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1971-)生于越南中部城市邦美蜀，1975年随父母移民美国，曾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短暂学习，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了大学学业，获文学与民族学学士学位，于1997获得该校的英文博士学位，现为南加州大学英文、美国学与民族学副教授。《同情者》(The Sympathizer，2015)出版之前，他已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此外，他还出版了两部纪实文学：《种族与抵抗：亚裔美国中的文学与政治》(Race and 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 2002)、《永不泯灭：越南与战争记忆》(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2016)。在《同情者》中，作者融入多种文类元素，如黑色幽默、历史小说、间谍与战争小说。小说充满了叙事者的洞见和批判，探讨了诸多二元对立的主题：罪恶与赎罪、忠诚与背板、残暴与良心、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等。与许多写越战小说的作家不同，阮越清并非越战老兵。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作者在采访中说：“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非常美国化，这场战争的阴影和历史始终萦绕着我。我不断从父母和我所在的越南人社区里的人那里听到许多越南人的故事。我理解这样的持久记忆和创伤的感受，知道家园已经失去，但我们依然希望未来的某天可以将它收复。”[1]

一、叙事者的双重身份与经历

小说的叙事者是一个不具名的南越上尉；他以回顾性叙述讲述其双面特工与流散美国的经历。故事始于1975年4月，越战结束在望。小说中，他是一名南越将军的副官，负责谍报工作，其另一个身份是潜伏在南越内部的一名越共特工。随着越共的势力范围扩大，西贡告急。美国政府停止了对南越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并撤出所有在越人员。南越将军私下决定逃往美国，命令叙事者拟出一份与他们一起撤离越南的人员名单。将军想把其所有亲信和工作人员都带到美国。而他们要搭乘的飞机并不大，能够撤离的人员非常有限；将军对此非常不满。叙事者出于私情，将其好友曼和邦也列入撤离人员名单中。准备登机时他们遭到袭击，邦的妻子和儿子不幸丧生。虽然撤离拖延，但他们成功脱身，抵达关岛，入住难民营。其后，他们辗转来到美国，定居于洛杉矶。邦在将军开的一家酒馆里帮忙，叙事者在其留美期间就读的大学的东方学院谋得一份工作，并与在这里工作的一名日本女孩相恋。期间，他一边与越共情报组织保持联系，监视南越将军及其残部的行动，一边帮助将军抓捕越共特务，集结残部，为颠覆越共做准备。

3.5.2 松土除草 为了减少杂草争水、争肥和土壤板结，浇水及雨后要及时松土除草。行间草结合松土进行，株间草用手拔除，坚持“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

在美期间，将军开始怀疑他们中间可能有奸细，询问叙事者谁会出卖他们。为了隐藏身份，防止将军怀疑自己，叙事者随便说了一个少校的名字。将军信以为真，命令叙事者将其杀害。为了筹集反攻所需的资金，将军成立了一个名为“兄弟会”(the Fraternity)的组织，并获得了国会议员的帮助。国会议员将其负责的一个电影审查的项目，交由将军来做；将军派叙事者负责此事；叙事者与电影导演来到菲律宾，作为技术顾问协助其拍摄一部好莱坞越战影片。影片拍摄完成后，叙事者回到美国，将挣得的全部酬劳给了少校的妻子。没去菲律宾之前，叙事者遇到了自己的大学同学桑尼，桑尼也是一名越南人，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叙事者在菲律宾期间，桑尼开始追求叙事者的女友，并撰写有关少校之死的报道，将军命令叙事者暗杀了桑尼。此时，将军决定反攻时间已经成熟，随即命令其残部反攻越南。邦加入了将军的反攻武装。曼要求叙事者继续留下来监视将军的行动。但为了保护邦，叙事者不顾曼的命令，也随军返回越南。反攻失败后，邦和叙事者都被越共逮捕，关进了劳教所。被监禁期间，叙事者被迫写下两百多页的自白，但是负责审讯他的神秘的幕后人物仍不满意。叙事者惊讶地发现这个神秘的人物竟然是曼。曼命令审讯人员继续严刑拷打叙事者，逼其承认参与残害一名被捕的越共女间谍。叙事者坦白他目睹了她遭迫害的过程，但并未参与其中。坦白后，叙事者和邦被释放，再次乘船回到美国。故事的结尾，叙事者发现原来自己只是一名战争流亡者，和其他“船民”(boat people)一样，注定要在流散中度过余生。

