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现代性，顾名思义，是指现代社会的一切特性。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理性的力量坚信不移，认为只要依靠理性的力量就能够打破各种不合时宜的传统障碍，把人从形形色色的“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的异化中拯救出来。初看起来，现代性作为一项有关人的理性和自由何以可能的方案，似乎很难与辩证法牵扯上关系，但实际上，如果诉诸于哲学史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难舍难分的深层关联。一方面，可以说，没有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就没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前者构成后者深层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的历史演进也在根本上促成了近代以来精神辩证法拒斥“他者”的同一性逻辑。正因为如此，对现代性未来的诊断，从理论上来讲，首先必须要诉诸对辩证法的内在剖析，而辩证法当代合理形态的建构，也同样必须要奠基在对现代性未来的觉解上。

一、作为现代性“元叙事”的精神辩证法

众所周知，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已经不再借助上帝的名义来论证生活的正当性以及人生的意义，而是求助于被冠之以“人学”的广义人文社会科学的“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通过对自由、平等和进步等观念的系统论证，使得现代社会确立了自身得以持续发展的逻辑基点。正是在现代人以“人义论”而不是“神义论”来确证生活正当性的过程中，精神辩证法施展出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精神辩证法，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巧妙的“辩证”逻辑既满足了现代人对未来的理想社会的欲求和渴望，又有力地解释了这个依然还不够完美的当下现实。具体说来，一方面，精神辩证法把理性和自由悬设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必然会迈向“自由王国”；但另一方面，精神辩证法又认为，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终极目标的“自由王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是一个充满波澜曲折的艰辛过程。不过，所有这些波澜和波折都是值得的，因为正是这些波折和痛苦，构成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必要环节，也使得人类在经历了自我否定之后最终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肯定。关于精神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奠基作用，利奥塔有着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现代性“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宏大叙事”［1］来说明生活的正当性，而在这些“宏大叙事”中，精神辩证法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各种现代性方案获得合理性的理论源泉。

从哲学史上看，作为现代性“元叙事”的精神辩证法，不仅体现在康德对历史理性的批判之中，而且更为系统地体现在黑格尔的思辨历史哲学之中。如果说康德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还处于臆测的阶段的话，那么，黑格尔则信心满满地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生动地描绘了现代性的历程。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它按照自己内在固有的必然性原则在时间中辩证地展开，最终把自由历史性地释放了出来。黑格尔借助于精神辩证法的平面，解决了历来哲学家们有关自由与必然内在冲突的争论，在他那里，自由和必然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合理发展的重要叙事要件。黑格尔说，“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必然性，只是一些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2］。可以说，这种内蕴必然性的自由观，既扬弃了启蒙以来那种无实体性支撑的抽象自由观，又进一步把这种自由意识升华为由理性必然性所支撑的具体自由。它表明，真正的自由绝不是为所欲为的“主观任意”，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的，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具有历史必然性原则的思想和行为才堪称真正的自由。基于此，黑格尔通过对世界历史的哲学考察，具体展现了自由在世界历史中实现的必然性过程。

