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有独创性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后,不仅在前苏联共产党人那里得到系统诠释，形成了所谓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各派人士所重视，由此衍生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和方式。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系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1976年，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交往理论和社会进化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想。此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约翰·麦克默特里、G·A·科恩等人试图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弗莱谢尔、让·保罗·萨特等人则试图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随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出现，英国学者乔治·莱尔因也于1986年推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此书在对已有重构模式加以梳理的基础上，试图用实践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各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论中独树一帜，富有特色。此书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由姜兴宏、刘明如翻译的中译本。在此译本中，有一个标题为“唯物史观的时代主题”的译者序言，对莱尔因的重构思想作出了评介。此后，谭培文、宋希仁等学者在自己的专著中都曾关注或点评过莱尔因的著作，马书英、何菊仙和沈江平则撰文对莱尔因的重构尝试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批评。

上述评论激发了我们进一步研究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强烈兴趣，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评论还大有推进和深化的余地，因而撰写本文，旨在更全面、准确地评价莱尔因的思想，同时深化对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一、国内已有评论述评

国内学者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评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对莱尔因思想的肯定为主，但略带一些批评；另一类虽然有所肯定，但以批评和否定为主。这就是说，出现了以肯定为主的评论和以否定为主的评论两种类型。

（一）以肯定为主的评论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译本的译者序言和宋希仁教授的点评，对莱尔因的思想主要持肯定态度。姜兴宏、刘明如在中译本的译者序中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评价颇高：“此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对唯物史观的各种争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命运，这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此书作者的基本观点，是赞成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此书写作的出发点是要揭示唯物史观的真义。”[1]译者认为，莱尔因在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义和全面吸收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的新思维，以实践的观点为主线，以人的学说为中心重新解释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

在译者序的“新的视界融合”部分，译者表达了和莱尔因相一致的观点，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莱尔因思想的肯定。莱尔因认为，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对教条的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批判；译者也认为，在新时代要实现唯物史观理论模式的转换，必须破除后人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还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莱尔因对斯大林等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的正统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译者也认为这一正统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创立的先后顺序 。莱尔因认为正统理论由于只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某一方面而变成了教条的历史唯物主义；译者也认为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往往根据个人需要把马克思的某个观点加以片面强调和夸大，因而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肢解，例如，只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人和人的实践，只强调革命而忽视建设，只强调成熟的马克思著作而忽视早期和晚期著作。此外，在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问题上，莱尔因认为马克思反对直线发展的普遍历史模式，不主张所有国家或民族注定会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译者对此也表示认同。

译者强调，要建构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模式，还要深刻把握这一理论的精髓和实质。他们认为，“实践的思想”和“人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内容，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模式中，实践只是认识论范畴，而未被看成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同时，正统理论忽视、甚至取消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学说，以致于造成“历史唯物主义漠视人”的误解。显然，译者的这一观点也是对莱尔因思想的肯定，因为莱尔因强调要用实践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把实践当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并由此凸显人的主体性和能动作用。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把握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积极意义。

（二）以否定为主的评论

与上述评论的基本倾向不同，谭培文、马书英、何菊仙和沈江平等人则对莱尔因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以否定为主的评论。

谭培文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一书中写道：“英国学者乔治·莱尔因提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在于，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呢？在我看来，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即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而不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3]这意味着他支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但反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这一表述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由后人建构的正统的、教条的理论，它与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完全一致，因而需要重构；而“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表述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并不需要重构。他认为，莱尔因把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自己的重构对象，这是非科学的和不妥当的。

马书英在《重构还是背离？——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一文中认为，莱尔因的做法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意，存在两大缺陷：（1）莱尔因的重构概念有两个含义，一是要批判教条主义理论并找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它的不同之处，二是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使之成为一种更充分的理论，这两个含义是相互矛盾的。（2）莱尔因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的，由此导致他误以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有四重困境：一方面确认辩证法是世界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又把矛盾视为历史进步的有限条件，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与阶级矛盾相关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强调意识是对现实事物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强调意识的预见作用；一方面把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冲突当作社会变革的机制，另一方面又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发展的动力；一方面强调历史是一种直线发展的普遍过程，另一方面又强调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她认为，莱尔因不能理解这些表面上相互对立的思想是构成事物矛盾的不同方面，对于这些方面，马克思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它们其实是辩证统一的。此外，马书英还提到莱尔因的重构原则缺少“物”的因素，说他勾画了一个无规律可循的历史图景，因而重构起来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总之，马书英否定了莱尔因的主要观点，认为他非但未能再现马克思的本意，反而由于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

