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使“香格里拉”一词名声鹤立，“香格里拉”成为世外桃源、伊甸园、美好、幸福等等的代名词。由于小说是由从未到过中国的英国人希尔顿创作，描写的是虚实结合的发生在中国青藏高原的故事，所以它为形象学的解读提供了可行性。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形象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它体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意识形态”，当一个国家的主流思潮处于上升阶段时，为了保存现实、维护现存文化而塑造出的否定性的异国形象。第二种是“乌托邦”，当一个国家的主流思想走下坡路时，找一个与“自我”对立的“非我”，把一切理想的、圆满的和自我无法实现的品质都赋予对方，而达到满足实现自我需求的目的。

二、乌托邦形象——对自身需要的诉求

西方文化塑造的中国形象，其功能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帮助西方确认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周宁在他的《天朝遥远》中认为，西方的两种正反中国形象是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对时间做了具体的划分，认为中国形象转变的确切时间是1750年[1]。虽然这种以时间作为划分的标准，有过于绝对化之嫌，但以某个时期为基础的总体社会思潮和社会环境背景，对作者创作异国形象的影响却显而易见。作者出于某种需要，在某个时期创作出能显现此种需要的作品来。在资本主义极力发展、欧洲急需向外殖民扩张之时，加之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中国不再遥远高贵，而是唾手可得的食物。一个落后、野蛮、可鄙的中国形象，为欧洲的扩张、征服打上了文明化的堂皇理由。因此，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本来面目，而取决于西方人的视角和西方人自身的需要。

小说出版于1933年，是西方各国经济危机迭起、战争危机笼罩的时期，西方人对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强烈的反战情绪。而处于青藏高原蓝月谷的香格里拉，正是希尔顿逃离战争阴影、寻找一个和平与祥和的生活之地的绝好去处。这种完美的想象，代表了西方对一个和平、静谧、幸福生活环境的想象。

学生在对二次函数与动点结合问题进行解答期间，充分了解题意与掌握点的运行流程虽然具有较强的作用，但建立二次函数关系式还需要了解并掌握式子中存在的关系，其也通常是最终需要获取的函数关系式。学生在列式期间，各数学知识点之间存在的联系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提供的每个关系式可推导出哪些理论，各种已知条件与哪些数学知识具有密切的联系，应使用哪些数学知识等在日常数学教学中应结合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相应知识的渗透，使他们逐渐形成数学思维定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函数动点问题题意。

首先，香格里拉是个环境极其优美的地方，特殊的高原环境给人的是豁达、纯净、质朴、粗犷、与世隔绝的遐想与期盼。山谷的最高处耸立着世界上最美丽的卡拉卡尔雪山。狭长的蓝月亮山谷内隐藏着世外桃源般神秘的香格里拉，仅通过脚夫与外界联系。这里有翠玉似的草旬、明镜般的湖泊、丰富的金矿、漂亮的喇嘛庙和其他教派的庙宇。生活环境也十分理想，不仅文明先进，还是中西特色的完美结合。供热设备综合了西方的现代性和东方的传统性，康威尽情享受过的浴缸，像俄亥俄州奥克兰公司的产品。喇嘛寺里，高雅、宽敞而舒适的藏书馆，规模宏大而壮观，有很多世界名著，其中有英文、法文、俄文、德文，还有许多是用中文和其他东方文字写的稿件。喇嘛寺还能为外国人提供《泰晤士报》，拨弦古琴和现代钢琴一应俱全。

西方文明对待“非我”，时而学习吹捧，时而征服压迫。通过贬低对方而获得殖民扩张的合法依据，认为西方的征服扩张是进步和现代的发展与传播，那么被殖民的民族，则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落后野蛮、需开化的民族。19世纪后，中国形象在欧洲急转直下，成为了一个神秘古老却落后野蛮的国度。他们心目中完美理想的“乐园”，虽然有想象中期盼的静谧、祥和，也必然摆脱不了以自我出发的眼光和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就包含着社会普遍意识的影响。由意识形态塑造下的形象是作者“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3]35。虽然作者并没有像典型的殖民主义对香格里拉做否定的刻画来表现其次要性，但其征服、占有倾向仍然显现了出来。

