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归是香港城市历史中的重要事件，香港终于能够摆脱被殖民身份回归祖国，但对于香港人来说，经历了百年的殖民统治，忽然要面对“回归”这一现实，尽管有一国两制下“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港人仍没有安定度过的信心。《永盛街兴衰史》写于1995年，董启章以第一人称讲述回港青年刘有信的故事。主人公“我”回港之后入住祖屋，发现旧街“永盛街”已然消失，为了探寻永盛街的历史，“我”孜孜不倦收集资料。从曾祖到嫲嫲、爷爷、父亲，从永盛街到整个香港。家族史和城市的历史在对于一条街的挖掘中渐渐形成。董启章笔下沉浸于历史的“我”，即是回归前港人的缩影。透过小说，董启章向人们展现了港人对于香港历史书写的缺失，反映了回归前复杂的港人心态。

一、怀旧心态：历史拾遗与杜撰

香港的历史应该从哪说起？对于这个问题，港人也怀着同样的疑惑。在香港历史上，1997年是一个转折。事实上，还未到1997年，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便已在香港社会引发高度关注。可以说，是因为“香港现有殖民地身份的即将消失，忽然唤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识，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构香港历史的‘怀旧’之作，有了大量对于香港文化身份的讨论。”[1]155十二年的回归过渡期[2]对于港人而言似乎并不够，他们需要时间来了解久违的祖国，需要从中英两个国家的国族叙事中挣脱出来，探寻香港的立足之地——“香港人”究竟是什么人？对于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的港人来说，思考和建构港人身份，彰显香港本土意识成为他们在当时迫切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在这一时期通过文学来对港人身份问题进行讨论的作品也格外丰富。

在讨论香港身份建构的问题时，陈映真曾经提醒过香港的知识分子：“在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时代，应该从殖民地香港这个本身开始反省，从清末香港所走过的路，香港文学的发展，香港社会的发展，以至香港中国人的身份的认同的问题，香港在历史当中，在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当中占有一个怎么样的位置，提出整个反省。”[3]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和与中国的分离，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也变得复杂起来。英国统治注重香港的本土意识，令这座城市与祖国疏离，形成集体的“失忆”症状。于是，在八十年代，香港形成了一股“怀旧潮”。追忆遗忘已久的历史，以怀旧来追寻城的历史与人的身份。

“这种集体的怀旧意向，表现出两个层面：一是透过美化和肯定过去的记忆和生活内容，或逃避，或反省，或攻击现实处境的种种缺失，由此，过去的生活片段，无论怎样艰苦，都变成了黄金岁月。其次，是透过对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追索和寻认，冀求能对混乱的现实理出头绪，并能有所了解，‘九七’问题，为香港带来了强烈的自我意识。”[4]在董启章的《永盛街兴衰史》中，这样的怀旧意向寄托在主人公“我”身上，通过对一条街历史的挖掘，“我”重新编撰了家族的历史，在这无根的土地上，费力寻找自己的来处。

“两年前，我复又只身回到这个城市，除了为了找工作，还为了寻回另一点什么。（今日天各一方难见面。是以孤舟沉寂，晚景凉天。咁唔係已经太迟了吗？）但我从前不是住在这里的。这房子代表着一种双重的回归。”[5]71双重的回归——既是对于旧居的一个回归，也是对于旧城——香港的回归。为了寻回一些什么，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即使这样，作者也在文中给了解释：“咁唔係已经太迟了吗？”移民后复又回港想要寻回旧日历史，几乎已经无从寻觅了。

这三课，即柳永的《望海潮》、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课文分析，有的内容都可以直接拿来用作2016年李白的《金陵望汉江》的考题答案。

红树林鳉鱼栖身于腐烂的树枝之中，它们进化出一种类似脚的东西，能在树干上爬行，捕捉幼小的昆虫。它们还可以离开水6个月，依然安然无恙地生活。

Apte 1957: Vaman Shivaram Apte, 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Poona.

