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区教育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联性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石和重要环节之一，其治理成效直接影响着我国治理的现代化进程[1]。乡村治理现代化指的是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要求，多元参与主体在制度架构内，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从而达到乡村自治、共治和善治的过程[2]。乡村治理必须形成良性互动，使多元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并且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最终通过沟通协调缓解乡村社会矛盾实现人与人、人与政治、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进。社区教育以其灵活的教学方式和丰富的教育功能，能够与乡村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

(一）社区教育的参与主体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契合

教育应该对所有人敞开大门，而社区教育的参与者就是社区的全体成员，每个人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施教者，因而社区教育是当代实现全民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一种真正意义的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全纳教育，能最终实现教育对象的泛智化。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同于传统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强调乡镇政府应放松对农村社会的管制，下放权力到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社区组织和公民团体，提高农村自治队伍、社会团体与基层政权组织合作共治的能力，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和公民团体在乡镇基层治理中的协同作用，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可以利用社区教育组织并带动全体社区民众学习并参与乡村事务的治理，让越来越多的“乡村主人”自我协调、自主管理其在社区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建立一个与我国乡村相适应的、贴近村民日常生活习惯的、满足村民日常需求的乡村治理体系。

(二）社区教育的价值追求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相契合

中国的乡村治理是一个十分本土性的话题，过去对它的探讨主要从以下维度展开，即乡村管理向乡村治理的转变、基层政权结构、基层自治与善治、农村组织的发展、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城镇化中的乡村建设和乡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等，也即从乡村政治和乡村经济建设两大维度来展开。而新时期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是“人的新农村建设”来进行，力求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目标基础上，同时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在改善农村硬件设施的同时也要体现以人为本，将农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通过人的建设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秩序。在这一点上，乡村社区教育能与之达成目标共识，“人的新农村建设”作为乡村治理中秩序重建的枢纽环节，乡村社区教育就变得格外重要，借助于在农民共同的生活家园中长期形成的背景信息和乡土记忆，提高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服务于农村社区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社区教育的基本目标。

根据这些结果可以确定，在准噶尔乌头的炮制过程中，药材中含量较多的乌头碱先水解为乌头次碱（苯甲酰乌头原碱），继而水解为其他几种成分，随着炮制时间的延长乌头碱的量逐渐减少，乌头次碱的量逐渐增加，在炮制330 min时达到最大，随后逐渐减少，但乌头碱在炮制过程中一直存在，故乌头次碱变化趋势与乌头碱的变化趋势不呈相关关系。脱氧氧乌头碱的加热水解机制同乌头碱一样，其主要水解产物去氧乌头次碱的变化趋势与脱氧乌头碱的变化趋势也不呈相关关系。

(三）独特的乡村社区教育资源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

一方面，乡村社区可以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组织等有形教育资源，如民居、庭院、村落结构，厂矿、科学试验站、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木、良田、旧井等都能够变成凝聚乡土知识的公共领域，具备丰富的经验、学识、技艺和人脉关系的现代乡贤和农业种养专家能够为乡村治理注入内生性人力资本。另一方面，无形的载体就更丰富，诸如农业耕作制度、乡风习俗、生活习惯、节日问候、礼节仪式、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等[3]。勤劳勇敢、友爱互助、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孝敬长辈、热爱故土等一系列美好品德就凝结在这些无形的文化资源上，有些实施教育的文化资源是无法替代的，一旦消失就难以恢复。这些乡村固有的教育资源拥有更突出的教育效果，既具有更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具备更深刻的教育指导意义和价值，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乡村治理主体缺位

费孝通先生指出，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多地汇集多方力量，动员广大民众学习并积极参与到治理乡村公共事务的行列中，让越来越多的“乡村主人”自主管理、自我协调其在农村社区中的各种关系，从而构建一个与中国乡土社会相协调的、符合农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满足村民正常需求的治理体系[8]。社区教育可以利用其“组织化”的链接作用，以村民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为切入点，通过课程、活动、团队等形式，为需求类似的村民找到交流伙伴，使原本涣散无序的个体成为组织化程度高的群体。通过教育活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农民团体，既可以沟通学员之间的关系，增进人际互信，又能够调动村民参与自治，成为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的队伍和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形成农村社区共治、自治、善治。

