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济时(John S.Burgess，1883—1949)，美国传教士，1909—1928年曾在华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教育活动。步济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左芙蓉的《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1]208-212、阎明的《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2]和彭秀良的《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3] 都对此有研究。笔者主要从大学学科建设角度分析步济时的学科发展思想，以期为当今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2005年Y.Du等[8]总结了60多种油田示踪剂的使用情况，统计结果显示，20世纪国外使用最多的是硝酸盐、碘化钾等化学示踪剂和18O等稳定性同位素示踪剂。

步济时于1909年来华。来华之前，他曾赴日本开展过两年的传教工作。从日本回到美国后，步济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在神学院进修。1909年，步济时完成学业后来到北京，进入普林斯顿—北京中心工作。步济时家族宗教传统深厚，父亲是美国长老会的长老，也是纽约州监狱改革的领袖。

普林斯顿—北京中心为步济时在华开展社会工作教育提供了便利，并直接推动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普林斯顿—北京中心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福音和“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关系密切。受“北美协会”*“北美协会”是美国和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委托，普林斯顿大学于1906年在北京创办了普林斯顿—北京中心，1909年又在中心组建了北京青年会。步济时来华之初在北京青年会学生部担任负责人。1922年，步济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支持下，创办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特别组织了“普林斯顿—燕京”校友基金会，资助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创办初期的教师大都是外籍教师，*外籍教师的来源有三类，一类是由普林斯顿—北京中心支付薪金的兼职教师，如富博思(R.I.Forbes)、甘霖格(l.Sweet)、布莱思德(T. C. Blaisdell)等；一类是聘请的专职外籍教师，如德菲(Turfee)；一类是从其他机构聘请的兼职教师，燕京大学支付薪金。其中部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4]1

BIM在施工质量控制和应用常表现在技术交底、质量检查、对比碰撞检查及预留洞口施工，建立质量控制高效的沟通机制，收集整理现场质量数据和实时动态等几个方面。

实验选用云南武定地区钛精矿电炉熔炼产出的钛渣为原料，研究了钛渣苏打焙烧条件对浸出产物TiO2品位的影响，并与未经苏打焙烧处理的钛渣酸浸结果进行了对比。

步济时从北京青年会转移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北京青年会需要降低外籍传教士人员比重而实现中国化改革，步济时等外籍传教士不得不离开北京青年会[1]208-212；二是由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推行办学国际化的方针，十分青睐步济时等外籍教师传教士及其带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资助。[5]52-64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期间，步济时奠定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基础，获得了“中国社会工作之父”的美誉。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是中国第二个社会学专业。它培养了大批社会服务工作和社会学研究人才，为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功离不开步济时奠定的基础，概括起来讲，他对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确定“实用”为学科发展的准星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办初期的目标是培养社会服务人才。所谓社会服务人才是指具备解决社会问题和参与社会改造能力的人才，可见，步济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奠定了以“实用”为学科发展定位的基础。

(一)“实用”定位起源于北京社会实进会的社会服务活动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与步济时在北京青年会工作期间创办的北京社会实进会(简称“实进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实用”的学科发展定位直接来源于实进会的社会服务精神。实进会提倡社会服务，在当时乃学生爱国济民活动之翘楚。他们办夜校、办演说会、开游艺场，做人力车夫调查等，以切实的行动进行改良社会风俗的事业。

步济时还主张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短期的社会服务工作培训，帮助那些正在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且具备大学水平者提升担任领袖人物的能力，或者帮助那些没有大学水平的社会服务工作者提高工作能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把这项短期培训广而告之，以扩大社会服务工作人才的培训规模。[13]1-3

乳酸链球菌素(Nisin)是由乳酸链球菌合成的一种多肽抗菌素，能有效抑制革兰氏阳性菌，如金黄色葡糖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单增李斯特菌、肉毒杆菌，是国际上公认的天然防腐剂。研究表明[11]，在不影响色泽和防腐的情况下，添加Nisin可使亚硝酸盐的含量由原来的150 mg/kg降到40 mg/kg。若添加0.2 g/kg Nisin, 则亚硝酸盐的添加量减少到 0.04 g/kg，香肠中的菌落总数可降低到3200 cfu/g，抑菌效果明显。

