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但中国传统文化又强调“礼”对“情”的制衡，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就是各种势能动态平衡下的产物。到了宋代，理学家崇“理”，他们认为情感是表层的，道德才是内核，又加上佛教的影响，“情”又降到了与“欲”齐平的低下地位。真正高扬“情”的旗帜，反对“文以载道”，代表文学独立精神的，是明末清初的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因此，周作人把这两个文学流派看作是“五四”文学的先声。而在学界，明确提出“抒情传统”这一概念的，是陈世骧。他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提出这样的观点：和西方的荷马史诗与希腊戏剧相比较，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引以自豪的地方。这一观点的提出，为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王德威就将抒情传统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三）坚持财政资金的绩效性。绩效，是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要义。花钱必有效，无效必问责，是财政管理的基本要求。要按照“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要求，把绩效理念深度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切实做好预算编制、执行、使用、监管各环节的工作。在编制上：按照“保重点、控一般、促统筹、提绩效”的要求，科学编制预算，做到全面性、精准性、科学性。在执行上：强化预算刚性、原则性、严肃性，严控预算追加，杜绝粗放性。在使用上：按制度，依规矩，遵程序，把握均衡性、规范性，避免随意性。在监管上：严抓严管，常抓常管，敢抓敢管，建立覆盖全过程无缝隙监管制度，避免真空，防止死角。

在《“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一文中，王德威指出沈从文是现代文学“抒情主义”文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抒情”来自动疏离主流话语。王文认为沈从文的这一文学主张在《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和《抽象的抒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前者是在土改期间，沈从文无意中读“史记”后所发的感想。他说：“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1］。那么“情”该怎样理解呢？沈从文在下文中这样写道：“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1］。由此来看，这里的“情”包含了沈从文对创作的一以贯之的看法，但没有逸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明显迹象。而“无能”，则体现了沈从文面临着“思”与“信”的矛盾、文学与思想的困境。想从现实中突围显然无法做到，他只能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古人的相似处境，借以得到慰藉，释放自己求功名而不得的压抑。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不仅他个人的文学无以应付，就是他个人的文学所属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也遭遇尴尬”［2］。《抽象的抒情》要表达的主旨和《事功和有情——1952年于四川内江》相仿，即用文字记录个体生命的情绪和欲望，使生命得到延长扩大。这些主张与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烛虚》《水云》等散文表达出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对王德威力图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主义”话语体系的雄心笔者无意置喙，只是认为在沈从文研究方面，对历史本真性的还原比基于理论预设的阐释更能切中肯綮。从20世纪新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抒情”并非是对主流文学的根本性颠覆，有时它也表现为主流文学内部偏重文学性的一方对偏重功利性的一方的制衡。具体到沈从文而言，“抒情”则是他对文学审美性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一

沈从文多次在杂文中批判“阉寺性”人格，并以“人性治疗者”自许，他反顾湘西，构建“人性”的“希腊小庙”，他主张民族品德的重造，将新文学衰落的原因总结为“工具的滥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重建文运，倡导用“改造运动”代替“解放运动”，用“做人运动”代替“做事运动”［3］。这些都是对“五四”文学所开启的“国民性改造”主题的继承和深入，学界对此也颇有共识。如果说这一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主观预设，那么看看沈从文的个人看法也是有必要的。经研究，笔者发现沈从文在主观上还是有意向“五四”新文学靠拢的，这一点在《湘西书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作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4］

这种多数人真是为生而生的。但少数人呢，却看得远一点，为民族为人类而生。这种少数人常常为一个民族的代表，生命发光，为的是他会凝聚精力使生命发光！我们皆应当莫自弃，也应当得把自己凝聚起来！［4］

