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创作丰富多元，他的作品常常聚焦于二战后人们所普遍面临的道德困境和身份认同问题。学者们多从族裔身份问题、“美国梦”母题研究、新现实主义小说或历史书写等角度切入对罗斯作品的解读。纵观其创作，身体视角可以成为解读罗斯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他在作品中所传递的身心和谐统一的身体意识观不仅是作者“突破重重文化壁垒的重要方式”[1]78，而且是他通过创作进行伦理反思的立足点。从他的成名作《再见了，哥伦布》（1959）一直到《人性的污秽》（2000），罗斯将身体作为切入点，展开对身份认同与人性道德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哲学思考。本文将《人性的污秽》这部作品置于身体社会学的视域中展开审视，尝试解读这部小说中“幽灵”事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作者关于身体以及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

1　自我缺失：身体成为文化符号

在充满差异和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身体日益成为一个活跃、复杂且富有争议的概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哲学领域的身体转向所引发的身体之思在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都激起了强烈共鸣。不妨说，身体已然成为了现代性的哲学和社会反思性的重要一环。在以两希文化为思想源头的欧美文化世界中，身体就具有了模棱两可的特性。它既被认为是客观的、自然的、具有共性的物质性身体构成，也暗含了体验式的、社会的、饱含个性的社会性身体构成。在西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体系中，前一种涵义构成了后一种涵义的基础，也形成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身体的基本认知和理解。身体社会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我们的自然的物理身体总是要受到社会身体观念的制约。并且，因为人是高度社会性交往的动物，总是不断地将其自然身体转化为社会身体，亦即转变成一整套社会交往和互动的符号体系，具有物理属性的身体也由符号来进行界定和约束。

罗斯的小说《人性的污秽》将主人公置于现代美国文明社会之中进行审视。雅典娜学院的古典文学教授科尔曼原是黑人出身，但出于当时社会环境所迫，他与家庭断绝关系并谎称是犹太人，以此来确立社会对他的认可。在小说中，身体的社会性使主人公科尔曼的身体具有了某种符号的意义，他期望通过否定自己黑人的身体来获得一种依赖于集体认可的虚构的社会价值。受种族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科尔曼渴望借助于身体上的白人因素做一个“比白人更加白人”的白人，他选择遗忘自己的黑人身份，背叛家庭，“扮演”一个“创造的自我”[2]315。

（四）实验室诊断 取肝、脾作抹片，革兰氏染色镜检，见单个或2～5个短链状革兰氏阳性球菌。无菌取6份肝、脾分别接种普通琼脂平板及血液琼脂平板，经37℃24 h培养，普通平板上形成圆形、湿润、不透明凸起的光滑菌落，继续培养菌落变成橙黄色。3份在血液琼脂平板上形成白色圆形菌落，周围有溶血环，取上述菌落作革兰氏染色镜检，见典型葡萄串状的革兰氏阳性球菌。

科尔曼对黑人身体（或身份）的否定暗含了在身体的层面蕴蓄着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暴力，这种暴力在对肉体的信仰中转化成了一种关于生存的误解。正如柯里斯•希林所言，“实际上，我们越能控制和改变身体的界限，我们对于什么构成了个体的身体以及身体自然特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就越不确定。而这种判断并没有过于简单”[3]3。人们赖以依存的并非身体的本质属性，而是外界赋予的种种文化符号。人们对社会等级的混同而表现出的不安，是他们倾向于通过某种“投资”来改变自己的身体外观。正如在消费时代，视觉文化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和主导地位，身体在视觉文化的背景下变得公共化了，每一个个体也成为了公共场所中的表演者。人们对身体外表的任何改变和修饰，都不再仅仅是出于自身身体舒适和精神快乐为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以体现自身的身份、地位、品位和审美情趣等。

丹溪痛风胶囊由苍术、黄柏、防己、威灵仙、制南星、泽泻、车前子各15g,川芎、桃仁、红花、羌活、桂枝各10g,土茯苓25g,萆薢20g组成,0.5g/粒,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中心提供;牛Ⅱ型胶原蛋白与弗氏不完全佐剂(IFA)购自美国sigma公司;大鼠TNF-α和IL-6 ELISA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从来就不存在中性的身体。身体永远是各种力量相互交织的产物，它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烙上了无法磨灭的时代和历史印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早已指出，古典时代的人们便发现了“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4]154。福柯进而判断到，在权力规训下人的身体具有被操纵性、被塑造性以及被规训化的一面。毋庸置疑的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身体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单纯的自然产物，它更多地是由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共同构建出来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向个体身体本能和非理性冲动进行限制、矫正，以及对身体进行规范化的过程。

2　自我肯定：恢复身体的能动性

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说到，“身体是风暴的中心，是坐标的起点，是我们经由体验训练而来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之源”[9]193。他试图揭示的是，伴随着或紧跟着身体的变化，人的精神和道德状况往往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身体意识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幽灵”事件为导火索的身体“放逐”行为，体现出罗斯对西方种族主义思想的质疑与反拨，以及从身体意识切入来重新发现个体自身存在的身体美学思想。毋庸置疑的是，现代身体已经成为个体保持连贯一致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身体意识不仅是个体进行自我确认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也构成了身体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身体视角给予了罗斯独特的反思和批判社会的维度，促使他从人之为人的关键点切入，反思和叩问人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3] Chris, Shilling. The Body and Social Theor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大部分都有外出行业交流或出国深造之类的“放松”机会，而行政人员中80%表示从来没有见过同校同行中有这种机会，高校也没有组织过这种学习机会。

