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叙事作品中，同一故事重复出现在不同文本中，详略程度和情节内容却有所不同的情况，并非鲜见。这些故事的早期记叙一般较简略，文本的上下文之间通常会出现明显的跳跃性。这些跳跃而过的空白不一定是不重要而被省略的，空白的存在往往还会引发阅读者和研究者的思考——跳跃过的是什么情节？为何要省略？在叙事作品尤其是在史传文学中有明确记载的事件，也可能因为版本迥异而引人深思——为何不同作品对同一事件的记载会出现差异？后世作品对早期文本为何如斯改编？蕴含在这些文本的跳跃性和后世改编之中的，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古代叙事作品中的想象空间。

1　什么是“想象空间”

古代叙事作品中的“想象空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作品本身的跳跃性和留白；第二层次是作品撰写时认定故事情节为合理的社会环境和受众心理；第三层次是后世选择何种文本进行改编以及如何改编才能使其符合改编者预期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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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版《赵氏孤儿大报仇》楔子写勇士鉏麑被屠岸贾遣去刺杀赵盾，鉏麑“仗着短刀……谁想鉏麑触树而死”[1]。这是对事实状况的简单描述，也是旁人所能知晓的一头一尾，中间发生了什么谁都不知道，这种跳跃性就是第一层次的想象空间。作品中的这种想象空间可能会有“引起后世读者、文学家想要探寻究竟的好奇心以及想要补充空白内容的好胜心的效果。”[2]这第一层次的想象空间对作品的流传及其衍生作品的出现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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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折程婴向赵武讲述这个故事时，在这头尾之间加上了丰富的情节，“谁想这穿紫的老宰辅……此夜锄麑自触槐”[1]。作品中程婴为何理所当然地认为故事经过会是这样？程婴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伦理观念等，对该故事的想象空间进行补充，使改编后的故事更加符合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逻辑——这种心理就是第二层次的想象空间。

选择孤儿故事进行杂剧的改编，本身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符合儒家学说、改编者和接受者的多重预期。角色的特殊身份、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恶者最后满门灭族，善的一方在恶者的迫害中被众多忠义之士救下从而保留一息香火，最后不仅大仇得报，还得回了家族地位而光宗耀祖。作者之所以推广这种叙事逻辑，原因有二：一方面，这是元杂剧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作为舞台艺术，情节上需要具有戏剧性；另一方面，儒家学说要求民众有“忠”有“义”，元杂剧这种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艺术被赋予了教化的功能。这种改编背后的思考就是第三层次的想象空间。

当Θ=1时，所有的节点拥有一致的方向相，即为相同步状态；当Θ=0时，表明有一半的节点拥有相同的方向相。因此，我们可以使用Θ参量来判别相同步。

2　“想象空间”出现的客观原因

2.1　原始资料的制约

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左传》撰写孤儿故事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应是来自晋国史书。太史公撰写《史记·赵世家》则应会参考赵国的史料。鲁国掌握的史料应是晋国“告之”的，赵国掌握的史料是赵氏家族流传下来的。可以想见，无论是晋国王族还是赵氏家族，两方面的史料记载可能都有所保留。史料的差异使得作为史书的《左传》和《史记·赵世家》有了差异，这让人疑惑和深思——屠岸贾究竟是否存在？即使他存在，是否真有如斯权势？

我没心思开玩笑，真的，我现在唯一希望的是能活着，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再见到小六子。现在我唯一不放心的就是小六子。

叙事作品是时代的产物，是材料汇集的产物，是人笔下的产物，所以，对叙事作品背后的时代、材料、叙事者的思考，也是一种想象空间。

《史记·晋世家》载：“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4]可知“下宫之难”中是赵同、赵括两个赵氏支族被灭族，而不是元杂剧版中所写的全灭。这一点，与《左传》记载是相符的，但是《史记·赵世家》却与之有异。不仅如此，《史记·晋世家》与《左传》的记载在多个方面均相符合，《史记·赵世家》则摒弃了这个“下宫之难”的故事版本，写下了充满忠义之情和戏剧化冲突的孤儿故事。

