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或文艺家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功用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自古以来，中国的“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诗必需要合时宜，不合要求的诗人应该被逐出理想国”等等，都是持文学应服务于政治的观点，后世对此观点的发扬在俄苏时期文艺界达到顶峰。但是另一方面，康德、叔本华、黑格尔一脉主张的“文学具有超功利的审美作用”，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向内转的潮流及形式主义的发扬，现在已基本深入人心。这两种倾向此消彼长，各执一词。时至今日，在国内文艺界动辄以西方为样板，且已基本达成共识，要把文艺从政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让它独立闪烁自己美的光辉的时候，西方文艺却又高调与政治联姻。第七届柏林双年展才刚宣布“艺术是抵抗的行动”，要“让艺术蒙上政治批判色彩”，不久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却又因为他的政治身份而备受国人质疑。2010年获诺奖的略萨极力推崇萨特的主张“文学应该具有政治意义”，两年之后获奖的莫言又希望大家“多关心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教人打架的政治”。

但是，即便文学可以仅仅表现个体自我的喜怒哀乐，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文学家却无论如何无法离开政治。只要他还要呼吸，还需要生活在人的社会中，他就不得不受到政治的影响。虽然他可以选择在或不在作品中表现政治，在或不在实际事务中参与政治，但他永远无法逃避政治这个话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永远存在两条路径的较量。那么诗人(艺术家)及其作品又到底该如何面对政治？本文讨论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士籍德语作家赫尔曼·黑塞(1877—1962)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希望从这个角度来深入理解和重新认识黑塞及其文学创作特点，并以此来回应“文艺与政治”关系这一永恒话题。

从13岁时起就坚持自己“要么成为诗人，要么什么都不是”的黑塞，经历了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德国政权体制的频繁更替等等历史大事件。但他一贯采取“不参与政治”的立场，多次宣称自己是“非政治性”的作家，拒不参与任何党派和政治活动；他的文学创作也置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大事于不顾，只专注于个体内心的精神生活，因而被批评为“只蜷缩在个人内心世界”的作家。然而，每一次时局动荡的时期，在青年们中间就会掀起一次黑塞阅读热潮，如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美国越南战争期间等等。黑塞的作品“回避”政治，却恰恰在政治敏感时期受到欢迎。那么形成黑塞的政治立场与其创作风格的原因有哪些，二者又有何关系？对此国内学界似乎没有予以过多关注，即使提到也只是局限于从作家本身的个性及世界观等方面来讨论①。

实际上，黑塞虽然在其文学创作中似乎完全不涉及政治，远离现实社会，但他并非是对现实漠不关心的作家。“黑塞有生之年总是激动地强调自己的‘非政治性’，但是他的同时代人中仅有极少数人具有如此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见解。”[1]且不说他在一战期间参与战俘救助工作，为战俘筹集书籍报纸，并亲自编辑出版专供战俘的刊物，他的大量时评杂文也显示出他对国际时政大事动向了如指掌，同时还密切关注德国和欧洲的出路和未来，就只从黑塞的《政论文集》中关于文艺的论述部分，也可看出他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套目前尚无中文译本、由黑塞研究专家福尔克·米歇尔斯(Volker Michels)从作家的信件、日记、书评及报刊时评杂文中整理出来的两卷本《黑塞政论文集》，比较详尽而全面的收录了“无关政治”的作家黑塞关于政治的讨论，其中涉及作家很多论诗人的特性、诗人的责任、诗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文字。这些论述帮助我们理解诗人、小说家黑塞为何在文学创作中不涉及现实政治，又写了大量时政杂文；为何关注时政，参与战俘救助工作，又远离政党和政治。研究黑塞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论述，对于理解他的政治立场选择、他的创作思想，并深入理解他的作品有着重要的意义。

where Rg was the resistance associated with the gate metallization.

