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混血印第安裔美国诗人、小说家杰拉德·维兹诺是当代印第安作家中最重要且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作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维兹诺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再现了当代印第安人生存状态及身份诉求，获得了2001年的美洲原住民作家终身成就奖和2005年西方文学协会杰出成就奖两个标志性奖项。《广岛舞妓：原爆五十七年》于2003年出版，小说揉合了俳句、引语、评论、对话等叙事元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岛原爆为叙述背景，刻画了原爆伤者、二战退伍士兵、日美混血儿及麻风病人等多个社会边缘人的形象。本文基于创伤理论，从个体创伤、群体创伤、创伤修复三个方面来解读小说中的创伤经验，进而审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创伤经历及生存状况。

二、群体创伤

创伤事件通常超出了人类正常体验，“破坏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往往“威胁到生命或身体，甚至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1]30“在日本，年轻人从孩提时代起便相信军国主义教育，其鼓吹的‘武士道精神’对年轻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数天真少年走向战场”。[2]66“学生和老师中有7000多名伤员，学校操场上尸横遍野，满目疮痍”。[2]135“有些人的皮肤似乎在阳光下闪耀，可是，走近一看，他们的皮肤就像熟透的桃子皮被剥掉那样，松松垮垮的挂在那里”。[2]135文中绰号为“啄木鸟”的二战退伍老兵因地雷而失去了右腿和一只眼睛，同日，妻子与儿子死于原爆，“啄木鸟”把原爆死难者的惊恐而又扭曲的面庞刻在自己的木绑腿上。罗尼的父亲与其同事因在核测试基地工作，“每次梳头的时候，大把掉头发，牙齿逐渐变黑，脱落，三年后全部掉光”，[2]20其父也最终死于癌症。日比谷公园的流浪人“银杏树”由于眼睛暴露于原爆强光之下，患有“原爆受害者中最著名的疾病——白内障”。[2]162原子弹没有被投放到战场上，反而投到了发达的城市中心。“广岛变成了一座死亡之城”，[2]136废墟中大部分的孤儿都还是幼儿，有的年龄太小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出。小仓写道：“一个大概六年级的女孩朝我走过来，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她俩什么也没穿，一半头发被烧焦，较小的那个孩子闭着双眼，上面布满溃疡。”[2]135“另一个女孩胳膊上的皮肤脱落到手肘，在手腕处摇摇晃晃，像戴了女士长手套”。[2]136战争给无辜儿童带来巨大的灾难，许多儿童少年的美好人生在战争中毫无价值地逝去。和平纪念公园中纪念的佐佐木祯子虽因核辐射而患有白血病，但她的眼中却有一个清新美好的世界，并坚信折纸鹤会带来奇迹，“我相信我一定会恢复健康的”，[2]66她在两个月里折了一千五百只纸鹤，最后在医院死去。残酷的战争夺走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而儿童的眼中却有一个温情，美好的世界，他们在战争中痛苦挣扎，承受着原爆带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主人公罗尼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原爆中遇难的儿童比战犯甚至是天皇更值得崇敬”。[2]150原爆给广岛人民带来了身体上严重的摧残，无论是原爆的生还者、死难者家属、退伍老兵，抑或是没有受到核辐射威胁的普通日本人民，广岛原爆都是其心中难以言说的伤痛，而他们所受到的社会的冷漠与排斥，更加剧了其内心的伤痛。尽管战事时过境迁，受创者还会经常在脑海中经历创伤的痛苦，难以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

三、个体创伤

具有日本与美国双重血统的小说主人公罗尼，是二战后日本混血儿的代表。其父为土著印第安人士兵，其母为日本艺妓，罗尼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因罗尼的混血儿身份将他丢弃在孤儿院门口。“据日本官方统计，在日本被占领的最初几年，混血儿童数量就到达5000左右，而其他统计称在这期间，混血儿数量多达20万”。[2]163“罗尼与数千混血儿，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年代，都是两国眼中的贱民。日本永远不会接受被占领时期出生的混血儿，与此同时，美国也实行了非常严苛的移民法案”。[2]162“由于美国移民法案的种族排外性的条款，使得具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儿童进入美国社会异常艰难。而日本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让这个‘低下’的种族群体融入社会，美国父亲的缺席也使得混血儿童的境况与其他少数群体有所不同”。[2]163二战期间出生的混血儿得不到两国的接受与认可，生活于社会底层，得不到应有的平等与尊重。而罗尼自身也有其无法愈合的家庭创伤，其母因忠于天皇而抛弃罗尼，其父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罗尼因自己的混血儿身份遭受着社会的排斥，父母也同样深受这场战争的伤害。母亲被军国主义教育荼毒，父亲的身体由于核辐射饱受疾病折磨，这不仅是罗尼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悲剧。罗尼为原爆生还者而呐喊，为原爆死难儿童而哭泣，并把原爆时间以纹身的方式刻在身上，以此来为遇难者哀悼。然而在日本，纹身却是孤独者的标志。“纹身原用于惩罚”，[2]103罪犯会终身带有这种标记，因而这种“惩罚体系形成了一个孤立的群体，名为被社会摒弃之人”。[2]104罗尼的纹身不仅是对原爆和战争的控诉，更有对人与人关系疏离以及感情淡漠的痛心，是对整个社会冷漠的一种无声的控诉。

