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准确定位、全面规划了文化事业在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功能、发展思路和价值诉求。立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事业传承发展的大背景，置身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大格局，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践品格，对于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提高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传承开新的兴邦逻辑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璀璨的文化使中华民族保持了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文化的觉醒总是酝酿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昌盛总能伴随文化的繁荣，古代有“百家争鸣”成就“封建大业”，近代有“五四新风”开启“民主新生”。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以文化启民智，化民兴邦，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救亡图存，走向富强之伟大实践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立足新的时代背景，沿循“化民兴邦”的内在逻辑，开启了加快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

近代以来，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经历相伴随的是中华民族文化观念的革新和变迁，热血志士的报国情怀在思想先驱的文化观念中得到了深刻的彰显。回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过的救国、建国、兴国辉煌历程，不同时期的发展主题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并且由此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观念的时代转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之前的“中西体用之争”，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中西古今”框架下“马魂中体西用”之综合，再到当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1］的发展格局，这条清晰的文化发展线索充分呈现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历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的近代中国，列强的入侵撕裂了中华民族的完整河山，渐进的西学撼动了中华本土文化的主导地位，何种文化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的处境？固守本土文化和祖宗之法明显已没有出路，把民族命运完全寄托于异域西方文化显然并不可取。在救中国于水火的思想碰撞、理论争鸣的过程中，“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凸显为最具代表性且截然对立的观点。由于当时人们对“体”、“用”持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一是“讲实体与作用的关系”的“器体道用”的体用观，二是“讲原则与应用的关系”的“道体器用”体用观，“前者强调‘体’的主体、实体义，后者强调‘体’的主导、形上义”［2］。思想立场的分异，特别是对基本概念理解的分歧，致使不同的主张纷争不下，难以达成共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相关性，决定了理论的困惑必然在实践的变革中获得突破。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救国”、“建国”、“兴国”伟大实践中发挥根本指导作用的历史事实，反衬出传统体用观念严重的局限与不足。正如方克立所指出的“传统体用二元模式在这个现实问题面前就显得有点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了”［2］。如何在接续原来的思想进程的基础上，突破既有的思维框架，获致理论与实践的契合，便成了理论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以方克立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别开来”［2］的基础上，“用‘魂’这个概念来标示形而上的主导性之‘体’，那么‘体’这个概念就专指作为主体、实体、载体的‘气体道用’之‘体’”［2］，从而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之综合创新文化发展观念。这种文化发展观念，梳理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和结构模式，吸纳汇总了“返本开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众多文化发展智慧，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传入中国以来所发挥的灵魂和导向作用，表征和刻画了支配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基本文化精神及其运行机制，因而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重要参照和基本图式。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文化事业及其发展观念不仅是指导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原动力和总引擎，而且日益凸显为社会事业的关键领域和国际竞争的决定性环节。所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心的巩固，认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在当前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文化建设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重要、更紧迫。为此，习近平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深刻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高屋建瓴，总体规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思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1］。

课程实施时，学校会根据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从4大课程领域的各个模块中精选相关课程专题进行搭配组合，构成面向不同培养目标的“课程套餐”，每类发展方向的“课程套餐”均由国家课程+博雅课程组成。以培养目标为“品学基础、人生奠基”的课程为例，其“课程套餐”如下（见图1）。

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阐释及其对发展的新规划，不仅在指导思想、发展方向和努力目标等方面坚持和传承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而且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使命，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着力点和新意涵，那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源、命脉地位及其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熔铸”作用，从而使中华文化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思想发生了重大创新，提升到了新的更高的时代水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思想，着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突出优秀传统文化“根源地位”、“熔铸作用”的时代特色，进一步巩固了“增进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发展理念，有效迎击和拆解了西方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文化霸权与自负心态，使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传承开新的文化兴邦逻辑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极大激励。

二、强国惠民的时代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文化建设置于突出重要的地位，与时俱进、系统布局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路、重心和方向，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时代发展方位、建设文化强国、服务人民需要、推进民族复兴的战略智慧和时代担当。

国家的强大意味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即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全面繁荣、普遍强大，然而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各项社会事业并不是齐头并进地发展，而是针对不同时期的迫切问题，确立不同的发展重心和主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面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发展模式所造成的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做出了果断而英明的抉择，确立改革开放的发展理念，并在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经过不断推进的改革和逐步扩大的开放，特别是确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社会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群众已经普遍摆脱了物质匮乏的贫困生活，基本过上了殷实幸福的小康生活，而且全面小康生活正在加速实现，将于近期（2020年）全面建成。

