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唐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追杀黄巢回军过汴之机，意欲在汴梁上源驿刺杀李克用。事件的结果是李克用没有被杀，朱李双方自此结怨，彼此攻伐近20年，双方的争斗也成为当时北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上源驿事件的相关记载多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等宋人著作当中，《旧唐书》与《册府元龟》等也有涉及，但均记载简略，且关涉事件的重要信息寥寥。明清士人对此事件的记述多遵循宋人，偶有补充和论述，但大多是详述上源驿事件之后双方的反应，也有褒扬李克用发妻刘氏临危不乱，保全军队的相关记载①。今人对此次事件的关注延续了宋元明清的传统，更多地关注此次事件的政治影响②，而对于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引发此次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相关记载丛杂，有必要深入分析。

上源驿事件需要进一步明晰的问题至少还包括3个方面：第一，朱温刺杀李克用的动机和原因；第二，上源驿事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三，各方对此事件的事后反应，分述之。

一、上源驿事件的背景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简单记录了朱温刺杀李克用的过程，但对事件的原因和动机几乎没有涉及，上源驿事件的发生更像是一起毫无征兆的刺杀事件。而在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中，则对此事件的动机作了简要交代：李克用乘醉使气，言语上对朱温多有侮谩，朱温气不过动了杀机。薛居正还交代一句“汴帅素忌武皇”[1]389，将朱温刺杀李克用的深层次原因表露出来。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藩镇林立，军政大事决于藩内，中央干涉不得，也没有能力干涉。节度使的废立与继承取决于藩镇内部，典型代表为河朔三镇，父死子继或将帅拥立，完全不受中央控制。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对唐庭使臣说：“为我语天子，旌节吾自有，但要长安本色耳，何屡求而不得耶”[2]476，即唐朝中央只需点头承认其合法地位即可，藩镇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爆发。这场持续10年之久，祸延大唐半壁江山的变乱是导致大唐帝国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之后，大唐境内的各个割据藩镇在为唐王朝奋力绞杀黄巢起义军的同时也在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而黄巢起义军内部一些将领感到起义军已是穷途末路，纷纷投降唐朝政府，通过战功获得唐政府的封赏，朱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朱温先是加入黄巢起义军受到黄巢的赏识，于“中和元年二月，为东南面行营先锋史”[1]3。是年九月，朱温败于王重荣，他感到黄巢起义军将败，遂与左右将校降于王重荣。朱温获唐僖宗降书抚慰，获得“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赐名全忠”[1]3等殊荣。朱温投降朝廷后身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先前的草寇和叛匪摇身一变成为官军和朝廷命官，扩充自己实力与笼络人心就变得顺理成章，此举对其霸业的开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转年，朱温被唐中央政府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更是如虎添翼，拥有了建立后梁的实力基础和势力范围。

李克用大难不死从上源驿逃回，身边只有薛志勤和李嗣源两个人，极其狼狈。监军陈景思、大将史敬思及亲兵300余人一并遇害。先是，上源驿劫难后有侥幸逃回的军士以上源驿之变报李克用发妻刘氏，刘氏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了果断而又睿智的作风：“刘氏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3]8307李克用逃回汴梁城外大营，“与刘夫人相向恸哭，诘旦，欲勒军攻汴”[1]389，被足智多谋的刘氏及时制止。刘氏劝说：“公比为国讨贼，救东诸侯之急，今汴人不道，乃谋害公，自当诉之朝廷。若擅举兵相攻，则天下孰能辩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辞矣。”[3]8307李克用率5万大军从太原而来，一路追杀黄巢，粮草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刘氏分析不能攻打汴梁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上源驿事件不明不白，还说不清孰是孰非；第二个原因是考虑到5万大军需要的粮草不在少数，而李克用大军又在人生地不熟的汴梁附近，如果真打起来，形势对李克用是极为不利的。李克用同意了刘氏的建议，即刻返回太原，只是“移书责全忠”[3]8307。朱温则复书曰：“前夕之变，仆不知之，朝廷自遣使者与杨彦洪为谋，彦洪既伏其辜，惟公谅察。”[3]8307而杨彦洪早已在上源驿事件的当晚被朱温一箭射死。不管朱温是有意还是无意，杨彦洪已死，到底是朝廷遣使与杨彦洪谋杀李克用还是朱温与杨彦洪密谋劫杀李克用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不过对于朱温来说，杨彦洪无论如何都得死，从氏叔琮和朱友恭的遭遇来看，杨彦洪的死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中和三年(883年)正月，各路勤王大军进抵京畿，但畏于起义军实力强大不敢接战。李克用首先率军与起义军大战，斩杀甚众，黄巢败走，李克用威名远扬。同年七月，唐天子授李克用河东节度使，从此，李克用也有了与诸路节度使争雄的根据地。