“我”对于环境的所见所感中，充满了陈旧、毁灭、消亡的意向。开篇渐凉的天气，“弥漫着死人的气息”的旧居，似响非响的粤剧，熟睡如尸身的现女友阿娟，在“我”的眼里“整个景象就如同一帧偏蓝的黑白老照片”。而对于“我”想要追寻的历史往事，需要我做出决定的时刻，“我”的态度则充满了忧愁和不确定：“大家原来也是过客”，“我真正想找的却永远没法再寻回了”，“我不是怕，但总觉得一切也将要不一样了”，“我能够对她做出什么承诺吗？”，“我可以选择吗？”，“我也许不过是在做梦”。

文章中，主人公特别提到：“三十年代是永盛街最辉煌的年代。”选择三十年代并不是作者随意为之。事实上，李碧华的《胭脂扣》也将写作背景定在了三十年代。为何选择这个年代，李碧华在访谈中给了她自己的解释：“对我来说，三十年代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那时候西方的文化艺术正和中国沟通，那时候的中国人较优雅，社会较富裕，那时候的生活也较有情趣，是个值得向往的时代。”[6]追寻过去生活片段“正迎合了九七临近时港人对于香港历史的重新想象、对于香港文化身份重新定位的需求。”[1]158

三是在征询民意中增强使命感。市、县两级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开展“镇村大走访”，用半年时间走访全市所有镇村，围绕生态环保领域正风肃纪问需于民、问政于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殷切期盼，以及对环保投诉处置不及时、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违法违建等问题的强烈反响，给走访干部极大触动，更激发了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纪律保障的内生动力。

拾遗是为了了解历史，如上文所说，“透过对自身历史与身份的追索和寻认，冀求能对混乱的现实理出头绪，并能有所了解。”港人对于自身的历史是多是一知半解，九七大限将至，港人预感香港要从“我城”变作“失城”、“浮城”，因此从现有的历史里刨根问底，在“无根的岛上寻根”。主人公“我”正是作者笔下港人的化身，在文中也作同样的表态：“说是无聊吗？还是对历史的责任感？说到底这可能不过是一种个人需要；对于我，和我的家族。至于这个城市，以及它的历史，也不过是刚巧在某些地方和我的个人梦幻不谋而合吧！”[5]70-71港人和香港这座城的联系是脱不开的，港人抛开一贯的冷漠感挖掘历史，也是出于身份认同的个人危机。

但在关于家族历史的拾遗中，主人公不仅仅是罗织家族的故事，更是顺着历史来杜撰家族的故事。“我不满于永盛街没有像二奶巷、长命斜、花布街、红毛娇街、雪厂街等一样，留下可供后人玩味的掌故传说。我愿意为它杜撰一个掌故，关于嫲嫲的，关于杏儿的，关于一代歌伶的。”杜撰历史是对枯燥现实的一个逃避。“我”受不了现实的车水马龙，于是一头沉进历史里去。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那一年六月我们一面应付考试，一面不能不看着电视新闻中天安门上骇人的画面。晚上我们相拥而睡，身边仿佛还回响着口号、呼喊和枪声”；现实是“电视机正播放着当天立法局分区直选的新闻报道，投票率依然不足三成。有中方官员再三重申是次选举违反基本法，并不存在直通车的可能性，九七年后三级议会得推倒重来。”[5]93未知数的未来，被推翻的未来，这是港人对于阔别已久的祖国因为陌生而产生的恐惧。现实里也许真的没有永盛街，传奇的曾祖父、爷爷与嫲嫲，他们的旧居即将推倒重建，他们曾经经营的旅店最后也落得无聊结局，“在结业前沦落为嫖客带舞女出钟开房的场所。”

根据《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使用光伏发电每千瓦时可获国家补贴0.42元/度，补贴时长:初装二十年。按照上表所计算数据，此二十年间可获国家补贴：（发电功率×楼顶可利用面积×最少可利用日照时间/1000）×国家补贴金额×365 天×20 年=（100W/m2×350m2/单元×5h/天/1000）×0.42 元/度×365 天×20 年=536550 元。

杜撰同时也是因为自己对于历史缺乏甚至于几乎没有了解。“世界上大概没有比我们对自己长大的地方了解得更少的人了，但这不能怪我们，殖民地是无须拥有记忆的。但在殖民地走向终结的时候，我们忽然醒觉到自己脑袋的空白，急于追认自己的身份，但却发现，除了小说，除了虚构，我们别无其他的依仗。”[5]81-82殖民地缺少话语权，这也是造成港人政治冷漠的主要原因。而真正需要他们做到历史拾遗的时候，除了发现历史零散稀少以外，港人还会发现自己对于成长的地方缺少了解。急于追认却无从追认，于是只能依靠虚构，依靠杜撰，形成一个与“我”有关的历史。