在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及其取得辉煌成就的当前时代，其他社会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的加快发展自然而然被提上日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文化强国，日益凸显为当前社会事业发展的重心和着力点。当前时代唯有切实加强文化建设，大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及其国际影响，才能从根本上强化我国综合国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就和优势。所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他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当前把文化建设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心和着力点，是立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华民族发展的大势，传承发展“文化兴邦”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文化救国”、“文化强国”、“文化兴国”逻辑的自然提升。因此，当前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对于个体来讲，其基本生活需要也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步提升演变的，在基础的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前，个体很难生发出高层次的需要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分为由低到高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5］。这五种需要，又可以综合为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文化需要作为人的高层次的需要，只有在物质的低层次的需要满足的基础上，才能成为人的“迫切”需要，也只有在低层次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上，高层次的文化需要才能获得实现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4］。物质需要的满足会为文化需要的生成提供基础、条件和动力因素，但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并不必然导致文化需要的产生，因为文化需要作为精神需要是高层次的需要，与物质需要存在本质区别，物质需要向精神需要的提升和跃迁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通过社会推动和教育引领而完成的。在殷实的物质生活中，是实现“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升华，还是出现“饱暖思淫欲”的堕落，完全取决于政策引导和教育宣传能否及时跟进，能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1］，推动和引领社会成员人生境界和生活品味的提升。

“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是在改变了“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以生活资料为直接目的生产模式”之后才能出现的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1］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之后才能出现的发展模式。经历了这种改变之后，“美好生活”把生活的主体维度——人特别是人的自我充实与完善这一关键问题推向了时代前沿，“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把“人与物的协调”、“人的多种需要之间的平衡”等有关人自身发展的核心问题凸显为时代主题。简言之，新的时代定位和社会矛盾归属在决定当前时代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的同时，也决定了人自身的发展已成为当前时代社会发展的直接目标和基本任务。

播音主持的语言运作能力，包括语言使用是否得体、言辞内容是否精准、语句是否优美等，这都会影响节目的播出质量，而且在整个节目串联中都需要使用到语言，这关系节目整体的播出效果，影响收视收听率。由此可见，播音主持语言功力的重要作用。

三、文以化人的精神主题

文化的根本功能在于对人的塑造和教化，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志是人自身素质和品格的提高，“文以化人”是文化事业的最终价值归宿和应然精神主题，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以化人”的精神主题将会不断提升和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根本目的就在于立足时代发展对社会成员进行深入的引导和教化，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和品格，因此是“文以化人”精神主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高扬和升华。

文化事业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和面对的主要矛盾不同，文化事业在社会整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同，只是到了社会主要矛盾跃迁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的新时代，“文化事业”才直接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整体布局的基本维度、国家自信的基本意涵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因素。而在此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文化事业基本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提下的附属环节，虽然早就倡导“坚持两手抓”［3］，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要加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具体的发展模式和实践方式基本上是“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样式。

当前时代，把“文化”列为社会发展总体布局的基本维度，突出强调“文化”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建设“美好生活”伟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因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人民普遍过上殷实富足小康生活的大势，因而是中国经历了近四十年快速发展之后社会发展主题的根本充实和重大提升。这一发展主题的充实和提升，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发展层次由物质到文化、有低级到高级的升华，而且极大地彰显了社会发展的“人本精神”，特别是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归宿意义。

首先，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自信，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国情背景所造成的中国落后、必须向西方学习甚至以西方文化观念为圭臬的顽固思想及各种崇洋媚外心态，才能从根本上挺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建构民族自信文化格局，开创和发展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文化。其次，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自信，是“全面”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关键环节，是超越西方“资本逻辑”和“单向发展”模式，彰显社会主义“人本精神”和“全面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此外，当前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自信，还是立足新的时代定位，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举措，是引导、开发和满足人民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从而超越“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塑造丰富多彩、高尚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举措。因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1］，“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提升。

人自身的发展可以在体力、智力、道德、信仰等多个层面展开，可以通过劳动、教育、环境、管理等多种方式来推动，但是人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属性在于精神品格的方面，而对人的精神品格具有根本的引领和塑造作用的因素是文化的因素。正是因为此，人才被称为文化的动物，文化才被定义为“人化”，文化的基本功能才被定位于“文化育人、以文化人”。

