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包括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及其附属地区。由于二战后坚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性别平等政策、崇尚完整儿童（the whole child）的价值观，北欧国家为儿童缔造了“最好童年”（best childhood）。

1077 Clinical value of 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guided biopsy in early diagnosis of pleural tuberculoma

20世纪90年代，幼儿教育逐渐提上各国的政策议程，且各国政策之间的借鉴越发频繁，北欧国家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也产生了三大新动向。一是调整学制，包括下调义务教育的起始年龄、延长年限，或提供一年的免费学前教育。例如，1997年挪威将小学入学年龄从7岁下调至6岁，6岁儿童的教育与保育从自主选择转为纳入义务教育范畴；1998年，瑞典开始为6岁儿童提供一年的免费学前班教育（förskoleklass），入学率接近100%；2009年，丹麦6岁儿童的教育也被纳入义务教育；2015年，芬兰也将6岁儿童的学前班教育（preprimary education）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二是施行统一的幼儿教育和保育（0/1岁～5岁）法案与课程框架，而且更关注儿童学习和发展结果。[1]三是问责的兴起，但与北欧传统形成了激烈冲突。例如，2010年丹麦试图在学前班（kindergarten class）推行强制性语言测试，以便监测儿童的入学准备程度，但遭到了教师、父母乃至政府官员等多方面的强烈抗议。全球化背景下，“最好童年”的意象受到了“入学准备”政策话语的挑战。

所谓政策话语，是指政策制定者针对某种政策所使用的规范性语言，受政策影响、折射政策的现状及挑战，并体现出政策制定者在制度改革方面的期望。 [2]本文首先深入剖析北欧国家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话语变迁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然后阐释其变迁的内涵，并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

一、北欧国家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话语变迁的背景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修订的最新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 2011），“幼儿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或学前教育（Preprimary education）是指为进入初等教育之前的儿童提供有目的的教育内容的课程项目，旨在为儿童后续进入学校和社会培养必需的认知、身体、社会性、情感等领域的综合能力”[3]。

而北欧国家更普遍使用的术语是“幼儿教育和保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重要原因之一是北欧国家托幼机构一体化，由某一政府部门（通常是教育部门）统一管理教育和保育。此外，由于北欧属于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国家，政府通常提供约一年的带薪育儿假。而且，北欧国家的性别平等指数高，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因此大多数儿童由父母抚养至年满1岁便进入托幼机构。以挪威为例，2013年起政府为新生儿父母提供49周（全薪）或者59周（80%薪水）的带薪育儿假，且规定父母双方需要各休至少14周的育儿假；而2013年，15～64岁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为76.1%，1～2岁婴幼儿的入园率为79.8%，3～5岁幼儿的入园率为96.6%。此外，就政府公共教育经费而言，北欧五国幼儿教育和保育的公共经费（占1.1%～2%的GDP）远超OECD国家的均值（0.8%）。[4]例如，挪威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为7.4%的GDP经费，而幼儿教育和保育领域占据了1.4%的GDP经费。[5]当政府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幼儿教育和保育的市场供给，政策话语的调整便随之而来。

甘茂又告诉另一位使臣：“您回去，把出使的情况报告给武王，就说‘魏国听从我的主张了，但我希望大王先不要攻打韩国’。如果事情成功了，全算您的功劳。”

（一）新自由主义

(2)无线网网关设备需要支持Web授权方式、Web重定向功能。中南大学图书馆目前有某公司的上网行为管理设备(下称AC)，支持上述功能，并有网络监管、非法网站屏蔽等功能，可作为无线网网关。AC提供基于URL授权接口，接受用户ID、IP等参数后对用户授权上网，基于ID进行为监管。设备有示例程序，是在客户端使用JavaScript将数据进行一系列编码处理后，再调用URL接口。使用JavaScript调用接口，有泄漏风险，转换成服务端调用能提高系统安全性。

（二）管理主义

新自由主义推崇管理和技术是有效的治理手段。“管理主义”（managerism）的治理哲学与范式已透过各种国际经贸协约，广泛渗入各国的制度价值的纹理之中，成为当今影响教育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危机带动了紧缩福利的思维，欧盟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价值在北欧找到了发展空间，新公共管理成为政府服务的新施政方式。[9]总而言之，北欧国家主要通过四种系统管理幼儿教育和保育。[10]