然而，实进会在当时影响力有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服务精神”还没有普及。实进会是中国第一个提倡社会服务的组织，虽然实进会学生的学识还不成熟，社会经验有限，但青年学生已经认识到“社会服务”是一种责任，面对社会存在的种种恶习，青年学生不得不去想办法去补救。实进会带着“试验”的态度开展工作，其实还没有一定的把握，凭着学生们的热情和善良开展工作。所以各项事业的规模都不太大，这也可能是社会上不知道实进会的另一个原因。

虽然实进会的社会影响力有限，但实进会组织机构发展得很快，章程计划建设都比较完备。1913年，在北京青年会于西山召开的夏令会上，学生提议建立学生社会服务组织，当年11月，实进会就正式成立了，成员约有200人。1914年夏天，实进会在政府立案后就开始在米市大街租定的几间房屋里举行演讲会和儿童游艺事业，实进会的社会服务由此开始。1915年夏天，实进会从米市大街搬迁到史家胡同路北后增加了夜校和社会调查等社会服务项目，并在西城区设立了规模相当的分会。1918年实进会又增添了编辑部，创办了《新社会》。[6]6《新社会》是中国第一份社会学学术期刊，主要刊载了由郑振铎、瞿秋白、瞿世英、许地山等人翻译或撰写的一些关于西方社会学学说介绍、社会实况调查、社会问题分析等方面的文章。[7]3实进会的组织机构分为董事会和职员会两部分。董事会由有一定学生经验和热心于社会服务的成员组成，职员会包括会长、副会长、文稿、司帐和各事务部部长副部长等职位。1919年，实进会的事务部已经扩大为学务、编辑、演说、调查、游艺和交际六部。[6]6

第三，“社会学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论角度为学生提供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统计学、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的方法。步济时认为，社会服务工作如果对社会问题持“大概”和“差不多”而不是“精确计算”的态度，就无法给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奠定一个好基础。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的许多杂志充斥着各种社会重建计划，这些计划只不过重述了在西方已经提出的理论和方法。中国与西方处于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因而社会服务工作迫切需要一套以中国的社会事实研究为基础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接受社会服务工作训练的学生也应参与这样的研究，因此须具备研究方法理论知识。[11]520-526

这天周恺把车停在家门口的暗处，孟丽提着保温饭盒走了出来，上了公交车，他赶紧驱车跟在后面，见孟丽在市人民医院下了车，她走进医院，进入一个病房后，门又关上了。

(二)“实用”的内涵

步济时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延续了实进会的社会服务精神，并进一步深化了社会服务实用价值的内涵。步济时认为，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实用”价值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1.建立社会民主发展的基础

步济时为燕京大学社会学设计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包括理论学习和实习训练两方面。理论学习有“总体性的社会认识”“西方社会服务工作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社会服务技术”等四个方面。实习持续一年的时间，合格者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步济时认为，1911年革命后，帝权崩毁，社会因缺乏有效的制裁权力而产生了许多问题。“中国不仅就政治解体，而多半之旧社会制度，及其相联之制裁力，亦形颓落。”[10]103-129比如家庭制度的瓦解，城市的旧家庭制度或者乡村的家庭制度都被改变；经济组织崩溃，原有的行会组织在新实业发展的冲击下难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混乱，警察肩负革命前政府履行的许多职能，但他们并无相应的权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服务目标是建立“团体的精神”，发展互助的习惯，传播民主的常识。

吕芳上认为，作为国民党第二代领袖，蒋介石是一个“继承性的开创者”。孙中山是国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但其志业尚未展开即撒手人寰，孙中山的志业又的确是由蒋介石继承下来的，所以蒋介石既是创业者也守成者。㉙蒋介石建国的想象与规模的展开，其实都是继承孙中山创业的构想。蒋介石关于国民党党义的阐述，除了《育乐》两篇是他的补述以外，其他都是继承孙中山的创见。

