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穷其毕生精力都在“启蒙”着“国民大众”，希望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中华民族及其民众的“灵魂”，故而，在鲁迅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中国的脊梁”[1]118式的英雄人物。鲁迅希望用这些英雄人物形象及其事迹，来树立一种标杆，激励和鼓舞中国民众，让民众的思想和精神能够真正独立起来，从而使整个中华民族傲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鲁迅曾明确地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18，而《故事新编》正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寻找这种“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人物，借古说今，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2]来预示着民族的未来，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3]，而鲁迅则正是想从这被涂饰着的零星的历史碎影中，来探索“中国的灵魂”，“启蒙”着中国民众，使整个民族觉醒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也正是鲁迅式的“启蒙者”，他们用鲁迅赋予他们的特殊方式，来“启蒙”着中国民众。因为任何一个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避开自身的形象进行创作，在其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投射出写作者自身的影子，虽然鲁迅说他“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4]519来进行创作，而且也曾批评过把作品看成作者“非斥人则自况”[5]317的看法，但鲁迅的这种看法，是针对以这种方法来缩小和封闭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的广泛社会意义来说的，并不能排除其作品中有他自身的影子，而且鲁迅也曾说过，小说原型“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4]519，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鲁迅小说中的这些“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启蒙者”的缩影和化身。而鲁迅等“启蒙者”，又何尝不是现代“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呢？因此，我们考察鲁迅小说中的这些“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的形象及其面临的困境乃至思想变化过程，也可从中看出鲁迅等“启蒙者”的“启蒙”困境及其思想变化过程。

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用历史故事“新编”的手法塑造了一批“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形象，或是把历史上的“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加以重新塑造，以现代的眼光，赋予他们全新的内涵，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塑造的英雄，都面临着各种各样极难解决的困境，我们可称其为“末路英雄”。

女娲是《故事新编》中第一个出场的英雄，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黄土造人，正是人类的起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从此便有了人类，而鲁迅也从此拉开了《故事新编》中“启蒙”的序幕。在小说中，女娲用自己的勤劳“创造”了人类，同时为了这天地下最伟大的“创造”，女娲“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然而伊还是照旧的不歇手”，而且“不独腰腿痛，连两条臂膊也都乏了力……困顿不堪”。女娲的“创造”是伟大的，也是具有开创精神的，这和鲁迅等“启蒙者”打破旧时代，“创造”一个新时代的行为无疑有着高度的契合。

然而，女娲的这种伟大的“创造”却带有极其强烈的悲剧色彩，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人类，不仅不知道感恩，反而奸诈而凶残，贪婪而卑劣，那些“小东西”只是在她耳边无休止地“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变化出“花样不同的脸”，给女娲“竟至于惹了莫名其妙的祸”，气得“从两颊立刻红到耳根”，甚至为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需求，打起了仗，直至“仰面是歪斜开裂的天，低头是龌龊破烂的地”。但即便如此，女娲仍“打起精神来向各处拔芦柴”，并且“打定了‘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了”。哪怕“累得眼花耳响，支持不住”，“两手捧着头，上气不接下气”，“汗水如瀑布一样奔流”，甚至“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也在所不辞。

为了这伟大的“创造”，女娲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很显然，这样的牺牲是崇高而悲壮的，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崇高和悲壮，却更显示出女娲作为一个“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的穷途末路。

和女娲崇高而悲壮的牺牲相对的，是一群无耻的宵小，他们求“上真救命”“并赐仙药”，对女娲“补天”事业既冷笑又痛骂，“甚而至于还咬伊的手”，还有“古衣冠的小丈夫”大肆攻击女娲“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更有甚者还在女娲牺牲后“在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因为这一处最膏腴……说惟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在旗上写道“女娲氏之肠”。

这就是女娲亲手创造和拯救的人类，正是他们的无耻行为，从反面突显出了女娲作为一个英雄的寂寞和悲哀。在《补天》里，鲁迅把女娲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但很明显，却是一个“末路英雄”。然而，面对这样的“末路”，我们却看不到女娲的任何一丝怨言，有的只是面对“末路”的勇往直前和义无反顾，即便是死，也死得那么轰轰烈烈。