二、上源驿事件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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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材料来看，上源驿事件是朱温想要除掉李克用这个潜在对手，但苦于没有一个缘由让他下定决心。因此，借口李克用恃功傲慢，言语轻蔑痛下杀手。但弄巧成拙，潜在对手李克用没有被杀死，双方却因此结怨几十年。李克用仅率300人，以救命恩人自居去赴鸿门宴，无异于羊入虎口。醉酒使气，言语上冲撞朱温无异于让朱温有了痛下杀手的心理安慰。司马光只注意到李克用“乘酒使气”，而没有注意到朱温之所以能够从社会底层的无赖成长为藩镇节度使，正是因其一贯采取阴险毒辣的政治手腕处理问题或者直接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见风使舵，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根本没有道义可言。

“我不知道他结婚了，被打出门也住过院，中途他们没来看过一次。”王燕茹表示，举报时很决绝。她在检举信中提到，黄道龙父子拥有来历不明的房产、珠宝、书画、成套的红木安居、豪华轿车及大量银行卡和现金，资产高达几千万。

80年代后，信奉印度教的新中产阶级也成为素食市场的主力。一方面，这些新中产阶级受惠于经济增长、工商业与城镇化，赞成并支持发展主义；另一方面，新中产阶级在道德上又是相对保守的，由于食素与社会地位高低的关联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新中产阶级往往会维护和坚持食素以彰显自身的社会地位。

天复年间，由于后梁长期的军事高压，李克用有意与朱温修好，于是让李袭吉修书一封以示友好。当朱温读到“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1]930，“忿其书辞蹇傲，决欲攻之”[3]8549。李袭吉所言已经很是委婉，但朱温还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也许是做贼心虚吧！朱温晚年之时犹忌“太原余孽”，“其智不小”[3]8757，而自己的子侄辈中竟没有一个可以与太原相抗衡的。尤其当朱温在看到李存勖之后，更是发出感叹，“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3]8695，朱温在春秋已高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会给子孙带来什么后果。李克用在临去世前交给其子李存勖3支箭，其中一支箭的寓意就是要他灭掉后梁。上源驿事件对李克用的打击让此种深仇大恨一直延续到子孙。最后，李存勖完成李克用遗志，将后梁灭掉。

司马光在《考异》中分析到：“全忠是时兵力尚微，天下所与为敌者非特患克用一人。而借使杀之不能并其军，夺其地也。盖克用恃功语或轻慢，全忠出于一时之忿耳。”[3]8307这样分析似有不足。《旧唐书》载：光启元年(885年)，“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立据邢、洺，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宣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4]123。可以看出，与朱温同时代的割据势力大有人在。如果说这些都是潜在对手的话，那么朱温的处境未免太糟糕了。但是从地缘上来说，李昌符、高骈和李克用距离太远，朱温有野心称霸天下也不会首先攻击他们。地缘上和朱温较近的有秦宗权、朱瑄和孟方立。黄巢败亡后，秦宗权接过黄巢造反的大旗，继续与唐朝对抗，成为众矢之的。孟方立在以后的时间里长期承受着李克用的军事压力。高骈在光启三年(887年)被部将杀死，紧接着朝廷让朱温兼领淮南。真正从缓急角度上对朱温构成威胁的只有秦宗权。并且，和秦宗权战斗还可以捞取很多政治资本，其他与朱温接壤的割据势力中没有一个拥有足以吞并他的实力。从这种情况来看，朱温刺杀李克用也存在一定的预见性，即在目前各个割据势力还都没有公开决裂，仍旧共同对付秦宗权的局面下，有这种失不再来的绝好机会，朱温考虑冒险杀掉一个强劲的潜在对手就可以理解了。

