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包涵丰富深邃的经济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带领全国人民踏上新征程，肩负新使命，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要不断对新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揭示新特点新规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历史赋予中国经济学者的重大使命。笔者认为，为了完成好这一历史使命，作为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要在学懂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习和弘扬马克思创建经济学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和科学品格。这有助于我们认清并践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把准经济理论研究和创建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一、马克思为人民福祉和人类解放创建经济学说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于1867年问世，至今已150周年。让我们将目光移向一个半世纪多以前，回望当年马克思是怎样全身心投入、历尽艰辛，构建起博大精深的经济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凡有幸能够献身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这是他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创建经济学说的真实写照。

式(4)中：如果f(yi)(1)和f(yj)(2)都是正态分布，且其分布参数分别为(μi,σi)和(μj,σj)，则追越过程中潜在碰撞船舶数量的计算式可简化为式(3)，其中注意双向航道船舶潜在碰撞数量估算模型见图1。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原司长王平生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符合国情，恰逢其时，它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一起，成为国家基本发展战略。

马克思早在17岁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提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马克思上大学读的是法学，主要研究历史和哲学，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此后其学术创造工作主要放在经济学上。那么，是什么推动他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捍卫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1842年至1843年马克思担任莱因报主编期间，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关系问题发表意见的难题。事情是这样的：德国的森林原是公有的，农民世代可自由进入采伐取用。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大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把公有土地和森林据为己有，禁止农民进入森林砍伐用木，甚至把农家孩子到林子里拾枯枝采野果都当作“盗窃林木”论处，引起民怨沸腾。于是，迫使当时议会开展“什么才叫盗窃林木”的辩论。马克思从法律角度写了几篇文章，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的利益”［1］，反对剥夺群众使用公共用地和砍伐林木的权利，指责剥削阶级“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不惜把贫苦群众“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1］。这不可谓不尖锐。但马克思感到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在关于“林木盗窃”和摩塞尔河谷农民状况的论战中，他深刻认识到：“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要从根本上对现实问题加以评论，就必须从物质的生活关系中穷根究底。这就“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2］。

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将经济学研究从物与物关系的表象深入到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本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走向。通过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系统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揭示出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陷入贫困的根源，他们要争得自己的物质利益，就必须摆脱雇佣劳动制度的羁绊，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还从维护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更宽广视角，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实质，从而得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谋取自己的物质利益，就必须从国际资本的剥削和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科学结论。这就为广大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指出了一条正确道路。

马克思着重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了系统的研究分析，在批判地继承其合理的科学的成分基础上创新发展，建立了新的经济科学体系。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历经大约一个半世纪。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和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体现产业资本的要求，将研究视野从流通领域引向生产领域，突破了重商主义停留于对交换关系考察的局限，触及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通过对收入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分配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利益矛盾。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和缺乏历史观点，只注意各经济范畴之间量的关系而忽略了其质的关系，特别是忽视或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最主要的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自然的永恒的制度［9］。这表明，“政治经济学（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引者注）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10］。于是，马克思“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1］。他在肯定古典经济学派将经济学研究进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科学价值的同时，进一步从本质上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规律，从而承继并完成了古典经济学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科学研究。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其经济学说的基石。这都是在对古典经济学有关理论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完成的。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锋芒直指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同时，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灵魂，积极参与并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这必然招致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嫉恨，并采用各种卑鄙手段予以迫害。他遭受到多国政府的传讯、监禁和驱逐，并被取消国籍和剥夺公民权，不得不多年颠沛流离于普鲁士、法国、比利时、英国境内。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溃坝生命损失估算公式中的风险人口死亡率作了如下调整：式中，f0为我国风险人口死亡率取值参考文献；α为灾害严重性程度系数；m1为生命损失直接影响因素的灾难程度影响因子，m1＜1；m2为生命损失间接影响因素的灾难程度影响因子，m2＜1；k 为权重系数，0.5＜k＜1；β 为修正系数，β=1.4。

在新时代发展期，以“软性协商”为核心的“软治理”方式可有效解决矛盾冲突，达成多方共赢的局面。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可应用调解、协商、讨论、引导、说服等灵活手段和较强的谈判指导功能，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城市社区的共同治理[27]。对于新农村社区而言，可在“软法和软权力”的基础上，利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有序[28]。而本文所提及的基于压力型体制形成的“不出事治理术”，其实即是新时期一种以“软手段”为实践表征的权宜性治理策略。

