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墨西哥裔（以下简称墨裔）美国人民的关注，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群体的命运与生存情况的深切关心是墨裔女性作家海莲娜·玛利亚·伏蒙特的作品中重要而经典的主题。在其代表作《在基督脚下》中，作者以平实的叙事与优美的语言讲述了墨裔美国少女埃斯特雷拉与她的家人、朋友们在被农药严重污染的加州葡萄种植园中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伏蒙特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个贫穷的墨裔移民家庭中，她在这部作品里引入了大量自己童年的经历与回忆，同时，这部作品也深受著名墨裔美国劳工运动者凯撒·查韦斯（Cesar Chavez）所领导的工人权益运动的影响［1］。在伏蒙特的描写里，文中角色在确认自我身份、追求个人价值以及构建与他人之间的亲密情感联系时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与打击，这种迷茫的状态揭露了绝大部分墨裔移民群体在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中所遭受的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无形压迫，并因此在进行自我价值评估与处理他人关系等方面陷入多重困境。

佩费克托为《在基督脚下》一书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也是唯一重点描写的成年男性角色，与主角埃斯特雷拉和其母亲佩特拉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作为一名娴熟出色的修理工人，他比其他靠在种植园劳作来谋生的墨裔移民具备更强的生存和工作本领，在群体行动中也时常担当主要领导角色。然而整个群体的艰辛的生存经济条件、低等的政治地位和薄弱的民族文化价值却是文中每一位墨裔劳动工人所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在作品中时常出现关于佩费克托的工作工具“红色工具箱”的直接或间接描写，这一意象不仅成为其形象的重要代表，也在佩费克托与他人的联系中起到各式隐喻、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本文将从“红色工具箱”入手，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在寻找自我身份与构建与他人之间情感关系时所经历的痛苦挣扎与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揭露墨裔移民及其民族文化在美国社会里所面临的剥削与压迫。

一、红色工具箱与埃斯特雷拉：原生亲情的缺失与象征秩序的建立

埃斯特雷拉成长于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生父用不告而别的方式消失在了她和家人的生活中，带着几个孩子、孤苦伶仃的佩特拉在绝望痛苦之时遇到了佩费克托，并与之建立起亲密关系。对于埃斯特雷拉而言，佩费克托所扮演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继父角色，同时也象征着她的生活和成长经历的一系列改变。一方面，继父的“出现”建立在生父的“消失”的基础之上，意味着其原生家庭的破裂；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份缺失使埃斯特雷拉获得了对象征界的认知，佩费克托和他的红色工具箱让她开始意识到何为秩序、何为社会，明白语言的功能与重要性，并引导其从懵懂的状态中逐步走入象征世界。

正如拉康在其观点中指出，在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中，只有当其开始摆脱婴儿时期与母体融为一体的状态，有了自身与外部的观念，开始有了意识，这时的他才能真正开始成为一个被社会化的、生活在象征秩序中的“人”［2］。生父与原生家庭和埃斯特雷拉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母亲和自己的婴儿，被无形的纽带亲密无间地联系在一起，无需通过任何被规范好的符号与话语进行交流。这一自然的、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维系在作品中通过“橘子”这一自然意象得到体现。在埃斯特雷拉的记忆中，生父的形象时刻是和橘子相关联的，甚至在大多数时候，“橘子”这一意象取代了生父在她心里的其他特征。尽管因为父母的分离，生父这一角色并未始终伴随着埃斯特雷拉的整个童年，但一家人曾经驾车北上，在中途停车休息时进入橘林中偷摘橘子的经历却刻在了埃斯特雷拉的脑海之中。这段回忆是模糊的，因为埃斯特雷拉已无法通过详细刻画父亲体貌上的每一个细节来建构出一个完整的男人和父亲形象；然而这段回忆同时也是深刻的，因为“橘子”作为连结她和生父的纽带而植入她心中有关“父亲”的概念中，并在其每每陷入回忆时便浮现出来，彰显自身的存在：“当她回想起生父时，有时记起来的是他的小胡子，有时则是他正抽着号手牌烟草的样子，但不管是哪幅画面，他总是在剥着橘子的。”［3］“剥橘子”这一动作无疑是埃斯特雷拉对于“符号”的感知，在此过程中，她和生父的交流不是通过被规范后的语言和行为，而是以一种自然的、先于语言而存在的方式停留在她的记忆中。伴随着剥橘子的动作，她的感官感受着橘子皮被剥离下来时的声音，汁液的流动和果实散发出的清香，通过这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气味、声音和气息的流动状态，埃斯特雷拉寄托着对原生家庭最原始也是最深切的依赖和眷恋。