罗尼在原爆遗址中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大岛，也因其麻风病人的身份在社会中备受排挤。由于大岛的麻风病，他的父亲与姐姐也受到了社会的嘲讽与孤立。“有一个麻风病的弟弟，没人愿娶他的姐姐”。[2]4他的脸由于患有麻风病而模糊不清，他的名字也因恐惧被家人抹去。“即使后来麻风病可以被治愈”，[2]4“大岛曾在面包店外面驻足多次，却始终不敢进去”，[2]106当跟随美子一行人进入面包店后，一个老店员转身离开，由于他是麻风病人而拒绝为他提供服务并叫来了警察。而后当一个年轻的店员愿意为他服务时，大岛解释道：“他的双手因天皇的诅咒而变形，心里也很担心，但是年轻店员的友好与礼貌让大岛在六十年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正常自由的人。”[2]107无论是身为混血儿的罗尼，退伍老兵的“啄木鸟”，抑或是每天喂猫的老太太“银杏树”，他们每个人都是广岛这座城市中流浪者的代表，没有亲人，少有理解，难容于世，孤独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夹缝之中。为了生存，他们每天甚至与动物争食。与此同时，来自整个社会的漠视与排挤更让他们倍感艰难。广岛原爆使他们妻离子散，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整个社会视他们为边缘人，游走于主流社会之外，人与人之间缺乏应有的温情。这不仅是小说中几个个体人物面临的创伤，更是现代社会中群体的创伤，而疗救创伤，找到一条走出创伤的修复之路便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选择了现实主义，我们坚定地走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实践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现实主义绘画创作方面，关东画派艺术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群体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

四、创伤修复

在书写创伤经历的同时，重新建立起对生活的希望与信心也是走出创伤阴霾的关键一步。小说中，罗尼身上带有传奇色彩的纹身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罗尼的身体正面纹有“原爆一年、八点十五”的字样，以此来“铭记二战带给人类的伤痛，祭奠儿童死去的亡灵，崇敬原爆生还者生存下去的勇气与决心”，[2]104告诫读者勿忘历史。“罗尼的后背纹有菊花、牵牛花、萱草等花纹，蕴含着重要意义。菊花代表了罗尼对生前常穿印有菊花图案和服的母亲的怀念，同时菊花也是日本皇室的家族徽章，母亲对天皇的愚忠致使她把年幼的罗尼丢弃在了孤儿院门口。菊花不仅代表了罗尼心中对母亲的思念，对家庭温暖的渴望，更有他对战争、原爆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控诉。而“以花开中逸今未见的非凡活力”[2]120从原爆的炮火中生存下来的牵牛花与萱草，代表了广岛人民对生的渴望，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广岛，我遇见了不愿向极度的绝望与难以治愈的病魔屈服的人们，在这些地方，没有别的希望支撑他们生存下去，但我听到了人们的声音，理智、沉着的人们的声音，他们虽步履缓慢，但却坚定有力’，大江健三郎曾说道”。[2]49

要建立相对应的管理体制，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络，对于各项规范要求一定要全面贯彻落实，对于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在第一时间进行分析，做出相对应的预防措施，对于施工的全过程进行全面的管理，彻底杜绝因为施工方操作不当所引起的事故产生。