以上论述表明，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理论底色依然是现代性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性和自由。“自由精神”是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根本精神。精神辩证法始终把自由看作是一股不可遏制的能动力量，从而使得世界历史在根本上呈现为一个不断迈向自由的过程。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的著名命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这一命题意在告诉人们，只有符合理性辩证运动法则的存在，才能在世界历史中真正实现出来，而那些不符合理性辩证法的存在，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则只会转瞬即逝而已。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黑格尔也曾对现代性提出过质疑和挑战，但他所质疑和挑战的仅仅是启蒙现代性的知性思维方式，而从没有质疑过自由这一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不仅如此，黑格尔还通过精神辩证法的元叙事形式，冲破了以往现代性辩护中的诸多理论困境，更深层地为理性和自由提供了合理性论证。这也是为什么利奥塔会刻意强调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与现代性的本质关联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承认精神辩证法是现代性的“元叙事”形式，那么，我们必然会同时承认，精神辩证法的症结也理论地表征了现代性的内在症结，至少，现代性的症结可以在精神辩证法的缺陷中找到合理的答案。从哲学史来看，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诸多思想家都是通过反思精神辩证法的症结来考量现代性的，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在伽达默尔等人看来，辩证法的本来涵义就是“对话”，但“对话”的维度恰恰在辩证法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辩证法那里，渐渐被“同一性”的逻辑所遮蔽了。可以说，以“同一性”的逻辑来消解“他者”的维度，构成了近代以来辩证法发展的基本线索。而精神辩证法拒斥“他者”的同一性逻辑，实质上也正是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理论根源。正因为如此，对辩证法本有的“对话”维度的复兴，进而彰显“他者”的地位，既是拯救辩证法被窒息的“辩证”因素的基本途径，又是开启现代性未来的一把隐秘钥匙。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就把寻求具有同一性原则的终极真理确证为自己的理论任务。从哲学史上看，旧唯物主义者把终极真理理解为抛开主观偏见而对客观实在的把握，而唯心主义者则认为终极真理是主观意识建构的产物，与客观实在无关。黑格尔“正”、“反”、“合”的精神辩证法尽管把否定性因素纳入到对终极真理的探讨之中，但它却始终没有耗动人们对终极真理作为同一性原理的信念，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否定性只是达到进一步肯定的中介和环节而已。黑格尔精神辩证法中潜在的“辩证”要素最终被整个体系的“同一性”逻辑所窒息了。

苏格拉底对待“他者”的虚假姿态在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那里得到了系统的重演。黑格尔指责以往的知性形而上学“抽象的有限的原则”，从而导致了对“他者”或反面的排除。在他看来，知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性思维，它永远有一个客观对象与自己对立，与此同时，知性形而上学同样对“他者”采取了排斥的态度。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初衷就是要扬弃知性形而上学对片面性规定的执着，统摄“他者”于全体之中。也可以说，黑格尔承认“他者”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扬弃“他者”，把“他者”转化为真理全体性的一个有机环节，从而把抽象的真理变革为现实的真理。这表明，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尽管包含有一个对立面，但绝对精神是无法容忍“他者”与自己对峙的，它必然要控制和融化“他者”，最终实现对“对立面”的超越。说到底，绝对精神作为绝对之绝对，是完全排斥“他者”的。黑格尔自己也明确说，“达到概念的概念，自己返回自己，自己满足自己，就是哲学这一科学唯一的目的、工作和目标”［2］。可见，以“他者”为开端的精神辩证法之所以最后完全走向拒绝“他者”，根本上说，是因为辩证法依然还迷恋于“形而上学的西洋镜”［4］，它并没有能够摆脱形而上学的纠缠，最终只能成为一种以同一性为根本追求的“起源哲学”。阿多诺说的好，“根、起源的范畴是一个统治性的范畴……它证明了本地人反对新来者、定居者反对迁移者。起源——由于它不被衍生物、意识形成所激励，因而是有诱惑性的——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原则”［4］。

1.2 保持农业机械的技术状态完好保持农业机械技术状态的完好是提高农机作业质量的首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农业机械只有在技术状态完好的条件下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才能够保证作业质量达到农艺要求保持农业机械技术状态完好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业前按要求对投入作业的拖拉机及配套农机具进行彻底检修。做到需修的必修、该换的必换，不留任何故障隐患，保证拖拉机及农具技术状态良好二是按要求对农机具进行技术保养，及时清除故障隐患。保证机具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以提高作业质量是按要求操作，无论是拖拉机还是配套农机具。在使用时都必须按照所要求的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其次，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的行程是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而展开的，为此，它必然彻底消化和分解一切与之相分歧的力量，以确保自己统一的路线和统一的目标，以便顺利实现“自由”的事业。精神辩证法的“辩证”之处正是体现在它能够不断克服对立面、排除他者，并由此创生世界历史的行程。作为现代性的“元叙事”，精神辩证法既展现了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波折和痛楚，又揭示了历史终极目标实现的必然性，但这里所有的波折和痛楚都是实现历史目标的中介环节而已。在此意义上，约翰·格雷指出，“现代性并不始于对差异的承认，而是始于对一致性的要求”［5］。就是说，虽然精神辩证法在表面上承认“他者”的合法性，甚至精神辩证法本身也是以“他者”为前提而展开的，但是，它本质上是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在骨子里具有排他性。德里达说的好，精神辩证法这种自由的叙事形式在骨子里具有“驱魔”的使命，它把异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统统看作是魔鬼而加以驱使。通过不断驱赶“他者”，精神辩证法最终保障了世界历史顺利向自由的终极目标前行。