进入实验室的每一个人都要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实验小组负责人要全面负责实验的安全，任何实验都要有防火防水和防事故的安全措施；如果有正在运行中的仪器设备，实验人员不得离开现场等。在此基础上，每个实验人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导师的指导下建立具体的安全制度。如在准备实验之前需要全面了解实验原理，明确实验风险，并制定稳妥的风险应对措施。在实验过程中有任何隐患都需暂停实验，在与团队成员和指导教师进行讨论确定后，在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前提下才可以继续开展实验，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实验开展建立充分的安全保障[1]。

何菊仙和沈江平在《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何以不可能》一文中明确断言：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失败的。作者与谭培文教授一样认为，尽管我们可以把后人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当作重构的对象，但决不能像莱尔因那样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当作重构的对象。同时，他们与马书英一样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不存在什么困境，反倒是莱尔因自己的思想陷入了困境，这些困境表现在四个方面：重构定义的自我困境、形而上学的思维困境、无“物”原则的困境、重读与重构的困境。[4]

(三)上述评论的可取之处和不足

上述两种评论并未形成真正的交锋，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以肯定为主的评论是在批判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莱尔因进行肯定的，当然不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困境；以否定为主的评论是在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存在困境的基础上对莱尔因展开批评的，当然也不会否认需要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因此，上述两类评论一致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不存在困境，但需要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当然，它们的重点有所不同：以肯定为主的评论侧重于阐发莱尔因重构尝试的积极意义，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问题揭示不够，而以否定为主的评论虽然对该书存在的问题揭示得比较深入，但对其重构尝试的积极意义论述不多。此外，以肯定为主的评论尚未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正面价值作出全面的概括，而以否定为主的评论对《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评也存在不全面和欠深入的问题。

姜兴宏、刘明如和宋希仁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构想的肯定确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因为莱尔因强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这符合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莱尔因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批判，含有要还原马克思思想的本义这一精神；他详细分析了唯物史观创立之后在世界各国的不同命运，提出并论证了“重构的必要”，这对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大有裨益的。

然而，以肯定为主的评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莱尔因的批评并不具体；二是对莱尔因的肯定还不全面。就前者而言，这类评论往往只是抽象地指出莱尔因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并未对莱尔因所说的“重构的必要”“重构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等提法作出具体而深入的分析，也未对莱尔因所分析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辩证法”“意识”“生产力”等等作出明确的评论。我们从这类评论中，看不出评论者究竟对莱尔因的哪些观点表示了异议。就后者而言，这类评论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所体现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细致的理论分析，尚未给出全面的肯定。

同以肯定为主的评论相比，以否定为主的评论更具体、深入、敏锐地发现了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对莱尔因的一些“创见”提出了合理质疑。例如，它们准确地指出了莱尔因在书中表达了两个不同的重构含义：一是批判正统的、教条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二是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这类批评通过指出莱尔因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合理地驳斥了莱尔因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存在困境的观点。

作者简介：马晓莉，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省常州市红溪实验幼儿园，大四班，班主任，教师，本科学历，研究方向：幼儿园绘本教学。

然而，这类评论也存在不足。撇开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可取之处认识不够、因而没有给出适当的肯定评价这一点不论，其不足还在于：对莱尔因思想的批评并不全面和完整，未指出其中的某些严重问题。例如，这类评论在批评莱尔因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时，忽略了莱尔因在辩证法问题上夸大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区别；没有敏锐地指出莱尔因对马克思恩格斯所谓思想困境的叙述存在含糊不清和思维跳跃之处，也没有看出莱尔因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实践观点来摆脱他们思想中的困境存在逻辑上的漏洞。