对《八骏图》的影响和流传，沈从文也表现出较高的期许：

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5］

该层的主要设备是室内核心处理单元，它主要负责将感知控制层的各种传感器数据进行搜集，将终端发送来的数据转发给服务器或者向终端转发服务器的远程控制命令。

熟悉、热爱下层人民，并以他们为文学的表现对象，这是典型的“五四”文学话语；由“为生而生”的“多数人”联想到“为民族为人类而生”的“生命发光”的“少数人”，也与“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同声相应；而直接将《八骏图》与《呐喊》相提并论，其间所蕴含的改造国民性的意图同样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沈从文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无论置身于都市空间，还是西南联大学院派知识分子所构成的空间，沈从文都是一个孤独的“乡下人”；在各种文艺论争、派别归属中，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甚至在与现实的关系上，他始终都刻意保持着审美的距离。他的作品并不以思想性见长，以至于经常被贴上“无思想”的标签。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的一段评论可谓代表了主流文学对沈从文作品的一致判断。那么，沈从文的作品真的像王瑶先生所说的那样“空虚浮泛”［6］吗？又该怎样认识沈从文与主流文学的关系呢？笔者认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也就是强调思想文化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思想体系建设和世界观改造，借以区别于那些强调政治权力、经济生产方式的社会改革理论。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与“五四”知识分子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在《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中，沈从文就承认了自己对“文学革命”的理解与践行来自胡适的影响。伴随着对“文学革命”理想的憧憬，沈从文对“文学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也有所认识，这一点在《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等文章中皆有体现，他以“乡下人”的执拗死死守住了“文学革命”，并以“看远景而不求近功”“为而不有”的态度，将这项工程往前推进。那么，用怎样的方式来激发青年的意志，使他们获得信心和力量呢？除了“文学革命”之外，沈从文提倡“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主张用多种艺术形式来完成“抽象观念”的重建，用那些凝结人类智慧、饱含人类共同情感、体现生命最高形式的艺术来净化并提升青年的灵魂，增加他们的勇气和信心。这是一种大的文学观念。总体来说，沈从文对文艺重造人性的根本性与长期性还是有深刻认识的，相对于其他新文学作家，他更注重文艺对受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他主张将文艺与“政治”“商业”相剥离，提倡“爱与美的新宗教”，这又是对文艺的审美属性的强调；再者，即便是不可避免地卷入文学的论争、党派的站队、流派的归属，他的思考都是以文艺为本位的——文艺怎样改变人的心灵，文艺如何动摇做人的观念，文艺如何能够使民族获得“向上”的精神。陈思和先生曾将“五四”新文学分为“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两大传统①：“启蒙的文学”就是以文学为手段来完成思想启蒙的任务，而“文学的启蒙”则将文学的审美属性与思想启蒙的目标（也即“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统一在一起。按照这种标准，沈从文大体上属于后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沈从文的“抒情”与他所一贯坚守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以及他的“爱与美的新宗教”“美育重造政治”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都体现着他对文学②本体性的坚守，彰显着“文学的启蒙”过程中文学内部因素对外部因素的纠偏与制衡。

3.目标引领与任务驱动相结合将教师基本技能分为十大项，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了解培训项目的要求，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成为独立的、自主学习训练的动力。

与王德威对现代文学抒情传统的极力建构相反，更早的研究者则侧重从批判和反思的层面认识“五四”新文学的抒情传统，梁实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说：“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最重礼法。从前圣贤以礼乐治天下，几千年来，‘乐’失传了，余剩的只是郑卫之音。‘礼’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变为形式的仪节。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到了最近，因着外来影响而发生的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7］

“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都不能按照一种预定计划去作一点安排？”

