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时期的镇墓明器神煞中，有一类特殊的人形俑，考古学界有跪拜俑、伏拜俑、卧伏俑、匍匐俑等等名称。事实上这些是成对出现的人形俑，其中仰头的是仰观俑，俯身的是伏听俑。以往学者已对仰观俑、伏听俑进行了初步的考古学定名，并认为它们属于镇墓神煞，与保佑墓主亡魂的观念有关[1]。但是这一看法总体上失之笼统，言之不详。并且，目前学界对于仰观、伏听俑的具体象征观念来源未有论述，亦未将随葬仰观、伏听俑的丧葬习俗与唐宋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本文从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的详细情况出发，尝试分析唐宋墓葬中仰观、伏听俑的形象及其背后可能的双重象征功能。由于文献史料与直接的考古证据比较有限，本文亦只能是聊备一说，尚祈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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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记载中的仰观伏听俑

根据宋代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墓葬中有仰观、俯听等人形镇墓神煞。《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北宋真宗赵恒所葬永定陵的明器，“添造……仰观、伏听、清道、蒿里老人、鲵鱼各一”[2]。这是目前文献记载仰观、伏听俑的最早出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编纂的《事物纪原》云：“今丧葬家于圹中置桐人，有仰视、俯听，乃蒿里老人之类。”[3]“视”与“观”通，“伏”与“俯”通，这里的“仰视、俯听”即墓圹中的仰观、伏听俑，这一对俑在宋代丧葬中已非常流行。所谓“桐人”，是指埋入墓葬的人形偶俑。《事物纪原》从人形偶俑的分类角度将桐人、仰视俯听(仰观伏听)、蒿里老人俑大致归为一类，但实际上就明器的直接来源与具体功能而言，仰观、伏听俑与蒿里老人俑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以上已提及，北宋初真宗下葬时，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有“仰观”“伏听”等俑。而到了宋室南渡初年，《中兴礼书》所列的昭慈圣献皇后随葬明器，有“仰观神、仰面神、伏听神各一尊，立高一尺二寸”[4]。礼书直接以“神”命名此类镇墓神煞俑，可见其随葬镇墓的象征功能非常强烈。然而这里所记的是三个配组的神煞俑，不太可信，从文字命名的角度来说，“仰面神”有可能是“仰观神”的讹称。但若据此后的《中兴礼书续编》所引《中兴礼书》昭慈圣献皇后攒宫的记载，其中随葬的则是“仰观神、仰面伏听神各一尊，各立高一尺二寸”[5]，这里将“仰观神”与“仰面伏听神”相配凑成一对，故很可能《中兴礼书》所记“仰面神伏听神”为“仰面伏听神”之误。检之宋代墓葬所出伏听俑的具体形态，确实亦描绘出一耳贴地、侧面向天的形象特征，故可能伏听神亦因其侧仰面部的形象而被称为“仰面伏听神”。总之，比较能确定的应该是仰观神与伏听俑是明确配对出现在宋墓随葬神煞俑之中。

到了金元时期成书的葬书《大汉原陵秘葬经》中，对于仰观、伏听俑在墓葬中的位置也有记载：“仰观、伏听，安羡道中。”[6]并且记载从天子到庶人的墓中都有仰观、伏听，置于当圹、当野之后。

2 唐宋墓葬中的仰观伏听俑形象

在唐宋时期的考古文物中，常出现一类跪拜俑或伏俑，在关中地区唐墓、山西、河北、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的五代宋墓中都很常见[7]。四川成都跳澄河宋墓中有“伏俑”身平伏地下，昂首观望[8]。四川广汉宋墓中亦发现绿黄釉“伏俑”，身平卧，两肘支地，歪首作伏听状。徐苹芳认为，这两个俑应当就是《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的仰观和伏听[9]。此说虽是推测，却所见颇为敏锐，其说甚确。后来江西南丰县北宋政和八年墓出土的瓷俑，其底座墨书就有“仰俑”和“伏听”的题记[10]，成为该类器物自名的重要证据。另外广东海康元墓亦出土了带题记“覆听”的线刻砖雕(图1)[11]，是较晚出的佐证。据此，对墓葬中的这类伏俑基本上可以有明确的考古学定名，俯身向地的俑应即文献上说的“伏听”或“俯听”，与之相对的仰首向天的俑即为“仰观”。

“伏听”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方式即“听”，在儒家源头上似亦与圣人思想中的乐官听风习俗有关。在先秦圣人思想中，“听”为耳听为圣。古代中国，“听”具有特别的政治意涵，寓意“以耳听神”，与先秦乐官听风的习俗有关[59]。《国语·晋语》师旷曰：“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60]所听风物之音，以广圣人乐教，以修持礼节，其背后仍是基于“耳听为圣”的圣人观念。因此，“俯察地理”与“耳听为圣”观念的组合，形成了“伏听”的表现方式。伏听俑在表达圣人俯察地理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从名称上融合了伏听圣人之法则义理、听风俗以广圣教的意义，而且在俑的具体形态制作上更为形象生动。

图1 广东海康元墓出土的阴线刻砖“覆听” (采自《考古学集刊》第二辑，第176页)

图2 安徽合肥西郊隋墓出土的跪拜俑、蹲俑 (采自《考古》1976年第2期，第138页)