二、逃避心态：多声部的对比与自白

在不足两万字的《永盛街兴衰史》中，董启章运用了一贯喜爱的手法，混合了多种声部，仿佛在读者面前摆了一排小人，身份各异，立场不同，然而一样的唧唧哝哝，一时你说，一时我说，就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境况下多线并行地为读者讲述故事。

“永盛街无能苟延至一九九七年了。但这又有什么值得惋惜？很快这里便会高高拔起另一幢更能象征这个时代转折的中资商业大厦。爸爸回港办理卖楼手续的时候，我曾告诉他我要写一篇永盛街兴衰史的文章，但他只是淡淡的说：永盛街根本就不曾存在，她只是你嫲嫲的一个梦。”[5]95永盛街最终没能够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我”原本想要为它杜撰一个故事，令这条街道留下“可供后人玩味的掌故传说”，但“我”失败了。传奇编撰到最后只剩下我所知的、无趣的结尾，从前“一切理所当然，不辩自明”不过是因为不在意，对于“失忆”的人需要什么历史和家族的认识呢？如“我”这般认真探究过去的人只会被认定为魔怔而已。对于回归，“我”有着父辈们也有的惶惑与不安，想要逃避这一现实，认真探究也不过是想在日常生活中寻一个躲避的出路而已。

主人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成两个词：拾遗与杜撰。因为他所探寻的永盛街不是一条驰名街道，只是对于主人公而言意义非凡，因是幼时亲近的嫲嫲的旧居所在，且回港后发现周围街道仍在，唯有永盛街消失，才引起关注。主人公自己也常为资料的稀少而感觉失望，文前抱残百谬生的《永盛奇葩》也提到：“论上环之名街，俗者皆言大道中、永乐、南北行、苏杭，而永盛则鲜为人所称道。”[5]67而作者购置的颇具分量的参考书《香港地图绘制史》，即便有“精装彩页八开本，收录数百幅自十五世纪至今跟香港有关的地图，在昏暗泛黄的灯下更显历史的重量”，却仍旧没有关于永盛街这条街的印记。相关的材料不是主人公寻不到、不记得搁置在哪里，就是被剪得“只剩下一个剪得整整齐齐的长方洞儿”。消失的意向遍布于主人公寻觅历史的途中，永盛街的历史不是正史，没有人为一条不起眼的街道著书立说，因此，“我”能做的，就是在正式野史的夹缝里，街头巷尾的旧物摊中，寻觅一个街道的名字。

“我”在搜集资料时呈现的态度是严谨、固执的，同时也是悲观的、逃避现实的。“我”耗费一年时间，只在夜校教书，剩下的时间全部放在收集资料上，房间里书本堆叠。《香港地图绘制史》、《百年前的香港》历史图片集、《香港中区街道故事》《赌博弛禁经过事略》《香港当押业小史》《香港掌故》，上至地图历史合集，下至赌博、狎妓、当押业发展历史研究，琐碎非常，无所不包，甚至于一首《客途秋恨》，也要拉出《粤语歌坛话沧桑》来做仔细考证，更有在街道上拾回的小报《探路灯》某年某月某日的一篇《永盛奇葩》，来为因唱《客途秋恨》而在永盛街望江楼上名声大噪的杏儿作佐证。举凡事例，必定有时间或是资料作为补充，令人信服。

于是，“我”跳过关于永盛街是毒品分发中心和赌窟的史实，转而挖掘出一件一八九五年的同昌押劫案，结合开埠后准许民间自行成立团防组织的条令，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正直、康健、英勇的曾祖父的画面：“我追踪的曾祖并不在这伙贼党之中。我看见的是一个身体矫健的青年，头上盘着发辫，袋中藏着“夜纸”，一手提灯，一手握棍，在夜深人静之际于永盛街上巡逻。这个青年是上环更练馆的一等练丁，负责轮班守夜，维持治安。……一八九五年的同昌押劫案中，曾祖一定曾经奋不顾身的追捕贼人，甚至因而受了一点小伤吧！”[5]78

窝总产仔数和仔猪初生窝重是衡量母猪繁殖性能的重要指标，可直接影响猪群的繁殖力〔7〕；而仔猪初生窝重与产仔数呈正相关，且对断奶窝重具有显著影响，而断奶窝重在一定程度上则反应母猪的育仔能力〔8〕。3个类型猪第一胎的产仔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平均为12.00头。第三胎大白猪的产仔数最高，为12.33头。大白猪第三胎产仔数高可能与其妊娠期短有关。但是，长白猪和长大二元猪随着胎次的增加，产仔数反而减少，可能由于该猪场引入的第一胎是纯种母猪，生产性能较高，这进一步提示本场饲养管理或育种工作有待加强。