燕京大学社会学开办社会服务专业可以与当时中国已有的社会运动相呼应。当时的社会运动主要有四个：第一个是“北京之贫民救济”。北京城内有三百八十二处赈济机构组织，这些机构组织不仅为贫民提供直接的赈济，还提供免费教育和开办其他接济事业，如开办养老院、育婴堂、贫民工厂、残疾院、粥厂以及济施钱米衣服棺丧婚药等。第二个是“公益联合会工作”。该组织将无系统的慈善兴趣变成有系统的工作，主要工作是设立妇孺收容所、保护妇孺、发赈济款、帮助农民恢复生产、分发救济粮，以及筹边移民——把稠密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土地肥沃、人口稀少的地方。第三个是“平民教育运动”。该运动帮助民众读“千字课”，在乡间取得了成功。第四个是“地方服务团运动”。该运动的目的专注于创造团体的自觉精神。第一个服务团已经在灯市口地区开展工作，他们为了救济在这繁华地带的贫民，邀请绅商包工政教各领袖及医生护士共四十人，组织服务团服务贫民和小铺学徒。此外，北京协和医院也参与了灯市口地区的社会服务工作。上述社会运动对于民主社会的建设有积极的意义，社会运动的开展离不开人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则专门致力于培养社会服务工作人才。

2.提倡人人享有自由

步济时认为，社会服务工作的目的是“重新界定人”以及人的“各种权利”。所谓重新界定人及各种权利，指尽可能地扩大和丰富人的生活的可能性范围。社会服务工作认为，人的“各种权利”不是因为神的恩准才可以获得的、绝对和永恒固定的特权，而是社会认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因为人类生活的渐进性革命，以及人类为了美好生活而对更大范围和更为公平机会所产生的需求。但是这些机会在以前是被某些人或群体剥夺了的。这些权利包括拥有一个像样的家、一份生活工资、有益健康的娱乐、健康的环境以及使正在成长中的儿童过上没有繁重劳动的生活。社会服务工作的目的是使人恢复这些权利。

尽管以往一些慷慨的慈善家从事过类似的活动，如给普通人提供食品和衣物，或者是给普通人提供友情关怀，但是与之相比，社会服务运动的目的更为丰富和持久。社会服务运动由那些自身享有某些特权的人发起，并由热爱其同胞和富有正义感、希望将这些特权扩大到以前没有平等机会享有这些特权的人身上的那些人，或者由来自社会底层的要求给予公平机会的那些人所推动。尽管某些运动似乎徒劳无益，但是这些运动提倡人的各种权利从实际上不可能的限制(如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者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0]103-129传播了人人享有自由的思想。

总之，社会服务工作是为了使男人、妇女和儿童从他们现实的既有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一种努力，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实现人的精神的更大自由的生活提供建设性的机会。步济时提倡的“民主”和“自由”的社会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充分挖掘了社会学学科的实用价值。

二、制定多维全面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922—1926年步济时在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期间设计并规范了社会服务工作人才培养方案。这套方案明确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具体要求和适用对象，展现了步济时的社会服务工作教育思想。

(一)设计理论学习与实习训练相结合的学习内容

混凝土的凝结和硬化是水泥与水发生水化反应的最终结果，要想保证混凝土的强度，就要建立适宜于水化反应的环境。所以，养护对于混凝土的质量至关重要。通常采用的养护方法主要是覆盖浇水养护和覆膜养护，其关键在于为混凝土水化提供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以促进水化反应的顺利进行。

培训方案四个方面的理论维度不一样。

第一，“总体性的社会认识”为学生提供社会服务工作的总体性背景，是基础的社会学理论知识。学生需掌握理解社会的理论，比如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变迁及其影响的理论，还需掌握控制社会的理论，比如社会进步的发展哲学和社会心理变迁进程。这些知识为社会服务工作者提供一个洞察社会问题的理论，使社会服务工作者对中国因文明变化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11]520-526