幼儿园信息化教学中呈现一些不足之处，如：幼儿教师目标意识不明确、信息化教学理念陈旧、高水平操作技能欠缺、媒体选择不合理等现象，信息技术不能直接将声、色、味、触等多种刺激作用于幼儿的感官，有感官刺激的局限性，而且单纯的“人机”交互弱化了“人人”交流的作用，不利于幼儿社会化。

1 诗人的特性

既然诗人不同于政治家，无论天赋也好还是生存法则也好都迥然不同，所以黑塞是绝对反对诗人参与政治和战争的。同时，因为诗人不是导师，也不可以在作品中为某个党派、某种政治目标唱赞歌。黑塞把那些为政治服务的诗人称作被“政治化”了的诗人，在他看来，他们已经失却了诗人的本质，已经不再是真正的诗人了。

黑塞在给战俘选择书籍时很重视两点，一是安慰他们的精神困苦，一是面向未来，对他们的精神重建发挥作用。在回答读者关于如何读书的信中，他也常建议他们选择读物时要考虑两点，第一是要关注内心，第二是要考虑到民族的将来②。黑塞说，诗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要做的事(也是他们神圣的职责)是超越现实的、永恒的。他的任务是“种下未来的幼苗”。

综合黑塞在不同场合关于诗人特性的说法，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诗人有自己独特的天赋。黑塞认为诗人天赋敏感，能够敏锐地感应或预感到灾难或新事物的发生，同时诗人的天性和责任感使他不由得要把所感受到的东西说出来，他也常因此受到磨难和痛苦。他说，诗人是“人体内的某种神经，或者一种对极轻柔的呼声和需要都会有反应的器官，一种唤醒、警告、提醒注意的器官”。[4]1917年1月黑塞在一封信中把艺术家比作人类的探测器、站在人类前哨的值岗者，他们首先嗅到将要到来的新事物，并把它说出来，即使没有人会相信，即使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能否实现它。黑塞认为，诗人不仅是警告者、地震仪，同时还是“受难者”。恰如中国浪漫诗人徐志摩所说，诗人就是那只天教唱歌的鸟，不唱到口吐鲜血不住口。

从马克思历史哲学视野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形式阐发的全球化思想，其内在逻辑理路主要体现为三个有机统一的层面:

第三，艺术家尊重自我的法则，看重自我良心。1917年12月，黑塞专门写了一篇《论固执》的文章(该文1918年以辛克莱的名义发表在苏黎世《瑞士》报上)，把“固执”称做一种美德，因为固执的人是反对外在权威，坚持按照自己内心的法则和自然法则来生活的人，诗人、艺术家就是具有这种美德的人。所以真正的诗人、艺术家不会盲目顺从外在压迫，追随外在风潮，而是按照自我的良知生活。“不管诗人的任务是什么，只有当他不出卖自己，不被人利用时，当他宁愿受苦、宁愿死也不愿违背内心的召唤时，他才有价值，也才值得人重视”，“真正的诗人不会为了高官厚禄而出卖自己的灵魂，他宁愿被杀戮也不愿被利用，他渴望独立自主，一旦发现被威胁被强迫，不能只按照自己的良心工作，他宁愿马上停止工作——从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诗人”。[6]1932年他在信中写道：我所做的就是“个人及其良心”。也正因为此，诗人注定是与众不同的、孤独的个体。诗人的目标也是实现自己的个体性，而不是从众。黑塞认为，诗人与普通人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他比后者具有强烈得多的个(体)性。[7]

按照黑塞对诗人特性的阐述，诗人是世界苦难的反映者而不是改造者，诗人尊重自己的内心、超越物质世界，只关注人的灵魂。因此，他不可以为现实世界所利用，不可为直接的目的所利用，简言之，诗人就是一个审美的无功利的主体。黑塞的诗人论与浪漫派的文艺观有很深的精神渊源，但他并不完全承袭浪漫派的看法，而是有所反拨。熟悉浪漫派的人都知道雪莱曾把诗人称作“立法者”和“导师”。黑塞却非常反对这种说法，他尤其反感“导师”一说。一战爆发之后，一些有良知的年轻人陷入迷惘中，他们写信给黑塞，说他的小说中人物所受的痛苦正是自己的痛苦，希望作家能为他们指明出路。黑塞却说：我不是导师，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们，每个人的路只有自己去体验去经历。甚至虔诚的传教士都不能教你们如何去做，你们只能学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帮助[8]。在《查拉图斯特拉的回归》一文中，黑塞对这一点更是反复强调。他假托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对前来向他寻求教导的年轻人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士兵，不是国王也不是将军，只是查拉图斯特拉而已……从我这里，你们学不到如何统治民众，如何从失败中解脱，我不知如何教你们指挥军队，安抚饿殍……你们只能学习如何成为自己。”[9]在黑塞看来，年轻人不可以信赖外在的导师、领袖，诗人也不是导师，无法为民众提供明确的道路。所以黑塞的作品永远只是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展示他的灵魂的苦痛和一个人孤独成长的艰苦历程，他的种种尝试，但作家从来不指明具体可靠的出路，只提供各种尝试的可能。