据《史记·赵世家》载，赵庄姬为晋“成公姊”[4]，但当代史学界普遍认为，赵庄姬应为晋成公的女儿，晋景公的姐姐，也即在“下宫之难”发生之时，赵庄姬的身份是国君的姐姐。本文采取这种说法。《史记·赵世家》载赵庄姬孕时藏于公宫，屠岸贾前去搜索的时候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为何庄姬生子后屠岸贾才去搜索？是只能杀孩子不能伤害赵庄姬吗？赵庄姬为何选择藏于公宫，是公宫对赵庄姬有何庇护作用吗？那为何赵庄姬生子之后，屠岸贾可以正大光明地进入搜查？屠岸贾这样明目张胆地迫害晋景公的姊妹、王室的公主，晋景公知道吗？如果这是晋景公属意的，又为何在十五年后与韩厥商议迎回赵武？

令人疑惑的是，在赵武与程婴隐居山林的十五年里，晋国王庭发生了什么，或者屠岸贾做了什么，使得晋景公下定决心与韩厥相谋剪除屠岸贾这根利爪，重立赵氏在晋国的地位？更耐人寻味的是，十五年前韩厥只能“称疾不出”[4]来避屠岸贾的锋芒，十五年后却成为能让晋景公做噩梦后选择去询问并听从其意见的宠臣，这中间，又发生了多少事情。甚至，从山林之野出来的赵武，却能参与去对战武力值甚高的屠岸贾，作为抚育者的程婴有多大本事，或者赵武又另有多少奇遇，也令人浮想联翩。

2.2　追求简洁

【参考文献】

依据类似的原始材料，不同叙事者记录下了迥异的故事，这一现象背后自有其相应的创作心理和社会背景。《史记·赵世家》中的屠岸贾应该是一个权倾朝野到让一国之君都避其风头的权臣。可是《左传》和《史记》及其他关于晋国的记载中鲜有其事迹。太史公撰史的严肃性和专业性毋庸置疑，这里的版本差异，只能以两部作品的作者掌握的原始资料差异较大来解释了。

重耳来到楚国，承诺楚王说，若是晋楚两军交战，“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健，以与君周旋”[3]。楚国令尹子玉请楚王杀死重耳，楚王并未听从，并曰“天将兴之，谁能废之”[3]。那么，子玉请求楚王杀死重耳，究竟是觉得重耳出言侮辱了楚王，还是看出了重耳的野心，怕养虎为患？楚王并未应允，除却敬畏上天之心外，其中的考虑，显然未被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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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重耳与臣子流亡各国数年，却从未提出要各国国君帮助自己得到晋国国君之位。六十多岁的重耳却对也曾收留过晋怀公的秦穆公朗诵《河水》，表示自己不会忘恩负义，暗示希望秦穆公助自己回国夺位。重耳此时选择秦穆公，除了晋国情势的变化，也一定是得到过怀嬴的回应，知晓秦穆公确是欲舍怀公而助自己。

进一步分析，古代叙事作品追求简洁是出于书写物质材料的制约。上古时期，人们主要将作品书写在竹简和丝帛之上，竹简笨重、丝帛珍贵，书写材料的不便制约了叙事作品的长度。于是，那时的叙事作品力求言简意赅，虽表达简洁，却内容丰富。

(1)钢筋设置要点：防护门两侧门框墙的水平筋为受力筋，应配置在外侧，并且门框墙受力筋宜封闭，而其他墙体一般将水平筋设在内侧。

如《史记·晋世家》中称呼赵氏孤儿赵武为“赵庶子武”[4]。这一简单称呼的背后是其时赵氏家族诸多事件组合发生的结果。当年，赵衰随重耳流亡到翟国，翟国将攻打戎族部落时得到的两名美貌女子分别给与重耳和赵衰为妻，其中配给赵衰的是年长的叔隗，叔隗生子即为赵盾。赵衰回到晋国后，娶了重耳的女儿赵姬，赵姬生赵同、赵括、赵婴齐。然而，赵姬坚持要赵衰将叔隗迎回晋国，并立赵盾为嫡子。后来，在晋国重设公族大夫时，也许是出于对赵姬的感谢，赵盾举荐的是异母兄弟赵括，于是赵盾的儿子赵朔只能成为“公族余子”，所以称赵朔之子赵武为赵氏家族的庶子。“赵庶子武”[4]四字包含了赵氏三代嫡庶子的变换。

