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对于辽东农业已经有所关注，黄凤岐《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一文以辽宋之间的交往视角，论及辽代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契丹农业发展从建国前的粗放型农业到建国后与汉族的交往使其农业经济转变为精耕细作，同时统治者重视农业发展，任用汉人为官鼓励农业发展，这些都是辽得以不断扩张的基础。签订澶渊之盟后双方交往的频繁，不断传来宋朝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辽境内的农业水平不断提高。[1] 王成国《从契丹族俗看辽代经济生活》从契丹民俗角度分析辽代的经济生活，认为辽朝经济的发展与国土面积的扩大，与境内民族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提到辽东地区的渤海移民的迁入是辽东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认为辽之经济在辽圣宗时农业已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辽马政体系完备是辽提升国力的保障，渔猎经济虽居次要地位但渔猎活动仍是契丹民族十分重视的活动。[2] 何天明《试论辽代牧场的分布与群牧管理》梳理了辽代牧场的分布，认为辽初在东丹国、铁骊、室韦、女直等地都分布有牧场，还有遂州、乌州等都有契丹贵族的私人牧场，再加上辽实行薄籍制度，辽东地区畜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3] 张秀荣《辽代农业发展初探》将辽建国前和建国后农业发展对比，可以看到建国后五京地区农业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其中辽东地区在农业政策指导下农业也有进步，再加之渤海移民的先进农耕技术，尤其是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境内有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同宋交往的频繁都促使辽东的农业向前发展。[4] 肖忠纯《辽代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一文中农业专指种植业，辽在各地实行劝课农桑、各地司农寺的设立以及“中原特色”生产工具的传入都是辽宁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辽对辽东地区施行特殊的政策，加之辽东地区生态环境优于上京等地，在辽圣宗朝辽宁地区也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转变，是辽时期农业发展的高潮，后由于统治的腐朽和自然灾害频发辽宁地区农业又进入下滑期。[5]

一、人口的增长

人口数量是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而辽东地区由于唐末多次的战乱，出现了人口大量流散、土地荒芜、经济萧条的现象。契丹族在建国前就将势力深入到了辽东地区，开始着力经营恢复辽东地区的经济，尤其在建国后，正如前文所述，辽太祖、太宗和圣宗三朝在辽东地区置州设县，使其人口数量大幅增长，给辽东社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当时为了迅速恢复辽东的生产，辽廷把大量的汉人、渤海人迁入辽东地区。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腰椎间盘突出的发生率逐年上升，是常见的骨伤科疾病之一，主要发病原因是因为人体长时间处于重体力劳动或者腰部受力不当等等。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都有一定的影响。轻者腰椎疼痛，影响活动能力，重者腰椎间盘变形可导致活动能力丧失[1]。因此对腰椎间盘突出的诊断是至关重要的[2]。临床常见的诊断方式有磁共振成像（MRI）、CT。

为恢复辽东的农业生产，辽政府施行人口迁移和招抚的政策，强制迁入大量汉人和渤海人，同时招抚女真和奚等部族到辽东地区。东京辽阳府，“时汉人降与转徙者，多寓东平”[6] [ 1358] 。马人望原“为石晋青州刺史”[6] 1610，太宗在攻打石晋时其虽坚守但终被俘获，而“太宗义而释之，徙其族于医巫闾山，因家焉”[6] 1610。马人望携其家族居于医巫闾山，当地汉户随之增加。宣州，“开泰三年徒汉户置。隶保州”[6] 522。宗州，“在辽东石熊山，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6] 527。铁利州，“开泰七年以汉户置”[6] 529。如此州县还有很多，如沈州、乾州、祺州等等，都以汉户为主。辽东本渤海旧地，攻灭渤海国之后，就将渤海许多州县迁于辽东以削弱渤海大族的势力。如岩州，“本渤海白岩城，太宗拨属沈州”[6] 528。广州，“太祖迁渤海人居之”[6] 529等。大延琳起义失败后，萧孝穆任东京留守一职，招纳渤海流民“抚纳流徙，其民安之”[6] 1466。辽东汉人和渤海移民众多，正如史书载“辽东旧为渤海之国，自汉民更居者众”[7] 。