唐代墓葬中多有出土一种跪拜俑，但主要是单独出现，并无俯、仰成组出现的情况，因此尚不能认为是宋代文献所说的仰观、伏听俑。比如，山西蒲城唐惠陵让皇帝李宪墓中出土一件跪拜俑(图3)，身长102厘米，高42.7厘米，是目前已出土的形体最大的跪拜俑[13]。唐中宗节愍太子墓亦出土了一件跪拜俑，形制略同于李宪墓，但个体较小[14]。江西九江市郊唐墓出土一件跪拜俑，头裹幞头，全身匐于方座上，面朝下，双手搔手，作五体投地跪拜状[15]。西安西郊唐代突骑施王子墓(图4)[16]、山西长治唐代冯廓墓(图5)[17]、长治唐范澄夫妇墓(图6)[18]、河北献县唐墓(图7)[19]以及河北文安咸亨三年(672)董满墓[20]、河南安阳上元二年(675)杨偘墓、河北南和垂拱四年(688)郭祥墓[21]、南和东郭无纪年墓、邯郸南吕固唐代无纪年墓[22]、定县南关无纪年墓，都有这类跪拜俑出土。

图3 山西蒲城唐惠陵(李宪墓)出土的跪拜俑 (采自《上海文博》2005年第1期，第59页)

图4 西安西郊唐代突骑施王子墓出土的跪拜俑 (采自《收藏界》2012年第2期，第132页)

图5 山西长治唐冯廓墓出土跪拜俑 (采自《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第86页)

图6 山西长治唐范澄夫妇墓出土跪伏俑 (采自《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第86页)

图7 河北献县唐墓出土跪伏俑 (采自《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第86页)

到了五代、两宋时期的墓葬，这种仰观、伏听俑通常一仰一伏成对出土，说明其在墓葬中的组合形式已经比较固定了。江苏扬州蔡庄五代杨吴寻阳公主墓即出土有一个仰头执笏俑与一个跪俑(图8)[23]。福建永春五代墓出土了一件跪拜俑(图9)，头戴墨黑直筒帽，着宽袖染红长袍，脸朝下，背朝上，胸腹部平直，屈肢俯身于地[24]。江西南丰县桑田北宋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仰俑与一件伏俑(图10)，皆头戴幞帽，身着圆领袍衫，其中仰俑腰系革带，双手执笏，脚穿软靴，右膝着地，左腿勾屈，抬头作仰观状，置放于男室西侧；伏俑全身匍匐，双腿跪伏，双臂平扑，面作右下侧视，似聆听状，置放于男室东侧[25]。成都新津邓双乡M1北宋墓亦出土成对的仰观、伏听俑(图11)[26]。江西临川温泉乡南宋朱济南墓出土仰观俑两件(图12)，头戴幞帽，身穿圆领衫，双手合执，举首作仰观状；出土伏听俑两件，服饰同仰观俑，全身拱伏而左侧作倾听状[27]。陕西汉中陈家营南宋墓中出土成对的仰观、伏听俑(图13)，仰观俑仰头向天，伏听俑俯首向地，颇具特点[28]。

宋代青白瓷雕塑中也常有此类形象，是从单体的明器俑演变组合而来。根据考古工作者对江西诸多宋墓的研究，在江西地区墓葬中，这类俑在宋代早、中期均为单体圆雕，宋代晚期则附贴于堆塑盖瓶的两侧[29]。

图8 江苏扬州蔡庄五代杨吴寻阳公主墓出土执笏俑、跪俑 (采自《文物》1980年第8期，第48、42页)

图9 福建永春五代墓出土的仰观俑、伏听俑 (采自《文物》1980年第8期，第53页)

图10 江西南丰桑田北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仰俑、伏俑 (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第322、323页)

图11 四川新津县邓双乡北宋墓出土的仰观俑、伏听俑摹本 (采自《成都考古发现(2002)》，第396、395页)

图12 江西临川温泉乡宋墓出土的仰观俑、伏听俑摹本 (采自《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第45页)

图13 陕西汉中陈家营南宋墓出土的三彩仰观俑、伏听俑 (采自《四川文物》2009年第5期，第45页)

就唐宋墓葬考古发现的位置来看，仰观、伏听俑有的安于埏道之中，也有的安于墓室之内。总体而言，从考古器物的空间位置上说，这种俑通常位于墓门两侧或棺前，常和武士俑、镇墓兽、墓龙、仪鱼等一起出土[30]。伏听俑与仰观俑常见于南方地区的宋墓中，常相伴而存在，常见为一对或两对，置于墓主人的两侧[31]。安放于墓门附近，居于墓门左右两侧，以墓主人为对称中心左右呼应。

3 仰观俯察与上古圣人制器尚象的象征

讨论仰观、伏听俑在唐宋墓葬中所承担的具体功能，是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有学者考察伏身的跪拜俑，并认为此类陶跪拜俑可能是古人席地而坐时所行肃拜礼在唐宋时期的反映，含有等级差别的意味[32]。这一观点可以解释跪拜俑的功能，但无法解释与之形态相近的伏听俑所带有的鲜明镇墓意味，且未注意考察与伏听俑配套的仰观俑的功能。有考古工作者则推测这些跪拜俑是在阴间的墓主人的忠诚奴仆[33]。这一观点可能受到了阶级斗争观念影响，将墓葬中的镇墓俑伏身向地视为奴性跪拜，也不符合伏听俑的实际情况和形态特征。从镇墓功能角度探讨仰观伏听俑的学者，认为仰观俑、伏听俑两神煞的司职分别与“天曹”和“地府”有关[34]，比如认为仰观俑、伏听俑专职观察天曹、倾听阴司冥府，祈佑墓主亡魂千秋万岁皆无殃咎，永无灾苦[35]，或者认为这些俑的作用可能是在阴间专门替亡者观察地府动静，观风望气，卜算吉凶[36]。这些说法与道教天曹地府观念联系起来，但未有文献支撑，恐亦难以直接据信。其所谓观风望气以卜吉凶、保佑墓主亡魂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仍需深入探讨其可能阐释。