“书写具有记忆文本的功能，是对历史的重构。重构创伤事件是为了哀悼过去的创伤，重整创伤记忆碎片，帮助自己释放悲情、摆脱创伤而变得坚强和勇敢，恢复生活信心”。[3]36日本知名女作家大田洋子在亲身经历了原子弹袭击这一历史事件后，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既无稿纸又无笔墨的情况下，在原子病的威胁中用铅笔在破旧的窗户纸上忠实地记录了原子弹爆炸后广岛市的惨景，其作品《尸之街》(City of Corpses)是“原爆经历者出版的第一部重要作品”。[2]89“我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神会降临。死亡扼住了我的咽喉，如果我将不久于人世，我首先要完成我的使命，把故事写完”。[2]117通过写作，她不仅顺利实现了移情，修复了创伤，也激励了罗尼进行文学创作，“我的手稿写在各种纸上，有宣传海报、票的背面、餐巾纸上以及和平公园流浪者给我收集来的残余纸张上。大田洋子激励了我写出自己的故事，她在原爆后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尸之街》。那时可连纸都找不到”。[2]105“在战争中所遭受的创痛经历的书写和记忆，传达了现代社会个体和群体的创伤体验，在书写创伤同时反思了生命意义”。[4]141罗尼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舒缓了内心的伤痛。而美子又把他破碎的手稿邮给了旅馆中的二战退伍老兵，可是“故事情节混乱，故事与故事之间，场景与场景之间没有直接联系”。[2]118所以旅馆就成了罗尼故事的破译中心，日复一日，老兵们都满怀崇敬地整理罗尼的手稿。而“书写需要有可信赖的读者来见证，感情上互相依赖，断裂的记忆片段才能重构起来，重建创伤故事”。[3]36老兵们在把罗尼的故事进行整理的同时，自身也对历史进行了重构，重温了二战时战火纷飞的岁月，“尽管书写不是万能的，但它在重构创伤经历和治愈创伤中起着独特的作用”。[3]36

无论是战争创伤，还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创伤，都体现出整个社会中群体的孤寂与迷惘，所以修复创伤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弗洛伊德曾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的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其中，悲悼是指受创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顺利实现移情。“而书写作为一种创伤叙事的基本手法，同时也是创伤修复中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3]35

“一个人骗别人容易，可是骗自己难啊，小韵，悲剧，悲剧啊，从一开始就是悲剧，我不应该把你拉进我的悲剧世界啊……”龙斌彻心彻肺地大叫一声，抱住了竹韵的脖子，让她的脸贴到了自己的脸上，两人的泪水同时流淌出来和在一起，渗进了嘴里……

此外，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以及社会的温情也是疗救创伤重要的一步。赫尔曼认为，创伤难以在隔绝状态中恢复，必须“在患者拥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进行”，[1]124“采取将内在记忆转化为外在现实的某种方式来宣泄内心痛苦”。[4]144小说中，大岛把自己麻风病人的创伤经历讲给了罗尼与美子，罗尼把自己的创伤经历讲述给了别人，对以往的创痛经历进行重构，从而缓解了自己的创伤。小说中创伤叙述是受创者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有益方式，是“创伤复原必须经历的过程”。[5]美子以自身的善良，对待麻风病人的友好与尊重，让大岛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给了大岛面对社会的勇气。“当他脱下衬衫的时候，美子第一次看见了他扭曲变形的双手，与露出白骨的手指，她被他的苦难触碰着，却全然没有顾虑，毫不犹豫地用皂沫覆盖了大岛的胳膊和双手，然后帮他冲洗皂沫，并轻轻地把他粗糙的皮肤擦干”。[2]106同样，面包店的小店员也让大岛感受到了人性的美好。“另一个店员，一个羞涩，年轻的姑娘，把我们点的食物端了过来。她鞠躬，因羞愧而脸红，并小声给大岛道歉”，[2]107在听说大岛的故事后，“那个店员转过身去掩藏泪水”。[2]107美子与店员的行为与整个社会对麻风病人的歧视与冷漠截然不同，她们以自己的爱与善良传达出这个社会的真诚与温暖，传达出人性中光辉的一面，唤起读者对人性和生命的重视与关怀，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

五、结语

《广岛舞妓：原爆五十七年》以二战末期广岛原子弹爆炸为背景，刻画了原爆后社会边缘人物，如原爆生还者、二战退伍老兵、混血儿、麻风病人等，他们的艰难生活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创伤，控诉了战争对人类生命的戕害、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对人民的荼毒以及社会的冷漠与麻木。而深受创伤侵扰的个体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应对创伤：罗尼通过书写创伤宣泄创痛，而大岛通过重复讲述，舒缓了创痛，抚慰了心灵。笔者认为，创伤修复需要书写自己的创伤经历，人与人之间的倾诉，从他人的创伤经历中汲取力量，重拾对未来、对生活的信念，从而构建一个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美好而又充满温情的社会。

[参 考 文 献]

[1]朱蒂斯·赫尔曼.创伤与恢复[M].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2]Gerald,Vizenor.Hiroshima Bugi: Atomu 57[M].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3]蒋栋元.为了忘却的记忆——《第十九个妻子》的创伤叙事研究[J].当代外国文学，2016，(2).

[4]张琪.莱辛《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战争创伤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2016，(3).

[5]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J].兰州大学学报，2011，(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