在辽东地区还分布有女真族、奚族、高丽人等。辽东地区的曷苏馆女真、南女直国都是女真人的聚居地，开泰四年，“曷苏馆部请括女直王殊只你户旧无籍者，会其丁入赋役，从之”[6] 192。还有“来远城，本熟女直地”[6] 522。奚族与契丹民族渊源较深，“异种同类”[8] ，来远县，“徒奚、汉兵七百防戍焉。户一千”[6] 522。高丽人曾在隋唐时期占据辽东，自然辽东地区也留有很多高丽人。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在拜谒乾、显二陵时，又将“所俘高丽人分置诸陵庙，余赐内戚、大臣”[6] 185。辰州，“本高丽盖牟城。唐太宗会李世勣攻破盖牟城，即此。渤海改为盖州，又改辰州，以辰韩得名”[6] 522。辽东地区是监控高丽的前沿阵地，辽与高丽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通过战争俘获了大量的高丽人。另外，也有其他部族迁入辽东，景宗保宁三年，“十一月庚子，胪朐河于越延尼里等率户四百五十来附，乞隶宫籍”[6] 100，辽廷“诏留其户，分隶敦睦、积庆、永兴三宫，优赐遣之”[6] 100。敦睦宫，辖辽东沈州和岩州；积庆宫辖辽东显州；永兴宫辖辽东开州和来州。可见，胪朐河上部族前来归附的大多数人口都迁入了辽东地区。

经济类种植作物主要有桑、麻。契丹在建国前一度臣服于高丽，迁部落同高丽人一起生活“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17] ，高丽人擅长“种田养蚕”[18] 。受高丽人影响，契丹也重视植桑业，“太祖仲父述澜为树艺、桑麻、组织之教”[6] 1007，述澜时已掌握桑麻的栽培和管理。东丹王耶律倍，“献白纻”[6] 33，辽东盛产纻麻，经常作为贡品送给朝廷。辽东地区桑麻茂盛，医巫闾山下地生桑麻，桑柘的种植目的主要是养蚕吐丝，麻则用来织布。桑、麻的种植给辽东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二、农业生产的扩大

人口的增长促使农业人口进一步增多。辽朝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的发展，使辽东地区的农业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大片荒地被开垦为农田，农业规模不断扩大。

1.注重保护农业生产

辽东地区畜牧业较为兴盛，至道宗大安二年，“赏群牧官，以次进阶”[6] 1034。通过牧官征收的牧马蕃息之多就可看出至辽末道宗朝，契丹畜牧业仍十分繁盛。但是连年战争的消耗，“至末年，累与金战”[6] 1034且“诸群牧私卖日多”[6] 1034，造成了“畋猎亦不足用，遂为金所败”[6] 1034的惨状。辽东地区在被金军占领前曾多次发生渤海移民的叛乱以及和高丽的战争，这些都严重破坏了辽东畜牧经济的发展。

统治者鼓励农业生产，大量农业人口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辽太宗多次诏令保护人民的农事活动，禁止官兵、牧民等破坏农业生产。“太宗会同初，无害农务”[6] 1026、会同三年，“诏扈从扰民者从军律”[6] 51、会同九年，“诏征诸道兵，敢伤禾稼者以军法论”[6] 59、“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6] 1026。太宗朝对农业生产的保护采用严厉的法律形式。圣宗朝为促使农业进一步发展，除严令禁止畜牧生产损害庄稼，统和七年，“禁刍牧伤禾稼”[6] 144，还另辟新地鼓励人民耕种。统和十五年，“诏品部旷地令民耕种”[6] 161。地方官吏同样鼓励州县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太平八年，“诏州县长吏劝农”[6] 228。圣宗朝农业发展迅速，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不仅充分供给辽东人民，而且还有富余，能够救济其他贫饥地区。史载太平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6] 1027。兴宗同样禁止扈从踩坏老百姓的田地，重熙十五年，“禁扈从践民田”[6] 266。

至辽道宗时期，依旧行鼓励农业生产和严立科条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道宗清宁二年，“遣使分道平赋税，缮戎器，劝农桑”[6] 288。大康五年，“禁扈从扰民”[6] 322。总之，辽朝历代皇帝虽然好射猎，但同时十分重视保护农业生产，辽东地区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开发，粮食产量丰年有余，各个州县内都设有和籴仓，辽东地区基本没有贫饥地区。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而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同、银、乌、遂、春、泰等五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迨天庆间，金兵大入，尽为所有”[6] 1027。我们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在道宗初年粮食还很充足，“公私兼裕”[6] 1027，并且还能保证军需。耶律唐古、马人望等地方良吏管理有方，在东京道诸州都有和籴仓，以较低的利息借贷给困乏的民户。当时虽然有战事但粮食依旧充足。