有一点必须指出，“五四”新文学强调“情感”，但这个“情感”不是对日趋僵化的“理性主义”的反转和对日益分裂的人性的弥合，而是用于人性解放的启蒙宏旨，这一点与西方启蒙运动迥异。因为在西方，“情感”是在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才被提出来的，“情感”与“理性”体现了一种历时性的思辨，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情感”与“理性”则表现为共时性的整合。同理，“五四”新文学提倡的“理性”，也不包含西方分析还原、理智重建的方法论基础，而是一种价值、信仰和道德律令③。但尽管如此，“情感”与“理性”还是在本土的语义场构建了“五四”新文学的独特风貌。但由于语义操作层面的功利主义的影响，新文学越来越倾向于对社会问题的呈示和表现，倾向于单纯用“知识”和“理性”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表现人性，离文学审美层面的想象、“情感”越来越远。例如，以爱情为例，李欧梵就批判了“五四”抒情文学所揭示的人性深度与西方的差距④。这种对新文学缺乏情感深度的认识同样体现在沈从文的文论中。他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中把这种缺乏情感深度，只是单纯宣泄情绪的文学称为“粗暴”的文学。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沈从文沉潜于人类“美”“爱”的抽象之域，他的“抒情”带有宗教情绪的印记：

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就完全消失在对于一些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由复杂转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文化所不能少的，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即可产生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3］

我本出身于佛寺家庭，在佛门中长大，故维新以前完全受到佛教教育，虽然如此，我心中隐隐知道佛教并非真理，认为剃头发、拿念珠而面对世人是一身的耻辱，并日夜渴望离其门而进世间，此时碰巧正值大政维新，其在宗教上带来大变动，至我看到废佛毁释之论逐渐实际被实行，立即脱僧衣而求学于世间。

……至于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欲望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我认为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文学作品实在比较别的东西更其相宜。［3］

基于爱课程平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公开课《数字图书馆资源检索与利用》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经验。该课是录制的教师上课视频，课程设置分为6个专题，包括：数字信息资源检索基本方法、理工类常用数字资源、社科类常用数字资源、新媒体学术资源、GOOGLE及学术搜索引擎及检索综合实例。该课程更侧重于介绍图书馆相关资源的检索及使用，对学生的自身学习和科研能够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爱”和“美”“生命”的引入，使沈从文对“情感”的理解多了一层哲学和审美的维度。在沈从文所处的那个时代，“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都处于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启蒙的文学”逐渐由“人的文学”过渡到“人生派文学”，最后再到“为人生的文学”，而在这个过程中，“人”学的丰富意蕴也随之减少，抗战爆发后，就连这种以社会问题为旨归的“启蒙的文学”也被迫终止；而“文学的启蒙”一支也与“人的自觉”渐行渐远，最终退守到抒发个人性灵的方寸之地。在这种局面之下，沈从文作品中的内在精神景深，则以独异的姿态，代表了那个年代“文学的启蒙”的写作高度。

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9］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13］

沈从文对“情感”深度的理解，是与他对新文学的审美建构分不开的，联想到他对鲁迅的评价：

如果说，鲁迅“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为新文学开创了朴质清新的乡土一派，那么沈从文对乡土文学的开拓性贡献，则在于“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田园视景，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音响”［10］。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开拓性贡献，是因为在沈从文看来，“抒情”还是一种认识世界、把握存在的方式。在《从文自传》里，沈从文这样写道：“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11］从“看”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把握世界，是沈从文所独有的文学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它往往能够超越伦理的范畴和“色欲意识”的遮蔽，还原感官的原初感受力，正如沈从文所言：“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12］因此，只有先“忘掉书本，忘掉所谓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9］，接下来，“用各种官能向自然中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9］，才能“产生一个‘作品’”［9］。

尽管如此，沈从文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感官解放的重视以及对文学审美超功利性的坚守并没有真正地被大多数读者所理解。在《习作选集代序》里，沈从文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2］