步济时的社会服务工作人才培训方案借鉴了西方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专业的培养方案，特别是普林斯顿大学，但是步济时认为社会服务工作人才的培训要有针对性。

综上可见，步济时通过建立实进会推动了社会服务精神的传播，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学科向“实用”方向发展。步济时引进“实用”的社会服务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转折，这之前，社会学传播的主要命题是政治目的。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原强》介绍斯宾塞的社会学说，开启了社会学引入中国之先河。辛亥革命后，译自日文的社会学著作相继出版，如欧阳钧译自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覃寿公译自远藤隆吉的《近世社会学》、赵作雄译自爱尔华的《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日译著作与直接译介西方的观点有不同。严复的译介推崇斯宾塞的进化学说，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种族、国家竞争中弱肉强食的理论依据，所以为避免淘汰不得已选择合群以对外敌。[8]53日译著作推崇美国吉丁斯的心理主义社会，认为社会很复杂，研究人与人相互之间作用的心理是社会学意义所在。这些相互作用的心理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人的社会态度，即便社会状况再不良，社会制度再不实用，只要社会上多数人对问题不注意、不领会，不承认，社会便无问题了。[9]18-19无论引介斯宾塞的生物派说还是吉丁斯的心理派说，都主张政治目的。他们都希望从社会学知识中获得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方法，求得政治变革依据。因此，步济时对社会学学科向实用方向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6个月治疗后,研究组总有效率为96.0%,高于对照组的84.0%,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如表2。

第四，“社会服务技术”从实践能力角度为学生提供社会服务技术的理论基础。社会服务工作技术性方法的实施领域主要有慈善个案工作和组织、娱乐与游戏、工业福利方法、男童和女童的娱乐工作、乡村福利工作的问题和方法、社会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方法、公共卫生和医院社会服务、地方社区组织和农村社会工作等。[11]520-526

除上述四个维度的理论基础外，步济时还提出实习工作是社会服务工作训练中必不可少的。“那些准备为社会工作这一开创性事业献身的人们，应当在精心指导下从第一手经验中学习，学会如何应对现实状况。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热心的理论家们的美好努力只能招致失败和挫折。” [10]103-129社会服务人才的实习要求是花费一半的学习时间用于课外实习，期间必须获得相应实习课程的学分。实习课程有男童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社区问题、贫困与救济、女孩青春期及其俱乐部工作、医学社会服务、人事管理和福利工作、教会组织工作、公共卫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实行了授予“社会服务职业证书”制度。获得社会服务职业证书的条件是：(1)至少在校就读两年；(2)大学学制五年；(3)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且修满社会服务课程20学分；(4)获得20个实习学分。[12]完成20个实习学分，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遗憾的是，实进会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有限，甚至不为人知晓。实进会创办于1913年，成员主要来自北京高校的青年学生。青年学生虽然年轻气盛，愤世嫉俗，但他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具体社会服务工作。他们调查冬令贫民生活的状况，调查北京的街市、北京的户口情况；开办露天儿童游艺场，带着小朋友们做促进身体发育的游戏；或者开办露天演说会，讲解生活卫生知识，传播社会常识；开办学校补习班，补习中学课程。实进会的社会服务工作不慕虚名，有一份力量就做一分的事业，不像当时有些组织结构内部还没有组织完全，事情也没有办过多少，却在报纸上大吹而特吹，说得“天花乱坠”，这可能是社会上不大知道实进会的一个原因。[6]6

(二)针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服务技术培训

第二，“西方社会服务工作的历史”从历史角度为学生提供社会服务工作的理论基础。由于当时对中国社会服务历史认知的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来自西方。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的劳动运动、妇女运动、慈善改革和政治改革等均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过，步济时希望西方国家的历史知识有助于学生理解中国的社会情况。[11]520-526

