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重的年代，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如何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民族国家？这是让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围绕在《独立评论》周围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新式独裁”的主张，这在思想界曾掀起轩然大波。因为民主、宪政本是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也是他们长久以来不断追求的政治理想，他们反对一切专制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为什么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等人违背时代潮流和自己的政治信念转而提倡独裁呢？他们出于何种原因放弃了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而提倡独裁的呢？这对长期受英国自由主义教育的丁文江来说，尤其值得关注，也是笔者将要探讨的问题。

一、丁文江“新式独裁”思想的内涵

丁文江所说的新式独裁到底是怎样的独裁，这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问题，只有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了解他的思想主张。

突出水生态建设的重点。2013年开始启动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试点，逐步编制江西省水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构建四级联动水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推进南昌、新余、萍乡等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工作，积极开展水生态文明县、乡（镇）、村建设。2015年，全省用水总量控制在250亿立方米红线内，国家重要水功能区达标率达90%。2016年进一步突出系统治理，实施流域综合管控着力推进“四个统一”，初步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

丁文江认为他所提倡的新式独裁是不同于旧式专制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把旧式专制转变为新式的独裁。他说：“中国今日的政治原是‘旧式专制’。”[1]当时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那他所谓的“比较的新式独裁”的新在哪里呢？在丁文江看来，主要“新”在独裁的首领，首领要以国家利益为先，要具有现代化的知识，还要有能够号召全国人才的感召力和知人善用的能力。这就是丁文江新式独裁理论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希望有一个受过他所谓的近代式教育、能团结有参政能力的人，在这种领袖的带领下能够改变中国当时的现状，这也就是他主张新式独裁的主要目的。

二、丁文江提出“新式独裁”思想的时代背景

(一)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国情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外患危机以及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此时中国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外患日益严重。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陷入列强的侵略之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更加严重，东三省的丧失、华北的危机，使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却不容乐观。国内政权不统一，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阀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你争我夺，甚至出卖国家主权。在这种形势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渴望有一个能统一全国政权的人或是党，能团结全国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其次是对中国所进行的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运动的失望。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对民主宪政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在民主宪政这条路上，一些学者已经失去了信心，再加上外患的危机，他们急切地需要改变这种现状。丁文江曾说：“中国今日的政治原来是‘旧式专制’。在这种状况之下，单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能够发生任何的影响吗？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2]既然民主政治无望，他们就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他们理想的新式独裁。正如胡适所分析的那样：“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实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3]

(二)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形势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经严复、梁启超开始传入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活跃于中国思想界。虽然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强调的是个人自由，维护个性发展，反对专制主义，主张和平变革实现社会进步。[5]但是它在传入中国之初，就是被当作一种救亡图存的工具而传入的。近代中国的许多思想潮流的传入，都寄托着传入者救亡图存的使命。即使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三大思潮之一，自由主义的这一历史使命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因为随着中国内忧外患的日益加深，自由主义者们更急切地希望通过进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改革，实现中国救亡图存的目的。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纠缠于自由主义思想之中，西方自由主义是把追求个性自由作为终极的目标和永恒的追求。在外患日益深重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首要目的不是追求个人自由，而是利用自由主义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这就造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彻底性，而丁文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虽然他被看作是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从来不是民主政治的迷信者，也不是独裁政治的迷信者。[6]在丁文江眼中，民主与独裁都只是一种手段，当对民主的追求失去信心之后，他寄希望于所谓的新式独裁来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实际主义者”。[2]他认为，只要是对改变中国政治现状有利的政治制度，无论独裁还是民主都是可以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丁文江是一个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政治也许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但是在现实中独裁制是其实际的选择。

三、丁文江“新式独裁”思想产生的原因

梁总表示，霍尼韦尔（Honeywell）在中国市场经过深入调研后，专门设计了崭新的市场战略，并没有完全将Intelligrate在欧美的运营模式和产品引入中国，而是根据中国市场实际和需求现状，一步步深化产品结构，力求推动中国仓储物流行业发展。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在其建设过程中需要获取最多的金融支持，强化金融体之间的合作，不断提升经济效益，推动金融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就“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与合作风险，需要制定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作为深受自由主义教育的丁文江而言，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之后，居然会提出独裁主张，这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值得探究的。总的来说，新式独裁论的产生是有着很深的思想渊源和主客观因素的。