在遭受残酷迫害的同时，马克思还要忍受长期贫病的折磨。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家里经常缺乏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一家常靠典当过日子。由于贫困，三个男孩先后夭亡。1859年，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书稿，因身无分文，付不起寄书稿的邮资和保险金，只好写信给恩格斯求汇寄两英镑。信中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研究的对象有最好的关系。”［3］

创建经济学是一项巨大工程，马克思将其能拥有、利用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其上。作为革命家，领导第一国际和亲身参加工人运动，占住了他不少时间。同时，马克思还不得不与混进革命队伍中的败类打交道、作斗争。再者，为了勉强维持生计，马克思还要花些时间“去弄钱”。他曾在1862年4月28日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到：“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4］。于是，马克思把能用来研究和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说的时间看得十分宝贵，抓住每时每刻拼命工作，通常是夜间工作到次日凌晨四点。由于长年过度劳累，加上贫困，使马克思身患肝病、胆病和痈等多种疾病。在病痛折磨下，他仍然坚持其经济学创建工作。在修改、定稿《资本论》第一卷时，臀部的痈发作得厉害，坐不下来，只能忍痛站着或躺着工作。直到逝世前一年多时间，身患重病，又遭家庭不幸（1881年12月2日，妻子燕妮逝世），却仍念念不忘经济学创建工作。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坐在椅子上辞世时，桌上还放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手稿。这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5］在马克思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为人民著书立说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伟大人格精神！

二、马克思立足经济实践创建经济学说

立足经济实践进行经济学研究，不但指要针对现实经济情况，从正在做的事情出发，也包括重视挖掘和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17］。这也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风格。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现实又通向未来，从现实可以预见未来。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要通过对经济史资料的疏理、鉴别、分析，总结历史经验，以作为现实的借鉴和提出新的经济理论观点的历史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否则，它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把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要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进程。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亟需加强。

在资产阶级政府迫害下，马克思先后流亡于普鲁士、法国、比利时，最后于1849年移居英国伦敦，直至1883年逝世。这正好为其研究和创建经济学说提供了难得的条件。“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6］。而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存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伦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活动中心，是考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方便地点。同时，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丰富的有关经济史、政治经济学史以及各种官方档案材料，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文献资料。马克思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面向和立足实际，开展经济学研究和创建工作。

马克思十分注重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各种实际现象，他就近考察了1857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认真研究了这次危机所显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大量实践材料。

马克思坚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反对让事实迁就理论的模式，而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为此，他搜集和研究了大量的历史和经济资料。为了研究工业生产和经济周期，全面考察了英、德、法三国经济史，详细记录各国经济活动状况，大量摘抄有关文献资料和统计材料，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工厂法的部分只有二十多页文字，马克思却为此翻遍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各地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所谓“蓝皮书”），引用了304份调查报告上的证词。这都是为了使其理论研究得以建立在充分的实证依据之上。

到了黑夜，王宝生就来到2楼的瞭望台，透明的玻璃墙壁把呼啸的寒风隔离开，他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山头上，冷了就搓搓手、哈哈气，无聊了就来回踱步，默默地瞭望着万亩大山，想想那孤寂之感就让人喘不过气。

根据直线斜率的定义，由α2=90° +α1得到tan α2=tan (90° +α1)是第一反应，当此路不通时，转而想到①②则是深一层的反应，是思维深化的表现．

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推动，因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须联系生产力，重视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及其推动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十分重视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经营实际。为了写作《资本论》中机器大工业部分，他花去很多时间学习技术史、机械学、物理学、工艺学，并且到伦敦地质学院旁听专门为工人开设的工艺技术课。

为了预防PCP，所有HIV感染母亲所生的婴儿在完成4～6周HIV预防治疗后应进行PCP预防，除非已排除HIV感染。

上述充分表明，马克思研究和创建经济学说，总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直面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力图使自己的经济理论深植于现实的土壤而拒绝任何空谈。

三、马克思在广泛采摘和批判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主义不是也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道路而产生，恰好相反，它是在吸收借鉴人类既有文明成果，回答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形成，就是对他之前的经济学说予以审视，摒弃其糟粕，汲取其精华，进行批判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马克思第一部系统化的经济学著作，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命名；《资本论》也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这清楚地表明，其经济学说，就是在批判地研究分析既有经济学文献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为此，他在以下方面狠下功夫。

