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专章论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何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如何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的重大问题。

一

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体制的保障。之所以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因为体制保障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而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障碍，这种体制性障碍已经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如不克服之，实现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将成为一句空话。

什么是体制？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式对体制分类，例如把它分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或者把它分为领导体制、管理体制等。政府有政府的体制，企业有企业的体制，学校有学校的体制……但无论如何，从实质上看，体制指的是特定的制度体系，制度化的组织方式与活动形式，不同的制度体系会有不同的运行机制，并要由相应的法律与政策框架加以支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便在于破除与生态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或准确地讲，形成与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地位，融入到其他四大建设各方面、全过程的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这里讲的制度体系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制度是体系化的制度，它是制度群，具有内在关联的制度群；二是指体系是制度化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有自身的要素、结构与功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必须做到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并具有权威性，且能够与时俱进。

关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归纳为8个方面：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终身追究制度［1］，并且分别明确指出了这些制度体系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则在专门论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部分中，从如下十几个方面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应当说十九大报告对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论述更为具体，并且根据制度体系的不同情况，分别使用了“建立”、“构建”、“健全”、“优化”和“完善”不同的词语，这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针对性更强、着力点更明确。

二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三步走战略，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这就需要我们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融入到其他四大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毫无疑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对此十九大报告在总结时讲了六点，其中一点便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无论是建立它、构建它，还是健全它、优化它、完善它，均表明这些制度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能完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完全不能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涉及到制度体系的设计思路、构架内容，以及相互间的匹配度和执行的效度等。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可归纳为五个坚持，即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的统一，坚持激励和约束并举，坚持主动作为和国际合作相结合，坚持鼓励试点先行和整体协调推进相结合［1］。上述的第一个原则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其他四个原则则明确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路径要求。

再例如，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之所以要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统一性，因而完善它便要着重在增强统一性上下功夫，做到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的职责。只有从上述三个方面增强了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统一性，才能保证它的权威性、高效性和执行力，

“您所拨打的手机实名登记机主已被人民法院发布为失信被执行人，请督促其尽快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近，只要有人拨打南昌市民黄某的电话，就会听到法院为黄某“量身订制”的彩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在理解上，我们要把握两点：首先，一体中的五位尽管都有各自的建设任务，建设规律和建设特点，但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应当统筹推进；其次，在统筹推进中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它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只有融入进去，方能突出起来。我们必须由此出发来进行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安排。这不仅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是化解资源环境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短板、瓶颈的应对之策，不仅因为生态文明是一种对传统工业文明加以扬弃的更高级的文明形态，体现了达成人类与自然全面和解，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价值诉求，还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并非游离于其他四大建设之外的空中楼阁，相反，它只能通过其他四大建设去承载、体现和落实，作为其他四大建设的主线、基调与规约，并由此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里讲的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这里讲的生活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五大建设都责无旁贷，都应有所作为，有大的作为。唯有如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实践层面上才能真正实现由被动抑负到主动增益，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实现代内关怀与代际关怀，人际和睦与天人和谐并举，才能真正实现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企业到公众广泛而自觉地参与。

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木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4］。习近平的这段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哲学的高度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有机性，山水林田湖是彼此关联、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科学合理地整合分散于不同部门的管理职能，实现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总责地集中管理，否则，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相互推诿扯皮、效能低下的状况就无法改变，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不能有效参与国民经济发展等重大规划编制过程、无法确保战略环评的客观公正，以及难以做到多方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的状况就无法改变。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的制度是关于自然资源资产主体结构、主体行为、权利指向、利益分配等制度安排，涉及到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保护等。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根本特征是：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或集体共享自然资源资产的福利，自然资源资产接受全民或集体监督。

2.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社会变革必然会带来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且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社会也一定蕴含着区别于其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近代西方社会而言，尽管一直处于不断变革、变化和变质之中，但其阶段性却层次清晰、段落分明。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管理思想、模式虽然也一直处于探索与变化之中，但同样拥有比较清晰和一以贯之的特点。通过厘清近代西方社会管理的深层构架，洞悉西方管理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本质问题，可以准确把握西方社会管理思想的基本要素与运行特征，以期有效吸收和借鉴，并为我所用。