2.生产技术的改进

[6] (元)脱脱.辽史(卷七四《韩延徽传》)[M] .北京：中华书局，2016：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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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地区迁来大批汉人和渤海移民，还有部分高丽人，大多数州县与渤海有着承继关系。众所周知，渤海、高丽冶铁业都很发达，汉人又有着丰富的耕作经验。北镇发现的辽代铜犁范有13.75公斤重，呈菱形，属于母范部分，据专家介绍，通常“母范全部可分为注口、鐴、罨口等三部分”[10] 。这种犁工具结构合理，制作规整，一般是用于播种前对土地的翻整，即翻土和碎土。在农作物生长期，也已经掌握用牛粪施肥的方法，“以牛粪覆棚而种”[11] 。收获粮食后，对其进行加工和储存，也已掌握先进的技术，铁岭市歪石砬子发现研磨器、石杵、磨石盘、等生产工具，其中，石斧、石杵都是精磨而成，通体磨光且造型规整[12]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彰武大沙力土辽墓中发现的转磨也较为稀有，与一般平磨相比，研磨面积增加，提高了粮食加工的效率。[13] 先进农具的普及和对科学经验的掌握，都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水利的兴修

农业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辽东人民也十分重视利用当地充足的水资源。辽河是辽东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其支流众多，保障了辽东地区农业生产所需水资源。但另一方面，河水泛滥也给人民带来不少灾害，大公鼎在任沈州观察判官时期，“时辽东雨水伤稼，北枢密院大发濒河丁壮以完堤防。有司承令峻急，公鼎独曰：‘边障甫宁，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乃疏奏其事。朝廷从之，罢役，水亦不为灾。濒河千里，人莫不悦。改良乡令，省徭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6] 1068。从“禁挟私引水犯田”也可看出当时人民对于引水灌溉技术已经熟悉。此外，还有规模相对较小的陂、渠等水利工程，如：“弛其陂泽之禁”[6] 358、“诏数旧渠”[6] 156、“泛舟于池祷雨”[6] 91等，可见辽对水利工程的建设已有较高的水平。辽东地区水利工程的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辽东水资源的作用，对于农业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

三、多种经营的展开

1.农耕种植业

唐朝时期，契丹已经学会耕种，随着部落的发展，成为契丹除畜牧外另一主要生产方式。辽建国后大体承袭唐制，也大兴屯田。辽东地区是控遏高丽的前沿，在辽东地区广设军屯，“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6] 1028，军屯属于公田制，戍兵只需在田里劳作，不用缴纳赋税。兴宗重熙十年，“诏罢修鸭渌江浮梁及汉兵屯戍之役”[6] 257。辽东鸭绿江沿岸设有军屯。还有私田性质的民屯，“余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6] 1028。鼓励人民耕种，但须缴纳粮食作为赋税。同时头下军州也是重要的屯田形式，“各部大臣从上征伐，俘掠人户，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6] 1028。辽东地区的头下州有头下麓州、荆州、荣州、卫州、贵德州、遂州、宗州、懿州等，这些头下州也拥有大量的屯田。辽朝推行屯田主要是为了使戍兵所需粮食得到保障，同时将汉民安置在辽丽边界戍兵屯田促使农业区域不断扩大，也推动了辽东边界地带的农业发展，有利于稳定辽边境安全。

辽代辽东地区是辽朝仅次于燕云地区的另一大农业基地，“辽代东京道内的农田也具有插花式分布特征，城邑、聚落周围形成大小不等的农田插花地，人口规模大的州府附近，农田延续范围也最广”[14] 。唐时征高丽时辽东地区相较其他地区粮食产量就高，“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以其地为辽州”[15] 。辽东地区土壤肥沃、农田规模大、范围广，适合多种谷物和树木的生长。该地区所产农作物种类丰富，据学者考证，粮食作物种类有粟、黍、菽、稗子、水稻等，其中以粟为主，以“辽东粟”闻名辽国上下。在沈阳市老城区大舞台工地文物勘探中发现了占地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辽代碳化谷物遗存，谷物堆积厚度有0.2～0.4米，堆积密集而厚实，推测其是辽代沈州的粮储仓房。[16] 可以看到，辽东地区在辽时粮食产量之高。