STS教育就是在STS思想指导下，为培养了解科学技术、能积极参与科学技术相关社会问题的决策、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公民而进行的一种教育，突出科学技术在个人和社会方面的应用以及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物质生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社会经济欠发展、社会成员普遍处于贫困状态的背景下，把社会生活的重心放在物质的、经济的领域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社会整体发展来讲，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进步状况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且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而发展的，当社会物质和经济生活处于欠发展状况下，片面强调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但会使社会发展陷于整体失衡和本末倒置的误区，而且会使文化事业遭遇基础不牢、动力不足的困难。相反，只有在社会经济建设成效显著、优势突出的情况下，文化事业发展才会获得优越的物质条件，倡导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才会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从而才能使文化事业的发展顺势而上取得重大进步和根本突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也如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论语》所强调的，社会发展主题要经历“庶、富、教”梯级演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生活富裕是文化繁荣的前提，发展经济是深化文明教化的基础。

以往的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1］为依据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是“解决生活资料匮乏问题”的发展，这种发展虽然从最终价值归宿和间接性上来看也是“以人为目的”，具有“人本”意涵，但是从其基本目的和直接价值目标来看，却是以人之外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为目的的发展，虽然在政府文件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涉及关于人自身发展的相关论述，但是“落后的生产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直接目的是生活资料，而不是人自身的发展。

Verkicharla等[21]发现，高度近视眼的巩膜组织I型胶原含量明显减少，且出现了很多小直径胶原，而从眼球的发生来看，角膜基质层是巩膜的延续，高度近视很可能存在胶原纤维的异常变化，进而导致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

社会是人的社会，一切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讲都应服务于人自身的发展，都应该促进和推动人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人本”精神是社会的核心理念，以人为主体是社会的基本准则，早在古希腊时代普罗泰戈拉就曾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6］的命题，近代哲学巨擘康德也强烈呼吁“以人为目的”，认为“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所有的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7］。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局限，人的生命状态长期处于“以人的依赖关系”［8］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8］的状态，正像卢梭所指出的，“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9］。“人本”精神一直作为“应然理念”和哲学观念而存在，从来没有变成生活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种原因，马克思强调，“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0］，使社会发展切实体现“人本”精神，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再次重演了人类整体的发展逻辑，中国社会经历了“人依赖于人”的等级时代、“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物化时代之后，“人本”精神、“以人为目的”的发展观念，才作为现实的发展模式和生存方式转化为生活的事实。

可见，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发展主题提升为“开创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和强化文化自信无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发展，还是对于公民个人生活的优化和改善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实现数据的统一汇总、集中展示、分级查询。完成企业主要数据报表的梳理和归纳工作，明确企业各类统计报表的填报责任部门、接收部门和报送时间，确定报表数据来源、填报方式，实现真正的“数入一库、数出一门”。

3)密钥长度设计为128位，且为一次性密钥，将明文和密钥异或既简单又可靠的加密方式，加解密速度较快，适用于大数据量的加解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把“文化”列为国家总体布局的基本维度，强调文化自信和提高文化软实力，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国情背景密切呼应，其根本目的正在于充分发挥文化的精神引领和人格塑造作用，多层面多角度地促进“文化育人”、“以文化人”，以社会成员文化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彰显社会主义的优势和先进性。为达至这一目的，首先需要把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体——人的方面上来，使社会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素质提高的有利资源和直接推动力；其次要把生活资料的创造与生活意义的实现统一起来，使社会成员的生存境界和人生品位发生根本的提升和优化；再次需要把人自身的片面发展提升到全面发展的层面上来，使个体的生命意涵由“单向度”、“平面化”走向多维性、丰富化。实现如此多层面的转化，必须充分利用多种文化资源，通过“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1］实现育人的全面性，特别是要通过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扬红色革命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同时建设现代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在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业中造就具有高尚精神和先进文化素质的优秀公民。

四、向新而行的进取意志

人是一种创造生成着的生命存在，人的精神生命、人格修养等人最可宝贵的因素甚至包括人的肉体生命都是通过人的生命实践处于不断的创造、生成和更新的状态。正如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生命状态的描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2］。马克思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4］。强调的就是人的生命实践所具有的创造、创新意义，即通过生育活动对他人生命的创造和通过生产实践对自身生命的创造。作为生育活动的生产体现着人与动物的共性，作为自我创造活动的生产则体现着人相对于动物的超越性，因而人的自我创造是人之为人最为重要、根本的方面。人的自我创造是在一定的文化观念的指导和引领下进行的，而一种文化观念要对人的自我创造发挥出真实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其本身必须是鲜活的、“时时更新的”，因此“创新”是文化的内在生命和精神特质，引领一个时代发展的文化观念其本身必须具有“向新”、“求新”、“创新”的属性，否则这种文化必然会成为时代发展的桎梏和个体命运的枷锁。中华文化总是把创新作为自己的精神生命和基本诉求。古代典籍把创新作为“学以成人”的根本，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12］。近代有识之士发起“新文化运动”使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迎来曙光，走向胜利；现代思想巨擘推动文化事业“返本开新”，使中华文明生机勃勃，繁荣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传承“创新发展”文化理念，对文化创新的时代价值、内在意涵和基本方略作出了更加深入系统的阐释，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文化事业“向新而行”［13］的坚定意志。