最后还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时指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早在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就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从此，生态补偿的探索开始在我国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定要实行生态补偿制度，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则指出，生态补偿制度是一种“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的制度。应当说，经过长期的努力，立足国情并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我国对生态补偿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呈现出从狭义补偿拓展到广义补偿，从区域内补偿拓展到区际间补偿，从陆地补偿拓展到海洋补偿，从政府补偿拓展到市场补偿，从补偿政府拓展到补偿居民，从模糊补偿拓展到精准补偿，从单一制度补偿拓展到制度组合补偿的趋势［6］。但是，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偏低，生产开发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保护生态得不到合理回报的问题；生态补偿的领域和主体、客体不明确，生态受益者和生态保护者利益关系脱节，二者权责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生态补偿涉及主管部门过多，资金来源渠道少，补偿方式以工程项目补助为主过于简单，市场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的问题，以及生态补偿资金使用不规范，缺乏应有的监督与考核等问题都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7］。上述问题的出现原因很多，包括法律规范不系统，生态补偿立法滞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其配套政策不到位；生态环境价值评价技术落后；环境绩效评价办法不科学且贯彻乏力等。

三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艰苦的历史过程，为实现其基本任务，在机理上我们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1.树立正确理念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以正确的理念为指导。这里讲的理念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但首先是绿色发展理念，因为绿色是生态文明的象征。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时，排在第一位的成效便是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理念对于人的行为具有支配性、先导性，没有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性和主动性的显著增强，也就不可能有生态文明制度加快形成等其他成效的取得。

关于绿色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了三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人类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自然做了什么，也就是对自己做了什么，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而要想求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就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是保护自然的前提，尊重的反面是蔑视，顺应的反面是违背，保护的反面是破坏，对自然规律的蔑视违背，必然造成对自然的破坏，这是一条铁的逻辑。要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就必须真正地视自然为母，拜自然为师，真正搞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追求二者的双赢，这既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智慧和能力。

我国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经过几次重大变化，现行的制度大致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功不可没，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有：一是过于强调自然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资产非经济价值，或者说对自然资源资产价值的多元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忽略了自然资源资产的生态价值在其所有价值中的基础性、前提性作用，由此造成自然资源资产的过度透支，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资产存量的过度消耗。二是全民和集体两个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的法律地位、利益分配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前者地位的优越性和利益分配的优先性，后者地位的从属性和利益分配的涉后性。三是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不到位，全民所有者虚化，全民所有者与集体所有者产权边界存在模糊现象，由此导致产权主体间的利益纠纷，以及各类自然资源资产间用途及监管责任不清晰，有的事大家都去管，而有的事则无人管，矛盾冲突不断发生，进而影响到自然资源资产利用和收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四是收益格局的不合理，资源资产产权问题的核心是收益问题，能否保障产权主体获得应有收益，是衡量产权制度优劣的关键。目前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尚不能保障产权主体获得应有收益，既表现为全民产权主体资源资产收益的流失，也表现为集体产权主体资源资产收益的缺失或受到侵害。除此之外还存在产权权能不完整、产权转移不顺畅等问题［5］，在此就不一一展开了。

例如，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保护制度。这一制度的构建必须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并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是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后来逐步出现了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环保规划、能源规划等，直到2017年前从未有过一部国土空间开发规划，从而导致无序开发、分散开发、过度开发或开发不足等多重现象的叠加，对优质耕地和生态空间挤占过多，或概而言之，使我们面临资源约束加剧、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以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欠优、国土开发质量不高的严峻挑战。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空间均衡理念，要求把握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规模、经济增长的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提出了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国土空间规划。2017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这是我国首部国土规划纲要。纲要提出，我国的国土由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构成，这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家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科学推进国土集聚开发，分类保护和综合整治，进一步优化开发格局，提升开发质量，规范开发秩序，有利于形成安全、和谐、开放、协调、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美丽国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和基础保障［3］。纲要的制定与印发是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重大进展，但如何通过试点①，使之落细、落实、落地实施，最终开启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切实解决好空间规划重叠冲突、部分职能交叉、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大量的艰苦工作要做。时不待我，要有紧迫感！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政治方向不能动摇。这是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2］”，实践证明不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且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富中国，强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3.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此外，在上述的三个统一中，排在第一的是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的职责，这一职责的履行涉及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又一项基本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整个产权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关系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并且还关系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建设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而对于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而言，国家要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行使所有权并进行管理，但这和国家对国土范围内自然资源行使监管权是不同的，前者是所有权意义上的权利，后者是管理权上的权力，这就需要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管。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原因之一便是全民所有的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权人不到位，所有权人权益不落实，这一问题的解决，总的思路是按照所有者和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与资产所有权，建立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职责的体制［4］。