辩证法之所以在近代日益成为排除“他者”的话语霸权，显然是与现代性的内在困境脱不了关系。众所周知，反思现代性的现代哲学家们，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就是揭露现代性对“他者”的忽视和抹杀。阿伦特、哈贝马斯和列维纳斯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对现代性的反省指向现代性的这一深层缺陷。作为现代性的“元叙事”，精神辩证法排除“他者”的独断本性显然与现代性的独断倾向具有先天的同构性质。正因为如此，拯救被窒息的“他者”维度，既是现代性反省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辩证法研究的当代任务。

二、精神辩证法拒斥“他者”的同一性逻辑

对现代性未来的诊断，首先离不开对精神辩证法拒斥“他者”的同一性逻辑的剖析。其实，辩证法拒斥“他者”的同一性逻辑在古希腊所谓“对话”辩证法那里就已经有所显现，尽管它最终是通过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系统地呈现了出来。众所周知，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就把理性界定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们始终坚信，只要坚决听从理性的声音并进而自觉抵制理性的“他者”的诱惑，就能够实现绝对的自由。实质上，当苏格拉底宣称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来探寻真理时，他实际上所听从的只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在这里，所谓的对话，只不过是想通过对“他者”思想中的矛盾和破绽的揭示而使得他人能够听从于自己内心的呼声。让听众服从于自己的观点才是苏格拉底“对话”的真实企图所在。苏格拉底始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把“他者”视为理性的匮乏者甚至是非理性者，而把自己装扮为能够聆听神的旨意进而传达神的命令的先知先觉者。这样一来，所谓与“他者”的对话，恰恰是要教导和劝勉“他者”服从自己的论点。而一旦当对话仅仅沦为一种策略和技巧，那么，所谓的与“他者”对话只是自我独白的另一种形式而已。苏格拉底在公民们面前的申辩，最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说：“公民们！我尊重你们，我爱你们，但是我宁愿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你们；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3］

从理论根源来看，辩证法对“他者”维度的抹杀导源于辩证法自身深层的形而上学基底，因为正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基底把源于古希腊的、活生生的“对话”辩证法强行扭曲为一种充满独断色彩的权力话语体系，甚至成为一种独白式的理论观念。从哲学史上看，辩证法本来诞生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作为一种“对话”的艺术，辩证法无论在苏格拉底还是在柏拉图那里，都是一种基于理性的讨论而对真理的求索，而为了求索真理，“他者”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和维度。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不满于传统知性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抽象的绝对同一性”，力求把差异性环节融合到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之中，因而在其精神辩证法中，“他者”的存在，同样构成绝对精神得以展开的前提。很显然，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如果没有“他者”的存在，绝对精神将丧失自我扬弃的对象而同样变得僵化和静止不动了。这表明，不管是在古希腊那里，还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他者”的维度始终在辩证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辩证法从来都没有忽视“他者”的存在，否则的话，辩证法就会变得不再“辩证”了。

伽达默尔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表明，所谓的终极真理本身实质上只不过是理解者同理解对象不断“对话”的过程而已。在实际的理解过程中，文本对象总是不断地向理解者引出问题和答案，但不管是问题还是答案，都已经潜在地包含着理解者自己意见的参与，正是在这一双向互动中，理解者和文本对象各自的片面性被扬弃了，二者的交互融合最终促成了真理的诞生。在伽达默尔看来，古希腊先哲之所以会把对话辩证法看作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思想方法，其真谛也就在这里，所以他说，“在其真理中所出现的东西是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既不是我的又不是你的，它是这样远远地超出谈话伙伴的主观意见，以致谈话的引导者自身也经常是无知的。辩证法作为一门谈话的艺术，同时是那种在某个统一方面通观事物的艺术，也就是说，它是阐明共同所指的概念构成的艺术”［6］。很显然，这一生动的论述很容易让人们穿越到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所一再倡导并践行的对话辩证法的场景。