水稻的种植在辽东地区历史悠久。唐时期，辽东地区由渤海国控制，是渤海国重要的农业区，“海东盛国”[15] 6179之渤海国大量种植水稻，其“卢城之稻”[15] 6180最为著名。契丹灭亡渤海国后，在辽东建东丹国，采取“因俗而治”政策，仍然允许渤海人在此地区植稻。

通过上述人口政策的实施，辽东地区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日渐高涨。而具体辽东各州县人口有多少，《辽史》的记载过于简陋，笔者根据《辽史·地理志》所记载辽东州县户数，参考《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和《辽代人口研究》得出辽东的总户数为65214，按“辽代一般家庭为8至10口人，男子数量应为4至5人，作为成丁，有2至3人左右”[9] 来算，辽东地区人口数量将近60万人。

辽东的果木种植也颇为兴旺。果品有枣、栗、李、梨、桃、杏等。辽东地区素有“鱼盐枣栗之饶”[19] ，辽东渤海国盛产李、梨，“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15] 6180。辽政府对于果木的种植也采取保护措施，如穆宗应历元年，“仍禁樵采”[6] 526，圣宗统和七年，“禁部从伐民桑梓”[6] 143。政府的支持和果农的悉心栽培，推动了辽东地区果木种植业的向前发展。此外，辽东山区也产有许多珍贵药材，辽东女真“所产人参、白附子、天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20] ，这些珍贵药材在人民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畜牧业

畜牧业是契丹族的传统经济类型，契丹“逐寒暑，随水草畜牧”[17] 1882，阿保机时称“我有羊马之富”[21] 。辽东地区灭渤海建东丹国，“渤海既平，改东丹国”[6] 1350，太宗天显元年，耶律倍“为东丹国人皇王”[6] 1075，东丹国存在期间“岁贡布十五万端，马千匹”[6] 1334。契丹占领辽东地区后，为了给南下做准备，十分重视大后方畜牧业的发展，从东丹国进贡数量也可以看出辽东东丹国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规模较大。

契丹早期对于畜牧的管理还比较简单，“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6] 916。建国后群牧制度的施行对于契丹官营畜牧业的生产和管理有很大的推动。辽太祖时期，“群牧蓄息，上下给足”[6] 1033。又有“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复获马二十余万，分牧水草便地，数岁所增不胜算。当时，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疋，不加少，盖畜牧有法然也”[6] 1033-1034。辽东的官营牧地主要是在适宜畜牧生产的浑河地区，辽在此设置了规模较大的“浑河北马群司”[6] 823。有学者认为“群牧作为制度，应在辽世宗时，有了一定的章法。

契丹族“以畜牧射猎为业”[6] 1147，在契丹进入辽东后，又设许多州县安置被迁徙而来的渤海人和汉人，通过民族之间相互的交往融合，渔猎等先进技术也带入辽东地区。太宗天显四年，“观渔三叉口”[6] 33，在辽河、太子河和浑河汇合处举行大规模的捕鱼活动，可见太宗时已掌握很熟练的一套捕鱼模式。圣宗统和十五年，“弛东京道鱼泺之禁”[6] 162，宽松的政策使得鱼、贝、蟹等的捕获产量增多，莲、藕、海带等产量增大，更加速了水产业的发展。圣宗多次到辽东地区进行渔猎活动，如统和七年，“钩鱼于沈子泺。癸亥，猎于好草岭”[6] 146；统和八年，“如沈子泺”[6] 151；开泰三年，“如浑河”[6] 191；开泰五年，“猎于浑河之西”[6] 1168；开泰七年，“拜日，如浑河”[6] 205；太平元年，“猎于浑河山”[6] 1171；太平六年，“驻跸辽河”[6] 214。圣宗多次游幸辽东地区，皇帝游幸必然选择渔业及动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可见沈子泺、浑河、辽河、好草岭、浑河山等地区在辽时都是人民进行捕渔狩猎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