与生父相对应，埃斯特雷拉的继父佩费克托的出现时刻伴随着一只红色的工具箱。然而当与自然界的“橘子”形成鲜明对比的、代表着工具化和具体化的红色工具箱出现时，埃斯特雷拉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与厌恶。她无法理解这一物体所包含的意义和在现实生活中能起到的作用，却感受到了自己习以为常的符号界正面临着“象征”带来的威胁，同时也陷入不得不承认母亲已离开生父，并找到另外一个男人来介入家庭的恐慌与不甘之中。当她第一次看见佩费克托的红色工具箱“像一只手提箱一样被放在门边”时，她变得非常生气。她打开箱子，发现里面不过是“一堆杂乱的破铜烂铁，铁棒，带着把手、形状怪异的小东西，对她而言就像字母表一样陌生又使人困惑”。她对于自己无法从中得到希望获得的信息而感到忿忿不平，也因“自己被排除在许多事情之外”而感到气愤［3］。此处，佩费克托的维修工具被与代表着英语语言的字母表放在一起相提并论，暗示着被社会生产改造后的工具以及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创造并控制的语言文化对于之前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仅凭原始、自然的方式在感受周边环境的埃斯特雷拉所造成的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因此，在接受佩费克托的过程中，埃斯特雷拉经历了一系列的反抗与挣扎，正如同每一个由符号界进入象征界的人一样，她不得不忍着被强行剥离母体的疼痛，踏入一个被规范化和系统化的世界里，并成为其中无数零部件的一分子。在这之中，她表现出过剧烈的反抗。当她的玩伴马克西不断提及佩费克托的继父身份来试图刺激她时，她的反应尤其激烈。“埃斯特雷拉怀着纯粹的恨意狠狠拉扯住马克西的头发，有一瞬间她觉得自己想就这么杀了这个白人女孩。”［3］这次冲突过后，埃斯特雷拉仍然怀着希冀能得到玩伴的道歉，对她而言，马克西的示弱仿佛能抹去佩费克托已成为她的继父这一事实，仿佛她与生父之间的关系并未遭到任何外来者的干扰，她的家庭也尚未破裂，但随着与马克西一家的分离，她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埃斯特雷拉在渐行渐远的车子所扬起的灰尘里看着马克西，她们紧紧盯着对方的面庞，直到越来越长的距离中断了这对朋友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3］这次别离使马克西的道歉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也迫使埃斯特雷拉在不情愿中接受了佩费克托以及他的红色工具箱已侵入了她保护已久的世界的现状。伴随着这次成长的疼痛，她逐渐开始明白并接受象征界的存在，并意识到遵守这份规则对于一个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墨裔女孩的重要性。从此开始，埃斯特雷拉的全部感受不再仅仅来源于符号界，佩费克托向她解释了工具箱中的每一个工具和器械在修理物品时所起到的功能和作用。这对埃斯特雷拉而言是个全新的世界，她第一次正式地接触到“物体”和其价值，明白了“是工具的名称赋予了它们意义，而这些意义根植在每一件工具的作用之中：建构、拆毁、重组和修理等等”［3］。由此，埃斯特雷拉终于理解了明白这些（工具箱中的）东西是多么重要，也是从这时起，她开始学习阅读，踏入了语言的河流之中。

针对常州市农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紧缺的现状，市科技局积极与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江南大学、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涉农大专院校联系，组织产业专场招聘会，2014—2017年，组织畜牧兽医、茶学、花卉、种植、农业电商5个产业专场招聘会，共计为企业招聘高校毕业生400多人。