此外，这类评论对莱尔因的某些观点的把握欠准确。例如，虽然莱尔因所理解的重构具有“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和“批判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两重含义，但在他看来，他的重构的根本目的是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而批判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前提”，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但马书英等人误以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引言对重构含义的规定与第一章所说的重构含义相互矛盾，因为他们看到，重构的含义在第一章中被说成是“从实质上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以便使它成为更充分的理论”[1]16，而在引言中的说法是：“我的目标是，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这场争论之中。但是，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是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其含义不是用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同教条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绝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1]2仅仅根据这两段译文，人们容易相信重构的两个含义是相互矛盾的。但是，这很可能是基于不准确的翻译而造成的误解。引言中这段话的原文是：My objective is to intervene in this debate on the side of the theory of practice but with a rather different concept of reconstruction which,without identifying Marx and Engels with a dogmatic and orthodox Marxism, is nevertheless more sensitive to the cleavages and disjunctures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ir thought and to the need to resolve them。[5]显然，中译文的翻译欠准确，因为后半部分的意思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可以找到的、而且需要加以解决的那些断裂。这个“断裂”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相一致，并不存在所谓的“矛盾”。

2017年企业研发投入的参数β1=-1.55，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研发费用每增加1万元，主营业务利润减少1.55万元。P值为0.692，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明2017年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于2017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无显著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两类评论存在诸多不足，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进一步展开更全面、深入的评论。

二、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多重积极意义

宋希仁教授对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也给予了较高的肯定。他在《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四章“历史唯物主义的道德思考”的一个脚注中评论道：“该书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作了分析，提出了他的质疑和批判；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该书的观点，但赞成它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有益的直言批判。”[2]可见，他是十分欣赏莱尔因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直言批判精神的，他看出了莱尔因的“重构”与这种“直言批判”相关。

（一）莱尔因充分地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详细地论证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批判地考察了各种重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重构路径

莱尔因高度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认为它仍然能够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实践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他指出，即使在讲英语的国家里，一些批评者责备马克思主义具有含混不清、缺少严密性等缺陷，但依旧承认它在当代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莱尔因对“重构的必要”的论证是可取的。一方面，他敏锐地发现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与革命实践分离，仅仅具有哲学特征，因而不能在理论上解决欧洲工人阶级在实践中没有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莱尔因指出在讲英语的国家里，一些历史学家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历史的编写，以致于低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而另一些思想家则复活了历史决定论概念，从而不自觉地重复了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割断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思想之间的联系。面对这两方面的危机，莱尔因认为有必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他认为肯定重构的必要性已内在地包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价值的肯定。

莱尔因对其他学者所理解的重构含义作了详细的评介，这有助于我们全面地了解其他学者是如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他指出，有两种关于重构方法论的观点：其一，是把重构理解为引进一些阅读马克思著作的特殊方法，使不系统、不集中的马克思学说更严密、更系统；其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框架进行系统的澄清和重新组合。此外，还有一种重构的尝试，是把一些新的原则并入马克思主义中，这些新的原则包括存在主义、心理分析主义、经验社会学等。莱尔因对上述各种重构尝试持保留和批判态度，他认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不只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增加一点严密性和系统性，而是要把这种理论的一些要素进行重新安排，使之建立起新的平衡。他既反对阿尔都塞的先验的重构观点，也反对哈贝马斯用交往理论、或者萨特用存在主义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重构含义，这就是前文所说的“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以便使它成为一种更充分的理论”。虽然这个观点不能成立，但他对其他各种重构尝试的评介是有学术价值的。

据了解，淄博全市共规划21处以医带养型养老服务设施、10处以医托养型养老服务设施、1处以医联养型养老服务设施、15处医养共建型养老服务设施。至2020年，基本实现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有序共享、覆盖城乡、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的医养结合服务格局。

（二）莱尔因详细地概括和有力地批判了正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合理地评价了非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和当代马克思主义捍卫者的观点

莱尔因指出了保守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的原因。在他看来，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的经济主义的解释到苏维埃的官方解释，历史唯物主义逐步变成了教条的、僵化的正统理论。基于这种理解，他对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作了详尽的评介。在此过程中，他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是如何以特殊的方式来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但最终却陷入僵化的正统模式的。他把正统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1）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2）意识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因为物质世界先于意识而独立存在；（3）生产力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生产力是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由此成为整个社会其他方面变化的决定因素；（4）如同自然界规律具有内在的进化逻辑一样，历史也是按照如同自然规律那样的进化必然性、经历一系列普遍的必然阶段而前进的，这种必然性最终引导人类进入无阶级的社会。莱尔因对上述正统观点作出了详尽的批判，他认为这种试图用特殊方式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的正统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片面夸大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某些方面的重要性，并将之当作不容批判的科学原理。