在碎片化学习的时代，学习者必须突破浅层学习的局限，以实现深度学习。碎片化学习中信息的片段化拾取往往是零碎的甚至闲散的，这样的信息获取往往缺乏对内容的深入思考，不能建立信息的广泛联系，学习仅仅停留在浅层面，不易进行学习的推理。如果学习只能停留在这种无组织、孤立的知识片段层面，也就难以超越碎片化导致的浅层学习局限。超越碎片化实现深层学习，是探索解决碎片化问题的要义。

儒家思想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占领着一席之地，这种思想的价值标准以及道德观念千百年来深深的根植于中国人的心中。儒家思想重视伦理关系和伦理观念，要求人们尊重长辈，尊敬师长，尊重权威。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发展，但同时也有其弊端，固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缺乏创新与挑战，制约了人们的精神发展。除此之外，儒家思想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当今最能体现的就是群众心里。它不仅抑制人个性的发展，无视性格要求统一化，最终压制人的创造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影响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难有所改变。

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辩证统一，我们不但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所有的改革都要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要致力于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以此作为衡量其成功与否的两条重要标准。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题中之义，没有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如同经济建设等既离不开政府主导，又离不开市场取向和市场关照一样，生态文明建设也既离不开政府主导，又离不开市场取向和市场关照，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是这样，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是这样，其他许多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都是这样。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而且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国从严治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行的动力，不通过改革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的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生态文明建设就迈不开步伐，就不可能收获成就。但是改革本身，或换言之，改革者进行改革也是需要动力的，那么这场改革的改革者是谁，改革者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所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不例外。转变政府职能，为的是正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条件下，在全球化条件下，在互联网信息化条件下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政府职能转变的难点在于简政放权，尤其是行政审批权。政府不能包揽一切，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应抓好该抓的事情，管好该管的事情。从宏观上看，这些事情主要有三：一是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包括法治环境、德治环境等，就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而言，在法治环境上，应切实解决生态文明入宪法，衔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发挥宪法总揽生态文明建设法制格局内在要求的问题，以及环境立法不完备，环境违法处罚失之过宽的状况；在德治环境上，应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道明确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组成部分，建设美丽中国同样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二是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最大的公约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旨在形成“种际间”、“代际间”、代内不同地区和主体间的公平正义的生态利益格局。

无醛制品溯源平台的建立为消费者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产品溯源信息，让消费者在纷杂的家具建材卖场中能够轻松识别绿色环保产品，同时也为监管部门提供背书。

四

4.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

学生在整体动机上存在物质追求维度得分高的特点，学校应该注意该学习动机的引导。物质追求维度对应的是生理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该需要处于最低层次，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其特点是一旦获得满足就会减弱，因此是短暂且外在的。

结尾梵文题记载明，此书作者是无畏生护（Abhayākaragupta，藏文为A bha yā ka ra gupta | 或 ’jigs med ’byung gnas srung10 In the catalogue, “srang,” a typographical error.）。

首先，我们要指出，改革者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改革的最高领导者、发动者、主导者和顶层设计者，而全体中共党员，尤其是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公务人员是具体的执行者。这场改革是改革者的自我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众所周知，任何改革都是权力与利益的调整或重新分配，这场改革也莫能例外，它重在放权和让利上，这就意味着相关的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会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如不能正确对待，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一是旧有思想观念的束缚，二是原有体制机制的障碍，再加上来自体制内的阻力，表明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艰难性，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充分的估计。