2.3　叙事作品片段的遗失

古代叙事作品中想象空间的出现，还有可能是因为叙事作品的遗失。一方面，当时统治者刻意销毁，如后文所述赵国史官对赵氏孤儿故事的取舍。另一方面是战乱导致的不可抗因素。战乱就代表着生灵涂炭、十室九空，叙事作品的保存自然也无法完善。尤其在上古时期，文字以竹简为主要载体，且不说竹简的大量散失，单是串联竹简的物质被腐蚀之后，极易出现的脱简、错简等状况，就给叙事作品的解读带来了极大困难。出于对出土文物或者世代流传的文本的尊重，学界对一些解读上明显有问题的叙事作品，也只是提出内容遗失或者顺序错位的可能性，而不会盖棺定论。这些学界观点，也为叙事作品的解读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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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想象空间”出现的主观原因

3.1　有意回避

古代叙事作品尤其是史传文学的撰写受当时统治者制约较大。记录往事时，作者也可能因为自身原因选择性地回避一些事情。

且看“赵氏孤儿”的故事。史学家们对孤儿故事的真相进行过推演，指出了各个叙事作品相较于历史的不合理之处，甚至通过《左传》和《史记》记载的矛盾，质疑过庄姬的无辜与否、赵朔的生卒年月，甚至屠岸贾的存在与否。其实，这些差异是因为那些作者在撰写早期叙事文本时，出于各种原因对史实都有所避讳。赵国美化了自己祖先的故事，“为尊者讳”的传统让取材于赵国史料的《史记·赵世家》成为了美化版孤儿故事。屠岸贾其人，也许只是被抓来当了壮丁。抑或者，领兵诛杀赵氏家族的将领中确实有屠岸贾，所以他就被作为了美化版孤儿故事的反派。在这个故事里，晋景公是不知情的，将领们是被迫的，庄姬是坚贞而富有母性的，公孙杵臼、程婴和韩厥都是忠义两全的，只有屠岸贾，罪责尽在他身。这一切成就了赵氏先祖可以拿来让后世子孙瞻仰的故事版本。

作者的避讳言之有种种起因，可能出于自愿，也可能是被迫而为。后一种情况下，作者可以通过营造令人疑惑的想象空间来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就是所谓“春秋笔法”。这种想象空间的出现，“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作者的不经意而为之，但事实上却能够起到别出心裁的艺术效果。如果作者能够合理运用‘留白’，那么不仅能够让……作品变得更加扣人心弦，还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让他们的思想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而发生变化”[6]，更能够表达自己的思考与情感。

3.2　不同文本记载的差异

《左传》关于重耳之亡始末的记载中，重耳在齐国时，臣下偷偷相谋想要离去。然而“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3]，姜氏为了维护重耳而杀死了告密的蚕妾。晋公子重耳虽流落国外，但是希望能重回晋国，各国肯定也对此有所考虑，否则一个仅为弃子的晋国公子如何让齐桓公将女儿嫁与他？那为何蚕妾偷听到重耳的臣下商议想要离去之后，需要密告齐姜？齐姜又为何需要杀死知情者蚕妾？重耳一行为何不能直接向齐桓公辞行？如果齐桓公希望彻底留下重耳阻止他回国，又为何并未追杀重耳一行？抑或是齐姜在重耳走后，对齐桓公有所谏？

在叙事作品的撰写过程中，因为作者掌握的材料不够完整、详细，或者作者不能完全肯定原始材料的真实性，亦或者确实存在一些难以被非当事人知晓的细节，所以不同作品可能呈现不同程度的内容缺失或差异，这就导致了想象空间的产生。以“赵氏孤儿”的故事为例，先见于《左传》和《史记》的两个版本就较为不同。

