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欧洲大党，建党历史悠久，一度被列宁誉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楷模，在近15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变迁，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前进一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变迁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三次转变

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追溯到1863年5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严格说来，应该从1875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人党合并时算起。从那时至今，德国社会民主党大致经历了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一)从创立到“一战”结束，德国社会民主党处于“革命的工人政党”阶段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产物，是为工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单凭“出身”这一点就能够说明它的革命性。但是，它的革命性还不限于此。从这一时期通过的纲领和若干决议可以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充满着革命性。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两个重要纲领，即1875年的《哥达纲领》和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两个纲领主要体现了四个方面的思想：(1)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根源。(2)提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首先要“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按“公平分配劳动所得”[1]14。(3)指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是自己的事情，世上没有“救世主”，为此，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第一步是掌握政权，“不掌握政权就不能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4)明确了党的远大目标是“废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21，实现整个人类的解放。后来的决议中又多次强调这一点。如1893年科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反犹太人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决议》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把资产阶级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2]161。1912年在开姆尼茨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决议》强调：“只有通过铲除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才能彻底消灭帝国主义。”[2]3921909年纽伦堡代表大会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抛弃一切迎合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政策”[2]310。为此，1880年8月在瑞士维登秘密会议上，社会民主党明确提出“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的“一切手段”，既包括“合法”的又包括非法的，既包括公开的又包括秘密的。同时，重申争取普选权、立法权、教育权、免费医疗权、劳动保障权、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等，“全力支持工会运动”[2]161。此外，还采取了一些激烈的革命行动。正是这些主张和行动，导致了俾斯麦为了遏制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操纵帝国议会通过《非常法》，该法的实施使工人组织遭到破坏，很多进步人士被监禁和流放。该法直到12年后才被废除。

(二)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到1954年柏林会议，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向了“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向改良主义，在行动上，始于魏玛共和国执政时期；在纲领上，始于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这个纲领实质内容有五点：(1)不再强调整体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明确提出不断“革新”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2)提出通过国家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实行监督，建立不“盈利的合作社”，逐步扩大国有和公共企业，实现工人阶级劳动的解放。(3)把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看作“道德的要求”，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4)提出了“保卫共和国”的要求，不再强调国家资产阶级性质；(5)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界定为“城乡劳动人民的党”[1]33-35。可见，《格尔利茨纲领》显示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脚已迈进了改良主义大门，但不久后又被扯了回来。这从随后的《海德堡纲领》和《布拉格宣言》可以看出来。

科技成果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表现形式基本为论文、专著和报告等，而这些形式的科技成果教学转化渠道也较为单一。绝大多数科技成果以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简要讲授或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呈现。虽然一部分教师会将科技成果的内容编入教材，但因受到种种限制，科技成果的内容难以全面、准确地在教材中体现，学生也难以领会其要旨。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年里，由于国家局势未稳和党内重建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制定新的纲领，基本还是沿用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但是，随着1949年大选的失败，德国社会民主党相继出台了1949年的《杜尔克海姆十六点纲领》、1952年的《多特蒙德行动纲领》，后者实际上是对前者的精简和修改。“行动纲领”在主张大工业国有化、计划经济和社会产品公平分配的同时，提出了保护手工业和农业自由发展，保护市场竞争和中小企业，提高社会效率，并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建设性反对党”。1954年柏林会议又对《多特蒙德行动纲领》进行了修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议不再强调一贯主张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不再提阶级斗争，而是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党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会议提出了党不应“代表个别集团的利益”，而应该“变为人民的党”[3]等主张。至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性质已经形成。

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在“基本原则部分”重述了《爱尔福特纲领》的基本精神，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向《爱尔福特纲领》的“复归”。但在“行动纲领”中，提出了利用“民主共和国”这个基地，通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持续的斗争中”，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又体现出了改良主义的倾向。实质上，这个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右派斗争的产物。1934年，流亡国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通过的《布拉格宣言》。重新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暴力推翻现政权，重提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经济，对“重工业、银行、大地产”实行社会化[1]33-35。不过，随着“二战”后合法地位的恢复，德国社会民主党就不再提暴力革命了。