(二）乡村治理组织弱化

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对人的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培养出一批农村精英和农村经济的领头羊，解决农业和乡村后继乏人的问题。社区教育所呈现的价值和功能，与是否有效满足居民的需求以及在多大水平上满足人们的需求，具有高度的关联性，要提高社会治理成效就必须通过社区教育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在农村社区居民中，以农民为职业从事涉农工作的人仍然是主体，增收致富是广大农民的共同心愿，因此农村社区教育可以利用其零距离教学、开放式教学和探究式教学的优势服务于农民增收致富，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教育农民农业科技生产知识，特别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含以下三类:第一类为文化知识类，包括普通文化知识和农业常识，农业常识又包括农业科学理论、农业政策与农村法规、绿色安全知识；第二类为农业技术类，包含农业技能类和农业经营管理类，农业技能类包括农业实用技能、农产品深加工技能、农业机械设备操作维护技能，农业经营管理类包括经营管理知识、市场营销知识；第三类为农业素养提升类，包括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生态安全、农业标准化生产、市场意识与创新；当然也包括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统品质的培养，如诚信、互助、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等品质，都是乡村治理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7]。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带头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必将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人力资本，也只有提升农民综合素质，才能提高农村综合治理能力，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梦想。除此之外，依托农民学校、农村社区大学以及一些成人教育培训机构，以不同形式的活动为载体，组织镇村干部、农村党员、村民等学习国家政策、接受公民教育和法制教育，提升乡村治理主体对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培养懂治理、善治理的乡村贤达来领导乡村建设也是社区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乡村治理文化缺失

试验焊缝完成48h后，检测焊缝表面，两组试件表面均无裂纹产生。然后解剖磨制断面，用40倍放大镜观测断面裂纹，均无裂纹产生。对接接头刚性拘束焊接裂纹试验结果如表8所示。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社区教育势在必行

(一）以社区教育为途径，提高乡村治理主体的整体素质

“在我国，农村居住分散情况十分普遍，农民原子化现象十分严重，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低组织状态，这是一个不争的农村现实情况，人们常常用‘一盘散沙’来形容”[5]。我国乡村普遍存在严重的治理危机，我国农村组织有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分，村委会、妇联、共青团等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大于“权威”，村民对基层组织疏离感加深、信任度降低，宗教团体、村民自发形成的维权组织等农村非正式组织势力微弱，人与人之间缺少互助合作精神，使村民在面临发展窘境时只能采取通过个体力量而非社区组织来处理。农民的低组织无序状态所导致的乡村凝聚力较低、归属感不足是乡村治理危机频发的关键所在，如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官民矛盾加剧，集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基层政权为维稳而疲于奔命；村委会难以肩负起整合并反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的重担，村民学习并参加村落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农田荒芜、儿童留守、老年人无人赡养和农村临时夫妻等现象，频繁冲击着农村居民脆弱的神经，这意味着农村组织建设的薄弱和乡村治理能力的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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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社区教育为依托，推进乡村治理组织的健康发展

由于片面强调“物”的建设，忽视人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乡村就业，农民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大量“出走”农村进城务工，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逃离乡村，大多数农村呈现出一片人口空心化的景象，“386199”队伍成为农村地区的常住人口。留守人群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参与基层治理能力弱，乡镇产业衰弱、农田荒废，反过来又阻碍乡村“物”的建设，基础设施值守人员空缺，乡村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老年人孤独无助的心理十分普遍。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村从业劳动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6.5%，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2.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1.1%；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占14.3%[4]。由于农村社区居民整体素质低下，尤其是大批青年人才的流失不仅削弱了治理主体的力量，还使村民自治形同虚设。在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缺失和弱化的情况下，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面临巨大的挑战，以农村的“两委”班子换届为例，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导致基层开展“两委”班子换届选举的参选选民显得力不从心，出现“谁来选举”的问题，与此同时，农村剩余村民后劲不足则导致“选举谁”的难题，即难以选出素质较高、能力突出的“乡村贤士”来引领农村的建设发展。