莱尔因合理地反驳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技术决定论者在历史必然性上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是生产方式相互更替的历史，因此，在历史上可以呈现出五种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莱尔因认为除了这五种生产方式外，他们还遗漏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生产力发展缓慢，甚至处于静止状态。这一生产方式的提出对生产力首要性理论的普遍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也对一切社会发展具有统一形态的思想提出了质疑。

莱尔因敏锐地看到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区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对马克思思想的正统解释，以致于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例如，反马克思主义者错误地把所有民族都必须经历几个确定发展阶段的历史单线论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而莱尔因认为马克思并不认为所有民族都注定要走西欧资本主义道路，即使历史发展的单线论是对的，那也只在很有限的地理空间内才有效。因此，莱尔因合理地区分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对马克思思想所作的正统解释。

莱尔因还详细地评介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捍卫者尤其是科恩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以及科恩、麦克默特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作的概念上的规定，他的这些论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也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莱尔因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的思想困境的表述是含混的，因为一旦他制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对立，则这一困境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了。由于恩格斯只肯定一般的辩证法，所以他在辩证法方面的思想困境很可能就是陷入了所谓“唯心主义的陷阱”；而对于马克思而言，由于他既承认一般的辩证法，但又仅仅把辩证法局限于人类历史的特定时期，其困境就成了马克思思想本身的不一致了。所以，这一困境到底是马克思思想的困境，还是恩格斯思想的困境？或者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根本对立的困境？莱尔因似乎并没有给我们作出清楚的说明。

（三）莱尔因正确地理解了“实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科学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和范围

莱尔因对实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的理解是可取的。他认为，实践不是绝对自由和无条件的，它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但同时又具有能动性，不被预先决定。概言之，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的完整和统一。在这一点上，莱尔因批评了阿尔都塞和萨特，认为他们把主体和客体分离开了。阿尔都塞片面地认为客体结构是基础，主体是建构起来的；萨特则片面地认为主体是基础，客体结构是建构起来的。因此，莱尔因强调实践是构成人类和自然、社会和物质、主体和结构、意识和现实的融汇与统一。

在实践概念的理解上，莱尔因还合理地反驳了哈贝马斯和韦尔曼有关马克思把实践归结为一种工具行为的观点，继而指明了实践的两种基本形式：劳动与革命实践。他还说明了这两种实践的关系：劳动是实践的基础方面，但并不是一种全然的积极因素，并不必然带来自身的解放；革命实践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来自身的解放。当然，革命实践不是与作为必要活动的劳动相对立的自由活动，它也是以社会经济结构为条件的。因此，革命实践既不是任意的，又不是完全预定的。莱尔因还谈到了“异化实践”和“解放实践”：“异化实践”是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结，在社会关系尚未达到共同控制的范围内的实践；“解放实践”是假定变更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实践获得成功，在新的社会关系服从于个人的共同控制的范围内的实践。这些观点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莱尔因正确地看到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但它不是作为实证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注重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和描述，而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注重对过去事件的理解，而且把对现在的理解、从而改变现存世界并以此形成未来放在首要地位。

他认为可以用实践论来解除困境，即把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统一在实践上就行了。他的确很有道理地指出：人们的实践活动一方面体现出主体的能动作用和巨大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这种能动的创造活动始终是受客观物质条件和各种既有的社会关系制约的。莱尔因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援引是值得赞赏的，他的这种理解其实恰好表明他最终接受了辩证的思维方式，因为他实际上是基于实践辩证法来摆脱他所制造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的。

莱尔因合理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一般理论的特征，它通过抽象来构成自己的概念。但是，这种抽象过程并不与经验观察分离，当然，也不是经验观察的唯一结果。他还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一般的理论，除了包括一切时代的共同要素的一般概念外，还包括另外一些从非一般、非共同要素中获得的抽象概念，认为只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理解历史上的各种特殊社会。

莱尔因还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从一般生产概念开始，而必须掌握“特定历史形式”的生产；也不能从最原始的生产制度开始，而必须首先从最先进的生产制度开始，以便能从后者理解前者。但是，他认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必须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这个事实，并不能像卢卡奇和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就可以得出它只能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它完全能够运用到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涵盖整个人类社会，不仅涉及当下，还研究过去和未来。