二、叙述者视角下的战争分析

小说中，叙事者处于两种道义的夹缝中，习惯于用双重道德标准审视自我，用两种意识思考。拟定撤离名单时，叙事者知道无法撤离的人员无疑将很难活命，他说：“我每在一个名字划上一笔，就意味着下了一份死亡判决书。”[2]叙事者反复斟酌人员名单，“选择拯救一些人，而让更多的人被处决，包括他喜欢的人。”[2]9叙事者对此感到非常矛盾，犹豫不决；他同情无法列入名单的人，但又不得不决定谁应该活下去。来到美国后，叙事者依然受困于其双重意识所造成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叙事者忠于其政治信仰，不得不为此杀戮同胞；另一方面，他又同情死于其枪口下的战友，饱受良心谴责。叙事者的境地使其徘徊于忠诚与背叛之间，不断权衡矛盾的信念与价值。小说开局，叙事者就说道：“我是个间谍，一个潜伏特工，一个间谍，一个双面人。或许并不意外，我也是个双心人。……我真的可以从双方的视角考虑问题。”[2]1不仅在信念与价值认同上，叙事者在生存空间、身份及文化认同上也处于分裂的状态。其父亲是法国牧师，母亲是越南人。叙事者早年在美国上学期间，他已经加入越共，后进入加州大学，学习美国文化与历史。6年的学习，他获取了学士与硕士学位，“提高了语法，掌握了美国俚语”[2]11，近乎成为了一个美国通。但在此期间，他也“吸上大麻，失了处男之身”[2]11。作者在采访中说：“此时，他也已经爱上了美国。因此，他当然意识到实现美国梦所要解决的问题，要自力更生，功成名就，就得完全改变自己，以全新的形象示人。他迷恋这一切，同时也非常怀疑这一切。”[1]8

2.3.2 充分发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协会的中介力量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协会是重要的中介力量，为社会组织、企业入驻街道社区发挥重要的信息、沟通、甄选、考核、监督的平台功能。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可以参考日本地域福祉计划制度，积极调动群众参与力量，带动农村老年协会的作用，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对象拓展、功能提升、质量优化、制度完善等多方面进一步提升，为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化管理提供依据。

(1) 牵引负荷应根据运营高峰小时行车密度、车辆编组、车辆类型及特性、线路资料等计算确定。牵引整流机组容量宜按远期负荷确定。

二十年来，庹明珠总是下车间与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共同探讨改进方案，亲自拜访客户，了解他们对于晟图机械设备的使用建议以及遇到的工艺难题。庹明珠话不多，奉行“立即执行”，在坚持了多年的日记中，记录的都是完成每件工作的过程及其感悟。而每一个晟图人也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参观时，我们发现晟图机械的每一个零部件上都标有编号，据庹明珠介绍，如果客户的设备有任何问题，只需要一个电话，报上零件编号，公司在24小时内即可快递寄送零件，而服务团队也随时待命，服务于海内外客户。

作者受到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启发，探讨了像上尉这样的革命者在异国所面临的存在危机。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时，作者说：“我正在认真思考拉尔夫·埃里森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小说对我影响很深。埃里森的作品追述的也是一个沉思的革命者发现革命失败后重新回归自我的叙事。”[4]小说中，越战结束的那个四月预示着叙事者存在危机的到来。他对这个四月作了如下描述：

对话表明叙事者批判了美国不断侵犯他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好莱坞再现战争场景，但却从美国人的视角展现故事，麻痹美国观众。在叙事者看来，好莱坞成了美国发动战争的重要帮凶，从文化上美化美国的霸权主义，为发动战争编造借口。

第三者声音：这部电影与真实电影与真实战争有联系吗？

叙事者：这部电影是我们这场战争的续集，是美国人要发动的下一场战争的前奏。

第三者声音：如何联系起来的呢?杀死群众演员的场景重演了我们本土人的遭遇，预演下一个此类事件，对美国人的大脑进行了局部麻醉……

第三者声音：好莱坞也参与了美国发动的战争了吗？

叙事者：虽然真正用于消灭本土人的技术最终来自军工复合体，而好莱坞也是其组成部分，正以虚构消灭本土人的方式履行其职责。

关于美国发动的战争与好莱坞战争影片间联系：

三、小说的艺术特色

叙事者正是通过与其意识进行对话和辩论得出此洞见。以意识对话形式分析叙事者的这段独白，可以得出如下对话：

这部电影是我们这场战争的续集，是美国人要发动的下一场战争的前奏。杀死群众演员的场景重演了我们本土人的遭遇，预演下一个此类事件，对美国人的大脑进行了局部麻醉……虽然真正用于消灭本土人的技术最终来自军工复合体，而好莱坞也是其组成部分，正以虚构消灭本土人的方式履行其职责。[2]173