他者与自我的概念相对，除自我以外的其他一切事物都属于他者。“异国作为他者形象，不仅是形象的塑造者制造出来的，也是被形塑者自我化了的”[4]。西方人在观看、描写东方的时候，是在非我的排他性意识下进行的活动。“东方的他异性与西方的中心主义观念密不可分。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将‘我们’欧洲人与‘他们非欧洲人’分开来的‘集体观念’。”[5]他者在与自我的对立下产生，由于人的主观性因素，必然导致两者的不平等关系，因此他者往往处于被异化、被边缘化，甚至被排斥、被压迫的境地。西方人在认识东方的时候，带着以欧洲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此过程中都是以自身角度，按自身需求进行的活动，因此造成的结果是对东方或蔑视贬低，或粉饰神话，无法从客观平等的角度进行观察和了解。

三、他者化的塑造——欧洲中心主义的显现

大数据背景下的城市空间规划在宏观层面，依托信息技术对产业升级的助推效应，探索城镇体系等级结构和职能结构的优化：利用全球夜晚灯光分布数据，根据灯光的亮度和密度，可以清晰地判别出城镇体系的热点区域，相比采用遥感影像和社会经济数据的分析更为简便直观；利用通讯、交通技术对大都市区人口、产业疏散的经验研究：培育形态上相互分离、功能上相互协调的多中心新型大都市区 （广佛都市区）从区域层面缓解向心式大城市的各种弊病。信息社会的城市空间策略——智慧城市热潮的冷思考（赵渺希，王世福，李璐颖 2014）。

(4)制作深浅标点，深标点材料要求与置换出来的原状土重量相近，采用内衬20 mm的螺纹管，外层采用50 mm 直径的PVC管，用混凝土砌块连接，使用PVC管的目的是减小与土壤接触的摩擦，并能使螺纹管自由沉降。

1.2.5 头颅MRI 病情稳定后行头颅MRI检查，采用机器型号为美国GE公司生产的GE 1.5T Signa HI，采用8通道的头线圈。患儿取仰卧位，扫描序列包括：SE序列横断面T1WI，快速自旋回波(FSE)序列横断面T2WI，矢状面和(或)冠状面SE序列T1W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FLAIR)序列，横断面T2WI以及弥散加权DWI序列，并观测双侧苍白球T1WI、T2WI的信号强度。

社会集体想象的多样性除了乌托邦形象外，体现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意识形态。让-马可·莫哈在他的《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中，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做了区分，“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3]35

一年后，贾宝玉的《红楼史记与当代文学现象研讨》终于告罄。孰料一上市便被《木子美媚眼抛给谁》、《芙蓉姐姐和她的大床》等热销书挤得无立足之地，十万册的印数卖了不到五千，除了熟人赠阅外，还有九万余册积压在书店仓库和地下室里。宝钗见宝玉整日昏头胀脑地叹气，越发埋怨妈妈当年的糊涂。只好给哥哥薛蟠打电话，“反正你得想办法，你结交的人又广，不能叫我们给逼死了……”

“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3]123一个国家在进行自我身份建构时，需要建构一个异于自身的他者。因为在塑造他者的过程中，自我形象和身份也会在此过程中显现。虽然小说作者希尔顿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对东方采取蔑视、抵制、压迫的负面他者化塑造，但是作品的出发点仍然是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角度。

大喇嘛佩劳尔特是个智慧、神秘的老者，是东西方文化的综合代表、香格里拉的主导者。“面色白皙而布满皱纹的老者……此番情景极像一副用明暗对比法绘制的褪了色的古典肖像画……整个画面流溢着一种古典式的庄严。”[2]94他身上有许多超能力，已经250多岁的他，是来自17世纪的卢森堡人，他能手持蜡烛飞到那座其他人都爬不上去的卡拉卡尔山上，能很快凭借一本英语字典掌握英语。作者将统领香格里拉的人刻画成这样一位智慧、神秘、虚幻的——却来自西方民族的喇嘛。