在所有在种植园中共同劳作的劳工中，埃斯特雷拉的这份觉醒使她相较于该群体的其他成员对于自己所处的现状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也促成了她更为迫切的与外界交流的欲望，但这份意识并非意味着一帆风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她的痛苦。墨裔工人们低下的社会地位所导致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微薄的经济收入、低下的生活水平上，造成了整个群体对于外界的“沉默”状态。这份沉默一方面来自于语言的习得方面：在作品的叙事中读者不难发现，埃斯特雷拉与其亲朋在沟通时所使用的多为基础而简单的英语表达，并在其中夹杂着大量的西班牙语，这构成他们日常交流的基本语言模式，与社会主流所要求的严谨、考究的英语要求相去甚远，尽管作者伏蒙特本人并不精通西语，但她仍在作品中运用了；而另一方面，埃斯特雷拉及其整个墨裔族群被迫陷入了表达的困境：即使说着同一门语言，他们所希望传递的内容却难以被主流社会接收，他们的欣喜、痛苦与欲望不被人理解与接受，几乎所有“发声”的主动权都被白人所掌握，“话语”在无形之中成为异化、打击和控制他们的工具。因为整个族群地位的低下，埃斯特雷拉在融入外界社会的尝试与探索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更多的挫折。她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受到语言的伤害是来自于她的老师霍恩太太，当她用略带鄙夷的语气问埃斯特雷拉为何从不洗澡时，也就意味着她用简单的问句将这个生长于墨裔劳工家庭的小女孩与班上其他的同学们从清洁程度进而上升到生活习惯上区分开来，使其成为了班级中的“异类”，无形中隔断了埃斯特雷拉完全融入群体的道路。直到这个时候，埃斯特雷拉才意识到原来她是肮脏的，“即使母亲每天用湿毛巾为她擦脸，为她编织整洁的辫子，这些对于霍恩太太来说都不值一提”。这并不是埃斯特雷拉第一次接触语言，但却是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他人运用语言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这份疼痛就像“用指甲活生生地撕裂她的脚后跟”［3］。除了被动地遭受话语打击，埃斯特雷拉遇到的困境还体现在她的表达无法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与重视。在职业、身份与阶级的天堑面前，同一门语言的表达效率和所传达的意义的权威性具有极大的差异。当埃斯特雷拉与同伴们将农药中毒的阿雷欧送到小诊所时，她不得不试图与白人女护士进行言语上的沟通，但这份交流因双方地位的悬殊而彻底失败了。在无法拿出护士所提出的治疗费用，也无法负担开车去大医院的汽油费时，埃斯特雷拉尝试用其他的方式来支付费用，例如用同伴的手艺和服务来换取护士的照顾和治疗，然而她的话语却遭到了对方的无视。“护士并不搭理埃斯特雷拉的建议，只是一味地重复着：‘我马上就要锁门离开了。’”［3］经过几次尝试未果，埃斯特雷拉最终发现，无论她说什么都无法修补目前的局面，在这个白人女性面前，她的语言无法像工具一样被使用并用于沟通，对方懒于理解她的需求，从而拒绝通过话语的往来进行信息的平等交换。在悲愤交加的情绪下，埃斯特雷拉只能放弃使用对她而言没有用处的语言，拿起真正的工具砸向诊所的办公桌，以暴力的形式讨回已经付给护士的微薄金额，并宣泄出自己乃至整个族群对长期所处的困境的绝望与痛苦。

与女儿埃斯特雷拉相比，佩特拉的生活经历更为传统单一，同时也更具封闭性，远离美国主流社会。作为一名奇卡诺民族的中年女性，她的基本活动局限在族群聚集的范围里，没有接受基础的文化教育，并理所当然地与同种族的男性结合，生育后代。然而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安稳、幸福的生活，在中年，她与丈夫分离，被迫带着年纪尚小的孩子们颠沛流离，并在南加州的葡萄种植园中劳作，以微薄的收入来养活整个家庭。