通过调查，步济时认为应当针对当时中国存在的以下九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培养社会服务工作人才。第一，严重的经济贫困。经济贫困的状况令人震惊，仅北京一地贫困者的数量从1919年的65 000人激增到1924年的113 000人，增加了74%，占全北京人口的八分之一。在农村地区，频繁的旱灾和水灾经常导致饥荒，成千上万的散兵游勇和土匪严重威胁了农村安全。第二，知识匮乏。全国人口的90%是文盲，而且几乎普遍缺乏公民知识。第三，健康状况不好。普遍存在不讲卫生的状况，几乎没有公共卫生意识和个人卫生的知识。第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缺乏，红灯区、夜间赌博大量存在。第五，工人和学徒受压迫严重，炼铁徒工一天工作18小时，缫丝厂的学徒工作长达16小时。第六，监狱人满为患，社会犯罪严重。第七，社会风气被败坏。城市中成千上万的娼妓不仅生活凄惨，而且毒害青年学生的道德理想。第八，鸦片泛滥成灾。鸦片价格比15年前禁烟运动时更便宜，导致吸食鸦片的人更加普遍。第九，地方社区精神和合作性社区事业缺乏，不利于宪制地方自治政体的建立。[11]针对上述问题，步济时提出要加强娱乐、工业社会福利、农村社区福利、公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院社会服务等领域的社会服务技术培训。可见，步济时的人才培养方案有的放矢，有较强的针对性。

KOL（关键意见领袖）一直是影响母婴家庭的重要人群，特别是育儿专家，他们是年轻家庭最信赖的人群之一，尤其对80后父母而言，信赖专家型KOL的比例约占75%；但对于独立自主、个性化的95后新生代妈妈来说，KOL影响力正逐渐减弱，这一比例仅有60%。

(三)按照德才兼备的要求培养社会服务工作者

步济时称社会服务工作者为“社会工程师”。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技术专家，有科学的知识和经验，当美好生活面临长远或现实的困难时，当悠久深厚的文明出现衰落或被破坏时，社会工程师对于做什么和如何做应有明确的答案。[10]103-129可见，社会工程师是被寄予厚望的专业人才，他们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还需要有积极、真诚和无私的态度。

关于合格社会工作者的条件，步济时在北京青年会为实进会的青年开展社会服务培训时曾提出“七要素”说。当时步济时用演讲、讨论和授课等方法培训青年学生，授课的内容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培训比较相似，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由有社会工作经验的教师传授具体的工作方法。第二，社会工作的原则与理论。第三，社会工作相关领域的知识。第四，国外社会工作的情况。步济时希望青年学生通过这些培训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他认为，合格者应具备七项要素[14]146-147，即无私，对任何条件或者任何状态下的人都要有兴趣，不抱偏见、推心置腹，科学准确地观察和记录，从历史上促进人类进步的伟大人物那里获得灵感，相信人的能力，希望和相信人类亲善、友好和服务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到来。

可见，个人品德是社会工作者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私、积极、真诚、友善等品质尤其重要，社会服务工作必须建立在信任和热情的基础上。因此，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服务工作者。在步济时所设计方案的培养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培养了一批受社会欢迎的人才，北京社会局甚至邀请未毕业的学生去工作。[16]1-11[17]175-181

三、提倡严谨科学的调查态度

在大力提倡燕京大学社会学向实用方向发展的同时，步济时一直坚持做科学调查。社会调查是社会服务的基础，不了解中国社会实情就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步济时坚定反对一味引用西方的理论和计划，他向学生推荐学习泰勒先生与赈灾委员会合作的乡村调查、布莱斯德和朱友渔先生合作的北京地毯工业调查研究以及米岚小姐完成的中国家庭生活调查，[11]520-526并与学生一起开展了“1914—1915年北京人力车夫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和“北京行会调查”。此外，步济时还参与了甘博主持的“北京社会调查”。

(一)1914—1915年北京人力车夫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

1914—1915年北京人力车夫生活与工作状况调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社会调查。调查问卷由步济时设计，实进会的青年学生主要负责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和撰写报告的工作由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完成，步济时也进行了一些补充。