(三)从1959年哥德斯堡会议至今，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向了“改良主义的人民党”

作为“选举型”政党，每次选举的结果对其政治地位的影响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也是多次大选失利“倒逼”的。如1949年、1953年、1957年大选连续失利，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但执政无望，而且党员人数也由1947年的87.5万人降到1958年的62.4万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再如，在1983年、1987年、1990年连续三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均低于联盟党,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分别为38.25%、37%和33.5%，并且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阶层选民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促使社会民主党不断调整策略和手段，尽可能多地照顾多方面的利益。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1949年、1953年选举失利催生了1954年柏林会议对《多特蒙特行动纲领》的修改；1957年选举再次失利最终导致了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1983年选举失利催生了1986年纽伦堡党代会新的原则纲领；1987年的选举再次失利，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柏林纲领》。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社民党纲领的每次调整，都能在随后的大选中吸引大批选票，如《哥达纲领》后的1877年国会选举中，获得了9%以上的选票，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内的第四大党，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惊恐。《哥德斯堡纲领》后的1961年大选中赢得190个席位；1965年大选赢得202个席位;1969年大选中赢得224个席位，取得了1966—1969年黑红联盟执政，领导了1969—1982年红黄联盟执政；1989年《柏林纲领》之后，又领导了1998—2005年的红绿联盟执政。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

如何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三次转变，是蜕变还是使然？所站的视角不同，结论也就不一样。

《哥德斯堡纲领》颁布以后，在内外政策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改往日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敌对态度，转而积极寻求合作。在1989年12月通过的《柏林纲领》和2007年11月通过的《汉堡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对“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进行了阐释，强调自己是“改革的政党”，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时，在策略上表现出向“左”摆，重新强调与工会合作，重新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学作为党的理论基础等，声称自己是“左翼人民党”。但其实质内容与《哥德斯堡纲领》并无改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施罗德竞选和施政期间提出的“新中间道路”，进一步彰显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为“改良主义的人民党”的性质。

上海可以与其他主要赛会城市联合起来，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共同组建全球赛事主办城市网络，使之成为全球赛事城市交流学习、相互促进的国际性组织。它可以从非正式的论坛开始，慢慢发展促成包括城市领导人、体育管理部门领导、体育赛事工商业领袖、运动员等的正式和非正式会晤，最后设立秘书处等专门机构，成为体育的国际性组织，致力于发挥全球赛事产业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促进世界各城市之间在赛事举办、专业知识生产、知识共享和建立赛事产品国际交易渠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的原因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演变不是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征”：有对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的回应，有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探索，也有国际因素的影响等。

(一)从总体上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体制内”政党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长足、稳定、快速发展期，呈现出繁荣局面。第三次科技革命又进一步促进了各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各国生产、金融、法律以及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世界一体化进程，资本主义出现一些新气象。这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在三个方面：(1)社会党国际。1951年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法兰克福宣言》。宣言把“民主社会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民主”“平等”“自由”“公正”“人权”为其基本价值；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增加生产、充分就业、扩大福利、实现公正的收入和财产分配[1]63，强调混合经济，认为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是手段。1989年社会党国际十八大认为，国有化也好，私有化也罢，本身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可以说，社会党国际这些主张在客观上起到了坚定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意志。(2)苏东剧变。20世纪50年代以后，传统社会主义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震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冲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掀起改革浪潮，传统社会主义不再具有往日的光环。在此背景下，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失去了前进的“航标”，“不得不”另辟独径。(3)“第三条道路”。与苏东剧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英国布莱尔、美国克林顿等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风靡欧美，吸引了不少选民，英国工党连续三届取得执政地位。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工党取消了党章公有制的条款。所有这些都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从社会因素看，德国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是社会民主党转变的根本原因