二、红色工具箱与佩特拉：难以填满的情感缺口

对于埃斯特雷拉而言，佩费克托的红色工具箱就像一把钥匙，为她打开了现实世界的大门，带领她走出被自然意象和原始情感所填满的童年阶段，开始接触并了解到自己和墨裔族群的同伴们所处的位置与处境，建立起对象征秩序的认识，同时也激起了她对通过沟通与交流来获得外界理解、融入社会的渴望。然而这份成长就像一把双刃剑，在赋予她未知的无限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尖锐的压力与疼痛，毕竟在语言的运用和意义的表达方面，正如斯皮瓦克所说：“下层阶级往往是无法被聆听的。”［4］

佩特拉失败的婚姻为她在伴侣方面的情感需求带来了严重的创伤与空缺。当她与丈夫共同生活时，她因无法忍受这段关系而几度萌生带着孩子们从丈夫身边逃离的念头。然而在传统的奇卡诺民族观念中，女性在家庭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无论在经济或情感方面，她们都很难摆脱丈夫的控制。群居的其他妇女劝阻佩特拉，将“从丈夫身边逃离”这一行为称为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男性将尾随、追踪她们的行踪，但这并非出于他希望妻子能回归家庭，而是由于“这样的行径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记耳光，他们通常对天发誓要将妻子找回并杀了她们以泄愤”。并且一旦离开了丈夫的女人将很难有机会再次找到愿意与之开始一段新感情的对象，将“孤独终老”［3］。然而还没等到佩特拉下定决心带着孩子们出走，她的丈夫却在有一天突然以埋葬兄弟为理由回到了墨西哥，将妻子和孩子们留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这次告别成了佩特拉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丈夫，孩子们的生活里从此也不再出现亲生父亲这个角色。此时，他们刚刚离开之前的墨裔移民劳工营，在一个新的城市公寓中安顿下来，带着些欢喜和希望，以为再也不用回到之前的日子，丈夫的消失却将他们原本不宽裕的生活拖入了更加黑暗的深渊，在经历了一系列深夜在电话里的争吵、挽回甚至以寄钱来求丈夫回到美国却未果后，佩特拉不得不开始挑起供养整个家庭的重担。

不仅在伴侣关系处理上遭遇失败，佩特拉也未能和自己的孩子建立起亲密而健康的亲子关系。毋庸置疑，她是全心全意爱着自己的孩子们的，但一方面因自身缺乏一定的知识与见地，她并不明白作为母亲该如何通过有效的方法与孩子们沟通交流，另一方面，过重的生活压力令她无暇对子女的成长倾注太多的关心，在哺育孩子的过程中，相比起培育后代的喜悦与收获，佩特拉感受到更多的是挣钱养活一家人的重负。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她很难为孩子们提供优渥的生活与无忧的童年，恰恰相反，这些尚不懂事的孩子们在很多时候都成为了她的包袱。在她想要离开丈夫时，身边的女性警告她将找不到其他的对象，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一个带着一堆孤儿的女人”［3］。作为家中的长女，埃斯特雷拉不到4岁便跟着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她至今仍然能回忆起当时的母亲“怀有身孕，穿着大大的男式短裤，用尽全力拖着沉重的棉花”［3］。因为母亲疲于生计而无暇管教几个更小的孩子，埃斯特雷拉不得不在小小年纪帮母亲分担这份责任，弟弟妹妹还因此懵懂地叫她“妈妈”。

方干有七律《题宝林山禅院》、七绝《题宝林寺禅者壁》。据《雍正浙江通志》越州宝林寺条载：“唐元徽元年，法师惠基于宝林山下建，唐会昌中废，乾符元年(874)重建，改名应天寺。”[5]6421同时，方干有七律《题应天寺上方兼呈谦上人》，应写于乾符元年方干65岁之后，从其中诗句“势横绿野苍茫外，影落平湖潋滟间”来看，应天寺即宝林山禅院就在镜湖岸边，方干在归隐镜湖前后对应天寺即宝林山禅院进行过多次造访。