相对于《补天》中的女娲来说，《奔月》中的羿作为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射日英雄，则更显出其“末路”像了。鲁迅从一开始，便把他置于一个暮气沉沉的阴冷而庸常的环境中，以和他往日的英姿雄风形成鲜明的对比：“暮霭笼罩了大宅，邻屋上都腾起浓黑的炊烟”，羿和他的马“同时垂了头，一步一顿，像捣米一样”，羿在“垃圾堆”边下了马，刚要跨进大门，却显得非常“踌躇”，而且这种境况“至少已有一年多”，而其妻嫦娥，则更是因为天天跟着他吃所谓的“乌鸦的炸酱面”，心生抱怨，使得羿英雄气短，只得偶尔感叹一下往日的雄姿，“当我射封豕长蛇的时候……”。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羿一出场，便有一种莫名的荒诞感，而在这种荒诞中，羿也从无所不能的神话英雄沦为了俗世缠身的庸常凡俗，而也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境况更能显出羿的“末路英雄”形象了。

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境况下，羿不得已外出打猎，结果却误射了老婆子农妇的一只鸡，不仅赔了白面炊饼，还听到了逢蒙的造谣中伤，在回家途中，遭遇逢蒙剪径，虽然最终得胜，但羿所承受的打击，却也让这个本就走在“末路”上的英雄“绝望地摇了摇头”。在小说中，有这么几处描写很有意思：当羿对着老婆子说他是“夷羿”的时候，老婆子回答他的却是，“夷羿？……谁呢？我不知道”；在回家途中遭遇逢蒙剪径对射时，“两枝箭便向上挤成一个‘人’字，又翻身落在地上了”。当年为拯救人类而射日的英雄，现今却被一碗糊口的饭所难，还不被自己所拯救的人类所认识，英雄不仅末路，甚至于有些可悲了；曾经的弟子和师傅对射出的两支箭相碰，偏偏挤出一个“人”字，而且“落在了地上”，这正是对人类的一种绝妙的讽刺，而在这讽刺中，羿的末路英雄形象，也得到了很好的凸显。

鲁迅《故事新编》的创作，前后持续了十三年之久，几乎涵盖了鲁迅一生的创作道路，其中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补天》《奔月》和《铸剑》为第一个阶段，《非攻》和《理水》为第二个阶段，而《采薇》《出关》和《起死》则为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的“英雄”，在面临其各自的“末路”困境时，也分别表现为三种不同的状态，或者说所表现出来的侧重点不同：女娲和眉间尺以及宴之敖虽然死了，但他们的死却是自己的选择，而且死得很悲壮，死得轰轰烈烈，充满着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羿虽然未死，但其最后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却似乎又重新找回了当年射日时的英勇，也是充满着极其强烈的战斗力量的；然而，这种状态到了墨子和大禹时，则有所不同，墨子和大禹虽然也在战斗，但他们的战斗却更显寂寞和悲凉，他们的这种寂寞和悲凉，不仅仅表现在其孤独上，而更多的却是一种精神状态，女娲和羿他们也很孤独，但他们的孤独却是为了更好地衬托他们的英勇的战斗精神，而墨子和大禹的孤独，则似乎就真的是一种孤独了，至少鲁迅在刻画他们的形象时，是更侧重于其孤独的；至于伯夷和叔齐，以及老子和庄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似乎连“英雄”都算不上了，直接介于“英雄”和“反英雄”之间，是一种很难界定的状态，也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彷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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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奔月》中的羿，虽然是个“末路”英雄，有着其难以排解的苦闷和寂寞，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虽然寂寞，但并不潦倒；虽然苦闷，但并未消沉”[6]，虽身处“末路”，却透露出一股坚忍不拔和永不服输的战斗毅力。

不同于其他篇章，鲁迅在《铸剑》中刻画了两个“末路”英雄的形象：眉间尺和宴之敖。这一老一少两个“复仇者”的英雄形象，早已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也被认为是鲁迅整个《故事新编》中意志最为坚决和反抗最为彻底的英雄，他们的复仇被赋予了伟大而崇高的意义，更被不少论者誉为是最接近鲁迅战斗精神的英雄形象。