中和四年(884年)正月，周岌、时溥和朱温等唐朝大将抵挡不住黄巢起义军的攻势，纷纷向李克用求救。二月，李克用率蕃军和汉军5万出天井关救援，但河阳节度使诸葛爽“以河桥不完，屯兵万善以拒之”[3]8301。李克用不得不“还兵自陕、河中渡河而东”[3]8302，支援受起义军攻击的诸位节度使。紧接着，李克用汇合时溥和朱温的军队大败黄巢手下大将尚让于太康，陈州之围遂解。此时，李克用因军功卓著而名声大噪，得意一时。五月，战事发展开始对朱温不利，“朱全忠闻黄巢将至，引军还大梁”[3]8304。黄巢率军攻击朱温，对朱温造成极大威胁。尽管朱温手下的将领击溃了尚让的大军，但是大梁的危机形势依旧没有改观，朱温急忙“复告急于李克用”[3]8304。五月丙寅日，李克用从许州出发，2天后“追及黄巢于中牟北王满渡”[3]8305，趁起义军渡河之际发起攻击，斩杀万余人，黄巢手下将领或死或降，黄巢本人渡汴河向北逃窜。已巳日，李克用穷追黄巢不舍至封丘，大败起义军。庚午日，黄巢带领千余人狼狈逃入山东境内。1天以后，李克用追击黄巢至冤句，已经人困马乏，粮食不济，并且高强度的行军作战对李克用手下的士兵提出了严峻挑战，跟上队伍的仅数百人而已。李克用无奈只得回军汴梁，补充给养再作追击。在这6天时间里，李克用一直对黄巢构成致命威胁，使其不能安全地进行战略转移，最终黄巢兵败狼虎谷被其外甥杀死。大唐王朝得以苟延残喘20余年，李克用功不可没。

朱温早年落草为寇，眼看起义军大势已去立刻投降了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事王重荣为舅”[2]523。但是，王重荣死后，他的儿子们相互倾轧，各自寻找外援。其中王重荣之子王珂曾经投靠晋，并娶了晋女。朱温到河中后假惺惺地“先之城东，哭于重荣之墓”，王珂归顺后朱温又“以珂晋婿也，疑其二心……使人杀之”[2]523。王师范曾经投降过朱温，但不满其祸国弄权，便暗中交结杨行密。天复三年(903年)，王师范复降于朱温。朱温篡唐建梁后封赏子嗣，安王朱友宁(因王师范之故阵亡)的妻子对朱温哭泣：“妾夫独不幸，因王师范叛逆，死于战场。今仇雠犹在，妾诚痛之。”[3]8301朱温恍然大悟：“朕几忘此贼”[3]8301，于是派人前去洛阳将王师范一家200余口全部杀死，可见朱温心狠手辣。朱温的狡诈多端在敬翔身上也能窥见一斑，“温狡谲多谋，人不测其际。唯翔视彼举措，即揣之其心”[1]283。朱温很看重敬翔，“恨得翔之晚，故军谋政术，一以咨之”[1]283。朱温在讨伐秦宗权时对朱瑄施以兄长之礼，蔡州平定后其深感自己身处四通之地，兵力有限，急于扩大生存空间，于是转而诬陷朱瑄在双方边境上悬金引诱自己的兵士，向昔日的盟友发难，最终打败朱瑄，兼并其地。朱温如此反复，狡诈无常，劫杀李克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源驿事件是朱温觊觎唐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个初始事件，但这个初始事件却给了朱温极大的信心，并催生了其更大的野心。天祐元年(904年)春，朱温上表请唐昭宗迁都洛阳，一步步密谋控制昭宗，他先是杀掉昭宗身边近侍200多人，然后逼迫昭宗及文武百官东行洛阳。此举令东行文武百官怨声载道：“贼陈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3]8626昭宗也无奈痛哭：“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3]8627紧接着，由于李茂贞、杨崇本和李克用与刘仁恭等“移檄往来，皆以兴复为辞”[3]8635，朱温又因为“以帝有英气，恐变生于中”，所以“欲立幼君，易谋禅代”[3]8635。八月，朱温派遣氏叔琮和朱友恭弑杀昭宗于大内。冬十月，朱温听闻昭宗遇弑，“阳惊，号哭自投于地，曰：‘奴辈负我，令我受恶名于万代’”[3]8637。不久，朱温以军政不理为借口赐氏叔琮和朱友恭自尽，两位昔日朱温手下的战将死不瞑目。氏叔琮大呼：“卖我性命，以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1]295朱友恭也大呼：“行事如此，望有后乎？”[3]8637朱友恭的话可谓歹毒无已。可见，在朱温的心中，这两位大将只不过是他篡唐自立道路上的棋子而已，其深谙“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5]的道理。朱温篡唐为天下人诟病，“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2]24。