近年来我国传统武术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日渐凸显，但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正确解读我国传统武术的文化魅力。中国传统武术在英文翻译中更加趋向于“功夫”，英文全称为：Kung fu。仅以音译作为文本翻译内容，实质上并未传递出有效的交际信息。但是各国对我国武术文化的喜爱程度颇深，也促使武术文化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然而武术文化的价值取向、文化内涵、练习宗旨等重要文化输出理念并未第一时间传达，因此各国人民在理解武术文化时存在一定的误区或偏差。如果将武术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势必要突破跨文化交际的壁垒，保证我国传统武术文化能够传递出正面信息，并达到支持国际合作的最终目标。

谈及人的价值，目前普遍公认的定义为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或意义［6］。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比起其他动物而言，人很难像它们一样直接从自然界得到满足，即使是人类最低层次的物质需要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运作来得到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是个人的创造活动对于社会或他人需要的满足，换言之，是个人对于社会所做出的贡献，而当一个人通过创造活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则他实现了个人价值。因此，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实质上可以被理解为社会贡献与个人满足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经调查统计，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比个人价值取向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合作［7］，而积极的合作环境将促进个体继续在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做出贡献，从而形成社会—个人双赢的良性循环。

三、红色工具箱与佩费克托：无处可觅的个人价值

佩费克托与佩特拉的结合相比起两情相悦，更像是两个各自有着惨痛过往的伤者相互依偎，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伤口终有一天能淡化，甚至痊愈。然而与佩费克托的短暂停留不同，佩特拉错误地将这段感情看作了对自己的唯一救赎。事实上，佩费克托尚无法克服自己心中的伤痛，毋庸提有能力用他娴熟的修理技巧来治愈佩特拉的情感缺失。在佩费克托临走前的那段时间里，佩特拉仍然还抱着一丝希望，远远地看着佩费克托伫立的背影，并希望能“看着他的眼睛”与其交流，她还相信，“如果有人能修复（fix）好此刻的局面，那个人一定是佩费克托”［3］。然而佩费克托的离开击溃了佩特拉最后仅存的信仰，她的生活失去了重心，物质和精神上都不再有依靠，“‘相信我’，这是佩费克托曾经对她说过的话，但事到如今，她唯一能信的只有基督了”［3］。低下的经济条件、薄弱的文化背景、残缺的家庭等多方面苦难使佩特拉已无法独立面对这次情感上的致命打击，她开始变得失去理性，终日跪在基督像前重复着自己都无法坚信的祈祷。佩费克托的红色工具箱未能修补好她内心的空缺，反而将她的生活彻底拆碎、摧毁了。

②不同学历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具有差异性。其中大专学历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高于其他学历医护工作者，中专及以下学历医护工作者职业认同程度最低，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学历越高职业认同程度越高。

然而，这个看似成熟而稳定的机制并未能在佩费克托身上得到运行，尽管具有一定的生存技能，他却被从各个方面剥夺了展现自我能力、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并得到应有的反馈的权利。客观上而言，在文化构成上，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东方文化以及文中角色所代表的奇卡诺民族文化都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早确立支配地位的欧洲文化尤其盎格鲁－新教文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后来的移民都不得不适应他们设定的主流文化氛围。在很多美国人的潜意识中，是否认同于这类文化被视为是否认同于美国的标志，也是移民能否适应社会并被主流阶层所接纳的前提。早期墨西哥移民入美后，主要在西南部各州的大农场从事棉花、水果、蔬菜等作物的种植，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农业劳工队伍。他们往往受到农场主的剥削，工资非常之低，工作和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尽管在法律上美籍墨西哥人普遍没有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社会习俗仍然将他们与白人社会隔离开来。从一开始，墨西哥人生活的社区就是封闭的，与整个外界社会接触甚少，他们继续讲西班牙语，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在很多州县，墨西哥人被禁止与白人共用学校、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一些城市禁止他们租用及拥有房产［5］。佩费克托和他的同伴们显然就是这一批墨裔移民的典型代表，在种植园里，他们形成了自己闭塞的小社会，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交流都几乎在团体内部自行消化，鲜少与白人群体产生任何交集和联系，悬殊的社会地位将这些个体划分成了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种植园中的蔬菜和水果对于主流阶层的人们来说是摆在家中餐桌上的食材，然而对于墨裔劳工们，这些却是他们劳动和赖以生存的成果，是摆在明亮的商店里的商品，他们不被允许享用也无力负担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对于佩费克托而言，他所拥有的高超的修理技术并不能在其社会活动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也无法靠其赢得外部的肯定，这一现状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Kilimall早期的买家当中，很大一部分是非洲的有钱人和政府公务员，在当地有权有势，稍有工作失误或者沟通上的误会，就容易造成险情。买家直接带着警察和律师上门是常有的事。

