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来，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问题愈发关注，从而使得对古代传统知识分子与政治等问题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相应的，对西汉儒生政治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笔者主要从儒生参政对西汉王朝兴衰的影响、儒生参政对制度的影响、儒生与皇权的交互作用、该研究的不足与展望五个方面做一简单概述与总结。

一、儒生参政对西汉王朝兴衰的影响

(一)专著类研究

儒生与政治的专著注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形态进行研究，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

刘修明的《儒生与国运》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古代儒生与政治的通史专著，第二章以个体儒生为例，说明西汉各个时期儒生参与政治的情况[1]。阎步克在《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中谈到：儒生怀着对社会改造的宏大理想参与到政治中，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西汉儒学的特点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的整体性批判[2]。这些通史性的专著注重从宏观角度把握事物的整体发展脉络，因此对西汉儒生政治未能充分展开论述，或有些地方未涉及到。此外，像吕思勉先生、钱穆先生和林剑鸣先生的秦汉史方面的著作，英国崔瑞德、鲁惟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杨东晨的《西汉兴亡史》等都是秦汉史方面的专著，介绍了秦汉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对西汉儒生政治这一问题的分析也穿插在论述之中，这里就不再赘述。

根据固化后飞灰毒性浸出试验结果可知，针铁矿能够对垃圾焚烧飞灰中重金属离子起到显著的固化作用。为了进一步研究针铁矿的表面活性及其对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机理，测定了在不同pH条件下，针铁矿表面对Cu2+和 Pb2+的吸附行为。由图7可知，当pH>3后，铜离子和铅离子在针铁矿表面的吸附量显著增加。pH=10.1时，Cu2+吸附量达到峰值，在 pH=10左右，Pb2+的吸附量达到峰值。Cu2+ 在针铁矿表面的吸附量大于 Pb2+在针铁矿表面的吸附量。Cu2+和 Pb2+在针铁矿表面能够被吸附，且碱性环境更利于两种离子的吸附。

在辞典里，再惨烈也不过占了几句：“秦朝丞相，定郡县制，开中国地方制度新局面。为赵高诬陷谋反，腰斩于咸阳。”而腰斩，在中国古代酷刑中，也不过其中一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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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影响。如禹平的《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运用归纳和定性分析法，对汉代儒生的社会活动进行考察，他认为儒生对西汉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政治、经济、礼制建设和文化教育[3]。赵沛的《政治与社会互动：西汉政治史的视角》讲述了西汉中期以后士族集团的兴起所带来的政治转型与社会力量的成长[4]。这些著作都从社会史的角度入手，将儒生对政治的影响做了新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进行拓展无疑贡献很大。

(二)论文期刊类研究

首先，目前学界在著作方面对儒生政治的研究主要以通史的形式展现，涉及西汉儒生政治的内容仅限书中的部分章节。如禹平的《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一书专门讨论汉代儒生，虽然从社会层面进行考察，在方法上有所创新，但对于儒生与政治方面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以西汉儒生与政治为专题的专题史仍是学术界需要努力的。

在秦王朝备受打压的儒家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反秦斗争，继之而起的汉帝国为儒生参政开辟了道路。由于汉初的时间跨度较小，因此对汉初儒生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论文期刊，如鲁同群的《略论汉初儒家知识分子》、李禹阶和汪荣的《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都探讨了汉初儒家知识分子在总结秦亡教训、提倡轻徭薄赋和发展生产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儒生在安定边疆、制定礼仪、缓和阶级内部矛盾等方面做出的努力，这些学者形成的共识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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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2000年以来学术界关于儒生政治的研究取得了可观成果。对儒生的作用、儒臣与君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研究进行深入探索。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儒生与西汉衰亡的研究

汉武帝“独尊儒术”，从形式上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汉元帝“柔仁好儒”，从实际上完成了儒学的文化专制格局，儒学蔚然成风，儒生上至朝廷，下达基层，对社会影响巨大。

因此，学界大多将西汉的衰亡与儒生政治相结合进行分析，如臧知非在《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一文中认为：“西汉末年儒生之归附王莽，是因为西汉在制度及其运作的两个层面，均不能满足其入仕的要求，而不是为了通过王莽实现其千百年来的‘政治理想’。”[7]

随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主要观点认为：儒生的理想主义情结导致了西汉的衰亡。如史建刚的《厌汉舆论与儒士阶层的伦理天命观》就论述了在西汉后期社会积弊愈深、改良无望的情况下，儒士将希望寄托于王莽，借用谶纬、天命论大力鼓吹“汉运已衰，易姓受命”的厌汉舆论，来论证王莽当政的合理性[8]。曲利丽和李山在《论西汉元成之际儒生的政治作为》一文中认为，西汉元成时期，儒生们开展了礼乐教化运动，但这些措施对于当时的社会症结——土地兼并没有实质性的作用。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儒臣们缺乏理性务实精神，其浓厚的理想道德主义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汉败亡[9]。此外，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申波的《西汉儒生的王道情结及其文化意义》(《孔子研究》2016年第2期)。

二、儒生参政对制度的影响

(一)专著类研究

无论是在古典意义还是现代意义上，政治和权力都是分不开的，而权力意味着统治和服从。因此，儒生参与政治所带来的儒臣与君主的相互摩擦和影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

