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一位关注女性命运和生存的华人女作家，多年来她以极边缘的姿态开辟了自己的写作领域，她笔下的女性叙事饱含深情，细腻动人。发表于2005年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就是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女性传奇，讲述的是13名秦淮妓女为拯救女学生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故事，充满了战争与人性、生命与尊严的追问和思考，作家把这段惨烈和苦难的历史放在女性的视角里，以女性身体叙事进入宏大的历史叙事，并于国家叙事中关照女性的命运和体验。

他正想细瞧这种变化，却听到了一个细微的“咔嚓”声，定睛一望，见那骸骨的头部，赫然出现了一道裂纹。他发出一声惊呼，同时，那道裂纹倏地扩大，更多的裂痕出现，爬满了骸骨的周身。下一刻，骸骨轰然碎裂，化作了一片齑粉。

严歌苓擅长另类的女性书写，比如妓女形象、寡妇形象等等，这篇小说描写的是女性群像，作家呈现了两类截然不同甚或伦理上对立的形象，女学生和妓女，因而小说整体叙事处处充满张力和悖论。巴赫金说过，“把躯体作为价值问题提出来”，不难看出，严歌苓小说在《金陵十三钗》中试图呈现身体的意义，这里的身体并不是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它承载着伦理的、文化的、民族的、历史的诸多信息，“身体”构成了整部小说的关键词和独特的叙事策略，构成了极具意蕴的能指和丰富的隐喻，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身体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性叙事。

一、身体隐喻之“苦难”

在《金陵十三钗》的叙事里，“历史并没有因为女性身体而淹没，相反通过女性身体叙事，个人进入历史的空间，并由此展开与历史的对话。”[1]47小说是以“我姨妈”也即当年的女学生孟书娟的女性视角进入文本的，“她不是被突然哑了的炮声惊醒的；万炮齐喑其实也像万炮齐鸣一样恐怖。她是被自己下体涌出的一股热流弄醒的”，女性身体的初潮与南京城的陷落和民族的苦难几乎同时来临，这样意味深长的开头正预示着女性身体即将成为这一场历史浩劫的见证者。“十三岁的孟书娟只知是一种极致耻辱，就是这注定的雌性经血”，少女的经血和南京城门外死亡的血腥互相对照，形成一种惊心动魄的视觉冲击。

战争打破了威尔逊教堂的平静，这些没有来得及撤离的女子学校的学生们的身体极度恐惧，不仅是死亡随时会降临，更可怕的是处女之身随时会被掠夺。

因为战争，一群秦淮妓女和一群纯洁的女学生竟然有了交集。小说故事的前半部分是女学生和妓女的道德的冲突，玉墨们和书娟们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前来避难的妓女们是不受欢迎的，她们不顾英格曼神甫和法比神甫的阻扰，硬是挤进了威尔逊教堂，她们不仅瓜分了女学生有限的食物和生活资源，更重要的是她们带来了情色、下流和肮脏，“阿顾从良家男子变成浪荡公子只花了二十分钟”；小伙夫陈乔治被妓女红菱丰腴的肉体迷住；受伤的戴涛少校迷恋于玉墨的迷人的腰身；就连法比神甫也一度对玉墨的眼睛恍惚失神。书娟们无疑对玉墨们是厌弃的，她们对骂、撕打甚至诅咒，特别是当书娟知道玉墨就是那个曾经引诱了她的父亲破坏了她的家庭让她母亲痛恨的窑姐时，更是发出了恶毒的咒骂：“贱货”“骚婊子，不要脸”，作为纯洁象征的女学生，书娟们有着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感，而玉墨们在她们眼里，是无耻肮脏堕落的象征，然而这一切随着这场灾难变得模糊，“对于强暴者，知羞耻者和不知羞耻者全是一样;那最圣洁的和最肮脏的女性私处，都被一视同仁，同样对待。”