解释器物形态与功能之间的关联，还需要结合作为观念背景的社会制度加以综合考察，或许可以看到更广阔的视角与解释的可能性。根据文化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的观点，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所谓功能就是一物质器具在一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作用，及一风俗和物质设备所有的相关”。[37]余欣认为，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学科融合，应当是基于田野工作和出土实物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之上，结合文献所作出的解析，使考古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在方法[38]。葛兆光主张，应该将这些过去并不入流但却反映着普通常识和思想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广泛视野和叙述秩序中加以考察[39]。如果我们从历史学研究角度探讨仰观、伏听俑的功能涵义，或许还需要将之置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象征语境中，结合唐宋时期的社会制度与丧葬习俗细致讨论其可能性解释。

二是农村劳动不足，回收成本过高。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而留守在农村的以妇女、老人以及小孩为主，因此，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年纪偏大的老人。每年夏收、秋收季节，“双抢”时间紧急，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缺少足够的劳动力回收秸秆。

古代天文观象模型中，仰观俯察的对象称为“七政”，包括浑象与星图。宋代苏颂所著的《新仪象法要》中，绘有表述宇宙天地结构模型的“浑象”之图(图14)，并云：“凡星皆随天左旋，日月五星常违天右转，昏晓于是乎正，寒暑于是乎生，岁时于是乎成。所以著于浑象者，将以俯察而知七政行度之所在也；著于图者，将以仰观而上合乎天象也。”[43]又云：“著于图、象者，欲俯仰之，参合先天而趋务也。故人君难免听天下，常视四七之中星，察玉衡之杓建，考日躔之南北，顺天时而布民政，自唐虞以来，莫不尚之。然则浑象，人居天外，故俯视之；星图，人在天里，故仰观之。二者相戾，盖俯仰之异也。”[44]苏颂所说的“俯仰”，其中“俯视”具体是指察看浑象天球仪，而他说的“仰观”是观望星图(图15)[45]，顺之，则合于七政天象。在儒家话语的文本语境中，“俯察”正是“俯察地理”之意。西晋左太冲《吴都赋》云：“夫上图景宿，辨于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于地理者也。”[46]所谓方位的上、下，即以天文、地理为说。而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所说的“俯察而知七政行度之所在”、“浑象，人居天外，故俯视之”，则是借儒家经典的“俯察”“俯视”表述来描述一种天文学的理解方式，以假想的人从天球之外的视角来察看浑象天球仪的场景，从“人居地外”转换到了“人居天外”的虚拟俯视视角。

如果我们从唐宋时期天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所谓“仰观”，其所“观”的视角仰头向天，其观察对象首先是具体的天文星象、自然云气。隋唐宋时期，都城中建有专门用于观察天象的“仰观台”。《大业杂记》记述在隋代洛阳城中，“出玄靖门横街，东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阊阖重门，门南北并有仰观台，高百尺”。[40]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在集贤院亦设置有“仰观台”，与僧一行的天文观象工作有关。《宋史·天文志》云：“天高四星，在坐旗西，《乾象新书》：在毕口东北。台榭之高，主望八方云雾氛气，今仰观台也。”[41]则宋代的仰观台具有观望八方云气的功能。在隋唐时期的算术书《缉古算经》中，甚至以假设建造仰观台的工程问题作为数学题[42]。

图14 北宋《新仪象法要》浑象图 (采自《新仪象法要》卷中，1b)

图15 北宋《新仪象法要》浑象紫微垣星图 (采自《新仪象法要》卷中，5a-5b拼页)

而在唐宋时期的社会语境中，所俯察的地理，主要包括万物生命。唐代占星家李淳风在其占经《乙巳占》的序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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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神功造化，大易无以测其源；玄运自然，阴阳不可推其末。故乾元资始，通变之理不穷；坤元资生，利用之途无尽。无源无末，众妙之门大矣；无穷无尽，圣人之道备矣。……故曰：天垂象，见凶吉，圣人则之，天生变化，圣人效之。法象莫大乎天地，通变莫大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是知天地符观，日月耀明，圣人备法，致用远矣。昔在唐尧，则历象日月，敬授人时，爱及虞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故列三光以垂照，布六气以效祥，候鸟兽以通灵，因谣歌而表异。同声相应，鸣鹤闻于九皋；同气相求，飞龙吟乎千里。兼复日亏麟斗，月减珠消，晕逐灰移，彗因鱼出。门之所召，随类毕臻；应之所授，待感斯发；无情尚尔，况在人乎？[47]

此段叙述尤可注意者，占星家所谓“三光以垂照，布六气以效祥，候鸟兽以通灵”这三者，从占卜的角度正可分别对应于天文历象、自然时序、万物生命这三个方面的重要范畴。宋代黄震亦曰：“仰观日月星辰霜露之变，俯察虫鱼草木鸟兽之化，以修人事，以授民时，庶几《虞书》历象之遗意。”[48]此亦是从日月星辰(天文之象)、霜露之变(时序之象)、虫鱼草木鸟兽之化(万物之象)三个范畴来解释圣人法象天地的具体内容，以此作为指导人事的法则。前两个范畴是圣人仰观的对象，后一个范畴是圣人俯察的对象。上古圣人通过仰观天地，俯察万物，以此制造丧葬明器，以法象天文历象、自然时序、鸟兽万物这三个范畴的各种形象。可能在时人观念里，正是圣人对于宇宙万物的精确把握，其所制造的墓葬空间才能为亡者创作出一个与自然宇宙相感应的微型宇宙。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在儒家的经典诠释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正是圣人在易道思维支配下创造与理解宇宙的最关键的路径。《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9]在上古圣王传说中，伏羲(或称伏牺氏、庖牺氏、包牺氏)是一个具有创世意义的关键性角色，其所仰观俯察的对象，正是天文、地理，以此涵括宇宙万物。《白虎通义·号》云：“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50]从这个角度而言，“伏羲”所得名的“伏”字，或亦与“伏听”之得名有某种可能性关联，构成了圣人仰观俯察、臣庶伏听教化的组合意象，成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典范式合法性话语叙述。