北欧幼儿教育因根植于其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形成了鼓励游戏、人际关系、理解世界的好奇心和渴望的传统，并将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维持本质，其强烈的“北欧传统”气质与强调学业、认知的入学准备范式相悖。[42]例如，在OECD 2017年发布的对30个国家幼小衔接状况的调查报告中，仍旧辨识出并描述了北欧模式和英美模式的差异：北欧国家幼小衔接的目标更为宽泛，强调儿童的健康幸福（wellbeing）和外界支持，而英美主流话语则更强调儿童自身的入学准备。[43]

（三）国际性测评、脑科学及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组织对各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教育政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例如，OECD主导了跨国教育质量比较的PISA测试，将教育作为各参与国经济状况的指标。这类国际性测评将教育结果变得可测量化、标准化，引发了对教育结果的关注及各国的教育竞赛。北欧国家注意到尽管其教育投资居于世界前列，但数学、阅读和科学的成绩只处于中游略偏上的位置（芬兰除外）。[13]国际性测评引发了北欧在内的各国修改课程计划，更关注学业能力与学习结果。

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了儿童早期学习存在“关键期”，儿童的语言、数学、社交能力等都与脑部发育的敏感期有关。[14]经济学研究，尤其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等人证明了优质的幼儿教育将带来终身的、广泛的好处，包括促进个人的发展，如儿童更好的身心发展、更好的终身学习基础；也包括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如更平等的教育结果、消减贫困，以及加强代际间社会/阶层的流动。研究同样表明，这些积极结果与幼儿教育的质量紧密相关，高质量课程将会促进儿童认知与社会性等领域的综合发展。当今，研究在北欧国家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的制定中起重要作用，如在丹麦、挪威的课程指南里，语言发展目标以年龄为界限便体现了发展心理学、语言学的研究。北欧国家看重科学研究对政策的潜在贡献，例如，芬兰研究院（the Academy of Finland）资助了一项关于儿童健康和幸福的项目，挪威研究协会（the Research Council of Norway）资助了一项关于幼教机构质量的项目。[15]此外，北欧国家正在加强政府人员和研究者的合作，共同讨论如何用研究指引更好的政策决策和实践。

二、北欧传统政策话语遭遇英美强势话语的挑战：社会教学法取向与入学准备取向的正面冲突

各国设立幼儿教育机构背后所秉承的不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的政策取向。国际上的相关研究把OECD国家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模式划分为两种：入学准备/学前学校取向（readiness for school/pre-primary/early education approach）与社会教学法取向（social pedagogy tradition/comprehensive approach）。这两种模式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秉承入学准备取向的诸国，例如英美一般为较大的儿童（2.5～3/4岁不等）开设幼儿园并视其为学习与教导的场所，尤其重视儿童认知领域的发展，儿童被预期达到预设的发展与学习水平，因此学前教育机构具有为日后正式学习做好入学准备的倾向；秉承社会教学法取向的诸国，例如北欧设立托幼整合的机构并视其为儿童生活场所的一部分，重点关注儿童的幸福感和社会性-情感领域的发展，儿童与教导者（Pedagogue）一起学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16，17]社会教学法取向也被称为北欧传统，而北欧国家将“最好童年”解读为童年的自然性、民主、平等、自由与团结一致。[18]

在新自由主义、管理主义、国际测评盛行且脑科学及经济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北欧国家原本以幸福感和游戏为中心的“最好童年”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话语，遭遇了以英美为首的“入学准备”话语的正面挑战，使得保教一体的模式（见表1）从角色定位、教育内容到教育评估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幼儿教育定位：从民主实践场到社会投资品

从历史上看，北欧国家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的发展推进了北欧的民主进程，幼儿教育是北欧国家强调平等与民主的实践场。20世纪70-80年代，聚焦于妇女和双职工父母的政策改革推动了北欧幼儿教育事业的起步，以及对儿童的权利、民主参与的关注。[19]教育旨在发展社会正义、平等、机会均等、参与式的民主、全纳性，[20]这也正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然而，20世纪70年代和2008年以来的两次经济危机、80年代由新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福利国家改革危机等都对北欧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摇篮到坟墓”的北欧模式逐渐走向后福利国家模式——社会政策基于保障、知识和创新等社会投资思想。[21]21世纪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论的强势入侵，北欧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将幼儿教育视为一种社会投资。新自由主义视角下，儿童被视作未来公民及人力资本，幼儿教育被视为投资品；新的公共管理则成为政府喜爱的教育治理手段。[22]在新自由主义与管理主义影响下，北欧国家的课程指南和纲要的目标可能首先从目标理性、经济视角和未来视角出发。[23]投资与回报的逻辑增加了幼儿教育的工具性和目标理性；为达到特定成果采取预设的教育手段，增加了实践层面的技术性；成果满足社会期望，使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具有确定性、一般性。