但在严谨之余，“我”却也十分固执，第一件固执的事就是认定这片土地与“我”的家族有所关联，爷爷是从大陆来的，那么就从嫲嫲家族这边的历史讲起。此外，对于所追溯的一些不合“我”心意的历史，便一概按自己喜好，一笔带过或是另辟蹊径、再行编撰。尤其是追溯到家族前人——曾祖、爷爷的身份之时。“我不能想象我的外曾祖父曾经跟鸦片烟沾上关系。我不愿意他是这个行业的一分子，更不愿意他是吞云吐雾的烟民。……我实在不愿意相信，永盛街从前除了是个毒品分发中心，还是个赌窟。我的曾祖也许亦难免于在工余往赌馆钻钻，碰碰运气。但他怎能够是个赌徒？”[5]75

但主人公要找寻的绝非只是一个街道的历史，亦是扒开历史缝隙，在其中构建家族的历史。“我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一八八零年至一九二零年间的资料，希望能重组那个时期永盛街的面貌。但嫲嫲怎样也不会是早于21世纪出生的，那么这段前期历史的追认和想象，就只得假托于嫲嫲的父亲，亦即是我的曾祖一代了。”[5]74“在《地图绘制史》的第一百六十页收有香港第一幅地图《砵甸乍地图》，据说由首任港督砵甸乍于一八四二年绘制，亦即签订南京条约的同一年。”[5]73“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各地的反英情绪，香港一地声援上海工人而罢工者二十五万人，整个城市的运作陷于停顿。……在这个时候，爷爷一直找不到工作，但刚巧客栈掌柜响应罢工回乡，爷爷便在店里帮忙打点。阴差阳错，他成了客栈的伙计，并且在数年后升为掌柜。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客栈东主欲移居南洋，爷爷跟朋友合股把客栈买下，晋升成为东主之一。”[5]82南京条约、省港大罢工、侵华战争、六七风暴……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我”的家族逐渐在香港建立，一副香港的图景也逐渐在眼前铺开。

在移民之前，“我”和当时的女友咏诗一同看过大陆镇压学潮的电视报道，对时局的变化和香港乃至自身的将来感到无比的忧虑。既不忍“我城”成为“失城”，又害怕居住在“浮城”之上。父辈做出的移民他国的决定也有了充分的理由，所做的无非是“不断逃避，逃避灾祸、逃避责任，也逃避眼前的幸福”。如今面临九七，“我”已不是不能自主的少年，一切需要自己拿主意：“我应该追随爷爷还是爸爸？”移民在外，但香港仍有自己的家；爷爷与爸爸有着拧不开的血缘关系，但却代表着两个方向——滞留香港，仍做一个港人；或是回到国外，逃避这些身份问题。但“爷爷和爸爸有什么分别？”难道他们不是一样的人吗——不都是中国人吗？

而在《永盛街兴衰史》之中，将一首词拆开，填入小说的各样情景中。主人公倾诉对前后两任女友咏诗和阿娟的情感时，曲词中便唱到缪莲仙与麦秋娟，相知相惜，缠缠绵绵又难舍难分；讲到“我”苦思曾祖父故事，揣着一点难以抓住过去的“过客”心思时，曲词便唱悲秋的种种意向与客途抱恨、无人能言；提及史料与史诗之时，配唱的曲词与之对应，变成了描述战争、男女四散奔逃的乱世景象的词句。过去与现在，戏剧与现实形成了对应，这首《客途秋恨》之所以出现，因为它是嫲嫲的爱曲；因为它是港人耳熟能详的历史流传下的声音；因为这支曲背后听曲或是唱曲的人，都是香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还因为这支曲讲的故事具有足够的传奇性，那些国仇家恨掩映下的才子佳人，人人没有这样的故事，但人人可以想象。可以说，一支曲里也有一个历史。这是香港另一种历史，丝毫不逊色于一条街、一个地区。