圣人所俯察者，不仅是地理、万物，还包括夫妇之道、人伦之序、祭祀之诚等人文事理。《隋书·牛弘传》云：“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51]因此，“仰观俯察”所表达的意象，与《周易》所揭示的天文、人文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正如汉代京房《易传》所云：“仰观俯察在乎人，隐显灾祥在乎天。”[52]即认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对应关系，其中的奥妙唯有治理天下的圣人可以察知。《周髀算经》云：“知地者智，知天者圣。”[53]宋代曾丰《广东黄漕改除广西帅过郡送行》诗曰：“仰观俯察易象真，更勘画前精人神。未为三公效燮理，先与万物归弥纶。”[54]《文献通考·经籍考》收录宋代应垕《天象义府》九卷陈氏曰：“开辟之初，神圣在御，天地之道未绝，其必有得于仰观俯察之妙者，故曰‘天垂象，圣人则之’。”[55]上古圣人所拟象的正是天地万物的物象特征，这被视为圣人制器的基本原理。正如《周易·系辞》所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56]《周易》的这种鲜明的“道器”思想，在中国传统器物设计制作中也多有体现[57]。圣人尚象制器、观象制礼，以此垂范设教的浓厚意识，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中具有笼罩性的理论起点。宋代李公麟《考古图》云：“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58]在形而下的器物与形而上的天道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对应关系，为两者搭建这一关系的是俯仰天地的圣人，并为人文化成的礼乐制度提供了立足于道、器之间的执行者角色。

因此，我们或可推测，从儒家经典观念上来看，仰观俑或即仰观天文，伏听俑的象征意义或即俯察地理。总体而言，可能都旨在强调对天文、地理的查探把握，仰观、伏听俑可能正来源于上古圣人法象天地的观念，象征宇宙图式中的人文化成，以会通天文地理，沟通神明万物。设仰观俑，以仰观天象；设伏听俑，以俯察地理。

这种随葬的仰观、伏听俑目前最早见于隋墓。安徽合肥西郊隋墓考古发掘报告，该墓出土了跪拜俑、蹲俑各一件(图2)，皆头戴梁冠，穿开领宽袖长袍，内衬圆领衫，腰束带，双手藏于袖内，拱于胸前[12]。这里考古报告所谓的跪拜俑头高昂，双目微合，即是仰观俑；所谓的蹲俑头下垂，两眼俯视，即是伏听俑。

仰观、伏听俑的双手大多呈拱手的姿势，有的双手捧笏板，端坐垂裳，是文吏官员的形象。但其拱手、垂裳的政治意涵，或来自于上古经典中的圣人治道。《尚书·周书·武成》所谓圣王“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73]，《周易·系辞传》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74]，《荀子·赋篇》所谓“圣人共(拱)手，时几将矣”[75]。垂衣裳、拱手的“垂拱之治”，是中国上古政治理想中典型的圣人为政之道[76]。因此这组俑的拱手、垂裳的造型，在经学源头上的意涵或是圣王借由通晓乾坤之道而法其自然，天下即可无为而治。伏听俑由圣人低头俯察地理的俯视姿势，演变改为卧地伏听地理的贴耳姿势，强调了其与仰观俑的形象特征，使其明器形象更为鲜明。

4 唐宋仰观俑、伏听俑与圣人表葬吉凶的可能性关联

圣人仰观、俯察行为与吉凶祸福之间的关联，纬书认为是从伏羲氏创制八卦而来。《太平御览》“太昊庖牺氏”条引《春秋内事》云：“伏牺氏以木德王天下，天下之人未有室宅，未有水火之和，于是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文应气，凡二十四气，消息祸福，以制吉凶。”[61]《路史·后纪·太昊伏羲氏》亦引《春秋内事》云：“自开辟后，五纬各居其方，至伏羲，乃消息祸福，以制吉凶，始合之以为元。”[62]亦认为伏羲是开创以吉凶垂制的始祖圣王。两处所引录的《春秋内事》，是属于《春秋纬》类的谶纬文献。《隋书·经籍志》在著录《春秋灾异》十五卷下注有《春秋内事》四卷，但隋唐时原书已亡佚不存[63]。这类以灾异祸福言政治的《春秋纬》，其形成与西汉春秋公羊学的传承关系密切[64]。将圣王伏羲氏根据易道创制所依据的仰观、俯察行为，与吉凶祸福的直接结果联系起来，打开了通向丧葬吉凶领域的可能前提。

丧葬是人文化成领域的重要行为，丧葬礼仪亦是圣人垂范设教的一个重要方面，丧葬制度因而在古代礼制中占有关键地位。宋代高承《事物纪原》云：“《黄帝内传》曰：‘帝既升为天子，命句芒等司五行，于是针经、脉诀、天文、地里(理)、卜法、算术、吉凶表葬，无不备也。’凡伎术皆自轩辕始。”[65]在《黄帝内传》这部伪书的传说叙述中，以吉凶来表葬被作为人文初祖黄帝的创造。此亦反映了圣人开创垂范的观念意识，但从伏羲的以吉凶垂制到黄帝的以吉凶表葬，吉凶判断人事的范围被加以细化，运用于包括经脉、天文、地理、卜算、丧葬等各个具体领域。在这一天人相感、圣人教民的思维模式之下，全息性的宇宙观念渗透入所有人事领域，成为古人以吉凶判断追溯人世所有问题的思想起点。