2 关于诗人的“政治化”

跟浪漫派关于诗人的看法一样，黑塞也认为诗人②(艺术家)是与普通人和政治家都不相同的一类人。在《致一位共产党人》的公开信中，黑塞写道：“相对于部长、工程师、群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来说，诗人既不会比他们高人一等，也不会比他们逊色”[2]，只是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有各自的作用和价值。就像斧头是用来砍柴的，而钟表是用来看时间的，用它来砍柴的话，就会用坏。1948年在回复布罗德请求自己出面保护卡夫卡遗稿的信中，黑塞再次谈到二者的区别：前者“有头脑有心灵，能以同胞之心理解一切自然和有机之物”；而政治家们的权势不是以头脑和心灵为基础，是以“群众为基础”，他们依赖的是数字，是量，这些恰好是艺术家们不允许用的。政治家有政治家的游戏规则，也有他们的难堪和自我保护，艺术家也是有游戏规则的，但是他们的规则并非游戏，而是“真正的戒律、是律法，是神性而永恒的东西。我们献身于保护它，任何妥协都会危害它”。[3]诗人们考虑的是人性、精神、灵魂、心灵，而政治家更多考虑的是市民、法则、市场以及诸如此类的“现实”。

两位女生进去了，还不到五分钟便一个个垂头丧气，耷拉着脸出来了。前面二个男生也进去了，一个垂着头出来了，一个趾高气扬地出来，望了望还在等着的殷明，露出一种蔑视的笑，走了。殷明看着他的这副表情，不禁紧张起来。轮到他了！

对于这个由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伦·退特在《现代世界的文人》一文中提出的问题，黑塞当年也作出过类似的思考。跟退特一样，他也认为诗人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地传达自己诗人的体验。但是黑塞并不把责任或使命局限于自身，他认为诗人有更高的使命，诗人要对灵魂负责，尤其是要对人类的未来负责。因为诗人的天赋使他们重视人的灵魂，关注人性，关注精神事务，预感未来。因此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在困苦的时代安慰个体的灵魂，在道德崩溃精神失落的时代着眼未来，重建人类的精神。

对灵魂的关注和抚慰，同时考虑到未来，这就是黑塞在战争期间首要关注的事情。他说：“我作为诗人，能够做的就是努力使一小群理解我、也能够受到我影响的人，在这个已变为金钱和战争机构的世界上，让生命保有灵魂，或至少维持住对灵魂的向往。在大炮和扩音机的响声中吹起我们的笛子，明知我们所为无望而可笑，这应该就是我们表现勇敢的形式。”[13](战争期间)艺术家们的任务应该是“保持住一些和平，架起桥梁、寻找道路，而不是跟着去打(用笔)而使得欧洲未来的基础受到更多的震撼”。[14]1919年6月19日黑塞在写给Emil Molt的信中写道：“我的任务在于精神方面，而非实践，更不是政治。我越来越多地在时局与我早在战争之前就进行的关于欧洲思想和欧洲没落的思考之间看到关联。我的思考探究着这一轨迹……无论如何，我再次确信我的任务和方向，并且知道，我走在为我自己确定的道路上。”[15]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明确看出黑塞的态度和立场。他坚决反对诗人参与战争事务，他说，可以允许士兵们仇恨、激情、粗鲁，但坐在家中的文学家们不可以这么做。他不赞成诗人们走上战场，这些是士兵们的事，他们有义务和责任这么做，他们要忠于其职业。他也不赞同诗人们为战争欢呼，不赞成诗人参加游行、演讲、宣传，这些应该是政治家的事。同时诗人也不可以参与党派，为某个具体的党派服务，这样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思考；诗人更不应该幻想从战争中捞到什么好处。1936年黑塞在写给托马斯·曼的信中说：“我跟以前一样，并不认为人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的人性都必须具有政治性，我会至死捍卫自己不被政治化。一定得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装备武器，有被任何人打死的可能性。”[12]