德国社会民主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两次现代化浪潮，引起德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也影响着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一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普法战争后，由于德国得到法国雄厚的工业基地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使以煤炭、钢铁、电能为基础的传统工业迅速发展，工人阶级快速壮大，成为社会主力军。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利制度的建立，德国工人工作状况、生活状况、卫生医疗条件等有了很大改善，基本的教育权、基本的劳动权有了保障。此外，德国的工人还取得了一些政治权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二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以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工业化浪潮，德国建立起了现代工业体系和企业制度。这次工业革命(也称第三次科技革命)，改变了德国的产业结构，传统基础工业让位于高科技、新能源、新技术产业。由此，传统工人数量大幅度缩减，新的职业阶层出现；工人阶级内部分化，中产阶层逐渐占据了社会的大多数。同时，现代企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但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而且使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生活“富裕”了，工人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尤其是随着德国民主制度的完善，工人和其他阶层还能够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发挥作用，这就大大化解了社会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容忍性。可以说，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的根本原因。

注意观察并记录引流的量、颜色及性状,在短时间内引,流量增加及时通知医生处理,观察安置引流管处敷料是否有渗血,便于及时处理。

(三)从“选举型”政党看，多次大选失利是社会民主党转变的直接诱因

如果说1921年的《格尔利茨纲领》奏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的序曲，那么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彻底转向了“改良主义的人民党”。《哥德斯堡纲领》不但从理论上而且从纲领政策上向资产阶级靠拢，不但在实质内容上而且在语言表述方式上都回避了马克思主义。其实质内容主要包括：(1)明确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它根植于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2)不再把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而是被看作一场持久运动、一种价值追求，其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团结互助”。(3)不再把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是主张在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存在情况下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调“尽可能开展竞争，按需要实行计划”。(4)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再仅代表工人阶段利益，而是代表全德国人民利益[1]84，由不同信仰和流派组成，并“希望自己在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权利平等的竞赛中获得多数人的支持”[1]72。(5)破天荒地提出了与宗教合作。(6)明确提出了遵守德意志联邦法律。

(四)从指导思想上看，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有了新认识

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践观察，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有了新认识，即社会主义应该是民主的(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是还属于社会主义，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它既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从伯恩斯坦开始，对诸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选举权、混合所有制、社会结构等进行了分析，就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讲过或没有展开去讲的话。有些被实践证明具有一定“预见性”，有些应该看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如民主不仅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存在，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一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性；“二战”后，又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文化运动、一种价值追求。苏东剧变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佐证”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彻底改变了他们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也改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资本主义固然有弊病，但通过逐步改良还是可以医治的——实际上他们也找不出更为理想的社会改造方案。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又提出了所谓的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新中间道路”。可以说，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摆脱了社会主义轨道。

(五)从国际因素上看，世界改革浪潮对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也起到了助推作用

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虽然是作为当时现存制度的反对者面目出现的，但基本上还是在德国资本主义体制的框架内生存和发展的，尽管某些时期表现出“过激”行为，表现出某种程度上与现存制度的“不相容”，甚至遭到被取缔(如“非常法”时期)、被迫害(如纳粹统治时期)、被排斥(如长期在野)的处境。1875年的《哥达纲领》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活动”[1]14。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指出：“遵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71。纵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从来没有提出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除了在纳粹暴政时期，极少提及暴力革命。即使在《布拉格宣言》中偶尔提及，但是并没有付之行动，只是泄泄“愤懑”而已。随着“二战”结束，这一主张便随之束之高阁了。

三、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三次转变的认识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因此，我们应着力发挥新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树立新媒体导向思维，拓展新媒体应用模式，加强新媒体法治建设，建立利用新媒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新机制，使新媒体成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与主渠道，切实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