唐宋时期将象征圣人仰观俯察的仰观伏听俑安置于墓葬之中，与易道对幽明生死的察知有着特殊的联系，对于人的生死问题的认识实际上正蕴藏在生死问题与吉凶之间建立联系的思维之中。北宋曾巩对中唐时期的礼书《礼阁新仪》评论道：“后世去三代，盖千有余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已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后礼可得而兴也。”[66]曾巩的序文指出了礼制、习俗与器物之间的关系，认为吉凶之礼皆有礼器之备，并将之追溯到圣人垂象制礼的合法性源头上去。与丧葬有关的明器神煞制度，正是要通过与天地感应的方式，妥善解决人的幽明死生问题。但这里曾巩所说的“圣王”或者“先王”，到底是指伏羲或是黄帝，则未有明确说明，只是笼统带过。

在唐宋时期的地理体系中，墓室为丧葬领域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模拟的空间情境，成为象征天地宇宙的一种神圣空间。穹窿顶墓室的结构是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是宇宙象征观念的体现[67]。在唐宋时期的墓葬中，墓室建筑受明堂建筑的影响，《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陵墓之制类似“明堂”[68]。中国古代礼制中非常重要的“明堂”制度，与宇宙天文存在比拟联系的思维，是宇宙象征主义的文化观念在建筑上的体现，成为一种能够感应于宇宙的神圣空间。明堂是天地宇宙的象征，成为圣人仰观俯察的建筑象征物，而墓室是明堂在墓葬中的折射。与穹窿顶墓室相对应的是，北朝中晚期至宋代墓葬中的覆斗形(或称盝顶形)墓志造型具有同样的宇宙象征涵义[69]。这些宇宙模式，所依据的基本模型工具是“式”[70]。南宋墓葬中随葬的具有神仙家、阴阳人造型特征的张仙人俑，即手捧这种圆形的式盘[71]，正是按照宇宙模式所制造的数术占验器具。

唐宋时期的墓葬随葬明器中，还存在一组象征天文历象的明器如四神俑(代表四方)、十二时俑(代表一年十二月或一日十二辰)、镇墓五方五精石(代表五星)、太阳星(代表日)、太阴星(代表月)等，一组象征自然时序的明器神煞如方相神、祖明祖思(一对镇墓兽)、观风鸟等，以及一组象征万物生命的明器神煞，如地轴俑(双人首蛇身俑)、千秋万岁鸟俑(一对人首鸟身俑)、鲵鱼俑(人首鱼身俑)等等[72]。这些随葬品以明器形式放在墓室中，并有一定的位置，似与宇宙天文、地理相对应。我们可以说，在墓室环境中，仰观俑的象征意义即是圣人仰观墓室所营造出来的宇宙天文，伏听俑则是象征圣人俯察墓室地理、相墓堪舆，体现了唐宋时期的阴阳家的职能。并且仰观、伏听俑作为镇墓明器在墓葬中的出现，体现了唐宋时人观念中创制尚象的圣人对天文历象、自然时序、万物生命的统括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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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观俯察的圣人垂象观念在唐宋时期的墓葬中以俑的形式存在，受到了唐代以来丧葬明器化趋势的影响。唐律规定民间禁习天文，禁潜窥玄象。《唐律》“私有玄象器物”条：“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79]但是，在唐宋时期的墓葬中，经过转喻的玄象之器象征物却以镇墓明器神煞的形式在幽闭的地下空间中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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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仰观俑、伏听俑的职司分工与唐宋日官、日者角色隐喻

考察仰观俑、伏听俑的服饰形象特征，典型特点是头戴官帽或幞头，身穿官服，不同时代的墓葬中的仰观、伏听俑所着的官服有所不同。可以说，仰观、伏听俑的具体造型为朝服命官形象。在上古传说中，圣王创制以后，需设官分职，各有专司。结合仰观伏听俑的形象特征及其姿势，从上古圣王设官分职的角色分流与中古现实对应分工职守来看，唐宋墓葬中的仰观俑应可视为隐喻现实中的司天监官员，亦称日官，伏听俑应可视为隐喻现实中的阴阳人，或亦称堪舆家。也就是说，仰观俑、伏听俑与现实中的角色在丧葬吉凶领域可能亦具有隐喻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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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天监的设官源头，可以追溯到周礼王官时代。在《周礼·春官宗伯》各属官中，分派职掌天文事务有关者至少有六种，包括大宗伯、占梦、眂祲、大史(太史)、冯相氏与保章氏[80]，尤其是后两者。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叙事”。[81]《周礼》六官之制影响了后世各朝的官方天学机构，到唐宋时期更是到达顶峰。唐代司天台的职掌可追溯到保章氏[82]，其占卜的内容也具体包括占日月星辰、占风(风角)、占云气等[83]。

明器仰观、伏听俑是圣人垂宪尚象的象征，是中国古代创世神话中的圣人意识的体现，尚象正是易道所谓的圣人制器的依据来源。在圣人创制之法中，墓葬这一特殊时空要与宇宙产生天人相感，其必备的条件就是墓葬的形制、明器等，需要拟象宇宙的天圆地方、日月星象、自然时序、万物生命，使墓葬与宇宙产生同类共气的感应关系。天人感应的基本原则是同类感应。《周易·咸卦·彖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孔颖达正义：“结叹咸道之广，大则包天地，小则该万物。感物而动，谓之情也。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77]在这一天人相感、圣人教民的思维模式之下，全息性的宇宙观念逐渐渗透入所有人事领域，成为古人追溯人世所有问题的思想起点。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神话存在于概念层次，仪式存在于行动层次，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在神话与仪式之间都存在一种有序的一致性[78]。作为人文化成的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丧葬礼更需要秉承这一宇宙观原则。仰观俯察、尚象制器，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圣人创世神话，或与丧葬仪式同样存在同源同构的对应关系。