现今大部分的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获得感比较低，尤其是高三的复习课。对于如何提高语文课堂学习以及高三复习课的效率，笔者从“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古训中得到启发，在教学中尝试切实实践，颇有收获。

马克思还十分注重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这里只举出他向恩格斯求教有关实际问题的两个事例。恩格斯为了从经济上帮助马克思，在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从其父经商，从而对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经营活动十分熟悉。于是，马克思经常写信询问“实践家”恩格斯：纺织厂有哪些工种？各工种工人比例如何？工厂怎样处理为补偿固定资本而流回的货币？工厂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是如何分配的？平均有多大一部分流动资本存进银行？怎样计算流动资本的周转？例如，1858年3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再者，你能否告诉我，隔多少时间——例如在你们的工厂——更新一次机器设备？拜比吉断言，在曼彻斯特大多数机器设备平均每隔五年更新一次。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有点奇怪，不十分可信。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3］两天后，马克思就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令其满意的答复。又如，1868年11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说：“实践胜于一切理论，因此，请你把你们同银行家等等进行业务联系的办法完全准确地（举例）告诉我。”［7］

首先的基础工作是全面搜集和认真研究已有的经济学文献及其他有关论著。在英国伦敦的许多年里，马克思一直坚持去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阅读和做摘录，往往是从早上九点直到晚上七点，回到家里还要写作。为了写《资本论》，他前后花了25年博览群书，阅读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各种著作，除大量政治经济学文献外，还包括哲学、历史、法学、工艺学以及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土壤学、细胞学、生理学、农业化学、意大利簿记等。为了便于搜集和研究各国原始资料，马克思努力学习各种外国语。他是德国语言大师，法语和英语的造诣也很深，并通晓多种欧洲文字。50岁时，为了直接阅读俄文资料，以便对俄国经济发展作出准确判断，又学习和掌握了俄文。

马克思在没有最后确认有关的书籍都已读过，各种不同意见都已考虑过，每个问题都已反复思索、彻底研究过以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理论。因此，每当得知新书出版信息，就立即请恩格斯或其他友人替他找来。例如，1858年5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经写成，准备寄出付印。这时，伦敦出版了麦克拉伦的《通货简史》，图书馆还没有，可马克思即使把维持生活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买不起这本售价昂贵的书，只好去信求助恩格斯。信中说：“在完成我的论述之前，我当然应该把这本书看一遍。”“也许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由于《经济学家》的推荐和我自己读了这些摘引，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3］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为了写作《资本论》，读了1 500本以上的图书。仅仅《资本论》第一卷前两章，就从这些著作中作了200条以上的摘录。

我们还可以从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品格。《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写于19世纪60年代。当二十多年后恩格斯编辑出版这部书时，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如卡特尔等垄断组织的出现、危机的周期变化等。尽管恩格斯要求自己“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达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13］，因而将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还是加添了六十多处注释、插入语，并增补了两篇论文（《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交易所》），以便从理论上简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此，恩格斯作了这样的解释：“为了根据1895年的形势对1865年写成的原文作个别较为重要的补充，我插进来说几句话当然会有用处。”［13］这充分体现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创建上，既坚守已有的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又不断创新发展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毕其一生，为谋求人民幸福和人类解放，矢志不移地追求科学真理。为了撰写、出版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从1843年直至1883年逝世，历经40年。为此，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不惜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

四、马克思与时俱进地不断创新自己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为人民立说，他认为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如果给工人提供的不是最好的东西，那简直是犯罪。为了把最好的东西献给工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从逻辑体系、理论观点、材料运用到表达方式，都仔细琢磨，因而一再推迟著作的定稿和出版。他是在完成了三部内容丰富、篇幅浩大的手稿后，才着手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这时离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已24年。他留下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有8份。恩格斯在整理这些手稿时无限感慨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1］

