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父子伦理思想受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双重压力的影响，以人类“爱”的情感为道德起点，以尊重个体生命价值为道德站位，提倡以爱替恩。

一、鲁迅的父子伦理思想

鲁迅提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1]其反封建传统的思想倾向可见一斑。鲁迅将父亲分为两类即“孩子之父”与“‘人’之父”，“孩子之父”是只会生不会教的父亲；“‘人’之父”是不但能够行使生的权利而且能够履行教的义务，使孩子成为“完全的人”的父亲。他从人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批判“长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主张建立以“幼者为本位”的父子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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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伦发端于“爱”的自然情感

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颠覆了西方“神造论”的价值观念，让西方社会的人们开始不去询问“神如何造人”，转而探讨“以人为主”，真正去观察人类生命的特色以及“人性究竟为何”等问题。鲁迅认为人是情感的动物，自然界的安排是给予生物一种“爱”的天性，人也没有例外，不能脱离作为本体的人去讨论人伦道德，单纯强调“孝”观念不符合人道。“父子间并没有什么恩，”[3]137父子人伦的道德价值在于长者“施爱”而“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3]137“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3]137休谟提出“情感可以成为道德的最终审判，”[4]15是情感将“道德变为真实的、行动的美德，而情感在所有人的人性中都具有普遍性，还有什么能比得上情感的普遍性呢？”[4]15

（二）重视个体生命价值

鲁迅接受进化论“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思想，认为每一个生命个体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进化都极具价值，新的生命尤重于旧的生命。在人类历史长河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是永恒的新旧更替和人文精神的守候。“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3]140 “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3]137 “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3]137对孩子尽义务的具体要求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用“爱己”保证后代的健康，“爱己”并不意味着父亲可以为所欲为，反而是要加强自律，因为父亲的不检点可能将“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3]141遗传给子女。最终“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 [3]141

（三）提倡以爱替恩

鲁迅反对将“孝”绝对化、政治化与功利化，对《二十四孝图》中将孝绝对化的愚孝行为认为是盲从的迷信，指出愚孝甚至可以杀人。孝的政治化，将使孝的美德沦为政治事功的工具，大大削弱道德自身的价值，在父子关系中就是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的“无违”；孝的功利化是指父母责望子女报恩，将父子人伦亲情关系沦落为利益交换的手段。他提倡以爱替恩，在生活中，鲁迅是出了名的大孝子，他说“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5]477

鲁迅强调对孩子“完全的解放”，并不意味着放任孩子的道德品质教育，相反，鲁迅十分重视培养幼儿的良心和道德感，他在1934年10月与母亲的书信中赞扬海婴“良心也还好，好客，不小气，不势利，性质还总算好的。”[6]241海婴长到6岁还不会写字时，培养海婴口述母亲代笔给祖母写信，到1935年，海婴学习了写字之后就自己写信给祖母，海婴写信原是受鲁迅写信给母亲的影响，这件事坚持下来不但增添了祖孙的天伦之乐，更使海婴学会了对亲人的感恩，中华传统文化中“尊亲”“顺亲”的美德就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了。

二、道德选择与成己成人成物

（一）父亲对孩子，成人优先于成己

父亲对孩子成人优先于成己，并不是否定父亲自我成就，相反，个体自我成就越高对他人影响越大，其所强调的是父亲对子女要乐于奉献尽义务。鲁迅认为父亲在子嗣问题上是“既已生之，必须育之”，不可不为，不得不为。他对“‘人’之父”[3]135提出了三项义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3]135

生与死相对，生死问题是终极的哲学问题，鲁迅小说中“呐喊”为生，“救救孩子”为生，死亦不鲜见，孔乙己、阿Q、华小栓等鲜活个体的凋零让人叹息生命之轻，反思命运之艰。鲁迅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沉默了十年，时间的沉淀磨砺了思想的刀剑，也使他将生死互见的痛苦归于情理之间。

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鲁迅父子伦理以自然状态人性善的预设为基础，提倡“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3]355父亲在幼者的生命发展上就是努力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和环境，努力改善和造就生存的新环境，使个体在身体和精神上实现向上、向善的发展与进化。鲁迅幼年时期，接受了较为开明的寿镜吾先生的启蒙教育，青少年时期入新式学堂学习，后又东渡日本接受当时更为文明先进的西方思想，这些“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生命历程成就了鲁迅成为“精神界的战士”。鲁迅为提高儿童教育质量以“发展这生命”身体力行，面对匮乏的儿童读物，他翻译和创作了系列儿童作品，译著有《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等，自创有《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等，作品中小主人公善良的天性和聪慧的个性为孩子们带来耳目一新的美好感受。鲁迅用“无我的、利他的爱”尽父亲之责，以至于当时社会上有人指责鲁迅对海婴过于“溺爱”，他在《答客诮》报之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为何不丈夫。”