闪玩(flash play):该词实际早已存在，而将其作为一种旅行方式的表达则属于对该词的创新用法。简单来讲，我们现在所说的“闪玩”，主要是指一种集短期的集体旅行和交友为一体的休闲活动，即在短时间通过便捷的网络发帖形式寻找志同道合的玩伴，利用发达的交通工具结伴前往另一城市旅游。

在6小时内有176例超早期手术。7~24小时手术117例,24小时后手术共57例,其中236例开颅血肿清除。对术前脑疝症状及术中脑组织肿胀严重,减压不满意者行去骨瓣减压术,破入脑室者通过外引流进入心室,包括单侧或双侧脑室外引流共有124例。有94例血肿穿刺抽吸。有22例破入脑室者仅作脑室外引流。

除了揭示身体种族差异带给人们的极度精神痛苦外，罗斯还用他笔下极具希腊悲剧精神的人物来暗示一种形而上的心灵慰藉，凸显一种坚不可摧的生命力量和欢乐精神。尼采的一句话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每部真正的悲剧都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8]28。小说中福妮雅看似是被人性污秽污染的对象，其实她恰恰象征着一股生命的原动力，给科尔曼的老年生活带来坚不可摧的勇气和欢乐。科尔曼说到，与福妮雅的相遇是“救赎性的堕落，使得人类的理想幻灭，永无休止地提醒我们切莫忘记自己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2]34。回归身体最真实的自然状态便是福妮雅带给科尔曼的宝贵人生启示。

3　结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身体和心灵（精神）并不存在明晰的界限。身体不仅仅是物质性的肉体构成，也是身体和精神相互融合的身体。人们不能摆脱身体仅靠精神或思想而存在，正是身体赋予了人们所经验到的世界以意义。细读罗斯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传递的理念是，期望身体能够摆脱传统道德和理性的束缚，化被动的受缚之物为主动寻求突围的能动主体。

在《人性的污秽》中，科尔曼从个体的身体角度出发，肯定个体的身体行为，尊重自我价值。作者赞叹道，“伟大、英勇的阿喀琉斯，面对侮辱——得不到女俘的侮辱——一气之下，索性置身度外，悍然将自己置于集团之外，而他却是此集体光荣的捍卫者，一刻都不可或缺的”[2]4。科尔曼在阿喀琉斯的愤怒形象中发现了身体意识，并“相信身体的行动和英雄的气概本身就是一种美”[7]205。对于人类而言，他的身体和性不仅是美的全部，而且也决定了美的全部。从某种程度上看，美便是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相互协调而形成的一种秩序，只有当这种身体秩序或身体结构适用于美的准则时，心灵才能感受到快乐和满足。

在罗斯看来，我们应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痛苦与磨难，审视并关怀生活中痛苦的身体。人类学家认为，我们在思考人的身体如何实现具身化时，必须与“社会的身体”结合起来，因为前者不但孕育于后者，而且构成了后者的符号。换言之，个体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成为了一种相互生产、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国家意识形态通过风俗、习惯、情感和爱等方式将权力铭刻在个体的心灵和身体上，由此将外在权威内化于个体自身，政治力量也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从而形成一种主体的自我同一性的强制力量来制约个体身体。另一方面，身体的自然属性中蕴含有一股渴望摆脱束缚和寻求自由的反抗力量，并且作为难以平息的力量将对既定的政治权力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

[1]张建军. 从《人性的污秽》看菲利普•罗斯的身体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2016(1)：77-89.

参考文献：

[2]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M].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概念，即“身体技术”[5]301-17。我们可以从塑造身体的技术以及运用身体的技术两个层面来理解身体技术。正是经由身体技术，人学会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使用、操练以及规训身体，从而促成了人的物理身体向某种文化符号的转化。《人性的污秽》中的主人公科尔曼通过后天的学习习得了白人的肢体语言、生活习惯以及处事方式，他期望借助于身体技术使自己达到白人社区的标准，以融入他们的社会。我们看到古典文学教授科尔曼之所以选择余生用犹太人的身份诓骗世界，与其说他是出于摆脱人们对黑人族裔的歧视和侮辱，毋宁说他是因为“向往白人肤色带来的透明与自由，向往赋予自我欲望更多实现的可能”[6]18。

[4]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文章最后，聂绀弩概括说：“我们常常说：鲁迅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其实只说了一面，就另一面说，鲁迅的历史就是被‘社会’围剿的历史。”[2]66-67交代了鲁迅文章的写作背景，摆明了鲁迅“骂世”、“冷嘲”、“憎恨”的现实基础。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可以说，聂绀弩的这段话，是理解鲁迅的“骂世”、“冷嘲”和“憎恨”的钥匙。

[5]马塞尔•莫斯. 社会学与人类学[M]. 佘碧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6]但汉松. 以读攻读[M]. 上海：译林出版社，2017.

[7]乔治•斯坦纳.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M]. 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尼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

[9]理查德•舒斯特曼. 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