表1.北欧五国的保教一体模式（Educare Model in Nordic Countries）

国家 托幼机构名称 政府主管部门 核心政策文件① 课程导向 儿童的关键学习领域 评估重点丹麦Dagtilbud(Roughly Daycare)社会事务、儿童与整合部(2013)日托设施法案(2011)；给日托中心、托管中心和俱乐部的指南(2009)；给日托中心、托管中心和俱乐部的声明(2011)儿童的幸福；语言学习个人总体发展；社交技能；语言；身体发展与运动；自然与自然现象；价值观的各种文化形式3岁儿童语言发展筛查芬兰Barndagvård(Children’s Daycare)教育文化部(2013)儿童日托法案(2016)；国家幼儿教育和保育课程指南(2005)养育；儿童的幸福数学；科学；历史和公民；艺术；道德；宗教和世界观(语言渗透于各领域)个人计划冰岛Lekskola(Playschool/Preschool)教育科学文化部(1970)幼儿园法案(2008)；冰岛国家幼儿园课程指南(2012)游戏；保育读写能力；可持续发展力；健康和幸福；民主和人权；平等；创造力每个儿童的发展挪威 Barnehage(Kindergarten)教育与研究部(2005)幼儿园法案(2005)；幼儿园内容与任务框架计划(2017)学习；游戏交流，语言和文字；身体发展，运动和健康；艺术，文化与创造力；自然，环境和科技；道德，宗教和哲学；社区和社会；数量，空间和形状对每个儿童发展与幸福指数的持续性的观察与评估；语言能力瑞典 Förskola(Preschool)教育部(1996)教育法案(2010)；瑞典幼儿园课程(2010)学习；发展完整儿童发展；语言/交流；数学；科学；科技与建筑；运动技能，身体观念，健康和幸福；创造性：游戏，艺术，运动，唱歌和音乐，舞蹈与戏剧；文化身份，使用瑞典语和方言交流对每个儿童学习与发展的系统评估

有学者在分析北欧各国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文本后，指出教育内容从优先强调保育和游戏，转向关注学习、认知及与终身学习相关的评估。[29]终身学习与线性（linear）学习相关，而线性学习的目标、发展路径是预设的，强调学习的连续性，这引发了对幼小衔接的关注。如挪威最新的《框架计划》（2017）指出，“学习领域的内容应与儿童今后在学校接触到的科目基本相同”，这反映了幼儿园在向小学看齐以获得终身学习的连续性；而语言方面新增了“探索和体验不同类型的书面语言”的内容；数学认知方面对数字/数量、空间和形状的要求由“知道、理解”增加了“运用”的层次，并新增了情感态度方面的内容，如新增“探索并获得解决数学问题的经验，并在数学中体会到乐趣” [30]。总的来说，新的北欧政策话语增加了以认知为导向的内容，弱化了有关创造力的内容。

（二）教育内容：从重视保育和游戏到关注终身学习

北欧幼儿教育和保育传统鼓励游戏、人际关系、理解世界的好奇心和渴望，认为在共同建构的环境中儿童和教育者都应受到重视。北欧国家一贯反对过早地将正式的学习标准引入儿童的生活，因为这些标准存在破坏童年、限制儿童自由发展的危险，这一观念与“入学准备”取向对比鲜明。[28]

丹麦学者认为，北欧幼儿教育机构中的民主维度依然占据优势，但当下这一维度通过技能-测试的框架体现，导致政策文件伪装成了技术指南。[24]最新的北欧政策文件强调父母参与、学业学习，这可以视作市场经济视角及高级的自由主义管理，[25]这与终身学习、消费者应明智地选择并为自我选择感到满意有关。例如，挪威的课程纲要《幼儿园内容与任务框架计划》（Framework Plan for the Content and Tasks of Kindergartens，以下简称为《框架计划》）指出：“幼儿园应确保父母和幼儿园之间能够经常地交流对每一位儿童的身体健康、情绪幸福、儿童的经历、学习发展等方面的观察和评估。” [26]丹麦政策也期望父母与教育者合作，向教育者提供信息、共同评估孩子的语言水平，并且在有需要时允许孩子接受言语刺激的训练。[27]