（二）孩子对父亲，成己优先于成人

孩子需要父亲辅助自由成长同时展开个体自我修养，以此成就自我。当然并不是说孩子就没有成就父母的可能，实际上，孩子天性中的真善美常常也能感化父母，帮助父母成就自我，孩子对父亲而言成己甚于成人所强调的是子女拥有自我成就的权利，包括生存权、受教育权和自由发展权等，前两种权利上文已有提及，此处主要阐释“人各主己”的自由发展权。“人各主己”是指个体具有自我人格和个性，独立不依，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人格平等，中国传统儒家认为“天无二日，家无二主，尊无二上”[7],鲁迅却提出“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3]141他认为平等地重视个体价值、尊重个性是西方社会走向文明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尽管孩子常常会提出一些看起来无理、可笑甚至愚蠢的问题，父母也要尊重孩子天马行空的想像力，珍惜独立思考的可贵，学会放下身段、换位思考，对于孩子提出的要求或问题，先给予认可和回应，并努力提出恰当的答案，拒绝倾听孩子声音的做法是父母自私和愚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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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自由的精神保障，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将主观精神之“内曜”和“心声”[8]25看作是人的“本根”， “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8]25个人意志自由意味着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不受强权和他人意志的强制，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边界，内含着权利平等的要求，自由也意味着自己要承担起责任，幼者成长为独立的自由人必然历经辛苦与奋斗。意志自由有利于揭示伪道德、假仁义，甄别一切对价值的虚饰，披着忠、孝、节、义等道德外衣的伪善将无处可存。

再次是行动自主。行动自主是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自主地选择并接受选择的后果，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个人可以遵循自己的意志，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职业、朋友、敌人等并对其负责。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公开支持学生运动，与章士钊、杨荫榆进行斗争，与言论管制相抗衡，主张思想、言论的自由，公开反对所谓的“帮闲文学”与“革命文学”。鲁迅为了保持个体独立进行自由的思想和言论，拒绝加入任何党派，“他没有在体制内的固定职业，不依靠政治活动谋生，更不单靠政治活动来实现自身价值，而只是用一枝笔来表达自己争取自由的呐喊。”[9]18鲁迅一方面主张青年们自由地行动，如在婚恋问题上，提倡自由地恋爱结婚，反对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同时也主张青年为家庭、他人和国家担当。

22例不合格标本中，1～12岁组8例（13.8%）；13～60岁组4例（3.0%）；60岁以上者10例（10.3%）。1～12岁组与13～60岁组人群比较，卡方=8.070 0，P=0.004 5，差异有显著性；60岁以上组与13～60岁组人群比较，卡方=5.301 8，P=0.021 3，差异有显著性。结果见表2。

（三）成人、成己与成物的交互统一

对于人，没有能够高于真实生活的东西，对于人类，也没有什么高过人类自身命运的所在。鲁迅父子伦理的目标是建立自由、平等和有爱的新型父子关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倡父对子要施“无我的爱”，老的为少的做出牺牲的利他道德，以争取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去达至理想。鲁迅的父子伦理坚持从生命个体的现实原型出发，不断去解构以权威和主人身份出现的传统封建道德，同时也不受限于新型父子伦理的道德约束，教条地用价值信条去空想生活，而是立足于恶劣的俗世事实，去发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保留优点，只能同时保留缺点，为了保持生命个体的本体性和优先性，只能用牺牲生命的恶去反抗压迫生命的恶。威权不能凌驾于生活之上，单纯启蒙也具有无用性，鲁迅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转化期，最终认为抽象的道德理论不能脱离个体人类鲜活的生命实践和社会存在，只有通过个体人类的主观能动和客观实践活动，才能使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得到落实，这样的道德法则与伦理规范才是既“特殊的”又切合实际的律令，才具备普遍性的价值。