网站设计具有交际语言环境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让学生们有机会在目的语境下使用语言”。[5]例如，让学生们用高频词汇造句子，就是让他们在有意义的相关语境下学习，这样就有助于他们思考单词是如何组合到一起成为句子，不同的语言结构是如何在不同语境下使用的。同时让学生使用字母组合构词也是给他们提供有意义的学习语境，有助于他们分析和反思语音的特点，便于以后在新的单词中使用这些规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竞争大格局和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大趋势，把创新发展文化事业置于突出重要的战略地位，突出强调新时代创新发展文化事业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将复合芯棒简化为一个圆棒实体，采用六面体单元以提高计算精度。由于导线硬铝型线模型存在多个倒圆角，采用楔形单元能保证导线模型在任意截面单元型式相同[12-14]。调整导线整体网格尺寸，使整个分析模型网格均匀，接触位置网格尺寸相当，保证计算精度和结果合理性。在截面上，复合芯棒共划分为45个网格，单根铝股划分为22个网格，如图8所示。

当前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激烈而复杂，竞争的主要领域不仅仅是高精尖技术产业而且是文化产业，竞争的关键是科技和文化创新能力，只有在创新方面占有优势，才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的决定力量。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14］。在当前国际竞争尖锐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发展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并驾齐驱，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总引擎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中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落伍了，被西方列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由于中国的现代文明起步晚，而且有过较长的“追英赶美”、“向西方学习”的经历，以至于西方人甚至部分中国人也形成了“中国文化不如西方”的偏见，甚至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已经发挥引领驱动作用的当前时代，依然有人到处兜售中国“只能制造产品，不能生产思想”［15］的偏见。因此，中国能否通过文化创新，彰显出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感召力，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展现中国文化魅力，对于中国挺立大国形象、实现大国担当、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因此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文化创新，倡导通过文化创新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推动文化创新，建设文化强国，既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建树大国形象的要求，也是应对国内发展主要矛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新的跨越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基于新的时代分析，对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新的概括，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社会主要矛盾规定着社会发展的主题和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位，确立了“美好生活”发展主题，突出了“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这一关键问题，当前的发展主题和面对的主要问题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凸显出当前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培育创新精神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创新发展文化事业及其所提供的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是美好生活的重要资源和支持因素，离开了文化事业的创新发展及其所提供的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无以获得丰富多彩的美好生活。另一方面，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创新是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基本路径，缺乏创新理念和创新实践，就会导致技术陈旧、管理模式僵化、利益格局固化，就无法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此，创新是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

“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特质，“向新而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坚定意志。党的十九大报告吹响了新时代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号角，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的动员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充分表达了创新发展文化事业的基本精神和坚定意志，而且把这种精神贯彻落实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驱动规划、产业设置和目标取向中，从而使当前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和具体的实施路径，全面形塑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生动形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另一方面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1］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以文化自信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而且以“文化创新”深化了发展观念，拓宽了发展视域；不仅要求“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1］，而且“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1］，从而使“文化创新”走出“观念形态”，变成了现实具体的社会实践，使具体的社会实践超越自身局限，呈现并贏获“创新”文化精神。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思想全面深化更新了“文化创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形式，其“向新而行”的实践意志必然变成生动丰富的社会现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新阐释了中华文化有机体的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理路，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新发展总体方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新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与政策指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这一重要论述以崭新的理论视野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构成及其逻辑机理，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体中的根基和源泉地位，澄清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与实践统一关系，为新时代“向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依据这一重要论述，“向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机体的内在逻辑和生成机理，最为重要的是依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实践统一关系”，阐明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相统一的理论立场，并把这一理论立场纳入到近代以来“中西古今”、“返本开新”中华文化发展大格局，传承发扬“文化立国”、“文化兴邦”宝贵精神，积极承担“向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使命，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伟业中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务实推进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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