在对待美国流行文化的态度上，叙事者批判了美国文化视角下的越战带有强烈的美国白人的主观色彩。叙事者误认为导演为了保证影片能够真实反映越南人民的文化及视角才聘请他当顾问。叙事者觉得“他在做一件重要的工作，所以读了几个小时的剧本，又重新读了一遍，做了几小时的笔记。”[2]129叙事者甚至天真地认为，他可以让好莱坞停止愚弄全球观众及改变其以商业利益为中心的目标。而他没想到的是，导演并不在乎历史真相与文化精确性。电影中有三个重要的越南人角色，但导演却不让越南人演，将要出演他们的竟然是菲律宾人和其他亚裔演员。而越南人只能当群众演员，演一些次要的和负面的角色。叙事者为此与剧组争论起来，说“以越南为背景的影片中，缺少越南人民的声音，应视为文化冷漠”。[2]127助理制片人维奥莱特同意叙事者的指责，他回答道：“没错，但这要归咎于谁买票

此段独白让我们想到狄更斯在《双城计》(1859)的首段中对法国大革命那个动荡的善恶并存的时代的描写。同样，叙事者也在小说的开局部分，对越战结束在望的这个四月做了一连串的界定，表达其对未来的不确定与焦虑。但作者并没有把叙事者刻画成屈服于其生存困境的人物。不同于《看不见的人》的主人公，叙事者似乎并未对革命事业完全失去信心。再次踏上返美旅途时，叙事者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流散终身的命运，但没有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追求自我，或放弃其政治信仰。他依然抱有希望，试图忠诚于革命事业。故事的结尾处，叙事者说：“我们依然认为我们是革命者，仍是满怀希望的人，一个追求革命的革命者”。另一个不同点是，小说还试图通过颠覆美国主流叙事，对流散群体的他者化逆转叙事者生存危机。故事虽然主要发生在美国，但作者却将众多美国人物设置在故事的背景中，将其描述成叙事中的他者形象。故事中的众多越南人都是有具体名字的圆形人物，如叙事者的好友曼和邦、叙事者的情敌桑尼、将军的女儿拉娜等。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展现他们的内心斗争、情感变化及多面性格等。而小说中的美国人物和美国电影与叙事中的族裔人物一样，大多未披露姓名；作者用职业代替其姓名，如院长、教授、国会议员、导演等，将其描述成个性不鲜明的类型人物与他者形象。白人形象的他者化，无疑对认同主流叙事的读者的阅读体验与接受形成了强烈冲击。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人物之口诘问美国人及其观点。例如，叙事者的日本女友在东方学院工作期间，院长指责她没有学会说日语，忘记其祖国的文化。而她心里嘲弄道：“谁在乎呢？难道有人问约翰·F·肯尼迪他说不说盖尔语，是否去过都柏林，每晚吃不吃土豆，是否收集矮妖画像。”[2]73

不同于美国传统越战小说，故事从一个越南人的视角讲述越战。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小说似乎表明战争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从双方的角度来考虑，战争都是正义的。正如作者所言：“战争悲剧不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悲剧，而是正义与正义之间的悲剧……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中，很容易发现我们需要做的，但是很明显，最困难的实际上是当我们面对的人也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2]小说中，叙事者要表达的是无数的越南普通民众才是战争的真正受害方。他们因战争而丧生，失去家园。对叙事者来说，战争是无意义的，充满着仇恨、死亡、杀戮及荒谬，毫无英雄主义可言。小说与许多战争小说一样，是一部以越战为题材的反战小说。与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一样，小说也使用了黑色幽默这一反战叙事技巧。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同的是，小说对真实战争场面的描写并不多。作者采用了另一条途径呈现战争的荒唐性，即在好莱坞拍摄越战电影的过程中融入黑色幽默。影片拍摄期间，叙事者将由群众演员扮演的角色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平民。叙事者主要负责指导群众演员如何把平民的死亡场景演得更加逼真。但叙事者发现，“大多数群众演员已经熟悉这样的角色，因此出演炸死、分尸或一般的中弹场景时，他已经无需引导他们进入恰当的心理状态。”[2]156第二类是越南共和国的士兵。叙事者发现，即使第二类角色依然有被杀的可能，但“所有的男性群众演员都想演这个角色”。[2]156与此相反，他们都不愿演第三类角色，即名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制片方同意给演越共的演员双倍薪水后，矛盾才得以解决。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很快忘记了“曾对扮演另一方的自由战士的提议如此反感”。[2]157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叙事者把越南共和国的士兵与名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员都称为“自由斗士”(the freedom fighter)。但最让群众演员无法接受的是，影片中有他们对平施酷刑与强暴梅的场景。叙事者认为这样的剧情太过残酷，极力说服导演删除强暴场景。但导演拒绝叙事者的提议，并说道：“这点刺激伤不到观众……他们坐得太久了，有时需要刺激一下，才能有感觉。得往他们脸上扇两掌，我的意思不是真的扇他们。这就是战争，强暴时有发生。像你这样的叛徒肯定不愿让这个场景出现在影片中，但是我必须要让观众看到。”[2]157