二

桂州百姓谈起秀容月明，都恨得咬牙切齿，说他们本来打算命都不要了，也要守住桂州，谁知秀容月明这卖国贼，竟把桂州拱手送给了胡人。

《萧萧》最初发表于1930年1月10日，发表刊物是《小说月报》。1936年7月1日，修改后的《萧萧》发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⑤。在再刊本中，沈从文去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闲笔，并在遣词造句方面多有用心，使得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更加贴切、顺畅、圆熟。对于一个具有自觉文体意识的小说家来说，这并不足为奇，因为怎样“炼字”是他们的必修课。但除此之外，我觉得再刊本中的一些变化，体现了小说内在文本结构以及作家创作观念的不同。最显而易见的是再刊本对小说结尾的更改：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

其次，实行物物交换。在上一轮美对伊制裁过程中，伊朗官方也曾表示愿意接受黄金交易，还可采用小麦、大豆以及消费品实现与伊朗石油贸易结算印度就曾经以黄金换伊朗石油。

第(2)(3)问,都是考查运用化学知识得出合理假设的能力,要求分析提出假设的理由,找到该假设的化学知识依据。

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将集体观念下的创作方式与“以个体为中心”的创作方式进行了对比，认为前者只有应时应景的作用，后者才有永恒的价值。沈从文在这里要论述的重点就是文学的这种“个体性”，而这也正是《抽象的抒情》这篇文章的核心命意。首先，沈从文在开篇便说，生命是有限的，毁灭是必然的，只有将生命转化为文学艺术的形式，才能获得永生，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凝聚着生命的文学艺术才能穿越古今、贯通“人”“我”。那么，怎样才能将生命转化为文字、形象、音符、节奏，使生命流转不息呢？沈从文在文章的中间特别强调了“情感动力”，而这个“情感动力”并不来源于集体创作观念，而是来源于作家个人对书写的需要。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沈从文才在后文中呼吁国家要为文学写作者留有一定的空间，允许“抒情”的存在。由此可见，沈从文之所以要强调“生命”和“抒情”，就是要强调“集体观念”之外的“个体观念”，“创作意图”之外的“审美因素”。这是因为文学虽然抒发的是人类的情感，记载的是人类的经验，但却不是公共意识范畴内的情感与经验，而是蕴含着特定时空的生活元素，携带着独特的个体感知、记忆、心理结构、表达方式的情感与经验。另一方面，强调经验与记忆的个人性与私密性，并不是对个人、时感、经验的无原则放任，并不是对碎片化、即时性、物化性的顶礼膜拜。一个能够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既来自个体经验，又超越个体经验，有着穿越时空的超拔能力和普世情怀。这两个方面，在沈从文的文艺思想中是兼而有之的。沈从文追抚“以个体为中心”的创作方法，主张小范围内的“抒情”，就是提倡“宏大叙事”之外的“诗意叙事”，“集体话语”之外的“个体话语”；沈从文强调文艺要记录生命、转化生命，使生命穿越古今、贯通“人”“我”，就是强调怎样用文学的方式将直接经验转化为历史经验、将个体真实转化为历史真实。这两个过程或者说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抽象的抒情”中是并行不悖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沈从文之所以要强调文艺的独特审美属性与创作规律，是针对“普遍经验”“集体话语”对文学“个体性”的抹杀，针对文学的外部因素对内部因素的遮蔽。其实，沈从文对主流文学内部的审美建构是他文学写作历程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文学的启蒙”就是体现这一主题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启蒙”在建构20世纪主流文学的价值体系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但归根结底，它属于文学的外部因素，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与文学的内部因素产生摩擦和碰撞。沈从文坚守“文学的启蒙”，本意在于将启蒙的价值诉求与文学的审美特性统一到一起，然而“启蒙”与“文学”这两个各自独立、不相融合的意义范畴，又往往如同一组平行线，共生、共存，却不相交。下面以《萧萧》为例，来谈这个问题。