首先，佩费克托无法靠其娴熟的修理技能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尽管具有身边人们所不具备的技术，他仍和佩特拉、埃斯特雷拉等众多妇女儿童一起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种植园中。在阿雷欧农药中毒被送往诊所时，作品中出现了对佩费克托的钱包的描写，里面装着他所有的身份证明和全部财产，它们少到令人惊讶于这竟然是一个年过半百、有着出色谋生技能的男性所拥有的一切：“钱包长期放在他裤子的后袋里，从形状上已经能看出他臀部的轮廓，圆边，薄单，里面有一张过期的驾驶证，他的绿卡，一个他已经记不起来的认识的人的孩子的照片，一些小纸条，几张还款的收据和欠款的提醒单。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五美元的纸币，然后是一美元，一美元，再一美元，而这就是他的全部了，空空的钱包张开着，就像一张黑黑的深不见底的大嘴。”［3］佩费克托摸遍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口袋，最后一共也只能凑出9.07美元，这既不够支付护士所要求的检查费用，也无法负担起开车将阿雷欧送往大医院的汽油钱。

在物质和情感两方面需求都难以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佩特拉深知自己能力的薄弱，完全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渐渐被生活折磨得丧失理性，将仅剩的希望寄托在无尽的祈祷上，奢望着基督能有一天看到她所经受的磨难，将她和她的家人拉出痛苦的深渊。在埃斯特雷拉的亲生父亲不告而别后，佩特拉带着孩子们在小店子里遇见了佩费克托。自从佩费克托和他的红色工具箱出现在佩特拉的生命中，她似乎找到了比高高在上的基督更加具体、更值得依赖的寄托。作为一名优秀的修理工人，佩费克托不仅能使身边有修理需求的人满意，同时也似乎给孤身抚养5个孩子的佩特拉带来了抚慰，红色工具箱之于他是谋生的工作工具，之于佩特拉而言，它似乎更加神奇，就好像佩费克托用它能像修理小物体一样，来弥补佩特拉已经支离破碎的情感空洞。然而佩特拉的这一希望最终仍归于徒劳，过于狭窄的生活范围和艰难的处境让她已经丧失了与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的能力。她对佩费克托的感情并非建立在双方对彼此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后自然而然的两性吸引之上，而是在承受不住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慌不择路地抓住了一棵偶然出现的救命稻草。事实上，佩费克托并非无所不能，作为墨裔移民中的一员，他在社会中仍然扮演着弱者的角色，并且有着独一无二、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即使与佩特拉和她的孩子们共同生活了数年，他心中依然时刻被自己早夭的亲生孩子所折磨着，哪怕之前的家庭已不复存在，他依然放不下过去的妻子和孩子，这段经历就像一根永远断不了的绳子，时刻提醒着、催促着他抛下佩特拉，回到最初的地方。