伴随着终身学习的概念，幼儿教育的趋势是减少游戏，这既包括为了游戏本身的游戏，也包括与保育、安全感、亲密感相关的游戏。以挪威为例，1995年的《框架计划》中，童年期被看作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时期，强调儿童的自我空间、经验、文化呵护、游戏和发展，学习如数学、挪威语的读写被认为是属于正式学校的学科；而2006年修订的《框架计划》中，虽然学习依然排在最后，但被赋予了更高的权重。在2009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挪威的托幼中心和小学的教师都报告了一些变化，即托幼中心的教师更重视5岁儿童对文字、数字等的学习，小学教师则发现新入学的儿童在语言、数学等方面的能力相较以往有所提升。[31]丹麦研究者指出幼儿教育专业人士普遍对小学化(schoolification)感到担忧，这也是北欧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他们认为国家的政策话语相信“更加关注学习能够带来更好的幼小衔接，以及总体来说更好的学校经历”[32]。

（三）教育评估：更加重视对质量的监管与评估

在世界幼儿教育政策话语中，“质量”这一概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然而其往往与预设的、以未来为导向的学习紧密相关，而非与不可预知的、生成性的活动相关。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之下，北欧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话语增加了对质量的监管与评估，并越来越关注成果的可见性及与未来学习的连续性。

随着欧盟核心素养等质量框架的推广，幼儿教育的目标、内容和评估更指向未来的学校和工作生涯，而非指向游戏、保育与幸福感。北欧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话语明显地体现出试图与欧盟核心素养保持一致。这种质量评估通过档案记录和登记实现，其中：对个人的档案记录与评估的管理增多了；质量越来越与认知（学业）相挂钩；质量与终身学习的方向一致，越来越呈线性与目标导向性。[33]例如，挪威《框架计划》提出：在2006年版的课程纲要中，档案记录的作用在于“为教职工之间、教师和儿童、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反思和讨论提供基础”；而2017年版的课程纲要扩展了其使用范围，“教职员的工作记录展示了他们如何完成《幼儿园法案》和《框架计划》中的要求——记录教学实践可以为父母、社区以及当地政府提供儿童在园经历的信息，以及幼儿园如何实现《幼儿园法案》和《框架计划》的要求” [34]。有学者指出，对学习结果的关注、对档案记录的要求忽视了其他学习领域（如艺术），以及对民主、团结、统一理想的培育。[35]英美倾向于采用基于结果的学习取向（outcome-based learning approach），而北欧国家则倾向于使用基于输入的多样学习取向（input-based multifaceted learning approach）。[36]而这两种模式似乎在北欧现行的学前教育政策方针中共同存在，政策方针对档案记录和评估每个儿童的发展、知识和能力的兴趣越来越浓。丹麦学者通过分析政策文件和相关研究后指出，丹麦托幼中心倾向于强调狭隘的课程进步与标准化测验，挪威和丹麦还让所有儿童参与到语言发展的筛查与评估中。[37]

三、讨论与反思

（一）北欧幼儿教育和保育所根植的历史传统仍旧强大

北欧五国的地理位置相邻近，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模式、价值理念等催生了相似的幼儿教育体系。尽管五国在具体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方面存在多样性，但学界一般视其为同质的地域[38]。

有学者区分了北欧幼儿教育政策话语的价值观念所围绕的三个主要领域：民主（democracy）、保育（care）、能力（competence）。民主是最好童年的核心，五国的政策文件和课程指南都期望幼儿园、学校践行民主原则，儿童将在这些环境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其课程框架中，“民主”也频繁出现，相关的提法还包括权利、儿童参与、儿童的影响力、平等、团结、责任。如瑞典1998年的《幼儿园课程》（Curriculum for preschool）表述道：“每个儿童都应有机会根据自身情况形成自己的想法并做出选择；儿童应得到支持，从而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充分参与；儿童正确的信念应该得以确立和发展”[41]。