作家以重视传说原形的手法，着力地塑造了黑色人和眉间尺这两个英雄形象，描绘了他们同楚王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反映了他们坚毅的复仇意志和炽旺的坚忍不拔的彻底斗争精神。[7]76我们在那头颅的搏斗中，难道更主要的不是看到了……刑天式的不屈不挠和虽死犹战的斗争精神吗？[8]58如果说眉间尺的复仇还是为了自己父亲的个人化复仇的话，那么宴之敖的复仇则被鲁迅赋予了更为博大和深广的意义。他黑须黑眼睛，两眼放着磷火般的光芒，有如铁铸，他替眉间尺复仇，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仗义”和“同情”，而是认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鲁迅的用意，显然是在告诉读者，《铸剑》中的宴之敖者深深懂得，他自己与眉间尺，以及所有被压迫者有着共同的仇恨和命运，因此复仇的斗争也是共同的；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复仇斗争，与眉间尺以及广大被压迫者的复仇斗争，融为一体。[8]60因而，他是把替被压迫者复仇，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说，宴之敖是作者精神的化身。[9]黑衣人宴之敖者坚强的复仇精神，也远远地超出了古代抗暴义士的思想，却寄托了作者自己的情操——他是鲁迅不妥协的战斗意志的反映。[10]94

当1≥e1>e2>0时，对任意的p1，定理4结合定理1，有q*(e1,p1)>q*(e2,p1)，如图6所示。

诚然，眉间尺和宴之敖的英雄形象是伟大的，他们为了复仇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管是作者鲁迅，还是其他论者，对他们的复仇和反抗精神都采取了热烈的歌颂和肯定的赞扬态度，赋予他们以“伟丽雄壮”的理想英雄形象，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评价，却忽略了他们作为英雄的悲凉处境和“末路”状况，极易突出其“英雄”一面，而忽视其“末路”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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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间尺从一出生，他的“末路”英雄道路便无法选择，他身负杀父大仇，随母亲隐姓埋名，作为“天下第一铸剑名工的遗腹子”，却过着“他的工具，我早已都卖掉了来救了穷了，你已经看不见一点遗迹”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刚到十六岁，便不得不独自一人背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剑，走上艰辛而凶险的复仇之路。他还未开始真正的复仇，却被一个“干瘪脸的少年”纠缠不清，在宴之敖的解救下才得以脱困，但也正在这时，眉间尺被宴之敖说动，“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眉间尺的“末路”英雄是命中注定的，是属于“他者”赋予的，而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从他还未出生开始，英雄“末路”的命便伴随着他，而且从未离开过。而宴之敖却不同，他的英雄“末路”则全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

从宴之敖帮眉间尺解“干瘪脸的少年”之围开始，他便以一个悲壮的“末路”英雄形象出现在了小说中，但这并非宴之敖“末路”英雄的开端，他曾说“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也即是说，宴之敖的选择复仇，是早在眉间尺的父亲时代便开始了，甚至更早，然而直到眉间尺的出现，他才真正寻得为大众复仇的良机。从这个角度来说，宴之敖的英雄“末路”之途，显得尤其漫长，特别是当他发现眉间尺的头颅在金鼎滚烫的沸水中即将不敌王头时，毅然砍下自己的头颅参战，最终致王头于死地，其“末路”英雄的形象更显得无比的壮烈。

同宴之敖一样，《非攻》中的墨子，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但有别于宴之敖的是，墨子的英雄“末路”形象，显然更具有讽刺意味。墨子为了“止楚攻宋”，孤身一人远行赴楚，在路上“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然而墨子并不在意，他“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艰难地继续走。在到达楚国之后，凭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智斗公输般和楚王，最终成功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的企图，拯救了宋国的百姓于即将到来的硝烟战火中。无疑，墨子正是救民于水火中的英雄，是“中国的脊梁”，但正是这样为国为民的大英雄，却在成功“止楚攻宋”回到自己的国土时，有了这样的遭遇：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鲁迅是残酷的，他用了一个画龙点睛式的简短叙述，结束了墨子坚持了许久的努力，一个于国于民有恩的英雄，却被自己国土上所拯救的“民众”，以这样一种荒诞至极的方式，逼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这何其讽刺？从这个角度来说，墨子是异常孤独和寂寞的，真正算得上是《故事新编》里面最为可悲的“末路”英雄了。

墨子的“英雄”是自己选择的，但“末路”却是“他者”赋予的，而且这里的“他者”还正是作为“英雄”所拯救的对象，这种反差所构成的荒诞和讽刺，足以使墨子的“末路英雄”形象具备一种振聋发聩的莫大力量。

