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相继攻下宁江州、出河店、黄龙府、达鲁古城等城，1116年5月拿下东京辽阳府之后，辽东京道主要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真基本为金朝所有。金军进攻东京辽阳府战役中，除了与渤海高永昌一战外，在此之前，还另有一场战役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沈州之战。根据《辽史》的记载：“沈州，本挹娄国地。太宗置兴辽军，后更名。初隶永兴，后属敦睦宫，兵事隶东京都部署司。”[1] [P466] 沈州位于东京辽阳府的西北面，急行军当天之内即可到达[2] 。作为辽东京的屏障，沈州一旦被金朝攻破，整个辽东京道都会被女真军迅速占领。但这一战，史书记载却只有寥寥数语。本文主要对沈州之战发生的背景、过程、影响进行梳理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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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沈州之战的发生背景

沈州之战于金军攻下黄龙府之后，金军势力不断增强，而辽朝统治区域内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动荡不安。

(一)辽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

1.辽朝军队总体作战水平下降

辽本是以武立国的政权，在与周郭对抗过程中多有优势，但辽末情形却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应对战争的后勤准备供应不足。粮草对于作战是十分重要的。但沈州之战发生之前，辽朝的粮草已经面临歉收。天气对于庄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冻寒和干旱。事实上，天祚六年(1116)以前，辽朝的粮食收成并不是很好。乾统九年(1109)，秋七月，突降寒霜，“陨霜伤稼”[1] [P324] ，八月，大雪。十月，①辽天祚帝下诏免除当年租税，可以看出当年的严寒对庄稼造成损伤甚至冻伤、冻死，影响了粮食产量。之后天庆三年(1113)、天庆五年(1115)，北方都陆续出现大寒，畜牧、农业都相应受损，甚至在士兵百姓当中出现“裂肤堕指，多有死者”的情况[3] [P3] 。关于达鲁古城一战，史载：“是役也，辽人本欲屯田，且战且守，故并其耕具获之。”[1] [27] 也可从中了解到当时辽朝在后勤补给上已经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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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辽朝军队的整体作战素质下滑。在宁江州一战中，可以看出辽朝军队在突袭状况下的表现。在金太祖先发制人，射杀主将之后，辽军众人仓皇失措，“大奔，相蹂践死者十七八”[5] [P25] ，伤亡人员绝大部分是由于踩踏造成而非两军对阵交手，其军队组织性和纪律性可见一斑。面对辽朝在战事上接连失败，天庆五年(1115)辽天祚帝亲征失利的困境，辽天祚帝把战事失败归之于将领指挥的失败，于是改用汉人张琳等“付以东征事”[1] [P144] 。但张琳乃一介儒生，非武将出身。而且由于前几次的战争，辽朝军事补给及兵力不足已显现。对此，张琳决定招募辽东失业者，组成一支非正规军队出身的“转户军”[4] [P143] ，且“器甲听从自便，人人就易枪刀毡甲充数，弓弩铁甲百无一二”[4] [P90] 。如此一来，这支仓促组成的东征军，在将帅指挥、兵力来源、作战能力、士兵素质、武器装备上都远远逊色于士气正盛的金军。

2.金朝军队战斗力持续加强

收国二年(1116)五月，斡鲁在沈州与辽朝撤退下来的军队相遇，双方展开战斗。当时，辽军刚和渤海军结束战争，战斗准备不足，人马疲惫，“将士望见女真兵，气已夺”[4] [P88] ，被金军突袭后溃散逃入城内。女真军紧跟随后，先占据城内西南角，后纵兵杀入城内，“城中出奔者阇母邀击殆尽”[5] [P1640] 。张琳及其近属仓皇间只能缒城而下，武器、兵甲等物资尽失，逃入辽州。金军拿下沈州之后，斡鲁率领诸军继续南下，攻打高永昌，留斡鲁古等人待命沈州，做好战后安抚工作。而辽朝也并没有放弃收复沈州，张琳败战之后，辽天祚帝派秦晋国王耶律淳东征女真。

早在高永昌与辽军开战之时，高永昌就已经向金朝求援，表明愿意与金“并力以取辽”[5] [P1632] 。但由于金太祖不满高永昌僭号称帝，提出质疑：“东京近地，汝辄居之，以僭大号可乎？”[5] [P1632] 所以，在高永昌和辽军奋力拼杀之际，金太祖并没有立即出兵援助，而是在旁观望，希望借此损耗两方军力。事实也正如金太祖所预期的那样，辽军与高永昌军力战三十余场，双方军疲马惫，五月初七，渤海退保东京，辽军进驻沈州，而沈州之战就在此背景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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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渤海高永昌起义

自辽太祖灭渤海国之后，为了加强对渤海人的控制，将许多渤海人迁入东京辽阳府地区。由于辽朝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东京汉人与渤海人有怨，而多杀渤海人”[5] [P1632] ，致使东京地区民族矛盾加剧。早在天庆六年(1116)正月，因东京留守萧保先执法严酷“渤海苦之”[1] [P34] ，东京十几位少年“乘酒执刃，逾垣入留守府”[1] [P333] ，趁机杀死留守发动军变。这场军变虽很快就被时任东京户部使的大公鼎等人平定，但却使深藏在民众心中的不满表面化起来[6] [P88] ，成为之后高永昌起义的前兆。