这两段文字是沈从文在再刊本上加进去的，初刊本只字未提，也即到萧萧生了儿子，没有被迫沉潭，一家人又像以往那样过活，故事就结束了。如果不加后面的两段，萧萧的故事也是完整的。但加上这两段后，整个故事的韵味就有所不同了：萧萧对自己的命运浑然不觉，而下一代又重复着萧萧的命运，湘西下层人民的命运就这样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这是典型的“五四”话语，饱含着作者对下层人民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寄寓着要改变他们落后的精神面貌、改变乡土封闭结构的启蒙意图。这种手法以及其背后的写作观念，在沈从文1930年代以后的作品中是较为常见的。例如，《边城》中翠翠母亲的命运悲剧，作为全文的一根隐线，以互文的形式强化了翠翠命运的悲剧感。类似的还有《巧秀与冬生》中巧秀母亲的悲剧与巧秀悲剧的轮回，《湘行散记》中绒线铺的母女两代人命运的循环等。随着自我身份的确立和创作风格的成熟，沈从文的作品逐渐摆脱了早期的混沌，而向更高的精神旨趣迈进，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有时过于外在的启蒙意图与沈从文作品的整体结构并不相融。以《萧萧》来说，整部作品讲述了一个懵懂的湘西少女的混混沌沌的人生。本来给人家做童养媳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但十二岁的萧萧并不哭，她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做了人家的媳妇。嫁过来后，喝冷水，吃粗砺饭，反倒四季无病，身体康健。她的生命，就如同乡间的一棵树、一株草、一块石头，自自然然，朴素本真。即便被骗失身，怀了孩子，也不过是吃香灰、喝冷水，想办法“使她与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分开”，并没有用“道德”“族规”等观念性的东西来自己吓唬自己，使自己的内心备受煎熬。事情实在瞒不住了，萧萧也想到过悬梁、投水、吃毒药，但她年纪太小，自然舍不得死。娘家人与夫家人最后决定将萧萧发卖，但由于主顾迟迟不来，这件事情就搁浅起来，到后来萧萧生了个团头大眼的儿子，发卖的计划就取消了。经过这些波折，萧萧的性情依然天真，她既没有因为遇人不淑而耿耿于怀，也没有效仿“女学生”追求新观念，她的内在生命就如同石头一样坚硬，永远不为外界的伤害和外在的价值所动摇。在《萧萧》中，沈从文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湘西，这里封闭静止却能与自然相契，这里未被封建礼教以及现代文明开化，却能不被观念性的东西所困，保存着淋漓的生命元气。如果说存留于湘西儿女身上的人性是“自然人性”的话，沈从文对他们的情感则是“自然情感”，也即没有被外在观念所框定的、由内而外的、自自然然的情感方式，这种方式近似于前文休谟所讲的“自然情感”，也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朴素之民”的“白心”。这种情感方式是沈从文独有的认识世界、看待事物的方式，与道家的审美超功利性以及湘西巫楚文化的审美特质息息相关，它往往使沈从文的作品能够超越道德伦理的范畴，获得一种诗性的品格。这种独特的情感方式，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了沈从文独有的经验与记忆，也由此形成了沈从文独有的文体特征。如果说这是一个完整而自足的意义范畴的话，那么启蒙意图则属于另外一个意义范畴。一个是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对湘西儿女的循环式命运的深切同情，一个是从“物我齐一”的角度，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来描摹湘西儿女的“爱”与“哀愁”；一个是外在的、道义的、现世意义上的“哀其不幸”，一个是内在的、超越的、永世意义上的“悲天悯人”；一个是有清晰指向的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一个是最神秘莫测、暧昧不清的文人的审美追求；一个是“集体话语”的整齐划一，一个是“个人话语”的独步单行……这组极具张力的对话结构，给沈从文的文学作品带来“复调性”的色彩。提起“复调”，我们首先会想到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基本概括：“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确实学界普遍认为，复调性在鲁迅的第一人称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故事讲述者“我”与故事中的人物之间有一种对话（或者潜对话）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两种相互独立又各不相融的声音和意识的显现，这两种声音和意识的对话与辩难，体现了鲁迅思想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体现出了鲁迅自反性的思维机制。其实，除了鲁迅内在的思维机制具有自反性的特点之外，沈从文的思维也有这样的特点，这两个看似风格迥异的作家，在一些方面有着相似的精神理路。如果说“文学”与“启蒙”这两者在《萧萧》中处于潜在的对话性关系的话，《水云》则用第一人称的形式，将作者思想内部的两种声音的辩难推到了明面上：