除了被生活的压力削弱了与亲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以外，佩特拉还因墨裔移民尴尬的政治地位而缺乏安全感，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的情绪之中。她把自己和孩子们的出生证明都压在房间里的基督雕像的脚下，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埃斯特雷拉，当有政府官员找上门来时，“不要害怕，坦然直视他们的眼睛，不要因采摘了种植给白人们作为食材的蔬菜而表露出罪人的姿态，告诉他们出生证明就在基督脚下”［3］。事实上，佩特拉这一看似神经质的紧张感并非空穴来风，在美国的历史上的确曾有过数次大规模驱逐、遣返大量墨裔移民的事件。在20世纪早期，绝大多数的墨裔美国人都是没有自己土地的农业劳工，低下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他们始终以边缘的状态生活在美国社会中。尽管在1900年，全美的墨裔移民只有十万人左右，但这支队伍很快因为源源不断的墨西哥移民而壮大起来。由于美国西南部农业的发展、铁路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加上墨西哥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大批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国。叶凡美在其关于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生存状况研究的文章中总结：“从1900年到1930年，美国西南各州的墨西哥人由10万猛增到90万。这一次移民高潮随着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到来而告终。美国政府为减轻救济负担，先后将50万墨西哥移民遣返回墨西哥。但是二战的爆发使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再次大幅度增长。美国政府还制订了‘临时劳工’计划，从墨西哥引进大量合同工，战后美国政府又将约40万墨西哥人驱逐回老家。”［5］此外，对于拥有正当公民身份的墨裔移民，美国的不少州县也采取了征收选举税的方式来剥夺、限制生活水平远低于平均线的墨裔美国人的选举权。这些做法都加剧了奇卡诺民族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状态，佩特拉敏感脆弱、焦虑多疑的个性无疑是当时许多墨裔移民的真实心理的体现。

此外，佩费克托的修理技能也未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当一行人无法在诊所支付诊费时，佩费克托通过埃斯特雷拉向护士提出了让他对诊所的设施进行维修，从而抵消诊费的建议。这说明此时在佩费克托心中，他的这项技能不仅具有着实际的作用和意义，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用来作为无形的服务兑换一定的货币价值。然而这个提议被来自白人阶级的护士彻底忽视了，她完全不在意佩费克托一行的恳求，一再强调自己马上就要锁门离开，这样的态度让佩费克托不得不承认，他所拥有的技能在绝大部分地位优越于他的群体眼中其实是一文不值的。长期接受这类打击使得佩费克托对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认知产生了迷茫，并逐渐形成了与外部之间强烈的疏离感，“就好像他的存在本身就违背了他人设定的法律一样，他所做的一切，吃饭，睡觉，工作，爱他人，这些都是被禁止的，不被接受的”［3］。当文中埃斯特雷拉因为他的付出而说出一句简单的“谢谢（Thanks）”时，佩费克托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剧烈的触动，因为“他为这个国家付出了自己的所有，这片土地用他的骨头来燃烧火种，他在这儿呆了整整三十年，但在这三十年间，他未曾收到过一声道谢”［3］，其社会生活中从外界所得到的正面反馈之缺乏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地位的个体在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演变，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已形成了由无数权力力量相互交错、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来自主流阶层的压迫与歧视在无形中切断了佩费克托及其代表的边缘性弱势群体向社会展现能力和获取反馈的通道。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向外部输送和接收信息，从而以建构对自我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正确认知，这一人类活动的过程对处于底层的墨裔移民劳工而言成了难以实现的愿望。