首先，在精神辩证法的逻辑体系中，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是绝对精神而不是现实的人。所谓绝对精神，也就是绝对的“一”，它既是自我又是作为自我之“他者”，因此，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实质上是，它通过自我之分化成为自我之他者，再通过从自我之他者向自我的回归。在绝对精神的自我分化和自我回归之中，“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仅仅是绝对精神完成自己的“世界行程”的手段和工具，毫无独立性可言。在这里，个人的命运相对于绝对精神的世界行程来说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就此而言，精神辩证法尽管着力于彰显自由这一现代性的核心价值，但它所谓的自由，却只不过是一种与人无关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由。显然，在个人自由都被绝对精神淹没的背景下，个人之间的相互承认更不可能得到实现。

但是，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纵观辩证法的发展史，辩证法始终没有突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即使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依然被严格地界说为关于本体的学说，亦即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尽管黑格尔所理解的本体不再是“抽象的绝对的同一性”，而是展现为一个不断生成矛盾并进而不断超越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彻底改造了西方传统的知性形而上学，使得形而上学本身内蕴了历史性、生成性的维度，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依然同形而上学分享着同样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目标，进而表现出一致的理论旨趣，这就最终使得辩证法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批判性被形而上学的反辩证力量所淹没了。如果说形而上学就是“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那么，哲学家们所苦苦追寻的这个基本原理，在黑格尔那里已经不再是僵化而凝固的抽象实体，而是特指精神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升华，也即是“自否定”的辩证法本身。总体上看，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仅没有超越形而上学，反而成为最标准的形而上学样式。作为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家。根本上说，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对“他者”的承认，只不过是绝对精神为了实现辩证运动的权宜之计而已。精神辩证法之所以要设定“他者”，只是为了证明绝对精神具有征服“他者”的绝对使命和力量而已。

从哲学解释学来看，古希腊的“对话”辩证法已经不再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和工具，它本身就是真理自我呈现的过程。伽达默尔说：“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本书中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它标志着此在的根本运动性，这种运动性构成此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因而也包括此在的全部世界经验。”［6］这也就是说，哲学解释学所考察的就是这种在存在论意义上占据优先地位的人的生存领域，它所谓的理解和解释早已经超越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和技艺，直接指涉到了人的基本生存实践活动。而“对话”作为理解活动得以展开自己的基本形式，作为蕴藏了人最源始的世界经验的生存实践活动，同时也就是真理的自我绽露方式。很明显，不管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没有触及到此在的在世生存，因而都不可能超越对真理的流俗化理解。

其实，精神辩证法拒斥“他者”的同一性逻辑，实质上也正是现代性宏大叙事的理论根由。正因为如此，把“对话”重新确证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和理论内核，既是当代辩证法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又是开启现代性未来的思想前提。从辩证法史来看，拯救被形而上学的独断所遮蔽的“他者”，构成了当代辩证法研究根本的理论任务。而在拯救辩证法“对话”维度的过程中，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理论位置。伽达默尔本人不仅是一位在哲学诠释学方面有着卓越理论成就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辩证法大师。我们甚至可以说，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方面的理论成就，深层地奠基于他自己对辩证法理论的深刻洞识。在伽达默尔看来，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的思想方法，它的主旨是通过对话来揭示事物的矛盾，进而在事物的矛盾中确证相对确定的答案。然而，古希腊辩证法的“对话”维度逐渐被后起的种种形而上学体系窒息了，这就最终导致了辩证法被扭曲为一种达到“同一性”原理的中介和手段，“对话”原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完全消失了。伽达默尔由此提出，拯救辩证法的对话维度是当代哲学的理论任务。当然，这也正是他所开创的哲学诠释学根本的理论旨趣。在伽达默尔看来，哲学诠释学与辩证法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或者说，哲学诠释学本身就介于现象学与辩证法之间。首先，辩证法是哲学诠释学深层的理论来源，因而不懂得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懂得哲学诠释学。对此，伽达默尔说，“哲学诠释学的任务可能正是从这里出发而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必须返回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道路，直至我们在一切主观性中揭示那规定着它们的实体性”［6］。其次，哲学诠释学是辩证法在当代的合理形态，因为通过哲学诠释学，辩证法在当代重新获得了生机，并日益绽露出复兴的姿态，这就是为什么说“辩证法必须在诠释学中获得新生”的原因所在。哲学解释学与辩证法的这种内在关联关系，为真正解构精神辩证法的“同一性”逻辑提供了理论契机，从而也为现代性的未来开辟了新的思想道路。