古代中国的天学事务存在官营的传统，在唐宋时期更为紧要。各朝太史监或司天监其下都有一支庞大的属吏队伍[84]，分管日月星辰、风候云气方面的卜筮禳祓等诸多细务。唐代的皇家天学机构相当庞大，唐肃宗乾元年间(758—760)改太史监为司天台，又另建新台，重设官员，包括大监、少监、五官保章正、丞、主簿、定额值、五官灵台郎、五官司历、五官监候、五官挈壶正、五官司辰、五官礼生、五官楷书手、令史、漏刻博士、典钟、典鼓、天文观生、天文生、历生、漏生、视品等，总计694人[85]。北宋司天监的属官组成，有司天监监、少监、司天监丞、司天监主簿、司天五官正、灵台郎、保章正、挈壶正、礼生、历生、刻择官、监生、押更、节级、直官、鸡唱、学生等[86]。

古代朝廷上的司天之官称为日官，诸侯属下掌管天象历法的日官称为日御。《左传·桓公十七年》云：“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厎日，礼也。日御不失月，以授百官于朝。”西晋杜预注：“日官、日御，典历数者。”[87]日官的技艺高度专门化，具有一般人无法企及的技能。由于天文、历法、漏刻等的技术性，中国古代天学机构职官显示出鲜明的伎术官特色[88]。日官对于天文历算的要求甚高，唐宋时期往往出现一般官员难以胜任日官职责的情况。北宋曾巩《本朝政要策·历》云：“自时(唐昭宗)以后，至于梁、唐，日官之任缺焉。”[89]中唐以后藩镇割据，纷扰离乱，到五代后梁、后唐时期，能担当日官职责的官吏很少。南宋沈括奉诏提举司天监，当时朝廷上“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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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居于民间社会的日者，在丧葬地理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者的占卜、选择术，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日常行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深远的影响[91]。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专门辟有《日者列传》，唐代司马贞《索隐》述赞：“日者之名，有自来矣。吉凶占候，著于《墨子》。”[92]《墨子·贵义》将日者的源头推得很早，认为《左传》所说的“日官”“日御”即后来“日者”的前身。从宽泛意义上所称的日者，其职守分工就是占卜卦候，用以预测吉凶。

汉魏六朝时期，民间日者中的一类讲究风水术的堪舆家渐兴，并得到了皇室的合法性认可。《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褚先生之言：“(汉)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93]汉代勘察天象、相地辨吉者被称为堪舆家，后来演化为着重相地。如后世《清稗类钞·方伎类》所说：“许叔重之释‘堪舆’二字也，以堪为天道，舆为地道。而后世乃称相地者曰堪舆家，是专就地而言之也。且以其相庐舍为看阳宅，相坟墓为看阴宅。”[94]中古时期的数术分类中，堪舆家以吉凶推演、择吉避凶的选择术(择日、择地)，在宫室(阳宅)、墓葬(阴宅)这两个人事领域尤为重要，反映在其掌握传习的各种《宅经》与《葬经》中。《旧唐书·经籍志》著录的中古阴宅风水书就有《五姓宅经》《阴阳书》《青乌子》《葬经》《葬书地脉经》《墓书五阴》《杂墓图》《墓图立成》等13部[95]。这一时期的敦煌文献中也发现有《宅经》《阴阳书》等，成为民间阴阳家在营葬时所依据的主要文本[96]。

唐宋时期，民间一般称数术堪舆为“阴阳”，称堪舆风水术士为“阴阳人”或“阴阳家”。敦煌文书唐代《师师漫语话》讲述风水之事，称“以下说阴阳人谩语话”。《阴阳语残卷》末题省称阴阳人为“阴阳”，云：“咸通二年(861)岁次辛巳十二月廿五日，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范景询二人写记。”南宋理学家朱熹为其长子朱塾卜宅兆，曾致书陈亮云：“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阴阳家说须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殡在坟庵。”[97]唐宋以后这一类名称亦非常习见，传承不歇，甚至东亚地区的日本受唐朝的影响专门成立管理结构“阴阳寮”[98]。

从精英阶层的视角，或亦将民间堪舆家、阴阳家笼统归为“巫者”或“师巫”。唐初太常博士吕才批评时俗拘信葬书，云：“暨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生人，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利害。遂令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诳其吉凶，愚人因而侥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窥财禄。”[99]又《旧唐书·吕才传》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故“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100]。吕才又曾云：“卜宅吉凶，其来尚矣。至于近代师巫，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101]可见在唐宋时俗观念里，丧葬风水术中的五姓音利是借以判断堪舆吉凶的重要技术手段。吉凶观念成为丧葬风水的基本内涵，在坟墓与生者之间建立起吉凶感应关系是丧葬地理堪舆的一个基本前提。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古时期，日官、日者由于所走的上层抑或下层路线的不同，同时由于能否被国家权力收编的关系，事实上形成了两类地位悬殊的阴阳家角色。身居庙堂之上享受朝廷编制的日官，职司七曜、星算、风角、云气等占候，主要负责“仰观”方面的事务，侧重于天文历法、时令节气等方面的观察、卜筮与制法工作。散落在江湖民间的日者堪舆家，职司相畜物、相地等形法，这些未有朝命的民间草泽术士更多接触“俯察”方面的事务，即地理堪舆、宅葬吉凶、禄命际运等方面的卜筮、诠释与化解工作，社会地位不高。日官、日者合之，大体涵括了天、地两大领域内的相关人事占卜，实现了天、地、人之间的隐秘关联。