●诺丁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家是人的自我的延伸，家构成了个人的部分身份。幸福离家庭更近些”，[11]8家是具有私人性的共同体生活。黑格尔认为“以婚姻的法律形式组合的家庭，是一个‘人’，是一个实体，在新的人格中，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并没有消失，依然保存着‘个体性的自我意识’，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基本规定性，而爱是精神对自身同一的感受。”[12]黑格尔的家庭及其成员以爱的精神为同一性，因此成就家庭（成物）与成就个体（成人成己）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黑格尔接着论述，“子女经教育拥有独立自由的人格并有能力拥有自有财产和组建自己的家庭后，父母完成了教育子女的义务，家庭关系就解体为社会关系”[12]，在此，成物更多地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体现社会性和公共性。由个体至家庭再到社会领域，成人成己与成物根本上是个体如何在不同的领域成就广义的自我的不同的“身份”或角色的问题，公共领域的社会成员与私人领域中的个人，是“作为同一存在的不同形态，这些不同的身份或角色具有本体论上的相关性”[10]，这种相关性规定了成人成己与成物间具有交互统一性，反映在成人成己与成物的关系中就是要使成人成己有利于成物，成物反过来促进成人成己，体现出公共德性对个体品德的要求和个体品质应得到公共善的保障的辩证统一关系。

由此，鲁迅与以梁实秋、徐志摩为代表的主张文学的审美功能的“新月派”、主张革命却不敢面对现实的“革命派”展开论战，指出文学和社会革命均不能超脱现在，作为先验主体的抽象道德不具备超越个体主体的经验能力，由此个体主体相对于先验主体来说更具有构成性，赋予个体主体对先验主体的优先性，从而保障了生命本身的实体性，打击了一种自上而下强加于个体的“强权”，体现了生命实践优先于抽象道德的价值，促进了“救亡”。

2.社会环境对自我成就影响重大，理想的状况是成人成己与成物的价值趋向统一

鲁迅夫妇在孩子出生前，就已经考虑了要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他对许广平说：“午前，我就告知母亲，说八月间，我们要有小白象了。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不过，我并不愿意小白象在这房子里走来走去，这里并无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北平倘不荒芜下去，似乎还适于居住，但为小白象计，是须另选处所的”，[13]165鲁迅为了孩子在全新的环境下成长，选择留在上海，与夫人许广平一起陪伴孩子成长，并努力为海婴营造自由、平等、民主的家教环境。

成就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过程，自我的实现与意义世界的生成难以分开。无论从现实的层面看，抑或就观念的形态而言，个体的意义世界不限于基于片面的自我认同或“我”的普遍化，而是与自我的整体存在相联系、以自我的整体认同或全面认同为前提，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意义体系。在此过程中，成己成人(成就自我、他人)与成物（变革意义世界）的价值趋同则三者将实现交互统一，反之则会出现矛盾和冲突。

3.为了实现成己成人与成物的统一，需要变革社会环境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4.

三、鲁迅父子伦理中成人成己与成物思想及其价值

鲁迅父子伦理的成人成己与成物思想，是对传统父权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也是对个体及人类社会整体关系的反思和探索，其目的是要促进个性自由、个体成长、使个体摆脱迷信、权威和思想的压迫，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身份的新人，最终使国民性得到整体提众，也支持用暴力和革命摧毁旧社会的政治“救亡”，体现了立足于特殊社会背景下的现实主义思想和坚持理想价值信念的双重定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救亡”的现实意义高于一切（包括启蒙）；在价值系统的排序来看：“救亡”最终是为了“启蒙”，启蒙体现的人本主义精神具有终极的价值，体现在成人成己与成物的关系上就是实现个体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其思想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个体价值优先于社会，促进启蒙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14]13-14中国社会的传统是集体高于个人，作为“普遍”的社会是主体，作为“特殊”的个体是客体，特殊服从于普遍，主体对客体具有优先性。传统儒家文化起源于皇权统治的需要，重视“大一统”思想，封建集权治下的“愚忠、愚孝”有利于维持统治，因而片面强调人的社会性，扼杀了人性。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主客体的进化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性，一方面客体对于主体的反思精神逐步消失，国民习惯了虚伪的道德和集体无意识，国民性日益堕落；另一方面正如20世纪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W.Adorno)所言“思想因其内在的普遍化要素，总是想超越自身无法被异化的个别性”[15]246，由于“主体在反思客体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客体保持距离乃至‘吞噬’客体，却浑然忘记‘自己依然是客体’。”[15]社会因其对个体的绝对优先地位，从而加速了个体人性的沉沦，中国国民性日趋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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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认为社会是个体生活的集合，中国社会对受封建礼教压迫的集体无意识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表现，其根源在于没有重视个体独立的文化。他根据进化论理论，提出以精神进化为本质的个体进化应优先于社会进化，他批判羸弱的国民性，主张“立国必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些思想体现出对几千年中国社会与个人主客体关系的重置，极大地鼓舞着个体从社会的压制当中解放出来，所以他在小说中批判以林琴南等首的维护旧礼教和文言文的“国粹派”，以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为首的鼓吹复古主义的“学衡派”，揭露封建道德的弊端，呐喊“完全地解放”个体精神，促进了启蒙。

