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历来源远流长，从古老的歌谣传说到现代的文学作品，战争与文学一直难解难分。当下，我们更有“战争文学”“军事文学”“军旅文学”等诸多文学概念。而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中不乏有战场上的军人以及随军的从军记者。其中，“军人作家”的职业是服役军人，以参加战争、服从命令为第一使命，写作并不是其第一职业，但军人作家的战场文学创作一直以纪实性、及时性、临场感等诸多特点受到文史学者的重视，本文首先以作品为本位，对日俄双方普通士兵的作品《肉弹》与《对马》进行了比照分析，从而解读由此反映的日俄两国士兵的文学文字水平、日俄两国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舆论、国民心态、国家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状况。另一方面，又从职业作家与职业军人的双重身份入手，以创作主体为入口，深入剖析了日俄两国的著名军医作家森鸥外、魏列萨耶夫的创作，揭示其在双重身份下，日俄战争文学创作的暧昧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以期一窥日俄战争文学军人创作的大概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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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是20世纪初期较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战争主战场在中国，最后以日胜俄败而告终。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日俄双方参战的总兵力都超过百万人，且伤亡惨重。“中立国”中国的东北地区作为主战场更是同时受到日俄双方的掠夺与破坏。这场战争对远东地区的国际力量对比、对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秩序都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虽然历时时间较短，但是从日俄战争爆发前的酝酿与斡旋到战争结束后的调和与谈判，已经不是简单的日俄两个国家的较量，可以说，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几乎就是20世纪初期国际力量暗中角逐的全面反映。所以，日俄战争在史学界也有“第0次世界大战”之称。同时，以这场战争作为背景、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日俄三国中大量涌现，且已初具规模，包括从战争爆发前后到开战再到战争结束后，以日俄战争为背景或题材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等各类文学体裁，重要的回忆录、日记类作品，形成了较为可观的“日俄战争”文学现象。而在大量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中，军人作家的创作尤为引人注目。

1 普通士兵创作与本国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契合——以《肉弹》和《对马》为例

首先通观日俄战争中的军人作家创作，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普通士兵、军官的创作优势较强于俄国，其根本原因是由两国士兵的文化素质决定的。从日俄两国的文化发展水平来看，20世纪初期，日本的普通国民的识字率已达到90%，并且实行新式征兵制，所以在日本军队中，即使是最普通的士兵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同样在俄罗斯，一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据统计，8岁以上居民的识字率约占38%～39%，即半数以上的国民，仍为文盲。入伍参军的多半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这在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夏天》中就有所反映，并且，由于俄国的排犹运动盛行，相当一批犹太人也被强征入伍，不管年龄界限，只要是犹太人就被拉走。可想而知，沙皇军队中的构成鱼龙混杂，文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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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俄国军队中很多普通士兵并不具备识字、写字能力，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俄国的军人文学多半是军衔比较高的人或是从事工程、技术类的中层军官留下的。而日本的情况则与俄国不同，即使最普通的士兵也留下了不少日记类的作品，且数量庞大。例如海军少尉水野广德的《此一战》，虽然在参加日俄战争时已是水雷艇艇长，但最初他考到海军兵学校的入学考试中就有数学、英语、汉文等，并不简单。后又在学校里训练了三年，成为海军少尉。日俄战争期间，他参加了旅顺封锁和日本海的海战。海战纪实类战记《此一战》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因为海军当时还没有随军记者，所以，《此一战》刊登出来，显得尤为珍贵。其他可查的也有不少普通士兵的从军日记类作品，如陆军步兵上等兵大月隆仗的《兵车行》、久保欣一的《从军日志》、陆军炮兵中尉鎌田觉之进的《震天记》陆军炮兵中尉泷千寻的《热花碧血》、云谷坂本与吉的《炮烟弹雨日志》、陆军步兵中尉安川隆治的《血烟》等。相对来说，俄军的军人创作，数量不及日本，也只有少量士兵日记创作等。除了普通士兵的创作外，日俄两军的高级将领在日俄战争中也有相关的诗作、或回忆录作品流传。但大部分以分析战况、战事为主，本文暂不赘述。