如果说墨子的英雄形象主要是从正面展开，直到小说最后才突出其“末路”的困境的话，那么《理水》中的大禹，则主要是从侧面来突出其“末路”英雄形象的。在《理水》中，大禹出场的时候并不多，甚至于有点昙花一现的意思，更多的时候，则是通过其周围的各色人等的表现来反衬出其“末路”英雄的形象，而且，相对于前述英雄的“末路”来说，大禹的“末路”也有所不同：前述英雄的“末路”大都是各种各样无法摆脱的“困境”以及救与被救的“落差”，而大禹的“末路”更多的却是体现出一种孤军奋战的“寂寞”和“孤独”。

相较于前面这六个“末路”英雄而言，《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出关》中的老子，以及《起死》中的庄子，他们的形象就显得难以判断了，无疑，他们都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但在鲁迅的小说中，他们又被赋予了全新的意蕴，被鲁迅用来重新塑造，具备了一些新的形象内涵，而且被绝大多数论者，甚至包括鲁迅自己，认定他们为“反面”形象，是作为鲁迅所歌颂的英雄的对立面出现于作品中的，这一度让我对他们的解读掉进了一个所谓“权威”的漩涡，久久找不到出路。于是，我只得暂时抛开这些几成定论的见解，重新进入其文本，试图得出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鲁迅这样的描述，使得大禹的形象更加鲜明：不说空话，意志坚定而且勤劳务实，是一个救民于水火，并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平民英雄。但，正是大禹这样的英雄，却生活在一群无知宵小的围困之中，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帮助，还有着无尽的嘲讽和阻碍，使得其英雄形象显出一种孤寂的“末路”来。

当举国都处于洪灾中时，一些所谓的“学者”却聚集在“文化山”上，享用着用飞车运来的粮食，进行着一些无聊透顶的讨论，甚至还讨论大禹究竟是一条虫，还是一个人；两个前来考察的官员，终日无所事事，趁势作威作福，愚弄百姓；灾民唯唯诺诺，在逆来顺受中还不忘巴结讨好官员；水利局众大员们花天酒地，欺上瞒下，完全是一群祸国殃民的蛀虫。正是在这样一群人的对照下，大禹的出场，才更显伟大和气魄。但鲁迅在刻画大禹这个治水英雄时，却显得有些另类：大禹“面貌黑瘦”，一进来“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大约是大模大样，或者生了鹤膝风罢，并不屈膝而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在听到大员们汇报各地灾情后，在心里骂了一句“放他妈的屁”，而当大员们阻止他以改湮为导治水时，他“一声也不响”，只“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并且有一群黑瘦的像铁铸的一样的随从。

[7]伊凡.《故事新编》的三个艺术世界[C].//山东省鲁迅研究会编.《故事新编》新探.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76.

在中国历史上，伯夷和叔齐的“圣人之让”绝对是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称颂的标杆，他们的“仁义”行为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光耀日月，从这个角度来说，伯夷和叔齐，理应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式的英雄。注意，这里是从封建“统治者”的角度来说的，而鲁迅却又是一个反封建的战士，他作为一个新文化的“启蒙者”，是绝不可能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话的，故而，鲁迅对于伯夷和叔齐的“英雄”形象，便有了质疑，而对他们所坚持的“仁义”和“先王之道”更是提出了批评，认为正是这些腐朽的仁义道德，导致了他们最终饿死首阳山的可悲的结局。

伯夷和叔齐在周文王的养老堂里听说商王“变乱旧章”，原是应该征伐的，但又觉得，对商王的征伐是“以下犯上，究竟也不合先王之道……”，在这里，他们所遵循的“先王之道”便显得有些迂腐和矛盾了，甚而有些无原则。伯夷觉得，他和叔齐是因为“西伯肯养老”，才待在这里，毕竟是客人，“也不该说什么的”，但叔齐却觉得伯夷的这种做法有点“为养老而养老”了，原本一起出逃的兄弟二人，这一次有了分歧，但他们所遵循的“先王之道”最终战胜了这种分歧，叔齐并没说什么，就算在“气急败坏”的时候，仍然是“恭敬地垂手站在伯夷的床前”，而且当伯夷和叔齐在看见“周王发”的大部队时，他们钻过去直着脖子嚷道，“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从这里可以看出，伯夷和叔齐他们所遵循的“先王之道”，其实正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控制百姓所宣扬的礼仪道德和君臣思想。在这一点上，鲁迅是极力反对的，所以，单从这个角度来看，伯夷和叔齐却是算不得英雄的。

