而新疆草原石人成群成组的存在形式摆脱了单纯形式美的束缚，加上千年以来的时间洗礼，形成与草原生态大环境密不可分的审美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疆草原石人已经脱离了以往审美范式的框架，进入环境美学和存在美学的范畴。

错因：不清楚反应的实质。由于反应过程中KClO3得到6个电子被还原,而HCl失去一个电子被氧化,因此,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6∶1;或者由于反应过程中KClO3得到电子还原为KCl(还原产物),而 HCl失去电子被氧化Cl2(氧化产物),根据化学方程式得到氧化产物和还原产物的物质的量之比为1∶3。

[4] 杜俊平. 欧亚草原上的石人造型艺术浅析[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8(3).

第四种，坐式石人。主要是指盘腿而坐、双脚叠加的石人。这类石人体量较小，而上身魁梧，往往以简洁手法塑造人物动势，整体形象敦实饱满、古朴有趣，视觉冲击力强，且呈现出当时高超的雕刻技巧。

[6]杜俊平.关于草原石人艺术的雕刻形式语言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7]余立军.新疆石人之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2-17(15).

众所周知，医院物流在医院运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深化医改和医院大力推进精细化管理的背景下，医院的耗材管理工作除了关注传统的出入库和及时供应之外，更需要关注耗材的质量安全、规范有效的使用以及可视化的全程溯源等［1］。为此，我院从自身实际出发，通过引入智慧型医用耗材SPD物流管理模式，以信息化支撑作为手段，建立了一套符合医院实际需求、具有开创性的医用耗材信息化管理模式，探索出一条安全、规范、高效且可复制的医院物流精细化管理之路。

[8][美]欧文·潘诺夫斯基，著，戚印平，范景中，译.图像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

[9][美]萨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CIE L*a*b*标准色度系统是国际照明委员会(CIE)推荐的表色系统。在该系统中，颜色空间的特定位置由3个坐标即L、a、b来定义。其中L值表示光亮度，a值表示颜色的红绿程度，b值则表示黄蓝程度。当L*a*b*表色系统用于表达牙龈组织的颜色时，L值越高说明其亮度越高；a值越大说明其颜色越红；b值越大说明其颜色越黄。

[10][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著，王炳文，译.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货币资金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是企业重要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能够直接转化为任何其他资产。企业要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运行，必须持有一定数额的货币资金。根据货币资金的不同形态和用途，货币资金分为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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