在日俄战争文学的底层军官创作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樱井忠温的《肉弹》和普里波伊的《对马》。不但反映了两国士兵的文学文字水平，其后出版的过程、出版后的影响更映照了是日俄两国的历史环境、社会舆论、国民心态甚至是日俄两国国家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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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来到中国的土地作战的森鸥外也不忘欣赏下“满洲”的景色，在《歌日记》中也有不少美丽景色的描写，如东北特有的庄稼地，一望无垠，尽收眼底，在森鸥外的笔下竟有几分悠然的味道，完全看不到战争的硝烟——

当时，乃木希典任日本陆军第三集团军司令，为《肉弹》题写了两个字——“壮烈”，大隈重信和日本“满洲军”总司令大山岩亦为《肉弹》作序。最后也被呈在了明治天皇的面前，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甚至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专程给樱井忠温来信，表达对他本人以及日本军人的钦佩。《肉弹》也因此在沉浸在战争胜利中的日本社会中风靡一时，而樱井忠温本人也迅速成为全民崇拜的偶像。

《肉弹》主要讲述的是日俄战争期间，作者亲身经历的旅顺攻防战等系列战争。旅顺攻防战是日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日本虽然最后取得了该战役的胜利，但也付出了相当惨痛的的代价。小说中漫山遍野的死尸的描写也能印证这一点：

几百之勇士被屠于此，几千之健儿被伤于彼，肝脑涂地死尸积山鲜血漂河腥羶之气敝于山野。……此处之谷底、彼处之山麓，均死尸累累然而已。黑紫色之血块染于全身，颜青黑、脸膨肿，头发则与血与尘结而成块，白齿四五枚乃轻轻咬着嘴唇而赤，襟又露而触人目。[1]

其实，在很多现代历史和军事学者看来，乃木希典所指挥的旅顺攻防战在战略战术上是值得推敲的，日军的死伤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避免的。但这并不妨碍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大力表现为皇国献身的、英勇的“肉弹”精神。《肉弹》无疑是和当时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最为吻合的作品，这也成为《肉弹》最独特的所在。

小说中从出征送行到战场杀敌，都写得有情有义。所有的日本士兵都为有机会为天皇效忠而感到激动，如果因故不能上前线，竟然剖腹自杀，因为愧对家人与天皇。有的士兵虽然已经精神错乱，但仍记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有的身受重伤来疗伤时已知死期不远，却又感叹如何之抱歉，不能杀敌。有的伤口已血肉模糊，仍轻松地和军医高谈战况。同时《肉弹》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与日本传统武士的“忠”“勇”等价值在内在本质上是契合的。例如，小说中对于忠勇的军人赞不绝口，甚至超越了国家、民族与政治。即：即使敌方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忠勇，作者也是持赞赏态度的。有俄国侦察兵被俘，但是坚强不屈，同样赢得了日军的尊重，樱井忠温也会感叹其勇敢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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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Markov Chain Monte Carlo，简称MCMC）方法[3]目前是处理复杂统计问题的有效手段，尤其在经常需要计算复杂高维积分的贝叶斯统计领域更是如此。在贝叶斯统计学中，高维积分主要用于求得普通方法无法获得的后验分布密度。MCMC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建立一个平稳分布为π（θ）的马尔科夫链来得到π（θ）的样本，基于样本来进行各种统计推断。若定义和实施合理，马尔科夫链将会收敛，此时其极限分布即为后验分布。其步骤如下：

不过，虽然对敌人都敬仰有加，对于无辜的中国民众，《肉弹》里面却充斥着偏见与污蔑。在小说中对于中国人的歧视性描写处处可见，看到熙熙攘攘的街上，中国人牵牛拉车的情形，写道：“人耶兽耶？彼等具极污极秽之丑脸，而浑浑然一事不知，殆即所谓亡国之民与？垂眼视之实可悯而可哀也。”并且认为中国人太讲实利，一贯是要钱不要命，不顾国家与民族存亡。

魏列萨耶夫(В.В.Вересаев 1867—1945)，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熟悉的是他的文学评论，早在1935年鲁迅曾在一篇杂文中《不应该那么写》中提到“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也就是现在通译为魏列萨耶夫的文学研究著作《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此后，魏列萨耶夫的声名大概都与文学评论、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他曾经编撰过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资料汇编，分析过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1943年，被苏联政府授予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但是有关于他的文学作品我们介绍不是很多，尤其是他作为随军军医曾经来到中国参加过日俄战争，并留下了相关作品，这段历史我们几乎没有专门的介绍过。