住院医师培养作为毕业后继续教育的一部分，与院校教育存在的区别是不再有大量的课堂教学，而是以临床实践为主，进行临床技能的培养[7-8]。

开展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北京下层百姓的生活，人力车夫的生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广泛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与有钱人打交道，生活拮据甚至窘迫。为了完整地搜集资料，步济时指导学生用问卷方法访问数百位车夫。有的学生去街上访问，有的学生去车夫聚集的茶馆访问，还有去车厂、演讲堂、警察局、医院、收容所、粥厂等车夫经常出入的地方访问。人力调查的访问面广，为调查结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资料收集完成后，步济时指导学生用材料分析车夫的困难和提出解决困难的建议。经过分析，最终的调查报告指出，人力车业仅靠体力，没有技术含量，收入微薄。由此调查报告建议加强车夫的教育和技能培养，并养成节俭储蓄习惯，建立健康娱乐生活，同时呼吁社会减少车租钱。[2]

(二)北京行会调查

北京行会调查是1925—1926年由步济时主持完成的调查。步济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张鸿钧、王贺辰、李仕范，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委员会社会调查部主任李景汉及张鸿钧的舅舅赵润山的帮助下，开展了由北京地区行会组织的社会调查，并撰写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北京的行会》[15]。

步济时开展北京行会调查的目标是为理解中国社会提供明确的认识和精确的数据。他认为，古老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美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中国的家族制度、行会制度和乡村自给自足的市场与西方有本质不同。同时，对于中国人自身而言，进行社会调查也是必需的，中国人对自身的了解还没有形成十分清晰准确的认识，仅依靠多年积累的经验习惯和模糊不清的认识不足以改变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的混乱局面。

步济时调查了北京地区及附近地区包括缝纫业行会、盲人行会、木器业行会、靴鞋业行会、理发业行会等在内的42个行会。调查几乎覆盖了北京所有的行会，调查数量占北京行会总数的32.8%，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人员访问行会负责人，咨询由步济时设计的问卷上问题，再如实记录并最后核对。被调查的行会都与调查人员张鸿钧的舅舅赵润山有很好的关系。赵润山是北京精忠庙的庙司，熟悉行会的会议程序和礼仪，为了支持外甥将到美国留学而非常乐意帮忙联系行会。由于这层关系，张鸿钧才获得了被调查人的信任，顺利完成了调查。

另外，步济时参与的“北京社会调查”[16]是1917—1918年由甘博主持开展的社会调查。《北京社会调查》这一报告收集了北京社会政治、经济、人口、宗教、教育等各方面的资料，为研究近代北京社会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是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代表性成果。

法国乡村旅游产品形式多样，个性十足。如普罗旺斯的瓦朗索，除拥有普罗旺斯地区特色的薰衣草体验活动以外，还包括一系列体育活动，如徒步、骑行等陆地运动，游船、踏板船、独木舟、皮划艇、漂流等水上运动以及热气球、滑翔机、降落伞等高空娱乐项目⑦。当地的旅游产品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涉及海陆空三栖空间，满足不同旅客的游玩需求。

“网络是我们在全世界需要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地方。”然而，数据访问和共享可能打破个人与政府或企业原本建立的信任关系，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元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创建，并且与其他数据形成聚合，突破隐私规则的束缚变得轻而易举，从而使人们丧失对隐私规则的预期。

综上可见，步济时对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身教言传，步济时把西方社会科学调查的严谨态度引进中国。

四、在华社会工作教育活动形成的原因及其评价

(一)步济时的对华教育活动受基督教普遍主义思想的影响

从国外对华交流的角度看，步济时来华的社会服务工作教育活动与基督教的普遍主义思想密不可分。普遍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方法论，它推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体系的观念。