人声自述以外，穿插在文本中的另一重声音是无处不在的《客途秋恨》。曲词几乎成为小说骨架，契合情节，契合气氛，文里文外地荡漾。抛开这篇作品，《客途秋恨》本就是红极一时的一首南音，清代所作，二十年代被编成粤剧演出，粤剧不受捧，却唱火了一首主题曲《客途秋恨》。二三十年代开始，不断有伶人和瞽师在妓院、茶楼，或者广播电台公开演唱,更多次灌录成唱片；又最少先后三次拍成电影，分别由薛兆荣、白驹荣和新马师主演缪莲仙一角。这支曲在讲书生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据考证，“原曲写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亦即一八六零年前后，曲中“点想沧溟鼎沸鲸鲵变，妖氛漫海动烽烟”、“干戈撩乱扰江村”、“昆山玉石也遭焚毁”等句正是描述英军进攻广州的情形。”[5]84国仇家恨，才子佳人，在一支曲中糅杂着呈现。

第一个声音自然是“我”。“我”是谁？一个叫刘有良的男人，六年前和爸妈一起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两年前独自回港，住进了祖父母留下来的旧房子。回港是“为了找工作，也为了还为了寻回另一点什么。”[5]71带着“回流专业人士的身份和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我很快便找到工作，在一间大机构担任行政职务。”[5]72然而一年后，怀着对旧居和家族历史的好奇，“我”辞去了工作，开始搜集与永盛街有关的资料。小说通篇第一人称叙事，“我”这个沉迷于永盛街街道历史的人在一个天气转凉的晚上，趁着女友睡着后，在祖父母曾居住的旧居细细梳理自己搜集的关于永盛街和旧时香港的资料，于想象中在这段历史里编织出一个亦真亦假的家族故事。

要是你出生在一百年后，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星球在22世纪有这么一个国家——帕帕少年儿童独立共和国，简称帕帕国。是的，帕帕国是一个孩子王国，帕帕国的全体公民都是孩子，最大的不超过16岁(只有为数不多的已经18岁了)，最小的只有3岁，正牙牙学语。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

三、偏好心态：国与国之间的偏好取舍

这里的“我”既可以被当作是回归前某一个香港人，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将“我”这个角色当作是回归前香港的化身。与此对应的，在“我”的叙述中活跃的几个形象——嫲嫲、咏诗和阿娟，在历史中也各有能够与之匹配的对象。

嫲嫲的形象代表着那个还未遭受战争伤害的中国，在“我”的回忆中，嫲嫲所住的旧居“地方残破邋遢，狭长陡斜的楼梯阴森可怖”，但能提供足够的地方令“我”和弟弟妹妹们跑跑跳跳玩耍。嫲嫲留下了一屋子陈旧的存留着时代气息的家具遗物，哪怕是嫲嫲去世后，旧居依旧给予“我”荫庇。嫲嫲身上带着传统的气息，“我”的许多关于历史的记忆全来自于她，嫲嫲擅唱南音；嫲嫲“总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关于家国兴亡，儿女情仇”，也絮絮带我了解陈二公庙的来历、爷爷的往事……粤剧、历史、民俗，等等。古代中国以大陆经济为主要发展形式，对于海洋经济的发展较不热衷，而港九地区对于都城而言地域偏远，因此统治者对于香港的统治也保持着较为宽松放任的态度。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作为主导文化，仍在在香港留下深刻影响。这与嫲嫲对“我”的态度如出一辙，温情而纵容，却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之后嫲嫲去世，缺席了“我”的生命，但她所遗留下的那些——旧居、粤剧、书信、回忆，还有关于“嫲嫲”本人的历史故事，依然源源不断地影响着我，使我沉迷，执意追寻探索。

“我“与咏诗当时是同学，也是爱人，曾经很是亲密。“没多久便毕业了。她终于答应我的要求，离开宿舍来跟我同住。就是那张跟她格格不入的罗汉床，令人既不忍但又别无选择。我们也知道，毕业后我便要到加拿大去了。”[5]75-76咏诗作为“我”曾经的爱人，只留下了一些似梦似幻的回忆。将她的形象理解成是港英政府或是英国的化身比较容易贴切，曾经陪伴，犹有记挂，然而从国外回来的“我”却终究感觉与她旧梦难温。即便是“她”的存在促进了“我”今日的发展，“她”也终究是与嫲嫲留下的东西格格不入，令人不忍的一个存在，不能真正理解“我”沉迷历史的原因，与现在的“我”也已无任何交集。