但鲁迅又是矛盾的，他的这种矛盾来源于他对武王伐纣这件“恭行天罚”事件本身所产生的质疑。鲁迅认为“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入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12]。从鲁迅一生彻底反封建的思想来看，他认为武王伐纣取代殷商，其实际上也不过是“以强盗代替强盗”而已，并不是什么“恭行天罚”，这从小说中的一些描写也可明确地看出。

武王伐纣取代殷商的战争有两个传说，一个是“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另一个则是“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但鲁迅却在后面写道“伤兵也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又好像还是打过大仗似的”。从这里看来，鲁迅其实更倾向于后者，也即是武王伐纣其实是有过一场残酷的战争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鲁迅对武王伐纣是抱着质疑态度的。而且，武王胜利以后，“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这样的场景，也正是鲁迅一辈子所竭力批判的愚昧的奴隶行为，以周代商，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况且，周朝建立以后，所谓的“偃武修文”和“归马于华山之阳”，也不过是“几个废兵，赶着一大批老马，瘦马，跛脚马，癞皮马，从背后冲上来，几乎把他们踏死”，尤其是华山大王小穷奇“遵先王遗教”的“文明”的拦路打劫，更是对周朝“偃武修文”的一种有力的讽刺。

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似乎又是站在伯夷和叔齐这一面的，因而，他们在讨伐之初的“扣马而谏”行为便显得有些“英雄”气了。当然，这个说法似乎也站不住脚，但至少可以说明，鲁迅对于伯夷和叔齐的态度确乎是矛盾而复杂的，介于“英雄”和“反英雄”之间，故而，鲁迅在这种矛盾的境遇中，便把伯夷和叔齐称之为了“义士”。第一次是借姜子牙之口，第二次则直接称呼：“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都使两位义士对华山害怕。

相对于“英雄”而言，“义士”似乎更能体现出鲁迅对伯夷和叔齐的态度：虽无“英雄”那般为国为民斗争的勇气，但至少还能对某种“道德”有所坚守，不去做出某些无原则无底线的卑劣行径来。

不管是“英雄”，还是“义士”，伯夷和叔齐却都是处于“末路”状态，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在养老堂听到伐纣的消息开始，他们便一直在“末路”中挣扎，劝谏被推倒，出走之后被小穷奇抢劫，到了首阳山因为没有食物而挨饿，被村里的村民围观，好不容易有薇菜可以充饥时，却被小丙君及其婢女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的说法所逼迫致死，而且死后还没有石碑，同时还招致村民们的非议，不得善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伯夷和叔齐的这种“末路”，是自身和“他者”联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几近于残酷的“末路”，没有任何“出路”和“生机”可言，体现出了鲁迅的“彷徨”甚至于某种“绝望”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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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出走是因为和孔子的“道不同”，老子是“走流沙”，而孔子却是“上朝廷”，换句话说，即是老子选择的是“在野”，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来影响众生，而孔子选择的则是“执政”，亲自参与到朝廷的国家大事中去。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出现了：鲁迅的政治观念，很难归入既有的品类。鲁迅明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也很难说他就是够格的无政府主义者……鲁迅对任何一种政治理论都是不能真正服膺的，对任何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都是不太感兴趣的。这源于鲁迅对“政治”本身的深刻怀疑。……曹聚仁在《鲁迅评传》里这样说到鲁迅的“政治观”：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物皆懂的；这么一想，我们对于鲁迅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也不必失望了……其实他带了浓重的虚无色彩，并不相信任何政党会有什么成就的。[13]111鲁迅之所以“提不出积极的政治主张”，与其说是力有所不逮，毋宁说是意有所不削。既然对政治有着深深的怀疑，既然认定无论多么美妙的政治主张都不过是空谈，那当然也就不会自己再去提出什么政治主张了。在鲁迅看来，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都不过是“做戏”，各种各样的政客们，都不过是“做戏的虚无党”。[13]112他有着一个十分固执的观念，即只有最广大的中国人都觉醒了，只有大大小小的阿Q闰土们都被切切实实地启蒙了，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最终免于被欺侮被凌辱的命运。[13]111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鲁迅其实是主张以“在野”的方式，而不是以“执政”的方式来启蒙大众的，那么，在《出关》中，鲁迅的赞“孔”抑“老”说，则和其政治态度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单从政治态度上来看，鲁迅似乎反而更倾向于老子的做法，而反对孔子的做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出关》中对待老子的态度其实并非只是简单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有着肯定的一面，批判的是其思想本身，而不是其“用思想影响大众”的做法。鲁迅对待老子的态度也同对待伯夷和叔齐一样，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学界的这些观点，大都源于鲁迅自己对《出关》的一些阐释：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4]520-521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尾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5]318