总之，莱尔因的上述观点不仅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义，而且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1.3 市场前景广阔：彰武红干辣椒素以“果角细长，色泽浓红，肉质肥厚，辣度适中，香辣适口，富含芥辣油及磷、铁、钙、镁等多种营养矿物质，胡萝卜素以及多种维生素”而著称。其特点是“芳香浓郁，味美爽口”，对人体有“生热御寒，壮骨舒筋；健脾开胃，增进食欲；活血通络，壮阳补气”的功效，深受消费者亲睐，国内市场需求和出口量逐年增加，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三、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存在的严重问题

尽管《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具有上述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它的确如马书英等人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莱尔因不仅因为其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性而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困境，而且对所谓四个困境的表述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他的思维显得很有跳跃性；同时，他对“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和“批判教条主义”这两个重构含义的关系，也似乎交代不清；还有，他一方面一再声称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困境，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的论述来“摆脱”困境，这似乎缺乏逻辑上的自洽性。

（一）所谓“四个困境”具有多义性和含糊性

莱尔因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四个困境，这就是在辩证法、意识、社会变革机制和历史观念四个方面所存在的困境。正如前文所述，马书英等人已经正确地指出，他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困境，是与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分不开的。不仅如此，莱尔因对四个困境的表述本身是模糊多义的，其思维显然有些跳跃。

首先，莱尔因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存在思想困境的表述是多义的、模糊不清的。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一般谈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思想困境，但是在论述正统的、教条主义理论模式时，却把辩证法的困境问题转换成了斯大林等人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虽然恩格斯把辩证法理解为可以适用于包括自然和历史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方法，而辩证唯物主义是包括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整体世界观，但并不意味着他把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因此，莱尔因理应具体说明，从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的思想困境是如何过渡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的。

在谈论意识的反映性和预见性之间的矛盾困境时，莱尔因有时指与物质相对的一般意识，但他明白马克思恩格斯更注重反映人们的现实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所以，在叙述过程中又经常将“意识的困境”说成是“社会意识的困境”。由于这个社会意识还往往作为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出现，所以，他在谈论意识的困境时又多次批评恩格斯不能很好地解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这就把原先所说的意识的反映性与预见性的困境，归结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困境了。此外，他还谈到了与实践相对的观念的问题，以及意识形态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表明他对意识概念的表达相当不稳定，以致于我们无法把握他所说的第二个困境到底是什么。除了把认识论的问题置换成诸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他还批评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仍然主张意识的反映论，并未考虑意识的预见作用，并认为恩格斯是在脱离实践讲意识。显然，他没有充分理解恩格斯的晚年通信对“历史辩证法”的强调，把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最终归入机械反映论和决定论的范畴了。此外，他还偷换概念，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成是“社会决定社会意识”。可见，莱尔因在这些方面的表述是不严谨的。

在辩证法问题上，莱尔因还夸大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区别，以至于最终将他们对立起来。他所谓辩证法方面的困境，主要是指恩格斯主张一般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则仅仅承认在人类历史的特定时期或阶段上存在辩证法。由于马克思本人的确有对于一般辩证法的承认，所以，他一开始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并不影响其“合理内核”的说法与恩格斯认为辩证法是解释世界的普遍原则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他接下来却大肆强调他们思想的区别，认为马克思不喜欢那种以普遍原则代替具体分析的对辩证法规律的抽象使用，因而将矛盾的存在不是看作一切存在物所固有的形而上学原则的结果，而是具体的、短暂的历史条件的社会结果。由此，莱尔因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特殊辩证法，即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而相反，恩格斯的辩证法是一般辩证法。在他看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脱离了马克思关于不能离开人类实践来讲辩证法这一基本思想，所谓自然辩证法脱离了对对象的具体研究，是空洞抽象的。他还指出，恩格斯把辩证法看成是由三大普遍规律组成的独立方法，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他力图避免的唯心主义陷阱，即把辩证规律看作是纯粹的思维规律——一种能被运用到现实中的先验原则。于是，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方面的思想困境，最终被莱尔因说成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辩证法思想方面的对立。