但是在唐宋时期，日官、日者两类阴阳家的身份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日官由上而下实现了对日者身份的兼容。《唐六典》载太卜署掌“凡阴阳杂占，吉凶悔吝”[102]，说明吉凶选择术到唐代在制度层面已经完全得到了皇室的合法性认可[103]。《大唐开元礼》进一步作出礼制上的规范，把“卜宅兆”和“卜葬日”列入品官丧仪的重要环节，是唐代阴阳风水术盛行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了朝廷对日者选择之术的重视程度。从唐宋时期的地理葬书文本的规范性编撰与叙述，也可以看到当时朝廷上的阴阳家身影。北宋仁宗时，王洙奉敕重编《地理新书》，将堪舆纳入官学，该书成为宋元堪舆学的圭臬。王洙在重编该书的序中详述了艰难的编撰过程：

唐贞观(627—649)中，太常博士吕才奉诏撰《阴阳书》五十篇，其八篇地理也。至先朝更命，司天监史序等分门总辑为《乾坤宝典》四百五十篇，其三十篇地理也。书既成，高丽国王上表请于有司，诏给以写本。然序之书丛杂猥近，无所归诣，学者抉其讹谬凡三千五百。景祐(1034—1038)初，司天监丞王承用又指摘阙误一千九百。始诏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嵇颖、冬官正张逊、太卜署令秦弁与承用覆校同异，五年而毕。诏付太常，命司天少监杨惟德与二宅官三十七人详其可否。惟德洎逊斟酌新历，修正舛盭，别成三十篇，赐名曰《地理新书》。复诏钩覈重复。至皇祐三年(1051)，集贤校理曾公定领其事，奏以浅漶疏略，无益于世。有诏臣洙、臣禹锡、羲叟洎公定置局删修。以司天监主簿亢翼改正其旧(注：才有所长，业有所专，故以司天监官，将阴阳旧书错者改之，差者正之)，观文殿学士丁度典领焉。度薨，臣洙寔掌其属。[104]

（一）手指教学。背诵9的口诀：把你的双手举起来，你的10个手指从左到右代表数字1到10，弯下左起第4指，表示4×9，弯下手指的左边每个手指代表10，计：10，20，30，弯下手指的右边每个手指代表1，计：1，2，3，4，5，6（或计：31，32，33，34，35，36）

可见北宋朝廷先后诏命史序、王承用、杨惟德、亢翼等一干专长于阴阳之术的司天监属官，编撰阴阳地理之书并再三纠谬、删定，以实现官方对民间地理堪舆的订正与整合。金代毕履道序《图解校正地理新书》云：“宅葬者，养生送死之大事也。自司马史分阴阳家流，至唐迄宋，屡诏儒臣典领、司天监属，出秘阁之藏，访草泽之术，胥参同异，校核是非。”[105]这里所云负责葬事的是在儒、释、道之外的“阴阳家流”，精通草泽之术，在唐宋时期与司天监关系密切。阴阳术数历代以来流传不歇，往往是由国家出面，以朝中的重要大臣或司天监之属专责[106]。从唐代到宋金时期，司天监日官屡屡参与宅葬地理书籍的编修工作，出入于朝中秘阁、民间草泽之间，实现了其身份由上而下的兼容统合，成为阴阳家在朝廷上的官方代表。

不惟日官向下实现了对日者身份的兼容，另一方面，“草泽人”一词词义在唐代以降的变迁，也体现了从相反的方向即由下而上活跃于民间的术士、堪舆家被朝廷收编而进入国家制度渠道的历史进程。“草泽”原指草野民间之士。《资治通鉴》载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唐草泽邵棠上言。”胡三省注：“布衣未有朝命者，谓之草泽。”[107]唐朝设立制科，以招揽“非常之才”，曾极盛一代[108]。《云麓漫钞》记载唐代制科的名目繁多，其中带有“草泽”一词的即先后有“草泽遗才”、“高才草泽，沉沦自举”、“草泽应制”等科名[109]。《旧唐书·玄宗纪》云：“内外八品已下及草泽有博学文辞之士，各委本司本州闻荐。”[110]宋承唐制，以制科吸收地方举荐的各有专长的草泽人进入官学，以此形成官方选荐民间特殊人才的制度性渠道，“草泽人”一词专指朝廷要求地方荐举民间的无官品、无门荫出身者。宋代《却扫编》载：“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111]《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孙抃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选人、草泽人应制科者，并听待制以上奏举，无得自陈，内草泽人亦许本路转运使奏举。”[112]诏从之。《宋史·选举志》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马应格，听入学，习诸家兵法。”[113]到了金代，制科所选拔的“草泽人”一词，由宋代的平民之意转变为专指民间研习数术者，专门考阴阳之术。《金史·选举志》记载金代从民间习术数之士“草泽人”中考试选补司天台：“凡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114]金代称民间阴阳家为“草泽人”，其中“草泽”一语暗合了堪舆家活跃于考察地理草野山泽间的民间身份。

在上述朝廷与民间互动的唐宋社会背景下，如果我们将日官、日者与唐宋墓葬中的仰观俑、伏听俑作一对应观察，可以鲜明感受到其间的呼应关系。仰观俑仰首向天，就是仰观天文、司天候风之意。唐宋时期司天监属吏的设官分职，负责星算(天文历算)、风角(候风)，大致与墓葬中的镇墓明器如四神俑、十二时俑、镇墓五方五精石、太阳星、太阴星、方相、祖明祖思、观风鸟等的象征作用存在一定的呼应，由仰观俑概而统之。伏听俑贴近地面的姿势，是为俯察地理、堪舆相地之用。唐宋墓葬中的地轴、鲵鱼、千秋万岁鸟等明器神煞，由伏听俑概而统之。因此，唐宋墓葬明器中的仰观、伏听俑，在上古圣王创制的象征主义观念笼罩下，正与这一时期分工掌管天文历算的日官以及掌管地理堪舆的日者具有某种角色形象上的对应关系。仰观、伏听俑在墓葬中的具体职司，代表了唐宋时期日官、日者的身份，统筹负责观象、制历、报时、卜筮等方面的事务，是对天文星象、自然时序、万物生命、地形风水的总体把握，以易道圣人的象征面貌出现。

