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是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女作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切实提高，海外华文文学已经在国际文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并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严歌苓在其移民后小说创作过程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边缘人物形象，值得研究。

一、严歌苓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塑造

在当代海外华人作家群体之中，严歌苓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以及文学情感体验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文学成果。在作家极其丰富的生活阅历中，她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了一种突出的、跨越中外的、融合性的精神情感特征。而正是这一文学特点，使其在小说的文学表达方面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生活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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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其热衷于反复描述不同状态的边缘人物，不仅如此，她还展开了对边缘人物生活状态以及人生命运的深刻探索[1]。可以说，对边缘人物命运的集中思考，是严歌苓文学创作的主要线索之一。以严歌苓创作的女性人物形象作为分析对象，其之所以将女性定义为边缘人物，在极大程度上是出于其身为女性作家对女性群体的天然性关注，但是，其更多是因为女性边缘人物形象在情感上的突出爆发力。

除了女性作为自然性的边缘人物塑造之外，严歌苓在作品之中还描述了大量的“同性恋”形象。她通过对这一人物形象的描写，展现了作为第一性的男性群体在强大的边缘社会压力之下的脆弱性。例如，在《学校中的故事》之中的“我”与教师帕切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亚当。与女性边缘人物的刚强以及强大情感爆发不同，严歌苓对于男性“同性恋”的描写，侧重于男性在传统第一性环境下的脆弱性。同时，其通过这一类第一性边缘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男性边缘人物在坚守自我与妥协社会准则两个方面的困惑。除了男性“同性恋”形象外，她还描写女性“同性恋”形象，如《白蛇》中的徐群珊与孙丽坤，徐群珊女扮男装与演员孙丽坤假凤虚凰的一段情感纠葛，将其置于“文革”大的叙事背景中，尤其显得荒唐且滑稽。

对边缘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边缘人物人生命运的探索是严歌苓文学创作的突出主题。下面，就对严歌苓移民之后小说中的边缘人物进行分析。

二、严歌苓小说创作的边缘人物分析

当然，严歌苓作品之中所定义的边缘人物，并不仅仅是女性形象，而是对生活中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群体的概述。简单来说，边缘人物就是被社会关系纳入其中，但却对社会道德规范具有一定排斥性，甚至游离在社会各方面价值范畴之外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群体。而从人物特点上进行分析，这些边缘人物存在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其人生命运在不同方面都处于不同程度的受损状态。而严歌苓对这些边缘人物的塑造，则又需要返回到其复杂的人生经历方面进行分析。总的来说，严歌苓的人生经历，决定了其对边缘人物的关注，而在这些边缘人物形象之中，表现出了非常深刻的文学性以及社会性感情。

严歌苓所描写的政治边缘人物的最突出代表，应该是其在作品之中时常提到的“犯人”。而其对犯人进行描写，最常用的两个词语就是“梦游”以及“监啸”。这些人之所以被抓入狱，都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犯罪”。但是，当回到“犯人”的人物形象本身，辛苦养育葡萄长大的地主孙二大、老实的读书人杨麦、陆焉识等等，其本身并没有做出危害社会的举动以及行为，却因为政治运动而变成了“犯人”。这一描写，强烈地反映了这些人物在政治上的边缘地位，为读者展现了边缘人物在特定政治环境之下的政治边缘命运。而梦游与监啸都是犯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压迫之后，在外部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反应。严歌苓通过对犯人梦游、监啸的描写，将政治边缘人物所遭受到的政治边缘化压迫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一)政治边缘人物

严歌苓笔下的边缘人物形象不仅在时间上具有较大跨度，在人物身份上也具有多样性特点。而这些多样的人物形象之中，突出的表现出了一种对政治环境的关注以及表达。比如严歌苓非常热衷于对“顺拐鞋”的描写[2]。在《第九个寡妇》中，就以葡萄的视角描写了“顺拐鞋”。在《穗子物语》中，也描写了蔻蔻穿“顺拐鞋”。从更深层次上进行思考，这些穿“顺拐鞋”的人，都是受到了政治约束的人。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就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边缘人物。而这里，“顺拐鞋”被严歌苓赋予了一种独特的深层次含义，以及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其所代表的就是边缘人物所遭受的、在政治环境之中的受损命运。而其对人物穿“顺拐鞋”的描写，则代表了一种忍受的人物命运，即使是受到了政治上的限制，其也必须要像穿了“顺拐鞋”一样忍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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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别边缘人物