所谓乡村文化，就是以家族、血缘和地域为纽带，以社会网络为结构，反映村落制度特征和人文底蕴的文化形态，它是由土生土长的村民共同创造的，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始于过去，贯穿现在，必将还要造就未来[6]。乡村治理离不开具体的文化背景、文化身份和社会基础。这里的文化不仅指书籍上的知识和技能，还凝聚着人们在生活生产中日积月累而成的经验智慧和朴实情感。当前，乡村治理首要的发展性资源就是乡村文化。任何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它依附于在某一条件和载体上，文化的载体一旦遭到破坏，文化就无以依附，自然很难传承和建设。由于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治理作用认识不到位，也因为对乡村治理文化附着的载体缺少基本的了解，在新农村建设步伐中或多或少地造成对乡村文化及其载体的破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些乡村被城镇化而消失，而有些乡村的消失却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伴随古老村落消失的还有在村落中延续的生活智慧。无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重建，使乡村治理失去重要的社会文化支撑和有效方式，结果只能是孕育出新的大批需要“被治理”的人群。

具体而言，社区教育可以协助建立以下三类农村组织:一是社会性组织，如小毛驴农场、农林牧咨询服务中心、凤凰公社、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二是经济性组织，如农村合作互助组织、综合农业协会等，具有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业科技推广、社会服务等综合功能，通过组织意识和组织制度来开展农业创业和创新活动。三是文化性组织，如浙江省上虞市的“乡贤研究协会”，是乡镇文化的聚散中心和文化策划的智库[9]。同时，这些社会组织又可以从社区教育中获得一定的支持服务，比如，场地、设备、信息等硬件支持和社区教育系统为社区学习共同体提供的进修、培训、辅导以及各种具有教育价值的实践活动机会。

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彼此不愿意“撕破脸面”，日常的村民纠纷很少借助法律途径，主要是通过乡风民俗来调解，最好的办法是依靠乡村组织的力量，乡村组织在社会中极具号召力，组织的力量总是大于个人的力量，困难的事情只要组织一声号令，大都可以通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迅速化解。

(三）以社区教育为载体，挖掘乡村治理文化的教育价值

乡村文化，是增进乡村归属感的精神基础，农村社区教育和学习实践活动的开展，既是乡村文化特色、社会文明的重要载体，也是建构乡村社区归属感的有效形式。通过乡村社区教育挖掘文化传统和特色，弘扬和继承社区精神，传播乡村社会公德，增进村民对居所的了解，目的在于培育和增强村民对乡村的认可和依赖，进而为培育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主动性奠定认知和情感基础。教育活动的开展，可以采用文明评选、文明户评选活动、文化墙、文化大院、文化“驻乡”、节日庆典等形式，通俗易懂地向农村社区居民传递信息，提高村民对社区治理的知晓度和参与度，从而形成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社会和谐的氛围。

综上所述，BIM技术广泛应用于当前建筑物的设计和建设中，BIM技术的应用为绿色建筑的发展提供了分析工具，为绿色建筑在材料、能耗和环境方面提供了信息。

参考文献:

[1]张艳国，尤 琳.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2).

[2]蒋世民.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D].上海: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3]朱启臻，梁 栋.村落教育价值与乡村治理秩序重构[J].人民论坛，2015(14).

[4]孙玉环，王 琛，王法朋.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代际差异研究[J].调研世界，2015(8).

[5]张晓忠，杨嵘均.农民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6).

[6]任映红，车文君.乡村治理中的文化运行逻辑[J].理论探讨，2014(1).

[7]李梦莹，吴锦程.2015－2016年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研究综述[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7(1).

[8]杜君英.依托社区学习共同体推进社区治理的路径研究[J].职教论坛，2016(24).

[9]张露露，任中平.乡村治理视阈下现代乡贤培育和发展探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