三、从精神辩证法的独断中拯救“他者”与现代性的未来

整个实践活动包括四个阶段，分别是：M+C(强调创意的构思)阶段、M+D(强调创新的设计)阶段、M+I(强调创造的实施)阶段、M+O(强调分享的运行)阶段，各个阶段的活动内容见表1。整个过程体现了体验教育、快乐教育、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创造中学等教育理念。

伽达默尔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关终极真理的争论之中，而是首先批判性地考察了二者对终极真理的理解方式。在伽达默尔看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真理的理解方式看似互不相容，实质上却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从思维方式上看，它们有关真理的“理解活动”都是一个从主体到客体抑或从客体到主体的单向度过程，而没有意识到理解活动自身中主客体复杂的交互关系。事实上，真理并不直接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中，因为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他永远不可能完全超越自身的“历史性”而达到对客观对象的纯粹把握；同样，真理也不可能完全存在于现成的客观对象之中，因为对象并不是一个既定在场的僵死实体，而本身是一个不断向人显现的生成性存在。通过批判传统哲学家们对真理的两种不同理解方式，伽达默尔指出，真理本质上是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二者之间不断对话的产物，而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建构过程。一方面，理解主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及其理论想象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制约着理解者对理解对象的理解；另一方面，理解对象又总是以开放性姿态来期待理解者的参与，也正是由于理解者的参与，理解对象的意义才获得保存和升华。

从理论初衷来看，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本来源于对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所确证的价值个体主义原则的不满，因而试图在新的思想框架中克服价值个体主义的理论弊端，重构人类的伦理共同体生活。黑格尔极力主张的“承认”理论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承认”理论反对霍布斯等人提出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近代社会理论，它意味着理解和尊重他人，并以此为基点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生活共同体。就此而言，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应该说已经超越了囿于“个人主义”视野的近代哲学框架，是一种能够捍卫“他者”合法地位的新哲学。但遗憾的是，精神辩证法深层的形而上学底色在根本上相悖于黑格尔的这一理论目标。

我国推行EVA考核由来已久，而真正实施推广也是近些年才逐渐开始，在央企实施EVA绩效评价，让企业负责人在经营中植入资本成本概念，在开拓市场的同时，及时回收应收账款，去除滞压库存，企业有充足的现金流，经营越来越良性发展，避免企业经营者盲目扩张造成的资源浪费，低效投入。

根本上说，伽达默尔以“对话”为衔接点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实现了辩证法的解释学化。而辩证法的解释学化，不仅使得辩证法与人的本源性生存之间的内在关联得以彰显，而且也使得辩证法彻底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的纠缠。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在黑格尔精神辩证法的意义上来理解辩证法的全部内涵。黑格尔精神辩证法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思维实现了和解。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尽管精神辩证法的理论初衷是为了应对和克服传统形而上学，但它最终还是沦为同一性的终极真理自我实现的手段和工具。辩证法的批判性和开放性被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所窒息了。其二，辩证法成为离开人的“生活世界”的逻辑王国，完全由概念逻辑的本能所宰控，所以人们根本看不到其中所蕴含的源始性的生存论意蕴了。精神辩证法的这两个要义都表明，精神辩证法潜在的“同一性”逻辑完全窒息了辩证法与人的源始生存之间的内在关联，使得辩证法完全沦为某种遮蔽现实历史的形而上学理论，完全成为现代性诸多宏大叙事的元叙事形式。与此同时，解释学则被扭曲为一种技术操作层面的科学方法论，其旨趣只不过是要达到对文本现成文义的客观理解。