（二）生命实践优先于抽象道德，促进救亡

如果说成人成己指向的是个人，成物则指向个人以外的一切，家庭、社会、国家甚至包括自然世界，更多地体现出共同体或公共领域的特征，杨国荣教授对成物的定义是“广义的变革世界”。[10]家庭一般被认为是私人生活领域，内尔

参考文献：

1.宽松与自由的家庭环境有利于成就自我

他还有点虚荣心，爱打肿脸充胖子，常被人撺掇着请吃请喝。账单送到家里来，老婆暴跳如雷，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你看，气不气人？操不操心？

在鲁迅生活的时代，意义世界“以长者为本位”的价值体系与其“以幼者为本位”的父子伦理思想具有本质的冲突，造成个体与社会的二元紧张，黑暗而压抑的社会势力在巨大的张力作用下将个体成长领域挤压殆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自我。鲁迅对许广平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大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出路”。[5]20鲁迅认识到“爱”的理想与“无爱的人间”二者存在巨大鸿沟，惟有改革社会才是出路。鲁迅启迪青年知识分子，“至于诸君，是与旧的不同，是二十世纪初叶青年，如在劳动大学一方读书，一方做工，这是新的境遇；或许可以造成新的局面，但是环境还是老样子，看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8]227鲁迅借《伤逝》中的涓生觉悟到“爱立足于诚”将走入现实生活的死胡同，提出“爱立足于生命”才具有现实意义，反映出他运用实践理性作为知识来源，在成人成己与成物的核心价值出现分歧时，不去迷信教条的道德标准和缺乏社会基础的“爱”的情感，而是秉承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启示年轻人警惕黑暗的社会，学会从爱的幼稚、纯真、中国传统儿童式的“赤诚”的冲动转变到承担起“虚伪的重担”，最大可能地保全生命与社会做长期的韧性斗争，提出社会斗争的方法可以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当然先觉者始终需要保持建立一个自由和可以爱的世界的初心，在内心中坚守主体的精神追求和善恶分辨直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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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丽萍.鲁迅家庭伦理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7：131-135.

[3]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David.Hume,An.Enquiry.Concerning.the.Principles.of.Morals[M].USA.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Company，1983：15.

[5]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经典全集家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

那是2008年，我在北大平民学校第三期培训班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班委会为了锻炼同学们的综合能力，决定以“我学习、我工作、我快乐”为主题，举行一次演讲活动。

[7]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1.322.

济阳县曲堤镇白庄的宋庆亮经理是当地黄瓜种植大户，自己承包了3个大棚种植黄瓜，看着长势喜人的黄瓜，宋庆亮笑着说：“看现在的黄瓜生长状况，和去年相差无几，但是用鲁西牌液体肥的这个棚就不一样，这个棚里的苗出的比较齐，颜色也乌黑发亮，比之前用过的任何肥料效果都要好，而且鲁西液体肥省时省工，绿色环保，肥效期长，能够满足黄瓜生长周期的需要。”

[8]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28 Prognostic factors of acute cardiogenic ischemic stroke patients treated with alteplase intravenous thrombolysis

[9]郜元宝.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9):18.

本报讯10月31日，湖北宜化发布三季度报告。公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10162668917.82元，同比增加10.7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4631333.68元。

[10]杨国荣.个体之域与公共领域——以成己与成物过程为视域[J]..社会科学，2009（5）:6.

[11].[美]内尔●诺丁斯.幸福与教育..龙宝新,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3]IFTHEYREALLYWANTTOGETTHEYOUTHS’ATTENTION,THENEXTSINGLESHOULDBE“STRAIGHT OUTTA BEIJING”（ibid.）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3]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陈崧.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5]T.W.Adorno..Adorno[M].Germany.Frankfurt.:Suhrkamp,1998：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