[3]鲁迅.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

解读《出关》中老子的形象，我们还得从孔子和老子的关系说起。孔子是老子的学生，从庚桑楚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知道，孔子是经常来找老子讨教学问的，但孔子本身就对老子的学问有所怀疑，“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三个月之后，孔子又来找了老子，但这次却是为了来逼走老子的，“他知道能够明白他的底细的，只有我，一定放心不下。我不走，是不大方便的……”我们暂且不论孔子和老子谁对谁错，单就老子被自己的学生无奈地逼走这一事实来看，老子的“末路”形象便显得悲凉了。

这里还涉及怎么看待鲁迅对待孔子和老子的态度问题。老子的出走是因为：我们还是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多数论者，包括鲁迅自己，在对待孔子和老子的态度上，都是赞“孔”抑“老”，认同孔子的“实干”，而反对老子的“空谈”，我从不否认这种观点，但我却发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便是鲁迅本身的政治态度。

对于《出关》中老子形象的解读，因为有了鲁迅自己的一些说明，在学术界便几乎达成了某种共识，争议一直都不大。多数论者都持有这样一些论点：作家以重视历史原形的手法，着力地描绘了老子的形象，写了老子因逃避孔子的迫害而西出函谷关的故事，由此反映了老子的宿命论思想的虚妄。鲁迅通过老子在孔子的进攻前只能一走了之的表现，通过老子在临走时还一厢情愿地自以为柔弱必胜刚强的表现，对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宿命论思想，进行了辛辣而彻底的否定。[9]79-80《出关》则是批判老子消极无为的思想。他是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型——一个“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10]104

如今，蓝宝石是国际公认的五大宝石之一，位于钻石、红宝石之后，排名第三。蓝宝石和红宝石互为姐妹宝石，他们都属于刚玉矿物，是除了钻石以外地球上最硬的天然矿物，基本化学成分都为氧化铝。

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再来看看《出关》中老子所遭遇的“末路”困境：老子先是被自己的学生孔子逼走，在西出函谷关的过程中，却被先前“曾经拜访过”自己的关尹喜，用“一拥上前，把他扛在牛背上”的方式，“请”到关上去住了几天，并“提议”他讲学，但，来听老子讲学的却是“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和“厨房”等人，并且在听的过程中，“大家都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无措”，不仅“打了一个大呵欠”，还“竟打起瞌睡来”，刀和木扎等“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虽然人们“后来总不免七倒八歪斜，各人想着自己的事”，但好歹都还在“熬”着，待到老子讲完，大家“又惊又喜，恰如遇到大赦的一样”，在老子写完稿子出关去以后，关尹喜等听众却拿着老子的稿子，讨论“到市上去卖起来，一定会有人要的”，讥讽“他那里会有恋爱故事呢？他压根儿就没有过恋爱”，最后，把老子的稿子“放在堆着充公的盐，胡麻，布，大豆，饽饽等类的架子上”。

在这里，鲁迅或许是以讽刺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为主，但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却可把其看成是“启蒙者”和“大众”的关系，无论“启蒙者”怎么努力，“大众”却无动于衷，甚至进行讥讽和嘲笑，这不能不说是“启蒙者”的英雄“末路”了。

至于《起死》中的庄子，更是被鲁迅在多种场合进行揭露和鞭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14]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做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这里不必说他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列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15]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16]