普里波伊是“对马海战”的亲历者，《对马》文如其名，讲述的正是1905年发生在对马海峡的日俄之间的海战。这次海战彻底终结了俄军，最后促使沙皇同意和谈，可以说是日俄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不过普里波伊的《对马》出版并不似《肉弹》那么顺利，甚至历经坎坷。

其实，战争一结束的1906—1907年，普里波伊就出版了两本写对马海战插曲的小册子，但是立刻被没收，普里波伊也被迫流亡海外。这是情理之中的，对于与日俄战争相关的讨论，战败方沙皇政府的做法和日本明治政府恰恰相反，明治政府大肆树立各种“军神”形象，鼓吹日本国民继续为国家牺牲。而俄国，在国际上输给了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国内阶级矛盾重重，抗议、示威、革命不断，沙皇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舆论的控制也更加严密，因此对马海战作为俄国海军的奇耻大辱更禁止谈论，普里波伊作为亲历者出版这类东西显然是最应该“防范”的。所以，普里波伊的《对马》虽然是和樱井忠温同时期开始准备动笔创作，但是《对马》是在事隔3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问世。

普里波伊原本是一个战舰上的军需兵，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期间，自己主动涉猎阅读各类图书。他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在舰队上发生的许多见闻都被他详尽地记录下来。俄军战败后，他在日本战俘营被关押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这段日子，他萌生了把有关这场大海战的一切都写出来的念头，于是他在战俘营里去请大家帮忙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素材。可以说《对马》里的素材故事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但后来他的这一活动被告密，资料和草稿被烧光，普里波伊本人差点被打死。不过顽强的作家又继续开始收集资料，直到他作为战俘被遣送回国的时候，为了躲避搜捕，又把手稿藏了起来。不料，到最后手稿竟然丢失不见了。一直过了20多年后的1928年左右，普里波伊神奇般地从哥哥家的蜂箱里找到了资料、手稿，再次根据资料继续创作。《对马》于1934年，分上、下两部在苏联出版，194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小说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才问世并受到嘉奖，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1930年代，日本紧锣密鼓地加大侵华脚步，同时，日苏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中国东北地区的局势剑拨弩张，似乎又要重演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马》的出版与后来的获奖无疑触碰到了苏联人深以为耻的记忆，激发了抗日的斗志。

另外，1930—40年代是苏联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对马》在1930年代的出版，也包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要素。在《对马》中，面对日俄厮杀，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都给予了无产阶级的友爱与同情。他表示：“这些水兵们和官员们的母亲，难道没有象我的母亲那样为自己的儿子祈祷吗？就是我们的敌人不也是一样，有爱惜自己儿子的母亲吗么？而且当那些母亲为儿子的平安向上帝祈求的时候，不也是一样流着眼泪吗？然而，我们中间却有一些人，冷酷的死神正在等着他们。”[2]

阮小棉发了封邮件给他，她说，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第一次见你是在公墓，你买大束的鲜花去看楚西，我看得到你眼中有很深刻的痛楚。女人总是很不理智，她会因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爱而心动，不要问我怎样找到你，你只需知道，我不是在游戏，也不是在玩笑。你可以不爱我，却不可以无视我。

俄军士兵投降后，日俄士兵在一起有了交流的机会，于是有俄国人发问：“为什么你们要跟我们打仗呢？我想是因为这边的大人物跟我们那边的一样想打仗的缘故吧？他们为了要打败俄国，让你们拼命，可是他们中有一个人给你们一千卢布来改善你们的生活吗？一个子儿也没有。”[3]另外，小说也出现了站在国际无产阶级立场、对帝国主义发动这场战争的评论，例如，“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作战的人们，也遇到和这相似的情况，虽然范围来得更大。获得利益的不是那些在战场上或者(跟我们一样)在海战中冒着丧失生命和四肢的危险的人们。当全世界的工人们明白了这简单的真理之后，那么，他们用自己的武器，不是互相残杀，而是反抗那些挑拨他们作战的人的日子就必然到来了”。[4]俄军投降后，书中有进步思想的轮机师瓦西里耶夫在最后分析战败的原因时，明确了国家制度是俄罗斯战败的根本原因——“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又患了沙皇专制政治的病毒的恶果，已经受不了战争给予的考验。它是老迈的，而因明治维新而复兴了的资本主义的日本，却反而返老还童，打垮了我们的将官们和元帅们的好战和自大。我们的败北是谁的责任呢？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制度。……日本所征服的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可恨而腐朽的我国政府。要是俄国的政权落在另一个阶级的手中，日本永远不会再得到这样的胜利。”[5]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在一次又一次地怜悯着日俄两方的士兵，同看为无产阶级兄弟，而对待中国人的生与死，基本是不闻不问。这一点和《肉弹》中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中国”只是他们抒发战争感叹的一个战场而已，而“中国人”的生死也不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并且在小说中，有战舰逃出日军包围圈向上海驶去时，船上的士兵们开始期盼在中国的舒服生活，“但愿能到达上海，到那时，钻进最好的饭店里去，一连吃它两天”。[6]在他们看来，似乎只有到了中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最重要的是，作者一再宣称国家制度是导致俄国战败的原因，然而，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与目的，作者却语焉不详。前文提到，日俄战争的实质是“分赃不均”，是对中国领土的“抢食”，换言之，如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俄国(或苏联)能够打败日本，那就是荣光的，是制度的胜利，是阶级的胜利，但这种胜利不仍旧是殖民者的胜利、入侵者的胜利？依旧是占领他国领土的胜利吗？