经计算，北极—苏伊士航线单航程时间为33.14 d。东北航线，轻冰夏秋环境单航程时间为18.63 d，轻冰冬春环境单航程时间为26.57 d，重冰夏秋环境单航程时间为24.73 d，重冰冬春环境单航程时间为26.57 d。

除官营牧地之外，私人牧地也极为普遍，既有皇族、后族和大臣等较大规模私人牧地，也有一般牧民牧地。澶渊之盟之后，辽宋和平相处，辽国外患减少，因而对于官营牧地的重视度随之减少，开始更多的重视种植农业的发展。然而在辽东地区，因其民族成分的复杂，畜牧生产并未因此而减少。辽东地区的私人畜牧主要在女真族聚居地，女真族也有畜牧传统。“曷苏馆女真国”[6] 847、“南女直国”[6] 846和“北女直国”[6] 846都分布于辽东地区，《辽史》中多处有“女直贡良马”[6] 323、“女直万疋”、“女直进良马万匹”[6] 184的记载，都可看到私营牧地的繁荣发展。

建国后，大量农田的开辟一定程度上对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威胁，牧地私卖也日渐增多，辽政府采取各项措施保护畜牧业生产，从圣宗到道宗、天祚帝各朝，对于群牧和私牧的管理都十分严格。兴宗在位期间，“时有群牧人窃易官印以马与人者，法当死”[6] 1046，可以看到对于群牧管理人员也有极其严格的规定。对于私牧，采取禁杀免贡来保护私人畜牧业的生产。圣宗统和十年，“禁丧葬礼杀马”[6] 154，统和十二年，“免诸部岁输羊及关征”[6] 156；兴宗重熙十一年，“禁丧葬杀牛马及藏珍宝”[6] 260，重熙十二年，“仍禁杀牲以祭”[6] 261；道宗清宁五年，“禁猎”[6] 292，咸雍五年，“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6] 1034，咸雍六年，“禁汉人捕猎”[6] 306，咸雍七年，“罢猎，禁屠杀”[6] 307；天祚帝乾统三年，“严立科禁”[6] 358禁止私牧贩卖。通过以上禁止生杀、狩猎、限制交易等诸种严苛的禁令措施使得畜牧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正如《辽史·食货志》记载：“以故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疋”[6] 1034。

Positive solutions of the fourth order p-Laplace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辽代辽东地区家养动物有狗、马、猪、驴、黄牛、羊、猫等，在沈阳新民偏堡子遗址中猪的标本数最多，饲养家猪也是农产品剩余的一个体现，黄牛标本的年龄多数在青年和中年，不仅可以给居民提供乳饮和肉食，还可以用于农耕及食品加工。[23] 辽宁铁岭市歪石砬子遗址内也发现了许多猪、马、狗等蓄养家畜的牙齿。[12] 总之，牛、羊等的饲养也是辽东畜牧业的主要牲畜，可见辽东地区家庭畜牧业也得到了发展。不仅如此，在长期的畜牧生产中，受渤海发达畜牧经验的影响，契丹人对于牛马等牲畜的习性也充分了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契丹牛马有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许，此时牛马大熟。如无雪，或雪没草，则不熟”[24] 。也可看到牛马等的繁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大，在原始自然经济的状态下，畜牧业在自然灾害面前也束手无策。

1) 分裂:分裂是将数控机床热误差数据分割成相互关联的奇偶两部分，即ej-1(偶部分)和oj-1(奇部分)。

辽统治时期，辽东地区总体局势较为安稳，圣宗朝征高丽及辽末辽金战争对辽东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上的破坏，但辽政府始终奉行鼓励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为使所迁州县人民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契丹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安抚被迫迁徙的汉人和渤海人，部分州县还使用原来的州县名称，如丰德县原为渤海丰德州，岩州原渤海白岩城，密云县原汉密云县等。这样可以安抚被迫迁徙之人的情绪，更好的将人地结合在一起，使熟练农业生产的汉民渤海民专心投入到农业生产活动中去。同时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保护政策都促使辽东地区在辽统治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农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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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以畜牧业兴国，辽东地区畜牧业是在契丹、女真、渤海移民的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又在辽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受到一些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但无论是官营牧地还是私人牧场都表现出较高的发展水平，其群牧制度也被后来的金朝所效仿。