严歌苓小说中的精神边缘人物塑造，在极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在生活环境变化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强大精神压迫性。而其所描写的精神边缘人物，大多是指在精神上具有一定特异性、难以被普通人接受的人物。例如《陆犯焉识》中得了失忆症的冯婉喻、《穗子物语》中的黄小玫[4]。无论是失忆，还是所谓的“疯”，在严歌苓的笔下都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病态特征。冯婉喻舍弃了其身为人对于着装、外表上的羞耻观念，疯了的黄小玫则推翻了雷锋这一正面形象的塑造。当从更深层面上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发现在这些精神的异化背后，其实是一种对于时代强行灌输的正确知识的反抗。而这些反抗的人，就是精神上的边缘人物，其命运也往往是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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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边缘人物

性别上的边缘人物，也是严歌苓经常塑造的人物形象。严歌苓在作品中描写了大量的女性边缘形象[3]，可以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严歌苓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例如《扶桑》中的移民者小渔、《寄居者》中的“我”、《金陵十三钗》中的玉墨、《芳华》中的何小曼、《穗子日记》中的萧穗子等等。这些女性形象在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多元化特点。但是，严歌苓善于通过这些具有强大情感爆发力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在男权社会环境下的性别边缘地位。同时，严歌苓也经常会塑造一种女性“英雄形象”。例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在孙大二被判枪决之后，葡萄一个人舍弃了自己的孩子，“欺上瞒下”，终于使孙大二捡回了一条命。而其对这种“英雄形象”塑造的本源，就是一种长期的、女性边缘地位压迫下的爆发。这一描写，将同一边缘环境下的男性形象与女性形象对比了起来，进而更加深刻地表现出了女性作为边缘人物的边缘化命运。

严歌苓所描写的精神边缘人物，还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回归正常这一选项上的困惑。例如孙大二在监狱之中惊天动地的长啸，其实就是一种反抗社会的精神行为，并表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异化现象。但是，他这一次长啸只维持了8分钟。也就是说，其在边缘社会环境的压迫下选择了自我回归。而其回归的命运，就是继续承受生活的压迫。而同样环境下的陆焉识则维持了5天的梦游。这一精神异化现象也表现了其对边缘环境的反抗。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抗必须要承受着精神异化的强大压力。直到其选择回归现实，又继续处于边缘压迫之中。

(四)地域边缘人物

地域性的边缘人物，是严歌苓小说中描写最多的边缘人物形象。例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扶桑》中的扶桑。这些人物总是将经历以及目光锁定在异地。简单来说，就是不满足于眼下的环境而执着于异地的人。而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其所承受着的，即是一种被边缘化的生活命运。

严歌苓在其作品中，反复提到了母语以及地域性封锁的问题。例如，在《寄居者》中，就描写了彼得需要一份钢琴家教的工作糊口，但是其又不懂得撒谎，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工作机会溜走。而这时，“我”使用中文向飞利浦撒谎，以此使彼得赢得了这次工作的机会。但是，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发现，“我”的母语是客家话。而“我”下意识的并没有使用母语去撒谎。这就从某种象征意义上反映了母语在异域环境中的边缘化地位。而这一地位所集中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边缘人物在异域的边缘化命运。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将当代海外华人文学的创作引领向了一个高潮，而其对边缘人物的描写，更是反映出了其在经历了丰富的人生体验之后所形成的深刻社会情感。

[参 考 文 献]

[1]庄园.严歌苓访谈：边缘人物的命运探索——严歌苓小说分析[J].华文文学，2016，(1)：100-102.

[2]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6，(3)：48-52.

[3]苏锦萍.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边缘人物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4)：19-20.

[4]刘婷.严歌苓移民小说边缘人物与中美跨文化交际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