马克思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表现在：凡是他确信某个论点不正确，便毫不痛惜地予以抛弃，凡是他认为某个论点不妥贴，或者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便立即进行全新的研究，使自己的理论不断完善。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马克思沿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后来发现这不正确，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于是，在以后的著作中不仅改正了这一提法，而且详细说明了只有劳动力才能成为商品的理由。1865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中，说利润率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一是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这是不妥贴的，不仅两者容易混淆，而且不能充分说明剩余价值的本质。不久，在整理《资本论》第一卷付印稿时，明确地把第一种表示方法叫作剩余价值率，把第二种表示方法叫作利润率。这样，就把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区别开来，使二者的涵义更加明确，更能反映客观实际。

第二，立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实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根基是经济实践，而经济实践是动态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注重研究和回答经济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力图使其经济理论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下面举例略加说明。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他在晚年接触到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一些文献资料，敏锐地认识到东方存在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于是将注意力转向东方社会，并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下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项研究就离世了。

长期以来，国内外理论界流行一种说法：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模式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即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不存在其他形式的公有制，更不存在非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但这种传统的流行的观点存在偏颇，它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制理论的发展。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确作过这样的预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由于这些国家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都达到很高程度，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直接收归社会所有，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不过，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较早时期的思想。那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不平衡尚未明显地表现出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发展不平衡和农民问题开始凸显，这引起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注意。恩格斯在1870年指出：农业工人，只有首先把土地从大农民和更大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变作由农业工人的合作团体集体耕种的社会财产时，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马克思在1874—1875年也指出：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到了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更加明确地写道：“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2］他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存在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的条件下实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他们最终形成的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至少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必然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即除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外，还将存在采取合作社形式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以及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而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对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文献，马克思认真细致地进行疏理、鉴别和研究分析，判明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某一种观点，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第一次明确提出的。然后，将这些论点引用到自己的著作中，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这种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不容忽视其历史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言：只要这些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8］，马克思就予以重视，加以引证。

五、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要弘扬马克思的精神品格

我们要构建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要求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同时，还要学习、弘扬马克思创建经济学的精神品格。充分利用好这一宝贵资源，可以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不断注入丰富的精神滋养。

第一，牢固确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14］。

马克思为了创立捍卫人民利益、谋求人类解放的经济学说，倾注全力，不惜作出巨大的个人牺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当代中国的经济学人，要沿着马克思所走过的道路继续前进，确立为人民做学问的志向。有了这种志向，就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就会有不断探寻新知，为体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利益著书立说的强大动力。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已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当年。在社会主义中国从事为人民谋利益的经济学研究，不但不会有遭受迫害的危险，还能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同时，也不会像马克思当年那样，要在个人物质利益根本无法保障和忍受贫病折磨下坚持理论创建工作，而是可以在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同程度地实现个人物质利益。不过，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最广大人民利益、个人活动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仍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学者，其理论与实践活动应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研究中做到实事求是，努力追求和坚持真理；也才能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作出反映客观实际的认识和判断，提出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解决方案和政策主张。反之，如果以为个人谋利对待研究工作，就有可能为个人升迁和发财，依附或偏向于某些权贵和强势利益集团，受制于金钱的话语权力，而漠视和不顾最广大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以致说出一些违心的话，甚至歪曲事实真相，粉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和论据，编造一些伪经济学“理论”。因此，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要以马克思的伟大人格精神激励自己，将个人利益融化于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中，不辱历史使命，恪守理论良心，努力争取以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15］对此我们要深刻领会、切实践行。

我故意说，请问，您是谁啊？其实，他的照片我私下在电视台报纸上看了无数次。市长级别的人物，总是要出风头的。

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性品格。马克思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出发，将经济学研究任务确定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历史趋势。这决定了他主要以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英国的现实和经济资料作为考察对象和实证依据。在21世纪的今天，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则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这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至今发展得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现了比其他国家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个“中国奇迹”，取得了愈来愈多的世界第一的骄人成就，特别是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人民，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很大的实惠，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当今，只有中国具备构建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典型条件［16］。因此，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对实践经验加以提炼、总结，挖掘新材料，揭示新特点新规律，将活生生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也要面向世界。当代，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学在依据本国国情、关注国内现实问题的同时，目光也要向外。这样，就能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结关系和融合发展，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判断，揭示出其规律。这既有利于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理论来源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说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SOP批准后，组织相关科室人员培训、考核并全院实施。护理部负责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理。每季度组织1次SOP质量改进会议，总结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优缺点并及时反馈给SOP小组，由SOP小组对其进行修订。SOP确定后，每年进行1次常规的全面审核与修订，当技术规范有新进展或使用过程中发现有需要修订的内容时，及时修订。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成就举世瞩目；改革积极推进，各项制度不断创新；社会变革空前广泛而深刻。这给经济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时代的课题，也开辟了无比广阔空间。有幸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前无古人的伟大经济实践，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和特色的优秀经济理论成果。