3.渔猎业

渔猎经济也是辽代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活动。辽代辽东地区的渔猎业相当发达，江河和海上捕捞以及射猎产量都较高。辽东地区河流众多，森林茂密，又濒临渤海，水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早在渤海国时期，靺鞨人就“遣使乌那达初来朝献海豹皮五张”[25] 、“遣使献貂鼠皮一千张乾文鱼一百口”[26] 11410、“遣使献鲻鱼”[26] 11452、“渤海王大諲撰差其相大诚谔朝贡进儿女口及物貂鼠皮熊皮等”[26] 11420“渤海国王大諲撰遣使大陈林等一百一十六人朝贡进儿口女口各三人人参昆布白附子及虎皮等”[26] 11421，如此看来，渤海人能捕获海豹、乾文鱼、鲻鱼等深海动物，说明其已经使用并掌握先进的工具和捕捞技术。也可猎到貂、熊、虎等凶猛动物，可见其射猎技术的高超。

在手术室内,由经管护士继续以亲切的语言和热情的态度与其交流,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以减轻其因为环境改变而带来的心理压力。给患者介绍手术环境,手术过程,以及注意情况,多与患者沟通,适时给予安慰和鼓励,及时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提高患者对其自身疾病的认知程度和应对能力。消除患者对手术疼痛的恐惧感及焦躁的情绪,以积极平和的心态应对术后疼痛等问题,提高对治疗的依从性。

[22] ”群牧制度的施行，也就是所谓的官营畜牧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辽的四时捺钵制度，四时捺钵的进行是以畜牧业为依托的。每次辽帝出行“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法至善也”[6] 1034。辽东官营牧场的建立，对于开发辽东以及巩固辽国辽东的统治，促进各地区的经济交流有重要的作用。

辽代的传统狩猎方式是围猎，狩猎工具以弓箭和铁矛为主。在沈阳市大二台子辽代遗址[26] 发现有铁刀、铁锤、铁钩，同时在辽代西鞍山古矿洞遗址中发现有铁锹、铁锤、铁撬棍等铁器。[27] 辽制弓箭极其锋利且杀伤力较大，主要狩猎对象有麋鹿、豹、虎、野兔和野猪等，猎物不仅仅是食物，而且动物皮毛可以用来御寒，抵挡辽东地区冬季的严寒，太祖神册四年就在辽东地区“射虎东山”[6] 17，举行大规模的围猎活动。捕鱼的主要工具有鱼网、凿形器、钩型器以及冰穿等。辽代捕鱼季较长，在河流结冰前多用鱼网进行围捕，使用较大型的网具产量较大，一般采用的则是用鱼叉进行捕鱼，圣宗统和二十年，“叉鱼于辽河”[6] 1165；结冰期钩鱼前需要用铁工具如斧、扁铲、铁凿、镩等[28] 先在河面凿出一个个的冰眼，然后再使用冰穿和钩形器。在沈阳法库叶茂台发现一件冰穿，呈圆锥形中空銎，四个棱角都磨成锋利的锥刃[29] ，阜新出土较多的钩形器[30] ，这样才能完成“于冰底钩大鱼”[11] 149的渔猎活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辽东地区的农业经济在辽代得到了飞跃发展，由辽初的粗放式农业，形成了既有适合农耕种植业发展的平原和低缓山地，也有适宜畜牧业生产的草原和山谷，同时还有适宜渔猎业发展的河流和森林。形成了农牧并重，兼营渔猎业的经济结构。还应强调，辽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稳定辽东以及对于整个辽国的强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注释

[1] 黄凤岐.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J] .北方文物，1987，(3)

[2] 王成国.从契丹族俗看辽代经济生活[J] .社会科学辑刊，1987，(3)

[3] 何天明.辽代群牧制度源流考论[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1)

[4] 张秀荣.辽代农业发展初探[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5] 肖忠纯.辽代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衰演变[J] .渤海大学学报，2013，(2)