挪威2017年《框架计划》出台前，挪威如何应对“入学准备”政策话语一直是关注的焦点。通过新旧课程框架的比较，发现在新框架的一级标题中增加了两方面内容：一是落实了自治市长官、幼儿园园长、保教主任的职责，这与新的公共管理问责制密切相关；二是新增了对幼小衔接的描述，这与线性的终身学习密切相关。事实上，政策话语从自主到问责的倾向先前就激发了挪威教师的抵抗。2016年奥斯陆教师曾在街头游行示威以示反抗，因为他们是问责制首当其冲的对象，这将带来工作内容和数量的改变，例如教师需要加强对学习结果的档案记录，一部分自由时间将被官僚主义、耗时的档案记录所侵占。[47]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这种政策话语的冲突估计还会继续。

当代北欧幼儿教育体系的建立起源并镶嵌于北欧高福利的国家体制之中。北欧福利国家的建设始于二战后，秉承人人拥有平等机会的核心价值，包括性别平等、免费医疗、高社会保障、社会信任的等级制度。而“性别平等”“双方挣钱，双方养育”的基本思想是其幼儿教育事业建立、发展的基本理念。20世纪60-70年代，北欧国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以推进男女平等，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鼓励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这可以看作北欧国家加大对童年期投资的起点。为了解放妇女、保障妇女参与劳动，儿童保育便成为北欧国家的公共事务。丹麦首先为儿童日托公共服务立法（1964年），接着是芬兰、冰岛、瑞典（1973年）和挪威（1975年）。[39]保育是最好童年的一大重要保障。北欧幼儿教育政策清楚表明，幼儿机构的一个关键功能是为儿童提供保育，例如，丹麦社会事务部门（2011年）提出幼儿园应与父母合作，为儿童提供保育，支持儿童全面发展、建立自尊、拥有美好健康的童年。[40]

第一，法律系统（法律、条例和管理系统）。幼儿教育和保育的管理权逐步从社会事务部门划归到教育部门，瑞典最早（1996年），芬兰则最晚（2013年）。第二，经济系统，即财政如何支持管理事务。不像其他公共政策领域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而削减费用，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支出有增无减，且没有削减该项政策福利的预兆。第三，思想系统，如目标、内容和组织。2005-2017年，各国纷纷更新了幼儿教育法案和课程纲要，从特别关注幼儿机构的保育功能到聚焦教育——建立起保教一体的模式（Educare model），教育质量日益成为政策焦点。第四，质量控制和评估系统。国家对幼儿教育由原先的目标管理发展为对目标、成果的管理。“质量”的概念被广泛地引入到幼儿教育政策中，而这种转变假设教育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2006年欧盟发布的《欧洲质量框架》（European Qualifi cations Framework）提出了欧洲的总体质量框架，其核心是通过具体的学习成果（知识、技能和能力）来定义和体现的“八个核心素养”，[11]而强调质量或学习成果与“入学准备”政策话语密切相关。在全球化的今天，北欧幼儿教育和保育传统的“最好童年”话语与“入学准备”政策话语产生了直接冲突。例如，冰岛本想在幼儿教育新框架（2012）中引入欧盟的“八个核心素养”，但因国内有反对意见而促使政府最终舍弃了这一想法，反对意见认为这将带来对儿童个体的评估。[12]

（二）教育全球化的冲击锐不可当

“最好童年”与“入学准备”话语体系的冲突发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强势国家所主导的强权全球化（hegemonic globalization）和国际组织的推波助澜是重要的推手。发达的信息与通讯使覆盖全球的网络、市场、跨国合作的组织和机构将各国、地区编织入一张大网，相互影响。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 Foucault)曾指出，话语和权力、知识交织在一起，话语不仅关涉能说什么、想说什么，还关涉谁有权力说、什么时候说、以怎样的权威说。彼特•莫斯（Peter Moss）指出，入学准备话语中最常用的词汇如“质量”“成果”广泛传播，可以看出英美主导的入学准备话语的影响已不局限在英语国家，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有分量。[44]这体现了所谓的强权全球化，即一种特定地方的、某种文化下产生的话语成功地全球化，同化了所有与之对立的话语。北欧五国中丹麦、芬兰、瑞典是欧盟的成员国，而挪威和冰岛与欧盟紧密联系。丹麦儿童与教育部部长克里斯汀•安托里尼（Christine Antorini）曾坦言，欧洲和国际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北欧国家的幼儿教育和保育政策。[45]