(二)论文期刊类研究

随着儒生愈来愈多地参与到政治中，西汉的选官标准和官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关于这一方面研究的主要有：张涛在《经学与汉代选官制度》一文中讨论了至武帝时，儒家经学成为选官制度的指导思想，标志着文官制度的确立。不少儒者步入仕途、位至高官，对中央集权、统一思想、繁荣文化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影响[12]。安作璋和刘德增的《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讨论了齐鲁博士及其弟子大多官至卿相牧守，他们运用儒家经典参政论政，针对社会时弊提出的见解，对政治产生的重大影响。张元城在《西汉的儒生郡太守与儒学教化》一文中论述了西汉确立儒学教化后，选拔了大批儒生官僚，随着元帝的全面尊儒，儒生成为郡太守的主体，儒生郡太守的儒学教化实践，奠定了地方官员教化的基本模式[13]。

三、儒生与皇权的交互作用

儒生积极入仕，朝堂内儒士的比重连年增多，原先的多种制度必然随之变化。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认为，儒生源源不断地进入汉廷，是促成选官制度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10]。朱腾的《渗入皇帝政治的经典之学——汉代儒家法思想的形态与实践》阐述了汉代儒家通过“引经决狱”的方式，将道德、礼制、天道一类的“活法”引入法律体系，给当时的法制赋予了儒家色彩[11]。

(一)专著类研究

李军在《士权与君权——上古汉魏六朝政治权力分析》中，分析了西汉士阶层在政治结构中的权力运作和文化功能，主要论述士阶层对专制君权的制衡作用。而刘中建先生的《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儒士与两汉政治形态研究》则阐述了两汉儒生与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的关系，他认为儒士与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是在西汉中期实现的[14]，并叙述了在这种关系下的互动及所达到的效果。

(二)论文期刊类研究

王刚的《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论述了儒生从社会活动到思想意识都接受了专制政权所设立的规范，在人格上完全依附于君权而臣仆化了。余全介在《秦汉政治与儒生——两百年政治风云与儒学独尊》一文中，主要论述了儒学由低谷到独尊的历程，他认为儒生的活动与政治背景紧密相连[15]。韩玉峰在《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以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中的第二章，则论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与儒生，作者将武帝与儒生的关系分为依附型、对抗型、既对抗又一致三种[16]。许昭的《西汉元、成时期儒生参与政治之分析》(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论述了西汉元、成时期儒生参与政治的情况，着重分析了儒生参政的条件、特点和影响，进而论述了儒生参与政治对西汉王朝及后世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论文期刊类也论述颇多，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此外，近年来学者注重因汉初社会的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转变性问题的探究，如陈蒙在《汉初士人与大一统政治——以贾谊、晁错为例》中认为：在政治形势从清静无为转向大一统专制的过程中，贾谊与晁错都沦为政治牺牲品，主要原因是在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没能调整自己以适应大一统专制政治[5]。张倩茹的《张苍免相与西汉文帝朝政局》论述了张苍的官场起伏与汉文帝一朝政局形势变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张苍作为军功受益阶层的代表，掣肘着各方面改革，文帝培养儒生势力与军功阶层分庭抗礼，“张苍免相，象征着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的衰落，也预示着儒生势力的兴起”[6]，堪称文帝一朝乃至整个西汉前期政局的转折点。

1.儒生与汉初发展的研究

其次，对于儒生政治的研究，最主

以前护栏立柱施工是要求从两构造物向中间进行放样，在中间采用异形板进行连接；有的从一头一直放到下一构造物结束。这样不免在最后有异形板，有的不同形式的板之间连接采用异形板连接，容易形成多块不同的异形板，异形板的增加就是立柱、防阻块、螺丝等配件的增加，往往我们按设计长度施工后材料不够或材料不配套，进行重新订购增加的材料，延误工期，人员、机械闲置误工。

要的应该是儒生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过去史学界缺乏足够的重视。大多数学者主要从礼制、官制、儒臣与皇权相互作用的角度写儒生对政治的影响，缺乏系统、全面、理论性的研究。

最后，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对史料的利用有限。目前对儒生政治的研究大多从传统史学角度出发，应进一步充分结合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学科进行交叉性研究。对史料的利用，局限于传统的文字史料，随着出土史料的丰富和考古资料的发掘与不断丰富，对历史的研究也应从多方面材料入手，将出土资料与传统史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挖掘老课题的新生命，推动研究的不断深入。

总之，随着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相关新资料的不断挖掘，西汉儒生政治的研究将会出现更多新成果。

统一的网络基础设施还有助于相关人员完成建立和维护网络的任务，因为通过TSN，解决方案现在可以用于自动化以外的其他领域，如建筑、过程和工厂自动化以及能源分配等。

[参 考 文 献]

[1]刘修明.儒生与国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67-132.

[2]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9-107.

[3]禹平.两汉儒生的社会角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赵沛.政治与社会互动：西汉政治史的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103-137.

[5]陈蒙.汉初士人与大一统政治——以贾谊、晁错为例[D].北京：北京大学，2011.

[6]张倩茹.张苍免相与西汉文帝朝政局[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7，(2)：8.

[7]臧知非.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J].史学集刊，2003，(2)：70.

[8]史建刚.厌汉舆论与儒士阶层的伦理天命观[J].唐都学刊，2009，(4)：38-41.

[9]曲利丽，李山.论西汉元成之际儒生的政治作为[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7-63.

[10]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87.

[11]朱腾.渗入皇帝政治的经典之学——汉代儒家法思想的形态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12]张涛.经学与汉代选官制度[J].史学月刊，1998，(3)：9-15.

[13]张元城.西汉的儒生郡太守与儒学教化[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20-124.

[14]刘中建.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儒士与两汉政治形态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15]余全介.秦汉政治与儒生——两百年政治风云与儒学独尊[D].杭州：浙江大学，2005.

[16]韩玉峰.秦汉时期儒生的命运与国运——以秦皇、汉武、新莽、桓灵时期的儒生为例[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