(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

所谓现代化，一般认为是由工业化和现代科技引起社会各个领域重大变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等。其动力是工业化和现代技术，其实质是发展问题，其特征是内在的、长期的、不可抗拒的、趋同化的过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是使党的意识形态、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从动力上看，不是外界强加的，而是或主动或被动适应德国现代社会的需要。从进程上看，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突变，而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不是某个领袖的“意愿”(当然，舒马赫、施密特、勃兰特、施罗德等领袖人物的作用不可忽视)，而是党的“集体意志”(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并民主表决通过)。从内容上看，不限于取得执政的手段，还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人性的理解和其他内外政策等诸多方面。从性质上看，这种转变不是一个盲目的自在行为，而是一个顺势而变的自觉过程。如当工人阶级成为社会各阶级主力军时，社会民主党就提出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把其他阶级称作“反动的一帮”；当农民大批涌入城市，传统工人萎缩时，就提出把自己建成“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当德国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橄榄型”阶级结构时，又提出建成“人民党”。再如，在自身深陷逆境时(“非常法”时期和纳粹暴政时期)，提出用“一切手段”夺取政权、“整体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当取得合法地位或参政时，调子就变得更加务实了。从范围上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不是单独行动，而是整个欧洲社会民主党集体行为。因而，可以说，这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现代化过程。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改良的党”是与生俱来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体制内”性决定了其改良性。也就是说，从诞生之日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埋下了改良主义的“种子”。如果溯源，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初是在拉萨尔主义的影响下成立的，拉萨尔主义实质上是改良主义，这主要表现在：政治上，争取普选权，走“合法”夺权的道路；经济上，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消除“铁的工资制度”；目标上，建立“自由人民国家”。显然，这些主张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拉萨尔的这些思想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中有明显的反映，后来通过一些纲领和决议中也有其中的痕迹。如1913年耶拿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群众性罢工的决议》要争取“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先决条件之一”[2]427。不过，魏玛共和国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只是具有改良性，还不能说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因为这个时期还没有把改良看作唯一的手段，还没有否认阶级斗争。

当然，改良性不意味着不具有革命性，因为革命与改良都是变革社会的手段。列宁指出，“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重性”[4]103。而且，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这条界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变动的”[4]168。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74年科堡代表大会说得更直接：“我们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是“达到革命的目的的确不一定通过暴力手段，而是通过合法手段”[2]73。革命的形式多种多样，改良只是一种策略。考茨基也说过类似的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魏玛共和国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改良的又是革命的。

(三)德国社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并非一无是处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改良主义一直持批判态度，改良主义固然不如革命主义那么“革命”，但也要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良主义是针对革命主义而言的，当革命条件具备时走改良主义道路是不对的，当革命条件不具备(也创造不出这个条件)，采用改良手段又是可能时，走改良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选择。德国社会民主党“天生”具有改良性，但走向改良主义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德国国情变化的结果。如前所述，德国社会民主党走改良主义道路不是一个“草率”的行为。既然改良主义是一种“被迫”的选择，那就“情有可原”。其实，这里面还隐含着一个问题，那就是，道路选择由什么来决定？道路选择的合理性依什么为判断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战”以后，德国资本主义已远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革命主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不适应于当下的德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要“前行”，该如何办？举起改良主义的旗帜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因此，可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也是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其实，撇开意识形态性，在当代，资本主义也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种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不少经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走向改良主义的首要问题也是夺取或参与政权。况且，改良也好，改良主义也好，总比不改好，总比顽固的保守主义好，在这个意义上，改良主义也具有进步性。改良主义的错误在于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场合，把改良看得高于一切，甚至作为唯一手段或目标，只讲阶级合作，不讲阶级斗争，只讲改良，不讲革命，直至取消革命。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现代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有得有失，其功过是非学者们早已有了共识，但现代化趋势是不可遏制的。作为社会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政党现代化也是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现代化的“得”在于能够根据其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而与时俱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尽可能关注多方面的现实利益，而不以长远利益来覆盖；增强包容性和代表性，以扩大群众基础。在定位方面，把政党看作民众与政府沟通的桥梁，正确处理了党与国家政权、党与社会的关系。在功能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利益表达功能，利益整合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在活动方式方面，恰当处理了政党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关系，基本实现了活动的程序化、法制化、规范化。如果仅从执政和参政的角度，应该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现代化还是比较成功的。其“失”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了远大目标；为了争取选票，一味迁就选民，没有了原则性；搞思想多元化，模糊阶级立场，失去先进性。其得势只是暂时的，其危害则是长远的。这是“选举型”政党留下的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1]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Z]. 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3]张契尼，潘其昌.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144.

[4]列宁.列宁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