但是，伽达默尔所实现的辩证法与哲学解释学的结合，有力地克服了辩证法的上述两个缺点，从而也敞开了现代性的新的可能道路。首先，“对话”本质上既不是主体的单方面意向或活动，又不是客体的单方面意识或活动，因而它的结果也既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吞噬，也不是客体对主体消解，而是以问题的内在逻辑为轴心而对真理的展开。伽达默尔说：“我所指的真理是这样一种真理，这种真理只有通过这个‘你’才对我成为可能的，并且只有通过我让自己被它告知了什么才成为可见的。”［6］对话彻底打破了主客二分的传统认知模式，以主体间的彼此开放的关系代替了主客体的对立关系。其次，“对话”作为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实践活动，为纯粹逻辑性的求知行为奠定了存在论根基。显然，“对话”不需要严格按照逻辑理性的方式进行，它的成功与否在根本上取决于对话中生成的生存经验和生存意义。作为一种融合你、我并进而超越你、我的实践行为，对话构成了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存在论根据。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H社区在进行消防安全巡查工作时，其工作人员本身的技术是有限的，只能进行初步的安全隐患排查，无法达到专业的水准。 由于辖区内商铺众多，有些社区人员只是为了完成指标任务，走马观花，达不到真正防范消防安全隐患的目的。 社区工作人员说道：

2)根据打磨机器人克服摩擦力环绕承、插口作周向转动的打磨过程，对端口打磨过程进行了受力分析，建立了其压紧力力学模型及可靠度模型，并利用随机摄动法分析了整个打磨过程的动态可靠度，确定了容易打滑失效的关键位置。研究表明，压紧力均值过小会使打磨机器人可靠度较低，在惯性的作用下而发生打滑失效。

根本上说，哲学解释学之所以要批判精神辩证法对“他者”维度的遮蔽，进而要凸显“对话”对于人的生存的本源性地位，都是为了应对现代人深陷其中的现代性危机。我们知道，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步步侵蚀，现代人已经全面陷入了“无根”的虚无主义生存困境之中。伽达默尔重新把“对话”作为主体间沟通和互动的基本形式，显然是想为人类重建共有的精神家园提供某种新的思想方式。伽达默尔指出，近代以来科学理性一直在绝对地支配着整个哲学。科学理性奠基于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它完全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和人的基本生存经验，以主体把控客体为根本目标，因此，它越占支配地位，“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的合法性就越岌岌可危。而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任务就是要捍卫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以此来抗衡过度泛滥的科学理性，进而瓦解科学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全面宰制。伽达默尔说：“理性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知识和真理的整个为科学的方法所不能把握的半圆状态……真正说来理性的德行并非只是要实现人类生活的一个半圆，而是应当能支配给人类打开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应当能支配我们的一切科学能力和我们一切的行动。”［7］就此而言，“‘解释学’首先就在于它并不是各门科学的一种方法论，而是与人的、社会的存在所具有的根本大法有关。这意味着解释学并非什么方法学说，而是哲学”［7］。很显然，哲学解释学之所以要彰显先行于科学理性的实践理性，抗议科学理性对生活世界的非法侵蚀，根本上说，是为了破解科学理性排斥“他者”的主观独断主义，进而给予异质性的“他者”以合法的地位。这一新的思想路向显然对于现代人走出现代性危机来说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1）架构方面：公有链和联盟链融合持续演进。联盟链是区块链现阶段主要的落地方式，但相对于公有链而言，扩展性、隐私胡和社区激励还有待完善。随着应用场景趋于复杂，公有链和联盟链的架构模式开始走向融合：以面向大众的公有链做基础设施，通过隔离和加密等手段，面向企业构建基于公有链的联盟链。这种模式与业界之前的虚拟专用服务器（VPS）、虚拟专用网（VPN）、虚拟专用数据库（VPD）和虚拟专用云（VPC）等非常相像，因此可以称为“虚拟专用链（VPB）”。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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