“强暴是对国家进行羞辱和污秽的策略。很清楚，国家是一个女人的身体，或者说它就是一个女人。人们认为，女人不仅是女人，还是国家的人格化象征”。[2]237这里日本兵对中国女性的强暴不仅仅是宣泄男人的兽欲，更是一种对国家主权侵入的象征，而战争的侵略早被史学家认定为“广义的强暴”。严歌苓在谈到《金陵十三钗》的创作时有过深刻的感触：“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永远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并且无论在哪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这就是男性游戏——战争之于女性的悲剧。”[3]237所以在惨无人道丧尽天良的日本兵那里，威尔逊教堂唱诗班的女学生的身体对于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他们的耳鼓被刚才那一声声丝绒般的呼喊抹过去，拂过来，他们在这个血腥时刻心悸魂销。或许这罪恶情操中有万分之一的美妙，假如没有战争，它会是男人心中那永不得抒发的黑暗诗意。但战争使它不同了，那病态诗意在这群日本士兵身心内立刻化为施虐的渴望。”无论是强暴或“病态的诗意”都是人性极度的扭曲，战争毁灭了女性的身体，也毁灭了施暴者的人性，这是严歌苓用女性身体拷问着历史和战争，也是对人性本质的理性追问。在这里，女性受难的身体与民族的苦难同构。

在传统文化伦理中，相对于良家妇女，妓女是被社会道德放逐的边缘人，在世俗眼里，“妓女是危险的、具有社会破坏力量的群体。”[4]162妓女的身体是肮脏的，灵魂是堕落的，这已经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在《金陵十三钗》中，“为了使女孩们单纯、洁净从而使她们优越，世人必须确保玉墨等人的低贱。”面对书娟们的敌视，玉墨说出了内心的卑微和无助：“生不如人，死不如鬼，打了白打，糟蹋了白糟蹋。”“我们活着，反正就是给人祸害，也祸害别人”，其实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们的控诉。在法比眼里，玉墨“那含意万千的凝视是她的技巧，是她用来为自己换便利的”，那美妙的身体是欲望化的也是无情义的，就连最接近神性的英格曼神甫也未能逃脱世俗的偏见，在最后为了保护女学生竟准备让妓女们替代赴宴，也许在他的眼里，妓女的身体和生命就是不太纯的低一等的。

女性身体的受难是《金陵十三钗》所关注的中心事件，小说里年轻妓女豆蔻的血花四溅的死亡触目惊心。为了给濒临死亡的年轻军人王浦生弹琵琶，豆蔻跑出教堂去拿三根琴弦，这个15岁美丽的小姑娘惨遭日本兵轮奸并被刺死，被绑在木椅上两腿被撕开的她正是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小说最后还写了13个妓女的悲惨结局，除了唯一幸存下来的已经毁容的玉墨，其她假扮“女学生”的12个妓女都受尽折磨后相继死去。《金陵十三钗》可以看着是一部女性身体的受难史，这里被强暴被侮辱的女性身体隐喻着民族的苦难和屈辱。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对于挖掘几何课程的育人价值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例如，在97版教材中，直接说“根据两个平面平行及直线和平面平行的定义，容易得出下面的结论：α∥β，a⊂α，a∥β”，给出了结论确实是“容易”理解，但如果要让学生自己“这样去思考”、“如此去发现”，那么就绝非“容易”，因为这里涉及对“什么叫位置关系的性质”的理解，是在数学基本思想指导下的发现活动，而这正是这个内容所蕴含的育人价值之所在.

二、身体隐喻之“救赎”

According to the two authors,if(4)b.answers the question with a rising tone,it means(4)b.takes a fancy and wants to continue talking with(5)a.;if(4)b.answers with a falling tone,then probably(4)b.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conversation and wants to end it as soon as possible.

“书娟想，原来恐怖不止于强暴本身，而在于强暴者面前，女人们无贵无贱一律平等。”

如果《金陵十三钗》只有苦难和毁灭，这部小说未免过于压抑沉重，所以严歌苓给小说设置了一个基本的二元结构，那就是苦难背后的救赎，救赎本来是个宗教命题，但在小说里也是通过女性身体叙事完成的。

2)乔木林(纯林和混交林)碳储量3337416 t，以中龄林、近熟林碳储量为主，中龄林的碳储量最大。纯林中各优势树种(组)碳储量：云南松、华山松、栎类3个树种的碳储量位居前三，云南松碳储量最大；针叶树种碳储量是阔叶树种碳储量的5.36倍。混交林碳储量193608 t，其中针叶混碳储量最大，其碳储量99976 t，占混交林碳储量的51.64%。从各森林类型的碳储量分析，加大流域区中龄林育林力度，特别是纯林中以云南松、华山松、栎类为优势树种的中龄林，针叶混交林中的中龄林要加大森林抚育、封山育林等育林措施，精准提升单位面积蓄积量，将进一步提高流域森林碳储量。