这一阶段，辽朝的主将是张琳，金朝则是以斡鲁为首。收国二年(1116)四月金太祖下诏：“永昌诱胁戍卒，窃据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远大计，其亡可立而待也。”[5] [P1632] 从这一诏书可以看出金太祖此时已有灭渤海高永昌之心，并在当月下令由斡鲁统领诸军，与阇母、蒲察、迪古乃、斡鲁古等并力讨伐高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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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长期生活在山林之地，史载：“人勇悍，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踪，蹑而求之，能得其潜伏之所。”[3] [P286] 可见其民族本身就勇猛善战。《大金国志》里也有记载：“俗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善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3] [P286] 而《辽史》曾言：“女真国虽小，其人勇而善射。”[1] [P1434] 都证明女真人善战。完颜阿骨打带领了一批作战勇猛的虎狼之师，同时他还注重提高士兵的战斗积极性，经常犒赏军队。每次战争结束后，就把战利品拿来奖赏将士们，比如在宁江州战役中“括宁江州一路金银粟帛”[3] [P3] 、“以所获颁宗室耆老，以实里馆资产给将士”[5] [P25] ；斡论泊一战“杀获首虏及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遍赐官属将士，燕犒弥日”[5] [P25] ……诸如此类，充分提高了女真将士的士气。更遑论，在多次战争胜利后，完颜阿骨打或招降或俘虏各路人马，一路壮大军队数量和实力。

其次，连续战败已经影响到辽朝官兵的士气。面对女真的层层进攻，辽朝军队屡战屡败，宁江州、出河店、黄龙府……一次次战败早已打击到辽朝将士的信心。这种情况早在宁江州战役之前，汉人行宫副部署萧陶苏斡就已经预料到，《辽史》有记载当时萧陶苏斡向朝廷上谏：“我兵久不练，若遇强敌，稍有不利，诸部离心，不可制矣。”[1] [P1434] 宁江州战役的结果也证明了萧陶苏斡的结论，辽军“战数合，渤海大败，或阵没，或就擒，获免者无几。”[4] [P81] 之后更是屡战屡败，士兵已然丧失斗志。达鲁古城一战，面对人数众多的辽军，金太祖曾断定：“辽兵心贰而情怯，虽多不足畏。”[5] [P27] 果然，这一战，辽军惨败。

二、沈州之战的过程

辽金双方就沈州的争夺展开了大规模的战争，历时近一年之久，期间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收国二年五月——六月初

高永昌，渤海人，“在辽为裨将”[5] [P1632] 。天庆六年(1116)正月，高永昌率领渤海武勇马军两千人左右，奉命驻守在白草谷以防御女真[6] [P89] 。听闻东京军变的消息，高永昌乘势集结部下渤海戍卒发动起义，成功入据东京反辽，几个月的时间就迅速占领辽东五十余州，称帝改元。当时“独沈州未下”[4] [P143] ，这样一来，围绕沈州，就有三方势力展开争夺。针对这种情况，金太祖决定与高永昌形成攻守联盟对抗辽朝。天庆六年(1116)五月，辽朝派宰相张琳讨伐高永昌，张琳招募辽东两万“转户军”。

从宁江州首战告捷到黄龙府大获全胜，女真兵力逐渐增强。

除了做好战前准备，完颜阿骨打还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因势利导。比如出河店战役中，天气骤变，大风突起，尘土飞扬，给双方视力造成很大不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完颜阿骨打率领军队抢占上风口，以风沙作为掩护“乘风势击之”[5] [P25] ，大败辽朝。

这套铜餐具由耳杯、小碟、盘、盒、碗组成，外加罍形的餐具外壳，按照大小依次叠放整齐后可全部装入铜壶之中，共达60件。

(二)收国二年八月——天辅元年四月

此阶段，辽朝主将更换为耶律淳，金朝则是以斡鲁古为主，迪古乃、娄室、婆卢火为辅。耶律淳，辽兴宗之孙，北辽的建立者。辽天祚帝朝时“其父和鲁斡薨，即以淳袭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宠冠诸王。”[1] [P352] 由于之前几次战争辽朝正规军队所剩无几，面临着兵力不足的窘境。对此耶律淳纠集辽东饥民成立“怨军”，并“别选燕、云、平路禁军五千人，并劝谕三路富民，依等第进献武勇军二千人，如董庞儿、张关羽者是也。又科敷运脚车三千乘，准备随军支遣”[4] [P88] 。这样一来，辽军共集结三万人，自天庆六年(1116)八月出发东征，天庆七年(1117)四月到达沈州。期间，辽朝军内发生军变。1116年11月24日夜晚，忽管押武勇军、太常少卿武朝彦率府属马僧辨意图谋逆，虽然最后被耶律淳部下所杀，但对辽军士气方面还是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耶律淳“耻其行，未出境而兵乱”[4] [P88] ，为一雪前耻，在军队休整不好的前提下，勉强从黎树口渡过辽水[6] [P92] ，向沈州进发。到达城下后，耶律淳先礼后兵，在招降不成的结果下，选精锐部队试图爬梯上城，但遭到金军强力反攻，“复矢石如雨，不能上”[4] [P89] 。紧跟着金将迪古乃、娄室、婆卢火带领二万士兵到来，使辽军再次遭到重击，退回辽河。经此一役，金朝成功守卫沈州。