这个月是四月，最残酷的一个月。和许多战争一样，战争持续得太久，而无法再继续打下去。这个四月，旷日持久的越战也打不下去了。这个四月对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一切，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却毫无意义。这个四月既是一场战争的结束也是和平的开始，在这儿，“和平”可不是一个恰当的词，不是吗？……这个四月，我被一所宅邸的四面墙包围着，等待着末日的到来……[2]1

除双重身份外，叙事者还是上尉、战争流亡者、电影顾问、战犯、留美学生、孤儿。多重身份使得他变成一个思想深邃的思想者，从多重角度理解自我、政治、友谊、文化、革命、战争、语言及爱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叙事者的独白与沉思也是自我交谈式(diatribe)的对话范式。巴赫金认为自我交谈式是人物同自身的交谈，或人物和自己意识的对话，一般采取缺席的交谈者讲话形式[3]。叙事者试图通过与其意识的对话，引入另一个声音，利用对话的复调性获取真理与洞见。巴赫金说：“从纯粹的语言学观点来看，在文学作品语言的独白用法和复调用法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真正本质的差异。”[3]小说中，作者对其指导的这部影片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看电影。老实说，越南人是不会去看这些影片的。”[2]127维奥莱特的话似乎道出了美国影视作品为何仅凭主观臆造丑化异族形象的真实原因。叙事者对维奥莱特的回答十分不满，气愤地反驳道：

即便如此，影片以一个国家为背景，就得让给这个国家的人民话语权，而不是直接展现那些说自己语言的村民，你不认为这样会更加可信、现实、逼真吗？让他们真正开口说话，而不仅仅只是承认某种声音出自他们之口，难道你不觉得这样才是合理的吗？请你不要让他们口音很重地讲英语……还假装说的是一种亚洲语言；美国人虽然听得懂，但听着很怪。[2]128

与他们的辩论中，叙事者很快发觉导演对越南文化只是一知半解，连蒙塔格纳德人(Montagnard)是法国人用以泛指众多高地少数民族的一个词都不知道。叙事者嘲讽导演的无知与荒唐，对导演篡改历史事实、丑化同胞感到非常愤怒：“我对导演的想象力和计划感到失望，甚至愤怒……这是第一场失败者而非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战争……好莱坞的大祭司生来就明白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说的话，即只要能站在中央舞台上，让耀眼的舞台灯光照到，宁愿做地狱的统治者，也不愿在天堂里为上帝服务，宁愿当一个恶棍、失败者，或反英雄式人物，也不愿意当品行端正的群众演员。”[2]129-130

中国酒业协会副理事长刘秀华在交流会上表示，随着科技进步的迅猛发展，白酒产业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产业，其智能化进程迫在眉睫。正是在这关键时期，中国酒业协会牵头实施了中国白酒“158计划”。该项目以实现中国白酒企业“自动化控制，机械化生产”为总体目标，在制曲机械化、发酵工艺机械化、窖泥生产机械化等诸多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了诸多显著的科研成果。今天行业在小曲与麸曲生产上已经完全采用机械化、自动化进行生产；大曲从原料的筛选到粉粹成型已经机械化、自动化；酒醅从出糟到蒸馏入醅也实现了机械化；而大曲的发酵，及酒醅在窖池、罐、缸中发酵的机械化进程仍有待研究。

作者极力说服导演改变剧情，但最终没能如愿；在即将上映的影片中，越南人扮演的角色还是“穷人、受害者、恶人，或腐败者”[2]130。导演实际上已经把影片变成白人拯救越南的一部史诗，把真实历史与死难者一起深埋地下，而“我的同胞只是这部史诗的原材料”[2]129。叙事者最终意识到美国流行文化视角下的越南人角色“不仅仅要保持沉默”，而且“即将被消声”[2]130。

* Correspondence: M H Hong, E-mail: elehmh@nus.edu.sg

[参 考 文 献]

[1]Viet Thanh Nguyen.A Dark Funny and Vietnamese Look at the Vietnam War[DB/OL]. (2015-04-11).http://www.npr.org/books2015/04/11.

[2]Viet Thanh Nguyen.The Sympathizer[M].London:Corsair,2016.

[3]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172-173.

[4]Viet Thanh Nguyen. We Still Live in Ralph Ellison’s Moment[EB/OL]. (2015-06).http://blog.loa.org/201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