其次，我们要指出，改革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自觉生成。这里的关键词是自觉——共产党人对自己使命和责任的自觉，这种自觉生成的动力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为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进一步加强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党员的宗旨教育、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教育使党的宗旨，使“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内化于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与政治灵魂。道路自信也罢，理论自信也罢，制度自信也罢，文化自信也罢，首先是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要信，要真信，信得坚定。我们要使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懂得这一初心和使命的涵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无论是人民幸福还是民族复兴都离不开生态文明，也就离不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懂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道理——只有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行动指南，积极工作，开拓进取，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会失去执政的基础，执政的资格，这事关党的根本利益，事关国家长治久安，维护党的根本利益，确保国家长治久安是每位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所在。

二是由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的热切期盼的压力所达成。这里讲的美丽中国乃生态文明的中国。从学理上看，生态文明是一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而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生态文明就是能吃上放心的食物，呼吸上放心的空气，免受或少受雾霾之苦之害的文明，是天蓝地绿水清的文明，是实实在在、可感可知的文明。实事求是而论，尽管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便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90年代又提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以GDP论英雄，走着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甚至许多地方与行业不治理、虚治理、假治理、乱治理的道路，干了不少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蠢事、缺德事，导致出现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约束加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短板的严重局面。生态的透支一方面破坏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条件与基础，另一方面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降低了人民群众对享有发展成就的获得感，对发展成就的认同感、满意度。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上述的局面必须彻底改变，改变的途径就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为此，我们要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切实地将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变成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动力。

三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壮士断腕、抓铁留痕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对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的全力推进的压力所促成，这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的形势所迫，也不仅是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所驱，还在于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千年大计始于足下，要只争朝夕。

杨放解释说，梅葛分正腔和慢腔。正腔演唱开天辟地、万物起源等内容，慢腔以演唱婚恋内容为主。并且他主张，“梅葛”应音译为“梅郭”。杨放、黄林等人的这次整理（据学者萧梅采访黄林，“乐谱是杨放记的，我们记歌词”），杨放的回忆说，资料拿到昆明后就不翼而飞。有意思的是，除了当事人杨、黄的回忆，在目前掌握的材料中，没有见到旁人提及这次整理，这次整理几乎没在梅葛的“学术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在高层建筑工程系统中，电气强电竖井的主要作用实际上是为建筑物所有楼层的电梯的电力，同时提高建筑的便利性与安全性，在建筑物的所有方面呈现的相关功能是否正常实际上与电力轴的安装质量直接相关。因此，为了提高电气工程的质量，必须加强电动轴的竖井建设，以这种方式使用电气设备的安装以有效地避免故障和经济损失。

上述两种外在压力要想达成和促成为内在动力，并最终实现与第一种自觉生成的内在动力的整合而三力合一，是需要转换机制的，这一机制即利益机制，我们正在实行的“环评”、“环境督察”、“环境损害赔偿”、“环境绩效考核”等都是这样的机制。这些机制不但必须制度化、长效化，而且必须科学严明，认真执行，而不是当摆设、搞形式、走过场。记住毛泽东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凡事只有认真，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上述的机制一定要与当事人的任用、进退、荣辱、兴衰等挂钩，尤其是对领导干部更应有更高要求，做到奖惩结合，对于表现优良者予以表彰、奖励、重用，相反，对于为官不为者，或阳奉阴违者、弄虚造假者、失职渎职者，实行一票否决，并依法依规终身追究，绝不姑息容忍。

注释：

①2017年10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省级空间规范试点方案》，并明确江西、贵州、浙江三省列入试点工作，为全国空间规划试点探索经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EB／OL］.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15－9－2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52，50，16－17.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Z］.国发（2017）3号.

［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13（22）：19－27.

［5］谷树忠，李维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五个基本问题［N］.中国经济时报，2015－10－23.

［6］沈满洪.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八大趋势［J］.中国环境管理，2017（3）：24－27.

［7］汪劲.中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历程及展望［J］.环境保护，2014（5）：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