我们认为，莱尔因在此问题上暴露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严重误解。

其一，他错误地宣称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社会历史的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涵盖了一般辩证法和特殊辩证法，尽管他并没有像恩格斯那样撰写专门论述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反对辩证法作为一般的方法在整个世界中的普遍运用。当他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他也并不需要去谈论自然辩证法或一般辩证法。莱尔因认为马克思把矛盾看成是历史进步的有限条件，仅仅在异化阶段或阶级对抗的阶段才存在矛盾，否则就没有矛盾，然而，马克思并未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不存在矛盾了，马克思也没有明确说过社会运动只能以异化的形式存在。事实上，共产主义社会对异化和阶级斗争的扬弃，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矛盾的完全消解，而只是意味着矛盾会以新的形式出现。

其二，莱尔因也误解了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并未脱离实践空谈辩证法；另一方面，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并非是先验原则，而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推导出的规律，不是把它们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思维规律。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虽然谈到了支配自然界的一般的运动规律，但也充分肯定了人的活动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作用。例如，他在论述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自然主义历史观”时指出，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6]在《反杜林论》中，他揭露了杜林构造的先验的“世界模式论”的唯心主义实质，这也表明他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规律，是从对现实世界的具体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完全不同于杜林所说的“先验原则”。恩格斯还明确指出自己的世界观是与马克思的世界观完全一致的：“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5]383

这两个环节的教学从切入点引入，逐步深入，问题恰到好处，特别到位，使整节课的教学主次分明，重点突出。突破口找好，选择好，整节课思路就会清晰，整堂课的教学就会事半功倍，效果不言而喻。

其次，莱尔因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问题上存在思想困境的表述也是多义的、模糊不清的。

三是大力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据此，首先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同时，也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着力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一个多面的透底的真实的中国。

再次，莱尔因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三个思想困境的表述同样具有多义性和不明晰的特点。

所谓在社会变革机制问题上的思想困境，莱尔因给出了两种说法：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还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结构”与“主体”的关系困境；二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力还是包含阶级斗争在内的生产关系的问题，这就把生产力当成一个独立要素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对立起来理解了。尽管莱尔因在论述中主要把第一个问题当作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困境，但也时常游离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

最后，莱尔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第四个思想困境的表述也有一些含糊之处。

四川工商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为通信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开设了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考虑知识体系的完善性，以及教材难易程度的基础上，选用了高西全老师编著的《数字信号处理(第四版)》教材[1]。教材在第1章讨论“线性时不变系统及其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时引出线性卷积的概念。

莱尔因所说的在历史观念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困境，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人类历史有客观规律可循，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实践的重要性，认为人具有改变环境的能动作用——这样理解的困境与第三个困境差不多。但是，他在论述中又把这个困境归结为：一方面强调历史发展有一个普遍的模式，另一方面又强调各国的发展有特殊的道路。此外，他还谈到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系问题，最后讨论了马克思对殖民主义的两种对立的看法，他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当作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观念方面所存在的困境。虽然上述问题密切相关，但毕竟并不等同，他的叙述是跳跃的，并没有对话题的转移作出很好的交代。

为了保证医院中生殖医学中心建设设计更加合理，设计人员要做好净化洁净空调设计工作，在实验室中安装空调调节过滤系统，并结合实验室内部空气质量标准，对空调调节过滤系统进行合理的调节。另外，设计人员还要做好无菌设计工作，可以将实验室与手术室中的空气净化系统进行有效隔离，防止手术室消毒过后产生的有毒气味进入到实验室当中。为了更好的提升无菌设计效果，还要妥善控制实验室内部的温度，保持实验室内部温度在23～25℃之间。医院洁净用房在空态或静态条件下，细菌浓度（沉降菌法浓度或浮游菌法浓度）和空气含尘浓度符合相关规定。

（二）对两个重构含义的关系阐释不清

如前所述，莱尔因表述了两个不同的重构含义：一是批判正统的、教条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二是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尽管这两个含义并不矛盾，但毕竟存在很大的差异，那么，莱尔因是如何理解这两个含义的关系的？