第三，广泛汲纳人类文明成果，批判继承各种有益的经济思想。

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要学习马克思，广泛涉猎、采撷人类文明成果，对既有的经济学说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继承。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研究才能获得必要的学理滋养，有所依循，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取得超越性创新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15］。这里所说的3方面资源即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中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是主体内容。他还说：“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15］就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来说，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基础上，融合中国历代优秀的经济思想和国外经济学说的有益成分。结合我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笔者认为这里有两方面问题要着重解决：

一是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大体情况是：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另一部分人主要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而同时运用和融通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的则鲜见。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成果也不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研究成果缺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其中的经济思想也十分丰富，如“经邦济世”、“经世济民”、“富国”“富民”、制民以产、“取于民有制”、勤俭节用、“大同”世界等。我们要注重对中华传统经济思想的挖掘、研究，将其中的超越时空、在当代仍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加以阐发，融入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

从图3可知：八五○农场地下水从1997—2006年地下水位下降1.470 m，平均年下降0.134 m。随着水田面积的增加，单井下降的速率没有明显变化。

二是正确对待外国经济学说。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和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关起门搞研究，轻视对国外学术成果的研究、采撷，甚至不加分析地一概拒斥。另一种是把西方经济学奉为主流和圭臬，将其原理和方法套用在所有问题的研究上［18］。比较而言，后一种偏向更突出，影响也更大。我们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是：开门搞研究，对国外的经济学说，包括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不应盲目拒斥，而要广泛接触，认真深入研究，从中剔除糟粕和不科学成分，析出科学有益的成分，包括一些可取的学术思想以及可利用的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方法，为我所用。在用中还要防止生搬硬套，而要批判继承并进行创新性转化。

第四，在不断认识和解决新问题中进行经济理论创新。

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科学品格。中国特色经济学植根于中国经济实践，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呼应百姓心声、体现人民利益为中心。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出现。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会产生；同时，有些是长期存在或难度大的问题，只能分阶段或逐步解决。中国特色经济学就要在不断认清和解决问题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已经制定并付诸实施。这令每一个中国人欢欣鼓舞，同时也意味着我们面临许多严重挑战，面对许多新的难题。如何认识和解决好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的重大判断。现在，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却制约了这些需要的满足。于是，在民生领域还存在一些短板，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养老、居住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在笔者看来，由于生产、施工、道路交通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严重的安全隐患，生产经营中假冒伪劣、坑蒙诈骗行为累禁不止，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活动时有发生，在有些时间节点和区域还相当猖獗，导致人身安全、食品安全、财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等还存在不少问题，人民安全感有待提升。在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弱有所扶上还有较大差距。因此，如何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此外，新时代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怎样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怎样加快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怎样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继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与科学技术手段的关系，普及、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以适应科技快速进步和更新的态势，让科技革命成果更好服务和造福于人；等等。诸如此类问题的破解，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也会有力地促进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还要求经济理论工作者，以马克思为榜样，用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对实践证明已经失效或部分不适用的理论内容，要不惜舍弃，肯于进行再研究，用新的研究成果予以更新或补充完善。只有这样，经济理论研究才能充满活力，与时俱进！

不久前在湖南考察一个稻谷合作社时，意外发现该合作社也开办了一个“粮食银行”。这个“粮食银行”运行机制、框架设计都相当周密，考虑到了各个方面的因素，运行效果也非常好，对生产稻谷的农民和加工粮食的合作社都很有帮助，同时也较好地规避了风险。

通过对工厂场地实地考察，发现一般场地信息可以分为直线路段、曲线路段、工位路段、起始路段和弯道路段等.使用地图比例表、工位点信息表、工位点连接信息表、工位连接信息扩展表来相互独立的存储工作场地的地图信息.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9］。我们要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奋力作为，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经济学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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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80.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005，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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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5－1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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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顾海良 .“一论二史”：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N］.光明日报，2017－07－11（13）.

［18］王国刚.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J］.经济研究，2017（5）：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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