四、结语

《在基督脚下》通过讲述埃斯特雷拉和她身旁的亲朋好友在南加州种植园的工作生活经历，向读者展现出20世纪后期墨裔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艰苦遭遇和奋斗历程，从有限的人物和事件里所体现出来的是该时代中整个族群的缩影。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意象“红色工具箱”连接各个主要角色，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处于社会底层的墨裔劳动者们在主流社会边缘的挣扎：埃斯特雷拉以近乎残忍粗暴的方式被迫从传统民族文化中剥离出来，面对由英语语言所统治的象征世界，她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与他人进行平等沟通交流的渴望却一再因自身身份而遭到打击和镇压；佩特拉因族群生活范围的狭小封闭和社会地位的低下，而丧失了作为独立的个体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安全感和正确的情感观念，并屡次在试图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失败；因整个族裔在当时所遭受的来自主流阶层的偏见与歧视，即使佩费克托在修理方面具有娴熟的技术，这项生存技能依旧无法为他换来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与他人的尊重，从而导致个人价值的迷失，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痛苦状态中。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籍墨西哥人开始寻求改善这一局面：“从1965年起，由凯撒·查维斯（Cesar Chavez）领导的‘联合农场工人’（the United Farm Workers）在加州举行了一系列罢工示威运动，要求农场主提高美籍墨西哥劳工的工资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在罢工工人的压力下，1970年，加州大部分山地葡萄农场主与农场劳工签订合同，给予劳工更高的工资，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并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等。”［5］这一系列劳工运动被称为“愤怒的葡萄”，在墨裔移民的美国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经过斗争，美籍墨西哥人的经济状况逐渐有了改善，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有了投票选举的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在政府部门担任公职的美籍墨西哥人人数有所增长，墨裔青少年进入大学进行深造的比率也有所提高。然而同黑人等其他少数族裔一样，未从根本上消失的白人至上话语和已经基本成型的社会阶层的偏见和歧视是造成墨裔移民群体社会经济状况低下的一个关键原因。“这种歧视体现在职业薪水、就学、应聘、居住社区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拉美裔人受教育情况普遍较差，加之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新移民，造成他们的职业仍以农业及其他蓝领工作为主，能进入政府机构及专业部门工作的人员比例远低于白人，也低于黑人。”［5］

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观念的不断转变，少数族裔群体在美国社会舞台上逐渐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光芒，他们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在与传统白人观念的碰撞中也为这个民族的熔炉注入了丰富新鲜的生命力。作品的主角埃斯特雷拉的身上便担当着这份责任。在少数族裔家庭中，如何在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的转换与传承的重要性是无法忽视的，具体到墨裔移民家庭，埃斯特雷拉必须要“在本族裔传统文化与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之间作出慎重的评估与实践”［8］。自20世纪60年代起，墨裔移民不光在政治经济活动需求应有的权益和地位，也逐渐在艺术创造等领域崭露头角，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作品都展现出奇卡诺民族文化中崇尚自然、乐观自由的特点，通过描述未来的美好景象为现实中的奋斗提供了动力和空间［9］，正如《在基督脚下》的结尾中所描写的那样，历经苦难的埃斯特雷拉站在屋顶上看着广袤无垠的星空，坚信自己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召唤迷途之人重新踏上他们的归路”［3］。

在行政管理改革方面，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行政服务和监管中的 “越位” “缺位” “不到位”等问题依然存在，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和优化流程尚有空间。营商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市场主体活力不足。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国有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已全面完成，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也已完成，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目前的改革还不够彻底，还没有真正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一些重点领域改革还需要深化。

参考文献：

［1］Viramontes，Helena Maria，Carmen Flys－Junquera．Helena Maria Viramontes：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f a Chicana Writer［J］.Arizona Journal of Hispanic Cultural Studies，2001（5）：231.

［2］Lacan Jacques，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 1：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1953－1954［M］.edited by Jacques Alain Miller，trans.by John Forrester，New York：Norton，1988：155.

［3］Viramontes，Helena Maria.Under the Feet of Jesus［M］.New York：Penguine Group，1995：12－13，24，35，38，26，25，146，13，13，51，63，169，164，144，83，153，176.

［4］Spivak，Gayatri Chakroavorty.Can the Subaltern Speak？［M］／／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Urbana，IL：U of Illinois P，1988：308.

［5］叶凡美.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的命运变迁［J］.史学月刊.2002（6）：107，107，109－110，110.

［6］张建映，张跃滨.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72.

［7］陈欣.人际信任、社会价值取向、感戴与合作的关系探讨［J］.心理研究.2016（4）：43.

［8］Updegraff，Kimberly A，Umana－Taylor，Adriana J.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Study of Mexican－Origin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Family Process，Wiley Subscription Service，2015（2）：206.

［9］Ontiveros Randy J.In the Spirit of a New People：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Chicano Movement［M］.New York：New York UP，20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