三、上源驿事件后各方的反应和态度

与朱温落草为寇又受重用不同，李克用本为沙陀人，其祖先曾经为唐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李氏也得以在唐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逐渐显贵。至唐咸通年间，李克用之父已经官拜“金吾上将军”，并“赐姓李氏，名国昌”[1]382。李克用从十几岁起便随军出征，“摧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1]383，早期的从军经历为李克用以后的戎马生涯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攻势猛烈并渡过江淮，唐政府军渐渐不支。危急之时，唐天子急命李克用为大同军节度使。然而，李克用在迎接其父回云州时却被云州守将拒于门外，李克用一怒之下掳掠了蔚朔之地3 000余口。朝廷下诏进讨李克用，李克用父子一时无计只得逃入鞑靼部。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起义军进攻潼关，李克用父子嗅到了重返关中的时机。中和元年(881年)二月，适逢李克用族父李友金还军3万于代北以避起义军锋芒，但李友金不能有效控制这支军队，便将这支军队交由李克用父子管理。八月，李克用从鞑靼部归来并带来了2万人马，此时李克用才真正具有了参与平定叛乱并角逐天下的实力。

李克用回到太原之后，争讼于唐天子，“朝廷大恐”[1]389，但“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2]5，以军功封李克用为陇西郡王以示安抚。李克用前后争表8次之多，表示朝廷如果不加兵于汴，自己可以带本路兵马讨伐朱温。朱温则贿赂当朝宰相张濬：“濬为汴请伐河东”，之后“天子不得已，许之”[2]5。李克用被朱温趁夜劫杀，差点丢掉性命，大难不死得以逃回太原，朝廷非但没有主持公道，反而下诏征剿，李克用对朱温的仇恨不言自明。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温对待上源驿事件志得意满的态度和操控天子玩弄政治手腕的阴险歹毒。此后，“自是全忠、克用有寻戈之怨”[4]715，两人彼此攻伐20余年。

出乎意料的是，事情却没有向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双方最终刀兵相见，一方要赶尽杀绝除之而后快，一方作拼死抵抗困兽犹斗。朱温“发兵围而攻之，呼声动地。克用醉，不之闻；亲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余人格斗，侍者郭景铢灭烛，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难，克用始张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数十。须臾，烟火四合，会大雨震电，天地晦暝，志勤扶克用帅左右数人，逾垣突围，乘电光而行，汴人扼桥，力战得度，史敬思为后拒，战死。克用登尉氏门，缒城得出，监军陈景思等三百余人，皆为汴人所杀”[3]8306。李克用狼狈而回，身边只剩李嗣源和薛志勤两人。这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看似偶然，却有因可寻。《旧五代史》载：“武皇酒酣，戏诸侍妓，与汴帅握手，叙破贼事以为乐。汴帅素忌武皇，乃与其将杨彦洪密谋窃发。”[1]389《资治通鉴》则载：“克用乘酒使气，语颇侵之，全忠不平……宣武将杨彦洪与全忠谋……发兵围驿而攻之。”[3]8306《资治通鉴》的记载没有涉及朱温对李克用的内心想法。《旧五代史》则从朱温的角度来看：“克用乘醉任气，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围而攻之”[1]5，但也没有提朱温内心对李克用的真实想法。不管从朱温还是李克用的角度，《新五代史》都没有说明朱温趁夜劫杀李克用的具体动机，但“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驿，夜以兵攻之”[2]5，欧阳修也承认是朱温动手在先。出于你死我活的对敌争霸需要，朱温动用各种资源对李克用实行政治孤立和军事打压，想对其斩尽杀绝。