国际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话语通过协约、报告渗透入北欧国家的政策话语中。2000年的里斯本条约重新定位了教育，并使其趋于标准化。教育从广泛性的目标和目的，比如“健康幸福（well-being）和个体发展”转向对学科领域具体目标的描述，这通过定义了基本技能的八个核心要素体现。相应地，OECD的系列幼儿教育和保育的主题报告《强健的开端》（Starting Strong）向各国政府推荐了一些政策和教育策略来支持幼儿学习，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所有儿童特别是弱势群体创造平等、普及性。另外，所有的政策文件以及欧洲教育和培训体系中关于有效性和平等问题的报告都首要考虑经济而非教育问题。如欧盟委员会向成员国传达里斯本条约的要义：学前教育（Preprimary education）在儿童的成就和社会适应方面具有最高的回报率，应更多地注资，以作为一种为儿童日后学习打下基础、预防辍学、增加结果公平性和总体技能水平的有效手段。[46]

20世纪70年代，世界普遍性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失灵，以市场统治、私有化为要义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开始受到重视。[6]新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教育领域，其推崇教育改革应追求提升学校管理绩效、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幼儿教育政策更加具有目标理性（goal-rationality）、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和谐化（harmonization）的特征，使得幼儿教育成为培养灵活、自治的终身学习者的过程。[7]以英美为主导的教育市场化改革，在幼儿教育方面主要呈现出绩效主义、市场主义两大特征。“绩效主义”将幼儿教育视为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生产出预设成果的场所（比作工厂）。这与社会投资视角、人力资本论关系密切，认为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投资幼儿教育，将获得高收益、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市场主义”将幼儿教育视为市场中相互竞争的买卖，向作为消费者的父母出售商品，学校为了获取消费者会追求更高的质量和效率。北欧教育界的学者注意到了新自由主义对北欧教育事业的影响，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下，将知识视作当今最重要的国家竞争力因素的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到了北欧的教育系统。[8]

（2）国库支付端口不对高校开放。财政专项的支付基本都是通过财政一体会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国库集中支付。目前高校基本都上了自助报账系统和网银系统，中央以及不少省级财政部门已经允许高校网银对接国库支付系统，但是市级财政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很多还是不开放端口，不允许高校网银对接，出纳要手动重复录入指标、账号等相关信息，影响支付效率。

第二，3月份是猕猴桃溃疡病爆发高峰期。嫁接操作不可避免地会在树体上造成伤口，为溃疡病侵染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嫁接不但不利于嫁接树的健康生长，也为其他未嫁接树带来了溃疡病感染隐患。

（三）未来走向：在冲突与妥协中走向融合

北欧学者普遍意识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北欧传统”与“入学准备传统”两种幼儿教育模式似乎共存于当下的北欧国家。北欧国家的幼儿教育尽管还保留着相对强大而有特色的民主和保育的特点，但政策话语增加了对儿童个人的知识、能力（包括学业和认知方面）进行档案记录和发展评估的兴趣。北欧和英美课程模式的结合可能在短期和长期来说都是有益的。根据OECD的研究，综合多面的、以输入为导向的模式可能提高儿童长期的学习，包括创造力、独立性、自尊心、学习的主动性和动机。学业模式则可能提高儿童短期的学习结果，包括阅读和写作能力、数学、科学和具体的知识。[48]北欧的研究者正在积极应对这两种模式间的冲突，寻找理论和实践上的方法以便结合看护、养育和“入学准备”等方面。来自于政策文件的分析表示北欧国家正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处理这一问题，但并没有真正设法将这些概念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仍是以梳理描述为主，比较和解释性研究相对缺乏；对“文化外交”“文化交流”“人文交流”等概念存在混淆的现象；对中国同中南半岛开展文化外交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别行为差异也鲜有关注和分析。这些不足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努力的空间。

北欧幼儿教育政策的变迁只是国家政策总体变化的一个缩影，因而其未来走向与北欧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走向密切相关。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北欧福利国家创造了至今人类历史上民主与平等的最高度实践，其普及主义的、促进民主的教育依然为世界提供了诸多借鉴，也是北欧国家引以为傲之处。正如一些北欧学者称道：“我希望国家之间的竞争扩展到对平等和身心幸福感（well-being）的测量，这是影响所有社会中人们生命质量的事情，而北欧国家对此知之甚多” [49]。部分北欧学者认为尽管有一些让人焦虑的因素，但新自由主义主导北欧的教育模式、抹除“面向所有人的学校”的理想的可能性较低，民主维度依旧会强有力地存在；而北欧幼儿教育政策话语未来将如何变迁，还需要时间来向我们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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