故而，一方面，史传文学中事件的真实与否，不仅要看记载是否详尽，也要参考叙事者的立场和动机，更要比对多部史料；另一方面，关注不同文本的差异，能更好地挖掘文献背后的叙事者立场、社会状况和群众心理等想象空间。

3.3　作者的揆情度理

叙事者可能用一些本应难以为非当事人知晓的细节来填充原始资料中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得整个故事合理化，也即“通过想象对文学空间进行建构……对历史过程的重塑和叙事细节的强化，使得文学的叙述立足于真实并超越真实”[7]。

如《焦仲卿妻并序》中媒人给刘兰芝和太守之子做媒时的描写，“媒人去数日……故遣来贵门”[5]。这一段明显能看出前后文语义有一定的矛盾之处。前文刘母说“贫贱有此女”[5]，与这里的“说‘有兰家女，丞籍有宦官’”[5]相矛盾。当然，前面刘母的话可能是婉拒的需要，但也不能排除是出现了脱简，“……丞籍有宦官”[5]说的其实可能是太守之子。事实上，这一段做媒时的描写，并不符合全诗和谐的对偶和韵律美。试想，如果其实是“说‘有兰家女……’”[5]和“……丞籍有宦官”[5]之间出现了脱简，“说有兰家女……”[5]之前是太守和主簿进行商议并请郡守去做媒时的言语，而“……丞籍有宦官”[5]是郡守做媒时向刘母介绍太守之子的言语，则不论从语义角度还是从韵律角度考虑，都更加合理。虽然这种推测不一定是实情，但这种矛盾的语义带来的思考本身，即已是一种想象空间了。

《史记·赵世家》公孙杵臼和程婴商议如何保护赵氏孤儿的场景中，出现了详细的对话描写——“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4]随即按计划慷慨赴死。这些难以为非当事人知晓的细节，本应都是生无旁证，死无对证，但是太史公在对原始资料进行处理的过程中有“揆情度理”的权利。同时，这样的“揆情度理”正好丰富了记载，且恰恰代表了众多史料集中之后对这一史实的主流认知，还使得整个故事以太史公所处的时代来看更为合理化。

《左传》记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3]赵婴齐是晋国大夫赵盾的弟弟，赵庄姬是赵盾之子赵朔的妻子。《左传》中赵朔生卒年月均不详，《史记》及元杂剧版则将赵氏孤儿赵武作为赵朔的遗腹子。若赵朔确定早已死去，则遗腹子一说不成立。如此，正是因为赵朔卒年成谜，才有了孤儿故事的存在可能性。

叙事作品自身追求表述简洁的特性，使其令后世读者难以完全看懂，从而产生了想象空间。

[1]（元）纪君祥等著.赵氏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唐榕骏.《莺莺传》叙事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6（4）:72-76.

[3]（春秋）左丘明原著,蒋冀骋点校.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

综上所述，在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实施基于循证护理的健康教育，更有利于加强患者对疾病和健康知识的掌握，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

[4]（汉）司马迁著.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5]袁世硕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1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这一下震惊了李老师，李老师就是有学生来告状，然后就发现了这些罪证。看见这些东西，李老师的脸也红了，整个办公室的老师们得知情况后都傻了，李老师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但怎么样也想不到原因是周小羽讲的这样，因为她当时也没容许周小羽再分辩。她当时就在心里想，哪个老师看见会不生气啊！在她看来，这些画充满着黄色和暴力，有些是男女一起的，有些是打架的，有一张李老师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一个人被绑在板凳上，旁边一个人在拼命地用灌木刺打着。那画面让她想起电视上那些私设刑罚的场景。这么一个小孩子，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所以，她是一定要上门家访的。这个孩子这样下去就不行了！

[6]蔡雨桐,杨锡.论“留白”在戏剧语言中的美[J].戏剧之家,2017(8):27.

[7]曹胜高.想象世界与中国文学空间的早期建构[J].中国文学研究,2016（4）: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