由此看来,现代汉语常用词中,带有借代意义的词不仅数量多,而且意义复杂,语义类型繁多。《现代汉语词典》对于常用词的借代义的释义体例和方式多种多样,并不稳定统一。这不仅不利于辞书编校体例的严密规范,也会给使用者理解词义带来不便,有的还可能造成词义理解上的偏差。从辞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看,也迫切需要进一步严格修订和完善。

仰观伏听俑在唐宋墓葬中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古堪舆风水术的社会普及在墓葬中从理念到器物的明器化的鲜明体现。北宋真宗永定陵添造随葬仰观伏听俑，也更意味着皇家对堪舆风水的采纳吸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唐宋墓葬中的仰观、伏听俑的尺寸根据政治等级不同而有递差。根据金元时期成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的明器墓仪制度设计，天子仰观伏听长四尺三寸，亲王长二尺九寸，公侯卿相长二尺九寸，大夫以下至庶人长一尺二寸[115]。由于日官、堪舆家的地位都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所以随葬仰观俑、伏听俑的墓葬，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庶人都可使用。

6 结语

在古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思想观念是儒家话语中一种具有笼罩性的合法性叙事情结。《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云：“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116]在儒家经学乃至谶纬观念中，圣人仰观俯察，感应天人，掌握世间一切人文化成。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的天象学一直发展的比较早熟。汉代以后，天文之术因为与政治关系紧密，渐成朝廷禁脔。到了中古时期，天文星占之术更向民间下移并日趋神秘化，唐宋墓葬中的仰观、伏听俑是这一历史社会进程在地下世界的折射。仰观俑与伏听俑一般在唐宋墓葬中成对出土，一仰一俯，在象征观念中可能正是为圣王观察天地宇宙，理顺阴阳。

仰观俑、伏听俑可视为上古易道思维下的圣人仰观俯察、垂宪创制观念在唐宋墓葬中的具体象征。唐宋时期在镇墓明器神煞中增添了仰观、伏听，应是古代中国宇宙观念的深化和强化。仰观俯察，目的是为了治历明时、垂象人事。仰观俯察、尚象制器，是中国古代的圣人创世神话，与丧葬仪式同样存在着同源同构的对应关系。墓葬明器即可以视为这种有序同构的体现。唐宋墓葬明器中的仰观、伏听俑或正来源于上古圣人法象天地、仰观俯察的观念，象征宇宙图式中的人文化成，会通天文地理，沟通神明万物。

圣人垂象观念对应的现实角色，可能反映的是日官、日者的职守角色隐喻。仰观、伏听在唐宋时期墓葬中出现，应可视为中古以降日官、日者以决人事阴阳吉凶的观念在丧葬仪制中的体现。从上古圣王设官分职的角色分流与中古现实对应分工职守来看，仰观、伏听俑与唐宋时期天文、地理领域的日官司天监、日者堪舆家角色或具有现实形象上的呼应关系。阴阳术数历代以来流传不歇，唐宋时期往往由国家出面规范地理堪舆事务，以朝中的重要大臣或由司天监之属专守其责。在唐宋时人的观念中，日官司天监、日者堪舆家或为仰观、俯察的圣人在现实职守上的分派与隐喻，具有强烈的阴阳数术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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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以延边大学为例，理论课以教师讲授为主，在某些问题上会组织学生小组讨论后进行汇报，教授最后进行点评与总结；在实践课上会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进行实践，小组成员彼此合作完成任务。例如教学媒体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既有理论部分又有实践部分，在理论课上教师会集中进行讲解授课，课下布置小组的课后作业，下节课小组会派代表在全班进行小组讨论汇报，教师做最后的评价总结；在实践部分，教师统一布置拍摄微课的任务，班级同学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拍摄任务，统一观看各小组的拍摄作品，小组间进行互评，教授最后进行评价与总结。

综而论之，唐宋时期墓葬中随葬的一对仰观俑、伏听俑，可能具有经学源头象征、现实角色隐喻的两重象征功能。从经学源头象征而言，仰观、伏听俑是中国古代易道思维下的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制器尚象以治天下的经学观念在唐宋墓葬中的明器化象征，是在墓葬这一人文化成领域对于宇宙天地的象征性把握。从现实角色隐喻而言，唐宋墓葬明器中的仰观俑、伏听俑分别与这一时期天文占卜吉凶的日官司天监、地理占卜吉凶的日者堪舆家具有角色上的对应关系。仰观、伏听在唐宋时期墓葬中出现，可能正是中古以降日官、日者以决人事阴阳吉凶的观念在丧葬仪制中的体现。

因此，从仰观伏听俑在唐宋时期墓葬中的两重象征功能来看，或许表达了一种上古儒家易道观念与中古阴阳之术相结合的亡魂宇宙观，在亡者入葬的墓室营造出一整套微观宇宙天文图景，并注重墓葬地理与墓室天文时空的对应关系，以此天人感应的一套象征主义说辞，以期从观念信仰上实现对亡者及其子孙的保佑。从中我们看到唐宋时人在面对丧葬这一终极生死问题时可能的隐秘的精神世界。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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