围绕沈州，辽金双方展开近一年的争夺，最后以金朝的胜利而告终。金朝不仅迅速占领沈州及其周边郡县，之后更是成功抵抗住辽军的进攻，巩固了战争成果。在这场战争中，金朝参战将领除上述几员大将外，还有我们所不熟知的，如活女“败耶律佛顶等兵于沈州”[5] [P1653] 、麻吉“自斡鲁古攻下咸、信、沈州及东京诸城”[5] [P1664] 等等，人员投入较大，基本上金朝开国的主要将领都参加了沈州之战。

三、沈州入金的影响

天辅元年(1117)四月，沈州之役结束，金朝拿下沈州的控制权。沈州入金以后，在维护金朝政权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成为金朝重要的军备物资基地。女真自1115年起兵反辽，战争迅速普及，作战速度及其迅猛，史载：“金兴，用兵如神，战胜攻取，无敌当世，曾未十年遂定大业。”[5] [P991] 这样一来军队对军备物资的需求量加大。但作为与中原民族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北方民族，金朝初期“全民皆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的勃菫制度[5] [P992] ，再加上女真“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5] [P992] ，金朝立国前在军备物资运转方面较为困难，只能靠与辽朝作战俘获人口、珠宝、粮食等来保证军队物资。沈州作为辽朝的一个节度州，军事上隶属于东京都部署司，其州城的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当时辽朝在辽东诸州城设置“和籴仓”，“依祖宗法，每岁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有无虑三五十万硕，虽累岁举兵，未尝支用”[4] [P91] ，积累了大量的粮食，以满足国家需求和军队供给。沈州被金朝拿下，不仅意味着辽东进一步为金朝掌控，金朝版图的扩大，同时，沈州的“和籴仓”也被金朝悉数取走，并进一步发展作为战略物资储备基地，为以后金朝制定和籴制度奠定了基础。

其二，将迁、润、来、隰四州百姓迁入沈州，并进一步实行安民、惠民政策。天辅七年(1123)二月辽来州节度使田颢、隰州刺史杜师回、迁州刺史高永福、润州刺史张成率领所管民户降金。但五月南京(平州)留守张觉叛金入宋，“觉将以兵胁迁、来、润、隰四州之民”[5] [P1641] ，阇母到达润州大败张觉后，金太宗于天会元年(1123)十一月下令将迁、润、来、隰四州百姓迁入沈州。为了更好地安抚这些移民，解决“新迁之户艰苦不能自存”[5] [P1033] ，金太宗不仅下令允许其“各复其业”[5] [P1703] ，有利于恢复沈州的社会经济面貌，同时下诏对那些因饥贫而卖儿鬻女者或典质自身者，允许自赎或官府出赎，更好地解决民众生活压力，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这四州百姓的民族成分大多是女真、渤海人，符合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女真、渤海本同一家”的口号[5] [P25] 。如来州，“圣宗以女真五部岁饥来归，置州居之”[1] [P489] 。润州其下海滨县“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于此”[1] [P489] 。迁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来属”[1] [P489] 。而归州原本是辽太祖平渤海国，迁降户建置的，后废除。至辽圣宗伐高丽时，又“以所俘渤海户复置。兵事属南女真汤河司”[1] [P475] ，同时“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余分居来、隰、迁、润等州。”[1] [P206]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迁、润、来、隰四州以女真、渤海户居多，这点吴凤霞老师在其《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一文中也曾指出[7] 。沈州位于金东京和金上京之间交通要冲，且距离东京较近，将渤海人聚集在一起便于加强对渤海的控制。同时，这些移民的迁入推动了沈州人口构成结构的多样化，丰富了沈州民族成分的多样性。

综上可知，沈州之战是在辽末契丹国力衰败，女真实力雄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且，在金朝拿下东京的过程中起到了助推作用。沈州一役，与张琳战败降职处理不同，同样战败的耶律淳却被辽天祚帝下令“释其罪，诏南京刻石纪功”[1] [P352] ，从辽朝对待张琳和耶律淳的不同处理办法，可以窥见辽朝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对皇室成员的维护，这也是辽朝国内民族矛盾激烈的诱因。基于此，沈州入金后，不仅成为金朝早期重要的军备物资基地，同时也在帮助金朝妥善安置移民、缓解民族矛盾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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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寂著，张博泉注释.辽东行部志注释[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4

[3]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 .济南：齐鲁书社，2000

[4] 叶隆礼.契丹国志[M] .济南：齐鲁书社，2000

[5] 脱脱.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6] (日)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7] 吴凤霞.辽金时期的民族迁徙与辽西走廊滨海州县的发展[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34(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