应该明确的是，黑塞虽然号称是非政治的作家，但他并不否定政治本身的存在。如前所述，他认为政治也是必须的，就像人性是必须的一样，但是政治与人性是相对的，尤其是战争中的政治，这是制造战争、杀戮、死亡和精神堕落的政治。基于这个立场，他反对诗人直接为党派摇旗呐喊，反对游行和鼓吹战争的演讲，反对诗人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因为诗人有自己的影响力，他们的立场和态度会对读者(尤其是年轻人)产生影响，制约他们自身的判断。因此，他的作品中并不以现实的政治事件为刻画对象，更不做当下政治的吹鼓手。正因为黑塞认为诗人被政治化后会违背自己的良心，远离诗的本性，所以这可以看做理解黑塞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纯粹的诗人拒绝政治的重要注脚。

3 诗人对谁负责

1914年12月，黑塞创作诗歌《一个艺术家写给战争者的信》，表达了他拒绝战争的立场。诗歌见报立即引起很多批评和反驳。1915年2月，《新普鲁士报》发表题为《战争者写给艺术家》的文章，批评黑塞在这首诗里把艺术家在和平期间的工作与战争进行比较，把诗人的内心生活比作战争是很轻率的行为。文章宣称，诗人承担兵役是德国的骄傲。文章的论调正是黑塞所担忧和激烈反对的。针对当时诗人应编辑和批评者要求，撰写颂扬战争的文章的现象，黑塞在《来自伯尔尼的问候》一文中呼吁，真正的诗人此时更应意识到自己的任务多么重要；诗人们这个时候应该保持冷静，不能够被“政治化”。因为“突然政治化”了的诗人不会对公众事务起到什么帮助，诗人的政治化没有任何意义。诗人们不应该爱公众，而是应该爱人类；他不应该出于“对祖国的爱”而成为新闻工作者或者党派人士，也不该成为“战争供应商”。1918年8月20日，在《幻想》一文中黑塞再次谈到诗人的政治化问题。他认为，“政治化”了的诗人就不再是诗人，而是成了新闻工作者、赚钱的人、狡黠的演说家。诗人一旦追随了“全民战争”的潮流，被战争支配，那么他就远离了诗。

现代服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与艺术价值创新应用的路径，首先应该考虑到将整体设计思维当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因为任何的设计理念最终都要涉及落地实施，而设计理念本身最终落地服务的对象是用户，从当前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现状上来看，服装产业在发展的进程当中更多的是服务于中国本土的消费者，而中国本土消费者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审美一区都更加倾向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亲近和喜爱，这就意味着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应该从宏观上借鉴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结合，有一个宏观的整体的把握，这样才能够设计出适应市场需求的作品。

1917至1918年间，黑塞多次发文对当下的文化现象进行批评。他痛心疾首地说，战争中的文学创作和精神智慧堕落低下，因为诗人们都参与战争事务去了，他们也不再是诗人，而还有一些真正的诗人都保持沉默，所以现在的文化不能创造出一个好的国家。因此作为人类未来的精神根基，诗人和艺术家更应该明确自己的使命。

黑塞是坚决反对诗人参与党派的，他甚至也反对所有年轻人参与党派，因为加入党派就意味着要服从这个党派的政治纲领，失去自由，甚至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杀人。“人性与政治从根本上总是互相排斥的。……政治要求党派，人性禁止党派。”[10]诗人的本质使他要服务于人性，因此，他不可能同时又服务于党派。这使我们想起歌德的一段话：“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偏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11]

3.3.1 划分安全域。为满足不同应用系统对网络接入的不同安全隔离要求，根据业务系统的不同安全等级，对资源池内的资源划分安全域分区，将一个资源池划分为不同的子集合，安全域分区不跨数据中心部署。

第二，诗人重精神、轻物质。在诗人的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灵魂，是心灵的事物。因为他不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物质的损失对他来说不是损失，他“不是为了金钱、权力或享乐而活在这个世上，而是为了上帝，为了神圣”；诗人的愿望并不是得到现实世界的承认，他“不是活在技术和钱袋的王国，而是活在‘灵魂’的王国”。[5]对这个现实世界来说，诗人是局外人。