四、意识形态渗透——自我塑造与他者消解

具有西方眼光中的本领，如会说英语、会弹钢琴的本地人被认为是高贵文明的。而真正、普通的当地人则很少被提及，对香格里拉本土人民的描写，或者仍会让读者认为他们是“善良的野蛮人”。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当地人物是领他们去香格里拉寺区的张先生。他“头发花白，颔下的胡须剃得干干净净”[2]41，“他的容貌看上去既像个早熟的青年，又像是个保养得极好的老人”，“富有魅力，或动或静无不彬彬有礼”[2]52。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谨守社交礼仪、学识渊博、文明礼貌、温和谦虚、充满睿智。生活在中国西藏这与世隔绝的喇嘛寺里的张先生、大喇嘛都说着流利的英语。

香格里拉的哲学，也是小说极力赞扬和倡导的中庸之道。它体现在香格里拉的规章制度、宗教、女性贞洁等生活的各个方面。身处管理阶层的喇嘛们用适度的规章制度管理蓝月谷，并赢得了人民的敬重与爱戴。他们不实行民主选举制，认为要宣布某项政策完全正确是不符合适度原则的，不用尖刻毒辣的语言与人争吵，不相互勾心斗角。他们对待宗教也是中庸适度的原则，在香格里拉这么一个小区域里，孔教、佛教、道教、基督教都能同时和谐共存，因为他们相信：“有许多宗教都有自己适度的真理。”[2]41在17、18世纪，“为了让欧洲相信他们有可能将中国基督教化，他们宣扬一种正面的中国人形象，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生来就有德、进步繁荣的民族，治国君主睿智通达，朝廷谏臣都是智者贤士。”[3]242因此那时孔夫子哲学在各种作品中被极力推崇，对欧洲在学识、道德、经济等各方面都发挥着作用。

最高喇嘛不信任藏人和汉人，认为能继承香格里拉的“最理想的人选，就是欧洲的日耳曼和拉丁人”[2]159。所以大喇嘛尽心策划，通过劫机的方式，将他们从欧洲世界带到这里来，就是因为大喇嘛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并打破常规短时间内多次召见康维，希望他来做他的继承人。大喇嘛把基督教的理想隐藏在佛教的外衣下：“强权们相互倾轧的时代，基督的理想终将实现。”[2]167因此在这个远离西方如此遥远的与世隔绝之地，领导者仍然来自欧洲，并将香格里拉的未来继续交于欧洲的日耳曼人。同样，随行四人中，两个决定留下来的布琳克罗小姐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的信仰”，将基督教发扬光大，巴纳德则是为了“把这里变成股份公司”[2]205，意图让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在这里开花。

在这样一部主要以乌托邦形象来刻画东方形象的作品中，为什么我们仍然能觉察到意识形态的渗透？这两种看上去相互排斥的形象塑造法，在莫哈看来其实并不矛盾，“他们是辩证的相互

包含的”[3]38。小说的主要框架和矛盾是在乌托邦和意识形态这两者之间建构起来的。

莫哈认为：“在文学中凸现相异性的例子，它同时又是一个用于批判欧洲价值观的反模式。”[3]38这种乌托邦形象的特征，它具有自我批判的功能。作者将香格里拉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东方乌托邦的形象，是对西方经济及精神危机的否定和批判，也是他试图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异质性的他者来达到表达自我、自我改善，进而自我救赎的目的。而作品中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渗透，则体现了作者以自我为中心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透露出的对他者的控制和消解。

五、结语

中国作为作者从未来过的神秘东方，不可避免地成为以欧洲中心主义角度下的他者。在他者化的过程中，不管是神化还是丑化，是称赞还是贬低，都不是客观真实的形象塑造，都是为了给西方确定自身文化价值而服务的。形象学眼中的异国史，其实是关于异国的“幻象史”。本部小说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作者满足自身需求的工具，它的形象无所谓正确错误或真实虚构，而是为了将自身对立于他者进行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塑造。

[参 考 文 献]

[1]周宁.天朝遥远(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M].吴夏汀，朱红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张月.观看与想象——关于形象学和异国想象[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10-119.

[5]张剑.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