他主张理性对情感的调节和制约，这一点与“五四”新文学的准则是基本一致的。胡适在《文学改良刍义》中，就一方面强调情感在人性解放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要有深刻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是传统的“文以载道”中的“道”，也不是拾人牙慧的陈腐观念，而是独出机杼的见地和独特的发现。胡适的这一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定下了情理交融的基调。在西方启蒙运动中，休谟、卢梭都曾强调过“情感”的重要性。休谟认为“理性”一词只能用于推理与辨别真伪，而在价值判断中它是失效的。那么人类道德的根源究竟应该在哪里寻找呢？休谟最终在人类的“自然情感”［8］中而不是外在理念和价值标准中找到他要寻求的基础。卢梭主张应该从人类的情感和心灵中汲取经验，从而领悟到理性无法把握的真理，这一说法与休谟相近。由此可见，在西方启蒙思想家看来，“情感”和“理性”是启蒙的一体两翼，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唉，得了。什么叫做计划？你意思是不是说那个理性可以为你决定一件事情，而这事情又恰恰是上帝从不曾交把任何一个人的？……偶然和情感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势力，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和饮浊含清的适应力……”［3］

“……人应当有自信，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而且得分别清楚，自信与偶然或情感是两条河水，一同到海，但分开流到海，并且从发源到终点，永不相混。”［3］

“计划”“理性”“自信”是同一范畴，如果用在做人做事方面，是指预设一定的目标，然后运用各种工具将之实现，它强调的是一种目的合理性；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就是“观念”“意图”先行，并用之统摄自己所有的思绪、情感、意志。“偶然”与“情感”则属于另外一个意义的范畴，它强调人内在的自足性和价值合理性；如果用在文学创作上，则是主张“集体话语”“公共意识”之外的“个人话语”与“审美超越性”。沈从文认为“自信与偶然或情感”是各有源头、“永不相混”的“两条河水”，就是强调这两者的相互独立性，而这两者的反复辩诘，则体现着沈从文精神世界内部的“理智”与“情感”的对话与冲突。

三

林毓生将鲁迅思想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有意识的、显示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鲁迅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反传统倾向；二是有意识但未明言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他的思想又隐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三是下意识层次⑦。富有创见的是，林毓生并没有用“理智”与“情感”（也即“历史”与“价值”的二分法）的传统阐释模式来分析前两个层次的矛盾与冲突，而是认为“反传统”与“怀旧”都是价值与理性同一层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一论断对从根本上认识沈从文思想内部的“理智”与“情感”的对话与冲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为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歌咏和对古旧中国的眷恋，不仅体现为一种自发的情感认同，还体现为一种自觉的对“现代文明”的理性反思。一方面，沈从文坚持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用现代理性的眼光审视湘西世界的落后性与封闭性，反观湘西下层人民的蒙昧无知；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的失败经验又促使他能够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时髦观念的植入，拒绝“生命”之外的任何价值体系。对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双重失望，使沈从文在价值立场上表现出虚无主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现代作家身上并不是独例。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下，整体性反传统的话语策略使他无法从容地面对价值选择的两难境地，因而也无法将中西文化的内部做出精准的分析与甄别。