在《歌日记》中有一首著名的诗歌《罂粟与人粪》，国内有研究者也提到过此诗，因为里面有中国人形象。它讲述的是一位被日军强奸的女孩因为不堪受辱，企图吞食鸦片自尽，被母亲救下，为了逼女孩把鸦片吐出来，把人粪灌到女孩嘴里使她呕吐出鸦片。森鸥外知道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孩专门的呕吐药，女孩才得以被救。

刀闪寒光

2 职业作家与职业军人双重身份的复杂与多面——以森鸥外和魏列萨耶夫为中心

森鸥外(1862—1922)，日本著名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是与夏目漱石齐肩的日本近代文豪。更为特殊的是，他一直身居日本军医高官要职，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亲历者、参与者，甚至具备了一定的话语权力，可以说，双重身份的森鸥外在甲午战争文学、日俄战争文学的创作群体中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从甲午战争开始，森鸥外的军旅生涯可谓一路高升。明治二十七年(即1894年)八月二十四日他被任命中路兵站军医部长。十月一日被任命为第二军兵站军医部长，十一月二十四日被授予六等瑞宝章。马关条约签订几天后，明治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由征清大总督府任命其为陆军军医监，明治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由于其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表现，森鸥外被授予四级金鵄勋章并给与年金500圆，及授予单光旭日章。

以下代码实现了两个报告的文本分词、词频统计，在此基础上发现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新词，并制作相应的新词的词云（如图1 所示）。

1894年，32岁的森鸥外从八月二十五日起，以一部《徂征日记》来记录自己的“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生涯，拉开了他随军出征中国的序幕。《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森鸥外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1895年10月回到东京，任日本军医学校长一职。森鸥外的第一次海外出征生涯告一段落。此后他又陆续开始了文学创作，创办文学杂志等，似乎恢复了普通的文学活动。不过，日俄战争的爆发，打破了这种平静，1904年4月，森鸥外再次以第二军军医部长的身份出征，随军来到中国。1904年11月29日，他被授予三等瑞宝章。1906年1月回到日本，1906年4月1日，因其在日俄战争中的战功，森鸥外被授予三级金鵄勋章并给与年金700圆，及授予二等旭日重光章。

日俄战争期间，森鸥外的相关战争文学创作主要收在《歌日记》中，《歌日记》大概是从1904年4月一直到1906年1月，作者根据随军见闻写就的诗歌总集，其中短歌331首，俳句168首，新体诗58篇，长歌9篇。与《徂征日记》克制的个人情感有所不同的是，在《歌日记》的文学性更强，个人情怀的抒发、个人看法的表达相对突出一些。

这些诗歌以“歌日记”为中心，分为“歌日记”“陨石”“梦语”“杂诗”“无名草”五部分。其中“歌日记”是在战场创作的，与日俄战争关系最为密切。其它四个部分则是回国后增补的，1907年，结集出版，名为《歌日记》。据说，当时明治天皇也会翻阅森鸥外的《歌日记》，所以，森鸥外的相当一部分诗篇，理所当然地都是为赞颂战争、鼓舞士气而作。