莱尔因本人在一定程度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作出回答。他写道：“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存在的某些困境，使得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僵硬的、教条化的理解。”[1]72这显然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当成了形成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原因。但他同时又指出：“在这个意义上说，对正统理论的批判，是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以新的更好的方式摆脱历史唯物主义困境的前提条件。”[1]72-73这就把对正统理论的批判当成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困境的前提了。上述两个说法好像并不圆通，因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是导致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原因，那么，要真正批判教条主义，就需要首先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而这又何必需要把批判教条主义当成前提条件？当然，上述两个方面很可能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但莱尔因并没有说明这一点。他虽然花费了很多篇幅批判教条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但从总体上看，他是把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当作自己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目标或根本宗旨的。但是，即使如莱尔因所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导致了正统理论的出现，当困境解除时，正统理论相应地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在此意义上，就得不出对正统理论批判是摆脱困境的前提。因此，莱尔因对两个重构含义关系的表述显得有些矛盾。

莱尔因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但到底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他认为可以用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来摆脱，但在此之前需要对正统理论进行批判。然而，他并未说明批判教条主义的正统理论对摆脱困境究竟有什么作用。而且从他最后一部分关于摆脱困境的论述来看，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先花大量篇幅去批判正统理论，而只需要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文就可以了，但他却正好是这样做的，我们不明白这对于摆脱困境到底有多大意义。这进一步表明，他并未真正讲清楚批判正统理论与摆脱困境之间的关系。

（三）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摆脱他们思想中的“困境”何以可能

莱尔因指出，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

式中:e3表示调节虚拟力的变速因子,r3是[0,1]区间内的随机数,表示粒子k的位置向量第z,z=1,2,3,…,2N维元素受到虚拟力移动的距离。式中的为:

然而，莱尔因通过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摆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困境的做法，却让我们产生新的困惑：莱尔因怎能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来摆脱他们思想中的困境？显然，这在逻辑上有些矛盾。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思想能解决他们思想中的困境，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当真存在困境吗？当莱尔因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他确实感到里面存在困境，但是，当他抓住了充满辩证法的实践观念去摆脱他所制造的这种困境时，他会发现其实摆脱困境是何等容易！试问，如果莱尔因用实践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成功的，那么，当他重构完毕之后，他还依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存在困境吗？这个困境的摆脱，难道要归功于莱尔因的重构而不是他所重构的对象本身？显然，这要归功于重构对象本身，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辩证法思想。

既然我们从上述论证中得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原本就不存在困境，那么，莱尔因重构的对象就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是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了。为了克服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片面性和教条性，莱尔因希望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源头，用他们的原话进行重新解释。显然，这是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是要还原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真义，而并非是要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推翻和再建构。因此，莱尔因用实践论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内在困境的。

总之，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固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给我们呈现了国外丰富的研究资料，提出了一些问题并按自己的理解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答，这有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推动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更深入的思考，但是，该书也的确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因此，我们在充分借鉴其合理思想的同时，必须对其错误思想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批判。

参考文献：

[1]乔治·莱尔因．重构历史唯物主义[M]．姜兴宏，刘明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宋希仁．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66．

总之，图像识别是一项先进的技术，将其应用于电力系统中可以有效推动电力信息化的进程，促进电力系统的技术升级。

[3]谭培文．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修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4]何菊仙，沈江平.莱尔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何以不可能[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9）：93-100.

[5]Jorge.A.Larrain．.A.Reconstruction.of.Historical.Materialism[M]..London:.George.Allen.&.Unwin.Ltd,1986：xi-xii.

应用系统需要在服务器中安装备份服务客户端，并且和私有云备份系统管理人员协商备份策略，由备份系统管理人员统一在备份服务器中设置备份策略实现自动备份；应用系统基于系统割接等临时需求，可向私有云管理人员提出临时备份需求，由私有云管理人员在备份服务器中设置对应策略实现。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2．

观察组患者则需要接受管状胃治疗,医生在进行切除后将患者胃部游离至幽门部位,将胃网膜做动脉与胃短动脉等切断,保留其余血管组织,选择患者胃角作为起点,利用直线切割缝合器沿着患者胃大弯与胃小弯平行切至尾部底端。医生需要保留患者胃底部组织,将患者贲门以及胃小弯部分组织切除,制作成长度20—25cm、内景3—4cm的管状胃。之后,医生在距离患者肿瘤上缘5cm部位将患者食管切断,将肿瘤去除之后,进行管状胃上提经主动脉弓之后直至食管床部位,并且将患者食管近侧断端与管状胃进行吻合处理,最后对切口进行缝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