步济时深受基督教普遍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基督教普遍主义思想的产物“美国社会福音运动”和“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中的基督教徒之一。他曾先后到日本和中国工作，与基督教海外传教组织的合作时间长达20年。他的思想带有基督教哲学色彩。他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社会服务工作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受到各种限制不能享受上帝子民幸福的人改变境遇。”[17]226-235步济时积极参加在华基督教组织的实践活动，助推了基督教思想在华的传播。1911年，步济时开展学生调查，并把学生调查的结果发布在《教务杂志》上，供其他传教士参考。[18]6141911—1912年，步济时在北京西山卧佛寺组织学生开展讨论会活动，增加了对北京地区和天津地区青年大学生的了解。[19]525[20]619-6201913—1914年，步济时组织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会员来自北京13个不同的大学，几乎覆盖了北京所有影响力较大的大学。

步济时先后在北京青年会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展了教育教学活动，其发展节奏与受基督教普遍主义影响的中国基督教教育节奏吻合。1818年，基督教普遍主义开始踏进中国。1877年，基督教普遍主义开始深入到中国的教育领域。基督教普遍主义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1877—1890年，来华基督教组织开始零星地在华开办学校，活动范围基本在基础教育领域。1890—1920年，来华基督教组织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教育活动，教育活动范围从基础教育领域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1920—1952年，来华传教士建立了完备的三级教育体制，且产生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在普遍主义的影响下，在华基督教教育的哲学是基督化。[21]52-77步济时1920年前初步涉足高等教育领域，1920年后全面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与普遍主义在华发展的节奏相似。由此可见，基督教普遍主义是步济时在华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中国对外交流传统是步济时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基础

中国对外交流传统为步济时来华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教育活动提供了基础。步济时在华期间的所有工作都离不开中国同事和学生的支持。早期参加香山讨论会的青年学生、实进会中组织儿童活动的青年学生、《新社会》期刊的编辑委员会以及协助开展北京行会调查的燕京大学同事李景汉和学生张鸿钧都对步济时在华的社会工作教育有帮助。中国同事和青年学生接纳并认可步济时的教育活动，与中国古而有之对外交流的开放观念分不开。中国对外交流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自黄帝与空桐、昆仑等地的传说。汉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交流活动，隋唐时期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的对外交流活跃，元明清时期对外交流活动发展到贸易和科学领域。[2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先后向日本、欧洲和美国派出大量留学生，对外交流的观念深入民间社会。[23]243-254自古以来的对外交流观念为步济时接触青年学生，宣传社会服务教育观念奠定了基础。

(三)两种评价的取舍

步济时在华社会工作教育与中西教育交流史上有“移植”和“冲击”两种关系。在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对华交流视角中，以基督教传播为目的的普遍主义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产生了冲击与反应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对外交流传统的视角中，以沟通交流为目的的对外交流活动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产生了移植与本土化的历史作用。同一活动，两种评价完全不同。

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产生于国际交流的双向性特征。步济时在华的教育活动期间，与普林斯顿大学、在华基督教组织、青年学生、甘博以及燕京大学师生等各类组织和群体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与合作。他们之间相互的交流与合作为基督教普遍主义与中国对外交流传统的结合提供了动力。从国际双向性的交流特征的角度看，在同一活动中，参与活动双方的目的、角色定位和影响力不同。即便活动同时满足了双方各自的要求，但双方不同的国际交流历史背景决定了活动对双方的历史价值不同。换言之，取向不同，评价不同。

那么应当如何恰当使用两种评价呢？笔者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取舍不同。第一种情况，在考察20世纪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史时应使用“移植”。步济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服务工作教育的顺利开展以及取得的显著成就与步济时个人主观因素、基督教组织的资助以及普遍主义的思想密不可分。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对外交流传统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教育的转型是内因。内因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步济时对20世纪中国社会工作起步的历史价值是“移植”。第二种情况，在中西教育交流的视野中依据角度不同灵活取舍。步济时在华期间的社会服务工作教育活动的历史价值从基督教普遍主义角度可以概括为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产生了“冲击”作用，但其历史价值从中国对外交流的角度应概括为移植作用。两种表述来源于两种不同的视角，对应了中西教育交流视野的两种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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