在黑塞那里，对人类未来的关注并不是遥远虚幻的理论，而是与国家、民族相连。1918年1月，黑塞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艺术家对于国家的意义。他说，现在被战争抛出理性生活的人(艺术家、知识分子、理性的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意义非常重大。任何时候，一个国家都不能缺少艺术家和诗人。任何一个社会，即使能达到完美的程度，没有饥饿困苦，它仍然需要懂得灵魂的人，需要艺术家的安慰。在革命阶段，人们先想到的是解决温饱。这个问题一解决，“人类的新房子里很快就又会产生不满，对饥饿的恐惧一消除，憧憬未来的群众就显示出他们也有灵魂，灵魂会培养出自己的饥饿和需要、本能和强制力”。[16]政府和国家关心的是爱国、战争等世俗事物，尤其是战争期间，它们有很多事情要做。虽然艺术家不适合上前线、不适合战争，但并不意味他对这个国家没有用。战争过后，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他，人类的未来也需要他。艺术家重在精神建设，国家的未来、人类的未来需要精神，需要灵魂。

黑塞甚至还认为艺术会对政治家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在《给一个国务卿》的文中写到，国务卿热衷战争，是因为他“太少听音乐，太少读圣经和伟大诗人的作品”，“我真的希望，您在这些(艰难的)日子中听听高尚的音乐，……读读耶稣的譬喻，歌德的一个诗行，老子的一个格言”。[17]黑塞认为，如果国务卿能做到这些，他就不仅会找到内心的自由，同时还会突然打开他的眼睛和耳朵，看到地球因战争所受的创伤，看到战争的残酷，看到杀戮带来的惨痛，会重新检视他之前追求的理想和战争目标的真正“价值”。

黑塞的这些观点看似是把文艺与政治关联起来，违背了他“文艺与政治无关”的立场，其实则不然。他所谓文艺会关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重建，甚至会影响到政治家的立场和决策，考虑的并非是实际政治政策方面，而只指涉国家中个体的精神和灵魂。虽然他认为高尚的文学艺术熏陶会对政治家的立场和价值观甚或行动产生影响，这种观点有点太过浪漫化，太高估艺术之于政治的力量，似乎有些不切实际，但黑塞要强调的是，政治家读文艺作品会唤醒他对人性的关注，对个体人的尊重，会获得内心的自由，而不会为非人性的政治思想、党派观点所左右，会对他的立场和政策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点也正体现了黑塞强调文艺对人性、对灵魂的关注和影响，因此，文艺要传达的是人性本身的内容，要唤醒人性中对爱、美、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去描述具体的政治事务。

4 结语

1946年，海德格尔在纪念里尔克逝世20周年时发表了一个小型演讲。演讲以荷尔德林的哀歌《面包和酒》中的一句话作为开篇：“……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18]在这个“上帝和诸神缺席”的时代里，很多诗人放弃了其诗人的本质，遗弃“神性的踪迹”，步入迷途，但仍然有些诗人坚持“诗的本质”，作为最早触摸“世界深渊”的人，“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19]，黑塞就是其中一个。

也正如里尔克“接受了贫困时代写诗的命运，便回答了诗人何为的命题”[20]一样，黑塞一生选择了“成为诗人”的人生使命，选择了坚守作为诗人的独立人格，也就选择了孤独的存在。他在战争期间违背弥漫了几乎整个德国社会(从普通市民阶层到思想界)的盲目爱国热情、狂热民族主义以及违背人道的战争狂热，这使他被全德国唾弃，他的文学创作甚至他的人格也受到抨击。但是他仍然坚持“艺术家远离政治”的观点。如果有人说托马斯·曼也是把“艺术与政治截然分开”[21]的作家的话，那么与曼相比黑塞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彻底。曼在政治思想转变之后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发表政治演说等等，而黑塞自始至终坚持与政党政治隔离。他在战争期间参与战俘救助工作也与他对战争和政治的立场无关，完全是从他的人道精神出发，关注的是有尊严的个体的精神生活，黑塞曾说这是他在这场战争中唯一能参与又不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