阿娟是“我”回港后认识并交往的女子，小说中并未点明她的身份，而是给了两个答案，供人选择：学生或是卡拉OK伴唱女郎。学生是承教者，对“我”这位老师自然怀着一种崇拜和仰慕的心情，要从“我”这里学习到知识。而伴唱女郎，职业特征就是萍水相逢，匆匆一面，是个“过客”。若不是因为“我”的外国护照，她不会来寻“我”。综合这一些身份，阿娟的形象便与港人眼中的现代中国有相当的契合之处。战后中国千疮百孔，但作为英殖民地的香港境遇比大陆要好一些，六十年代更借地理位置优势，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了令大陆城市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至于“过客”情结，这和“弃婴”思想一样，也许是香港地区及港人摆脱不开的阴影——割让时与古代中国擦肩，战争后随着九七大限将至与英国擦肩……近代历史中没有一个稳固的归宿，仿佛不论与谁都是匆匆过客，一晌贪欢。“大家原来也是过客”，“我”在文中不乏有如此想法。但抛却对身份的探究，阿娟带给“我”的感觉是复杂的，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离。她主动来结识“我”，睡着后恬静的样貌令“我”感到安心温暖。但“我”却也有这样感觉：“我总不敢碰熟睡中的她，总觉得她变了另一个人，一个既熟识但又陌生的人，就像人家说的上身一样。”阿娟常日与“我”厮混在一起索求安全感，但她不能理解“我”搜集资料的行为，甚至闹别扭时将“我”堆叠的资料统统推倒地上去。她原本害怕“带着死亡气息”的房子，但在了解了嫲嫲即是杏儿的故事后，在与“我”一同拜访曾与嫲嫲交好的福伯后，“对嫲嫲好像产生了一种微妙的认同”。“当我回家翻箱倒笼地搜索证据的时候，她竟然把一件藏了超过半世纪的靛青暗花单旗袍穿到身上去。说不定这就是嫲嫲当年穿着演唱的衣服。她在大厅中婀娜地走了一圈，回身看我，旗袍竟然分毫不差地贴合她的身段”。[5]85“我”就像看见了杏儿，天真无邪，令我倍感亲切却也情怯。阿娟和嫲嫲、杏儿，令“我”感觉熟识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她们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身体里的同一个人，因此这些旧物才如此契合于她。她披着旧日的外衣，唤起了“我”的想象，让“我”体会了“无边的恐惧和难以抑制的躁动。”小说的节点放在九七之前，人人在为回归的事情争吵不休。“我”无疑怀着极大的恐惧，却对于阿娟有种骨子里的亲近，无法按捺住自己的占有、融合的欲望与躁动。嫲嫲的遗物“通过阿娟的把玩，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最后，“我”烧掉那些资料与遗物，于寒夜躺下抱着阿娟，接纳了不管是阿娟还是杏儿还是嫲嫲的这个女人。

这无疑反映了港人在回归过渡期的某种心态：恐惧、担忧，却也感觉亲切、好奇、有着某种归属感。这几人的关系更清晰地体现了“我”、作者，或是这个形象背后的港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偏向。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是同一个中国，山河、文化、思想、传统等等是沉淀在国人身体内不会变化的东西，即便是由于战争被迫远离中国一段时期，但在骨子里，港人仍然带有中华文化的印记。这份熟悉和归属感，与在英国统治策略灌输下导致的港人对于回归的恐惧犹疑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永盛街兴衰史》中“我”所抱有的复杂情绪。但恐惧和犹疑并不能阻止一个人对于骨子里认同和珍爱的文化与记忆的追寻，因此而产生的“我”对于永盛街历史、家族历史的探索，不仅表达了港人在过渡时期对于自身身份的追问，更体现了港人对于中国文化的偏好与认同。

四、结语

1997年回归前夕，香港人最关心的莫过于认同问题：香港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将来会有怎样变化？但事实上，尽管有诸多怀疑与无奈，然而回归后再看香港，这些关于身份的问题似乎不再是问题了。原因无他，香港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原本就是中国式的，作为商埠、港口，即便遭到外来文化、思想浸淫多年，仍未被“异化”，反而将外来文化“汉化”，改造成港人自己的东西。抛开政治经济等诸多原因，港人对于文化中国的认同感不可否认，有这份认同感作为基础，身份、认同、回归等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旧居可以拆毁，道路也能消弭，但如同“我”最后拥抱阿娟一样，港人对于中国的亲昵是多年文化影响下难以磨灭的痕迹。过渡时期所展现的百态人生、多样情绪，港人回归前不断做矛盾的观望踌躇，全来自于怀旧、逃避，加之对中国充满矛盾的亲近心态。董启章作《永盛街兴衰史》，除了借文章还原历史、追索身份、为港人刻画时代群像外，在回归二十年的今天，仍有更多的启示与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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