上源驿事件类似于楚汉争霸时期项羽为刘邦设的鸿门宴，但结果是李克用没有被朱温杀死，从此，双方结下深仇大恨，梁晋彼此攻伐十数年，直到后唐灭掉后梁。朱温狡猾多诈，起于社会底层无赖，发展于农民起义军，壮大于投降唐朝以后。在朱温一步步向权利上层奋斗的过程中，其野心也一步步变大，直至篡唐建立后梁。上源驿事件只是朱温日后反复无常、见风使舵、冷酷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个开始。上源驿事件中，朱温果断决定劫杀李克用，以便为日后争霸天下除掉潜在对手，而后又射死杨彦洪，致使整个事件死无对证，其诡于心计可见一斑。毛泽东曾评价他“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6]，此句一语中的，最能概括上源驿事件中的朱温。

李克用作为唐王朝的功臣受到各方节度使的推崇，同时，也在关键时刻救过朱温。他回到汴梁之初，在城外扎营还是比较谨慎的，但朱温“固请入城，馆于上源驿”[3]8306，朱温“置酒、声乐，馔具皆精丰，礼貌甚恭”[3]8306，以高规格接待李克用，并对李克用表示了极大尊重。

关于李克用进汴梁城这件事，薛史和欧史的记载大致相同：“驻军于北郊，王邀克用置酒上源驿，夜以兵攻之。”[2]5“梁王邀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驿，夜半以兵攻之。”[2]167可以概括为朱温邀请李克用入城赴宴，然后以兵攻之。司马光也同意这种说法，并且用了“固请”这个词来修饰朱温的心情，朱温的这种做法为刺杀行动埋下伏笔。《资治通鉴考异》中对李克用入城这件事作了考证和分析。按《梁太祖编遗录》记载，李克用是自己坚持入城的，而后在宴会上对朱温进行言语侮辱，朱温碍于李克用手下蕃将环伺周围，不好发作，准备在宴会结束后密谋杀掉李克用。《遗录》站在朱温的立场上说：“上终不释憾。”[3]8307将朱温的形象塑造成了受害者，但是《考异》指出，“此乃敬翔饰非，今不取”[3]8307。司马光在《考异》中还节录了《梁太祖实录》中的一段话：“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驻军近郊，朱全忠请馆于上源驿，乃以腹心三百余自卫。全忠以克用兵从简少，大军在远，谋害之。”[3]8307司马光没有对这一段文字加以评述，也没有采用李克用自己突骑入城的说法。宋人之后的记述多遵循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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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清人士的著作中关于上源驿事件的记载多与宋人相同。如清代严衍《资治通鉴补》卷二五五载朱温刺杀李克用与薛史欧史类同。参见《资治通鉴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综上所述，该试验结果显示，生菜中的极品红油麦、菠菜中的香港速生大叶菠菜、青菜中的东方2号为耐热和耐湿的品种。但该试验仅限于从生理指标及其他表观指标证明耐热耐湿性状，其机理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庚武教授从政权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上源驿事件对北方中国的影响。王先生认为“朱温的诡诈行径，不仅因其作为波及两代、持续40年斗争的开端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还对北方皇权造成了直接后果”，这场争吵的直接后果是朱李两人的分裂客观上促使了秦宗权的叛乱做大做强，间接影响是“如果说有一个单独的事件破灭了唐王朝之中兴希望的话，那么，正是这场争端，将唐庭重新夺取控制权的第一步努力消解殆尽。”参见《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利结构》，中西书局，2014年4月出版，第20页。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也基本持此观点，认为“朱李的矛盾和斗争是唐末北方政局的核心。”参见《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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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 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2095.

[6] 毛泽东.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