鉴于此，绝大多数论者在论及《起死》中的庄子及其行为时，都进行了彻底地批判。庄周所鼓吹的“无是非观”，更是颠倒是非和混淆黑白的谬论。鲁迅通过“起死”的小闹剧，对这种哲学思想的荒谬性进行了更加辛辣的嘲讽。[17]鲁迅对战国时代的庄子及其后世的徒子徒孙的反动本质，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复活庄子思想的现代庄子式人物，更为深恶痛绝。……《起死》的主题，就是对现代庄子式人物及其腐朽思想的暴露和批判。[18]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中，鲁迅对庄子的批判是最彻底的。这不仅是从时间上说，他从年青时代一直批判到逝世为止……更彻底的是他不仅批判庄子，而且批判受庄子影响的古隐士和现代隐士，批判的锋芒直逼所有与庄子相关的作家。对庄子批判的彻底态度，反映了鲁迅的作为“精神界战士”的彻底的立身态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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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宽了融资渠道，实现了金融和土地的优化配置发展农业以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资本却往往流入工业领域和城市而非农业，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入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但信托在农业融资方面具有其他土地流转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将信托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相结合，在资本融通方面信托公司通过财产权信托等结构模式进行土地流转，最大程度实现土地“化零为整”的规模化经营，推动农村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随后通过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夹层融资以及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的形式，引入资金支持，完成农业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只有极少数论者不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对《起死》中的庄子进行解读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郑家建，他有一个著名的论点：在最表层的解读上，可以把《起死》看作是鲁迅对庄子哲学中的“齐物论”思想的一次绝妙的反讽。但是，在深层上，文本中却隐藏着一个对立的意义结构：哲学家/汉子。我以为，这个对立结构是知识者/民众这一意义结构的隐喻性表达。对这一意义结构的思考是贯穿鲁迅一生的思想批判和精神追求。[20]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把庄子和汉子看成是这么一对结构：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汉子在探亲路上，被断路的强盗从背后打死，而庄子却在五百年后的某一天，借用司命大天尊的神力复活了汉子，救了他一命，重新赋予了其生命，庄子于汉子来说，是有着莫大恩德的。庄子在此便是一个拯救者，而汉子则是被拯救者。然而，当汉子复活过来后，唯一做的一件事，却不是感恩，而是不停地并且不讲任何道理地找庄子讨要衣服，弄得庄子左支右绌，最后不得不狼狈逃走。

这是一个暗含深意的故事。鲁迅取名从不乱取，很多名字都有所暗示，著名的如《药》中的华夏两家，在《起死》中，被庄子拯救的汉子名叫杨必恭，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一个成语：毕恭毕敬。鲁迅在小说中这么描述这个汉子：大约三十岁左右，体格高大，紫色脸，像是乡下人，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鲁迅的这个描述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汉子年轻，身体强壮，是一个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而且是真正的“一无所有”。这个画面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正是一个活脱脱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愚弱的国民的典型代表吗？“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1]庄子在被汉子问得烦了的时候，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人”尚且没有弄明白，那里谈得到你的衣服呢？这其实正是鲁迅在借庄子之口，质问那“被拯救者”。

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汉子本在不断地找庄子讨要衣物，并且步步紧逼进而露出凶相，大骂庄子“又值什么鸟？”“放你妈的屁！不还我的东西，我先揍死你！”，但当汉子得知庄子乃是漆园吏，并被局长经常提起时，却暗自吃惊，“退进蓬草丛中，蹲下去”。汉子的这个动作是无意识的，并非他者强加，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无意识，才显示出他对“权力”和“地位”的尊崇，以及那骨子深处的奴隶意识。汉子此时的行为，也正合他的名字——杨必恭，必恭必恭，这是对权势的必恭，更是对深层次的愚昧和奴性的必恭。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庄子和汉子的“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意义结构，再往更深层次推进一步，看成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抑或是“启蒙者”和“民众”的意义结构。所以，当庄子的“拯救”和“启蒙”行为，换来的却是汉子的纠缠不清和无理取闹，其隐藏着的英雄“末路”形象便得到了极大的凸显。

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塑造的这十个“英雄”形象，都各自处于他们的“末路”困境中，无一幸免，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在各自面对自己所处的“末路”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所不同，有的坚强，充满战斗精神，有的逃避，在无奈之下便一走了之。而且，我们在详细分析了他们的“末路”及其态度以后，其中竟呈现出一条很明显的思想变化痕迹。

在羿饿着肚子好不容易捱到家时，却发现妻子嫦娥竟偷吃了自己的仙药，抛弃他独自飞升去了，把他一个人留在了地上。此时，羿的末路英雄形象被凸显到了极致，几乎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但，羿并没有在这样的“末路”中消沉，反而在这“末路”中“忽然愤怒了，从愤怒里又发出了杀机”，他让使女们拿来弓箭，然后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出乎意料的是，射日英雄羿，竟然在这“末路”中找到了当年的雄姿，重新燃起了战斗的希望和勇气。

一身空姐职业装的程凤萍今天接受人民交通网专访的时候，给记者的印象是“干练、热情、泼辣、大方”，难怪南航湖南分公司的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她“凤姐”。