农业生产的高涨与其种植技术的改进密切相关。目前在辽东地区发现的辽代遗物中，铁农具的数量较为丰富，种类多样，制作精细。铁犁、铁锄、铁铲等与中原相比同样很先进，牛耕在辽东地区也普遍使用。同时作为农时重要参考的二十四节气在《辽史》中也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契丹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从懿祖就开始“教民稼穑”[6] 26。太宗会同元年，“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期”[6] 47，太宗多次强调从事农业活动的重要性，农业兴旺发达必然需采用先进的工具和科学的耕种方法来促进生产，因而会同三年“诏有司教民播种”[6] 53。引进有丰富经验的官员教人民播种。到圣宗朝农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圣宗统和十年，“观稼，仍遣使分阅苗稼”[6] 155。圣宗在农耕季节专门遣使去观看人民耕种的情况，使者在农民交流过程中必然会传授一些丰富的经验给农民。兴宗即位，“遣使阅诸道禾稼”[6] 1027。兴宗也遣使检阅关注五京道农作物的生长状况。对于庄稼荒废的地区，则发放先进的铁农具以及牛来鼓励人民耕种，圣宗“给牛、种谷”[6] 1026。开泰元年，“朕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芜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6] 1027。圣宗不仅给人民发救济粮，还给牛和种子来帮助贫瘠地方的人民耕种。辽道宗“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6] 352。可见，历代皇帝都重视向人们传授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工具。

[7]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贾师训墓志[M]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479

[8] (北齐)魏收.魏书(卷一零零《豆莫娄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3

[9] 王孝俊.辽代人口研究[D] .郑州：郑州大学，2007：70

[10] 刘鲡.辽宁北镇县发现辽代铜犁范[J] .考古，1984，(11)

[11] 赵永春编注.奉使辽金行程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

[1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辽宁铁岭市歪石砬子辽金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12，(2)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辽宁彰武的三座辽墓[J] .考古与文物，1999，(6)

[14]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9

[15]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零《高丽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6188

如模拟仿真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展现浩瀚的星际空间，让学生在虚拟太空漫游、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呈现无法用肉眼观看的分子结构，让学生进入到分子的微观世界，用虚拟仿真代替实际训练。又如，在机械制图中观察内部结构，创设实验环境，进行实验教学。VRML技术也有助于积极构建高职智慧课堂教学平台。

[16] 沈阳市文物考古钻探队.沈阳市老城区大舞台工地文物勘探报告[J] .北方文物，2001，(2)

[17] (唐)魏征.隋书(卷八四《契丹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81

[18]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320

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13.64%）显著低于对照组（34.09%），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19]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265

[20]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7

4～6岁儿童在来生信念不同维度的理解上存在差异，他们更倾向认为情绪、愿望和认知功能在死亡后仍然存在；父母相信存在死后生活的程度越高，跟孩子讨论死亡话题时，更偏向于使用“天堂”“另一个世界”等象征有死后生活的词汇，谈及逝者时，也更倾向于描述逝者仍有情绪和心理状态，父母的来生信念会通过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进而影响到儿童对死亡的认知及来生信念。

[21]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第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882

定理2 若定理1得证且公式φRNS.sec成立，则RNS协议具有机密性，其中φRNS.sec=Honest()(Ŝ)⊃(Has(Z,K))∧Z

当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达不到标准或浇筑质量较差时，钢筋会发生锈蚀，主要是由于其保护层受二氧化碳侵蚀，大大降低了钢筋碱度，铁离子与水分与氧气产生化学反应，使混凝土出现膨胀应力，同时锈迹渗透到混凝土表面。此外，因锈蚀问题致使钢筋有效面积减少，混凝土与钢筋之间的融合力降低，结构承载力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会加剧混凝土钢筋锈蚀，使结构遭到破坏。

[22] 何天明.辽代群牧制度源流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1)

[23] 陈全家，吴敬等.沈阳新民偏堡子遗址I区辽金时期动物遗存研究[J] .草原文物，2012，(1)

[24] (宋)范镇.东斋记事(卷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2

[25] (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第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1408

[26]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大二台子辽金遗址发掘简报[A]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五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4

[27] 李刚，张旗.鞍山千山区和台安县辽金时期遗址调查报告[J] .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1，(2)

[28] 韩宝兴，李宇峰.辽宁建平县丰山村辽耶律霞兹墓地发掘简报[A] .刘宁.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一辑)[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

- (3cψψ- sψψ92)ψ9/mb- [3cψ∓φψ- sψ∓φ(ψ9∓1)2](ψ9∓1)/ma，

[2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法库县叶茂台23号辽墓发掘简报[J] .考古，2010，(1)

[3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考古队.辽宁阜新县辽代平原公主墓与梯子庙4号墓[J] .考古，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