然而就是这些看似最肮脏的身体最卑贱的灵魂却以大义凛然的“献身”完成了最后的救赎。她们自愿替代13位女学生去赴宴，以命换命，完成了一次赴汤蹈火式的壮烈和决绝。在这场灾难和杀戮中，最终拯救这些纯洁女学生的不是有着宗教慈悲心怀的善良的神甫，也不是浴血奋战慷慨赴死的三位军人，恰恰是这些被女学生鄙视和厌恶的秦淮妓女，这些世人眼里无情的玉墨们恰恰又是有情人，是她们用身体完成了对书娟们、对自我、对民族的救赎。书名取名“金陵十三钗”意在与曹雪芹笔下的“金陵十二钗”进行对比，作家赋予这些底层卑贱的妓女以高贵和尊严。“你们哭什么？有我们这些替死鬼你们还怕什么呢？”在书娟们羞愧的哭泣声中，原本为了避难的妓女们以受难的姿态达成了与女学生的和解。这些世俗道德文化里的“脏女人”以血肉之驱在最危险的时刻拯救了这些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保全了她们的宝贵生命和处女之身，在《金陵十三钗》身体叙事的后半部分，肮脏与圣洁、卑贱与高贵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换和颠覆，这是一个有关伦理的悖论，在最后一刻，妓女如愿变成了“女学生”，“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因为女学生对她们是个梦，她们是按梦想来着装扮演女学生的”，为了这个梦她们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妓女也变成了侠女，“在中国文学里并不缺乏妓女侠义的故事，但是像严歌苓这样从女性身体的视角自觉赋予女性身体伦理隐喻的并不多。”[1]46这群被认定不知亡国恨的秦淮女子用身体和性命保全了人格的尊严，散发出人性的最圣洁的光辉，“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而且绚烂”[3]237。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风尘女子，女学生也变了，孟书娟的一生被1937年的12月的7天改变了，“她和同学们常常冒出窑姐们的口头禅，或冒出她们唱的小调，那些脏兮兮的充满活力的小调居然被学生们学过来了”，从鄙视厌恶、到认同尊敬最后甚至同化，女学生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救赎，而妓女们以身体的献祭也完成了道德的净化和精神的自救。

三、身体隐喻之“神话”

在中国漫长的传统文化体系里，有关女性的身体叙事一直是被遮蔽的。但是却一直“存在着两种突显身体的话语表述，即运用女性身体制作道德神话和政治神话”，[4]69如前所述，《金陵十三钗》写了妓女们以受难的身体对作为国家的人格化象征的女学生的救赎，因此被很多人解读为“妓女救国”，当男人们无力抵抗入侵者的时候，是柔弱肮脏的妓女们实现了以身体“救国”与“爱国”的宏大神话。

有学者分析了20世纪启蒙运动中救国女子的形象：“传统中国历史和文学文本中，与女子祸水论相辅相成的是女子救国故事的层出不穷。”[5]167古有西施、貂蝉，近有一代名妓赛金花救国，不难看出，女子祸水和女子救国其实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看似矛盾其实统一，都是把女性身体的功能肆意放大和夸大，当女人靠出卖身体谋生或获取利益时，女人的身体就成了祸水，当女人以身体救国时，女人的身体就成了神话，成了可以被讴歌的对象。“女性的身体始终是一种可供交换、牺牲的资源。”[5]168《金陵十三钗》把历史叙事演变成女性身体叙事，把抗战牺牲演变成妓女捐躯，赋予妓女身体爱国和救国的神话隐喻。也许严歌苓是要通过妓女这些边缘人的故事有所讽刺有所影射，抑或是借助妓女救国的神话呈现抗战的全民性并由此发掘人性最大的可能性，但是这个传奇故事的本身还是表现出比较陈旧的女性身体观，“杂糅了视女性为玩物、为欲望象征、为理想的牺牲品等等符码，可以看出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建构在脱胎于旧的女性观之上的烙印和污迹”，[5]170这个陈述可谓一针见血，甚至可以看着是对《金陵十三钗》的身体叙事的注解和总结。

女性身体在承担苦难和救赎以后，女性身体在欲望化、伦理化、政治化以后是否还能重新回归身体的主体性？在进行女性身体叙事时，如何不再把女性身体作为一个工具和道具，这不仅是严歌苓也是所有的女作家都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黄彩萍.“她时代”：论严歌苓小说女性身体叙事[J].鄂州大学学报，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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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M].济南：齐鲁书社，2007.

[5]刘慧英.20世纪初中国女权启蒙中的救国女子形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