首先，日俄战争可以说20世纪以来第一场极其残酷的国际战争，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惨重。森鸥外在诗歌也给予了充分的体现，但由于亲身经历的缘故，森鸥外的作品格外注重细节，如他曾用战刀、寒霜这些细致的意象把战争的冷酷无情渲染烘托了出来：

独漉の みづは浊れり 浊れれど

洗ひし太刀は 霜と冴え冴ゆ

千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每天都在诞生遍地的熊熊燃烧的创业梦想，然后又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创业者被拍死在商业浪潮的海滩上。其中的原因也许有很多很多，但不懂得“居安思危”，得意忘形、固步自封、坐井观天、天下唯老子独大的思维，一定是很多人被拍死在海滩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瞑目す畦の馬楝の花のもと[8]

以水代酒

与你道别

无机氯：漂白粉 、漂白精、三合二 、次氯酸钠、二氧化氯等。特点是杀菌作用快，但性质不稳定。有机氯：二氯异氰尿酸钠、三氯异氰尿酸钠、二氯海因、溴氯海因等。特点是杀菌作用较慢，但性质稳定。酸度越大，效果越好。有机物严重影响消毒效果。

浑浊之水

可洗战刀

以上是在日俄战争中普通士兵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部作品，虽然是普通士兵创作，有的笔法甚至还稍显稚嫩，但却最深刻地体现了本国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作品中多涵盖的中国观、近乎于对中国人的毫无二致的态度，也彰显了日俄战争的实质。这是作为下层军官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最大的特点与价值。但由于并非职业作家，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些普通士兵的文学水平确实有所欠缺，而在日俄战争军人创作中，其实并不缺乏成熟的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日俄两国的著名作家森鸥外与魏列萨耶夫就弥补了这一遗憾。他们拥有职业作家与职业军人的双重身份，无论从官阶地位还是文学水平，这两位都是日俄战争文学创作的佼佼者。其创作水准与普通士兵的创作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也因为这样的高水准，在日俄战争文学的书写中显示了作家身份创作的特点。

伴你长眠

田畦之中

马兰花下

先来看蛋白质，按蛋白质的氨基酸组成可以把蛋白质分为三种蛋白：完全蛋白、半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完全蛋白可以维持生命和生长发育的需要，而半完全蛋白只能维持生命，不能维持生长发育，不完全蛋白不能维持生命，更不能维持生长发育。人体需要的应该是完全蛋白，这和优质蛋白几乎是一致的，因为优质蛋白几乎都是完全蛋白，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鸡、鸭、鱼、肉、蛋、奶等食品。在植物性食物中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其他的大多数植物蛋白都是半完全蛋白，比如大米和面粉里的蛋白。但如果把谷类和豆类混合后可提高蛋白质的营养价值，这就是氨基酸的互补作用，所以豆制品和主食混合食用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和吸收。

《肉弹》是日俄战争参战军人樱井忠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的小说。出版后不久即被我国留日学生黄郛译成中文。1904年，25岁的樱井忠温，作为松山的步兵第二十二联队副少尉参加了日俄战争，并在旅顺攻防战中受重伤致残，失去了右手。《肉弹》是作者在医院用左手完成的作品，于1906年出版，后在欧美国家也有翻译出版。

青空の もとに露けき黍畑や

あさひ浴み立つ 黄牛ひとつ[9]

蓝天下黍田挂着露珠

朝阳中黄牛沐浴晨光

面对美丽的“满洲”大地，森鸥外心中确有一种纵横战场的豪情壮志。的确，就战争本身来说，作为军人的森鸥外的战争立场不言而喻，甚至他的诗歌都是天皇御览，对于日俄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森鸥外一直认为和甲午战争的胜利是不一样的，甲午战争胜利的原因在于，和中国相比，日本较早欧化，而能够战胜白种人俄罗斯的原因则在于日本的传统精神——武士道精神。所以，相较于《徂征日记》的简短，在《歌日记》中，森鸥外对战争战况的惨烈以及将士的坚忍，森鸥外写得比较具体。同时也看得出来，由于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再加上同文同种等原因，森鸥外面对俄国人的对抗态度，明显要坚决、果断许多。在《歌日记》里也有直接以《黄祸》为题名的诗歌，来反击人种论。不过，对于战争中的第三国“中国”，森鸥外的态度又值得玩味。

例：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actors regulating the immune response: Report of WHO Scientific Group[R]. Geneva: WHO, 1970.