从思想文化研究的方面来讲，“反传统”与“怀旧”是可以平均用力的研究对象，然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则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文学就是生命之学，它记录着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流淌着个体的生命意识和存在感知。对鲁迅而言，与其说“国民性批判”是他最具原创精神、最具文本辨识度的思想命题与话语方式，不如说那种对故乡、童年、亲情的反顾与怀念，那种对伦理纲常在日常生活层面所表现出来的温情的深深眷恋，才能安放鲁迅精神世界中的最内在的自我；而对沈从文而言，那种由启蒙意识所催生出来的对湘西儿女蒙昧性的反观，也只是以共性的形态呼应了主流文学的价值诉求，而那种对旧中国的深深迷恋，那种对日薄西山的东方文化的无限怅惘才是他最具个体性的文学表达。一方面，“集体观念”“启蒙意图”作为文学的外部因素，时刻都以异己的力量压迫着他的个体化的文化表达，并将之不断边缘化；反过来，后者又以更大的反弹势能，不断与前者对抗。而在“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反复辩诘中，沈从文的思想深度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彰显。

注释：

①陈思和认为：“五四新文学包括了两种传统，第一种是新文学以文体的变革来适应启蒙的需要（比如用白话通俗地传播新思想），以文学为手段，承担起新文学运动中的思想启蒙任务；第二种是以新文学的文体革命过程同时也是审美观念的变革过程，用白话文建立起一种新的审美精神，它摆脱了传统文学中‘文以载道’的陈腐观念，使文学的自觉与人的自觉联系起来，在现代意义上重新界定何为文学。这两种启蒙，可以分别称为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详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2）：34－53.

②沈从文的文学观是大的文学观，既包括文学，也包括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门类。为了简便起见，笔者将之统称为文学观。

③ 详见汪晖.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J］.文学评论，1989（3－4）。

④ 李欧梵曾说：“五四这一代作家，总是用一些精粹的、生动的词汇诸如‘方法’‘天才’‘能耐’‘动力’等来界说爱情。因此，爱情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而是一种动荡的情绪；它体现的不是一个思想的范畴，而是一股个人经历的激流。当时也许叫得非常响亮的抽象名词如自由、美和真等，也只是一些充满情绪的概念，它们来自那些执着于狂热举动的亢奋心灵。……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总是那么热情奔放，躁动不安，这使他们很少去思考爱情所可能具有的哲学与神性的内涵。”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97。

郑成川带黑旗会所属闯进安和庄大门没在意刀手、剑士、铁卫随后出现并掩上大门，因为这样的情况他们见得太多，但最后都是被他们斩尽杀绝。他向萧飞羽投去一瞥阴森地道：“约莫九天前有人潜入安和庄，是安和庄找的助力对吗？你又是这些人之首。”

⑤ 《萧萧》的版本总共有6个，分别是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选集本、文集本和全集本。《萧萧》最初于1930年1月10日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1号；1936年7月1日，修改后的《萧萧》发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11月再次修改后收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新与旧》集子；1957年，迫于时代要求，沈从文修改了《萧萧》，将之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1983年，经过编校修改，《萧萧》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第六卷；2002年，以《新与旧》版本为底本，《萧萧》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关于《萧萧》的版本问题，学者陈国恩、孙霞、陈杨萍、王文博等都有相关研究。

⑥ 相关的研究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独特贡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3）；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J］.文学评论，2004（4）.

①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企业，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助制定的《物流企业分类与评估指标》，认为中小物流企业的内涵所谓中小型物流企业，是根据企业固定资产年营业额、年上缴利税和企业员工规模划分的一类企业形态[5]。当前一般指那些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下、年营业额数百万至数千万、企业员工500人以下的为中小型物流企业。多数为单向型物流企业，它仅仅承担和完成某一项或少数几项物流功能[6]。

⑦对于这三个层次的划分，详见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因为论题所限，作者重点阐述的是前两个层次。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18，319.

［2］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一九四八—一九八八［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3.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9，120，66，97，103.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2－133，184－185.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65.

［6］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301.

［7］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88.

［8］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68.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87，331，331，331.

［10］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J］.文学评论，2000（4）：20.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23.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4.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64.

［1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白春仁，顾亚玲，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