黑塞虽然认为文艺/诗人不该插手政治，但他并不认为诗人可以闭眼回避一切现实。他关于诗人的立场正是着眼于他对不完美现实的无限关切和痛心：弥漫于整个德国和欧洲的战争狂热，青年人对英雄、领袖的盲目崇拜，人类对物质的膜拜、自我的迷失、灵魂的失落等等等等。在这种现实中，诗人的任务或使命就应该是回归诗人的本质，关怀个体的灵魂，重视(理想)精神的重建，这也是对未来国家和民族的重建。黑塞其实并非不关心政治，他“不关心”的只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是政府、国家、权力以及为争夺权力谋取利益的政治。即使是打着爱国、进步的名义进行的政治活动，也是黑塞所排斥的。他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是未来的政治，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政治。

微观因子关注空间资源影响。按照“占用生态资源价值越高，绿色建筑星级越高”的原则，选择交通可达性、景观资源、生态基底等3个空间指标纳入微观资源评价因子。交通可达性因子研究轨道交通站点、区域性主干路、客运交通枢纽等因子的影响。景观资源因子分析城市公园、山林公园、城市主要水系的影响。生态基底因子注重用地原始生态条件的影响，如：水域、耕地、湿地、园地、耕地等。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黑塞为何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置激荡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于不顾？为何只专心地描绘个体内心灵魂的苦痛和艰难成长？他不仅要在其中表现自己的精神苦难，“为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赖以呼吸的精神空间”[22]，更要在其中表达爱、信仰、宽容、矛盾统一、和谐等概念，他要以自己的创作来推动新的个人重塑，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只有每一个个体都变好了，社会才有希望(黑塞语)。“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艺术家和诗人”，政治就让政治家去操心，诗人要为灵魂的事物歌唱。

注释:

① 国内黑塞研究包括作品本体研究、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影响与接受研究等多个层面，涉及黑塞与东方文化的关系、黑塞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黑塞与教育学、黑塞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黑塞作品的内向化特征等等。对于黑塞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没有人深入探讨，更没有从黑塞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这一角度来探讨其创作风格的形成。

② 在德语里“Dichter”直接译为诗人，但是此“诗人”内涵与中文语境里的“诗人”意义不完全对等——实际上西方文艺理论里所说的“诗/诗人”多指涉广义概念，包括狭义上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此外，在本文中黑塞使用的“艺术”或“艺术家”一词，有时候只指画家、音乐家等，有时候又包括“诗”这种文学艺术类型。采用哪一种说法，以黑塞的使用习惯为准。总的看来，黑塞谈得较多的是“诗人”，但是其指涉大多是指所有文学、艺术创作者。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我们党曾把人性当作资产阶级的专利进行批判，曾把商品经济当作“资产主义的草”进行割除。人若讲个人利益、个人需要，那是思想不纯、道德不纯的表现。个人在社会组织之外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想法都被扼杀在高压的政治运动中。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村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分田到户”，想法也只是填饱肚子，“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会引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会掀起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大潮。

参 考 文 献

[1] 张佩芬.黑塞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72

[2][5][6][8][9][10][14][16][17] Hesse,H.Po-litik des Gewissens, die politischen Schriften(1914—1932)[M]. Erster Band. Hrsg.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77:446,208-209，448，189，281,260，38，447，203

[3][4][12][13][22] Hesse, H. Politik des Gewissens, die politischen Schriften(1932—1964)[M]. Zweiter Band. Hrsg.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773，446，584，620，462

[7] Hesse, H. Gesammelte Briefe. Dritter Band 1936—1948[M]. In Zusammenarbeit mit Heiner Hesse, Hrsg. Ursula und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1982:132

[11]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259

[15] Hesse, H. Gesammelte Briefe. Erster Band 1895—1921[M]. In Zusammenarbeit mit Heiner Hesse, Hrsg. Von Ursula und Volker Michels. Frankfurt am Main 1982：403

[18]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谈诗意地栖居[M].丹明子，主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58

[19] 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76

[20] 彭在钦，杨经建.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阈中的重释[J].湘潭大学学报，2012(2):111-114

[21] 托马斯·曼.歌德与托尔斯泰[M].朱雁冰，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