(一)自由主义的不彻底性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德意日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英美等国也纷纷放弃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在政治上，也就成为丁文江眼中的专家政治和新式的独裁。他曾说：“英美政治以前比较简单，因为他们是实行正统经济学的放任主义的Lais、Sezfaire，与政制无关。现在英国也要有专家政治，美国也要有智囊团了。因为放任经济在英美也不能存在了。岂但英美，连落伍的中国银出口也要加税了。这都是时代的需要。”[1]其实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了这种世界潮流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胡道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说：“欧洲各国于大战之后……顺天应时地产生了所谓独裁政治。”“我们这政治腐败、思想沉闷的中国，也都受了这世界潮流的波及，亦思有效颦。”[4]不仅英美，就是实行法西斯的德意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苏联的成就，也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情感上的冲击。虽然丁文江的新式独裁不同于德意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和前苏联的阶级专政制度，但是他也很明显地受到这些潮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影响

丁文江虽留学日英，但是出国之前所接受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从丁文江去世后其兄丁文涛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知道，丁文江不仅从孩童时就开始系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小有所成，精通《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的诗书经典。所以在他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以前，他的传统教育已经基本完全，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传统的中国思想观念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后来的政治理念，也就难免会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德治是历代君王的治国传统。所谓德治，“就是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通过关心和教育人民大众，来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地位。”[7]所以德治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要求统治者做到举贤授能、虚怀纳谏。而要达到这种道德要求，就需要有贤能的君主，所以也就形成了一种“圣王”的观念。丁文江的新式独裁论，其实就是中国古老的“圣王”观念与近代精英政治的结合体。从他对新式独裁者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独裁者的道德品质、近代知识水平的要求都很高。精英政治不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在近代中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特征。丁文江是一个精英政治观念很强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曾提出“少数人的责任”的政治主张，这是其精英政治观念的代表之作。

(三)民主政治现实路径走不通

丁文江提倡独裁的原因，不是因为独裁比民主政治好，而是基于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民主与独裁都是不可能的，而民主政治比独裁政治更难在中国实行。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首先，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普选制度根本无法实行。因为当时中国的民众80%左右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人是不能行使选举权的。[1]不能进行普选，进行民主政治的前提就不能成立。而且，丁文江认为，即使识字的人数比例可以进行普选，民主政治也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根据西欧国家的经验，“多数人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而且“靠政治吃饭的人”，因为要宣传，要依靠出党费、开报馆、办无线电广播的人，从而实际的政治也就旁落到这些人身上。[1]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丁文江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其次，丁文江认为要实行民主宪政，必须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中国是缺乏丰富政治经验的国家。这一观点正好与其好友胡适的观点相左，胡适认为民主政治是幼稚的政治，是常识的政治，开明专制是英杰的政治，所以，只有经过了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才可能实行开明专制。[3]而在丁文江眼中，民主政治是一种比独裁政治更高明、更完善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的中国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但是从胡适的话语中，我们得到的信息却是：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而独裁政治则比民主政治更先进。在民主与独裁这条路上，胡适似乎比丁文江走得更远。

四、结语

透过丁文江的“新式独裁”思想，我们看到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形象。丁文江一生无党无派，是一个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优秀科学家，但其对于政治也有着很大的兴趣。这种兴趣也许一种程度上是由于现实的压力。他曾面对朋友的疑问解释说：“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8]这就是丁文江参与政治的初衷。受过英国自由主义系统教育的丁文江，虽被看作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中的一员，但是与胡适不同，他又并非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观念中的传统成分要比胡适多得多，中国古老的‘圣王精神’再加上西方现代的‘精英政治’成为丁文江基本的政治理念”。[9]这就是丁文江，一个东西方不同教育产生的“混血儿”。又因为他本是一个长期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科学是他的信仰。他说：“我相信不用科学方法所得的结论都不是知识，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万能。”[6]这也就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里少了一些终极的政治追求，多了一些如罗素般的实用主义色彩。他也曾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实际主义者”。他说：“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何况实际主义者正不必所想象，一定要‘对于现状视为当然的’呢？”[2]

[参 考 文 献]

[1]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N].独立评论，1934-12-30(133号).

[2]丁文江.再论民主与独裁[N].独立评论，1935-01-27(137号).

[3]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N].独立评论，1933-12-24(82号).

[4]胡道维.论专制与独裁[N].独立评论，1934-03-04(190号).

[5]郑大华，邹小站.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

[6]丁文江.我的信仰[N].独立评论，1934-05-13(100号).

[7]高小慧，等.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

[8]李济.怀丁在君[N].独立评论，1936-02-16(188号).

[9]许纪霖.出山不比在山清[J].读书，1996，(10).

[责任编辑：白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