夫妻俩闹了这一场后，便赌气不再同对方说话了。杨力生再也不觉得媳妇和初结婚时那么贤德，同时，也不再觉得她和从前那样漂亮了。

老年教育区别于学校教育的最大不同点是不以讲授知识、考察能力为主，而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修养和实现社会价值。老年教育也属于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具有教育工作的共同特点外，我国老年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也具有了一些显著的特性。

鲁迅有一句很著名的诗：荷戟独彷徨。从女娲的“死”，到庄子的“逃”，正好体现了鲁迅这句诗的深刻内涵，女娲和羿以及眉间尺和宴之敖，他们充满着强烈的斗争精神，正像“荷戟”的战士一样，虽然面临着“末路”，但他们至少是有“戟”可“荷”的，还在不停地战斗，而墨子和大禹，虽然在战斗，却似乎已经无“戟”可“荷”，显得异常的“孤独”，到了伯夷和叔齐以及老子和庄子他们那里，似乎就只剩下“彷徨”了。

如果我们把鲁迅的《故事新编》里所塑造的末路“英雄”群象，看成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者”的缩影和化身的话，那么，其中所呈现出的从“荷戟”到“独”再到“彷徨”的这么一条痕迹，也正是鲁迅等“启蒙者”的“启蒙”所面临的“末路”困境，及其思想变化过程。八个“新编”的历史故事，十个末路的悲剧“英雄”，鲁迅用他特殊的方式，开启了他作为“启蒙者”悲哀的“启蒙”之路。

注释：

[1]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18.

[2]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6.

既然学界和鲁迅自己都对《出关》中老子的形象作有如此定论，那我们是否还有再解读的必要和可能？俗话说，作品一出来，作家便死了，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解读，可以成为我们解读作品的参照系，但却不是唯一的参照系，而且，一个经典作品，是必须经得起多重阐释的，不然就不能成其为经典。

[4]鲁迅.出关的“关”.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致徐懋庸.鲁迅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周凡英.战士的苦闷——《奔月》试论.《故事新编》新探[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38.

对于伯夷和叔齐，有论者认为他们是“消极逃避者”的典型，“作品通过这两个人物，揭示出在严峻的社会斗争面前，以消极逃避的态度，幻想寻求‘超脱’者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11]，这是两个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典型[10]103，但当我们细读其文本，却发现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而并非单一的“批评”，既有质疑，又有肯定，完全处于一种特殊的“彷徨”状态。

[8]周凡英.反抗和复仇的怒吼——《铸剑》试论.《故事新编》新探[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

[9]冯光廉.试论《故事新编》的创作方法[C].//山东省鲁迅研究会编.《故事新编》新探.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1：08.

[10]吴中杰，高云.论鲁迅的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

[11]周凡英.消极逃避者的历史悲剧——《采薇》试论.《故事新编》新探[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105.

从大肠杆菌的发病类型来看，无论是败血型大肠杆菌病对羔羊的血液与组织液造成病毒性的破坏还是肠道型大肠杆菌对出生不到一周的羔羊的危害，在显现症状后，羔羊的存活时间会大大降低，一般发病后的存活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这导致羔羊的死亡率提高，对养羊场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一方面当羊群大面积爆发该病时，应用福尔马林液做应急预防注射工作，可以有效控制羊群疫情。

[12]鲁迅.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0.

[13]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鲁迅内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4]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0.

[15]鲁迅.“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8-299.

[16]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7-248.

[17]杨政.试论《故事新编》中的反面人物[C]//山东省鲁迅研究会编.《故事新编》新探.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179.

与西方艺术大多源自宫廷明显不同，评书诞生于市巷田野的社会中下层。这意味着，在知识极度稀缺的古代，评书表演者要想吸引识字不多的普通听众，必须通过极长的篇幅、复杂的情节、丰富的人物、接地气的语言、鲜明的人物性格、出神入化的表演……使尽浑身解数，才能最大限度贴近听众。

[18]周凡英.现代庄子的漫画像——《起死》试论.《故事新编》新探[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141，151.

他从小就很调皮，还喜欢捉蛐蛐，一捉就是好多只。当时够残忍的，认为不好看的蛐蛐，就会用针管把盐水或辣椒水打进它们的肚子里面。现在他敲起了木鱼，或者夜静更深的时候，还会听到莫名的鸣叫声，啾啾啾，啾啾啾，没完没了。当时种了这种因，后来就会得到果，因果报应，是非常灵验的。

[19]刘剑梅.鲁迅对庄子的拒绝[J].鲁迅研究月刊，2009，（8）：32.

[20]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5：52.

[2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6-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