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对马》定性为无产阶级文学，似乎不太准确。虽然包含了一定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元素，但只能说，形式上、包装上是无产阶级的，而实际在本质上传达出的信息仍旧是国家主义的，这一点其实与沙俄时期的殖民主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国学者埃娃·汤普逊在《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在评价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联文学的时候，这一个事实也许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评论家对这一时期的作家的讨论常常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过是屈服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法规，而没有注意他们的感知世界早已经深深陷入帝国侵略积习所造成的虚伪。”[7]

森鸥外并没有对此事做价值判断，只是把它作为战场的一个见闻来对待。对于日军的暴行，森鸥外和在《徂征日记》中的态度一脉相承，那就是沉默。虽说囿于体裁的局限，不能全面反映日俄战争，但无价值判断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判断”。巧合的是，1912年森鸥外创作的短篇小说《鼠坂》，涉及到的题材和这首诗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即中国女孩同样遭到了日本人的强奸，由此引发的故事。

“鼠坂”取自一个很陡的坡道，这个坡道如果不是老鼠的话，上下坡会很费力，因此得名。在这个坡道的上方有一对叫做深渊的商人夫妇，他们曾经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很大一笔钱。一天，为了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请了朋友来家中做客，两个朋友即是在日俄战争期间认识的平山和小川。朋友们相聚在一起，以一种开玩笑的姿态聊起了日俄战争期间发生的惨剧：小川在奉天会战前，曾强奸了一位中国少女并最后将其杀害。缘起是喝醉的小川半夜到茅房时，听到隔壁的空屋有动静，便去查看。发现一个标致的女孩，嘴角有一丝血迹，浑身发抖地躲在角落里。深渊没有细说女孩怎么了，继续以一种轻松的姿态说，反正那个女孩再也没起来了……而森鸥外在这篇小说设置了一个惊人的巧合，即聚餐的这一天正是少女被害七年的日子。而当晚，小川留宿在深渊家中，突然看见死去的姑娘就在眼前，惊吓过度后猝死。故事的结局是一则新闻纪实。小川的死并没有引起多大的社会新闻，大家就以为是意外死亡。

对于《鼠坂》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里面暗藏着对日俄战争的批评。虽然整个事件森鸥外如实记录，并且再联系他的诗歌作品，可以判定日军的这种暴行确实发生过，森鸥外应该也不会否认这种暴行的存在，但森鸥外对此一直未做明确表态。若由此而认定森鸥外对日俄战争是持批评态度，或许有些武断。因为双重身份的森鸥外，对待战争的态度实在是耐人寻味，在奉天会战之后，据说有人曾问过森鸥外对于战争的感受，他曾表示这样大概的意思：穿军装的军人不应该谈论战争，如非说不可，那只能说悲惨至极。所以，在森鸥外看来，如果说日军存在暴行，那也只能看做战场上不可避免的、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显然，就态度而言，对战争的无奈并不是对战争的批评。

1922年7月9日森鸥外在东京病逝。临终时他留下这样的遗嘱，耐人寻味：“……余欲作为石见人森林太郎而死。宫内省、陆军省皆有关系，但死别之际，辞去一切表面待遇。欲作为森林太郎而死。墓碑除‘森林太郎墓’外不得多刻一字……”[10]也许是这位军医作家最后的态度吧。

和森鸥外这样的军医高官相比，也曾亲历日俄战争的俄军军医魏列萨耶夫虽然在军阶上比森鸥外要低，但在文学创作上，并不逊色，

同样是底层士兵的创作、同样对敌赞赏、对华歧视的态度奇妙地出现在战争的另一方、俄罗斯的军人创作的作品中，这部作品就是俄国海军军官诺维科夫·普里波伊的长篇小说《对马》。

魏列萨耶夫的作品大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这种坚持纪实性的创作原则，是魏列萨耶夫的一大特色。高尔基曾对此表示赞赏，但也有人表示指责，认为这样的作家根本不是艺术家。不过，魏列萨耶夫倒是一直喜欢写作自传性质的作品，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社会生活的记录，似乎一直是魏列萨耶夫所追求的文学宗旨，他曾说过：“剧烈的历史变革是史无前例的，它就像一列飞驰的快车在我的生命中闪过，而我又不得不去关注它。”亲身经历过日俄战争的魏列萨耶夫就曾指出安德列耶夫的《红笑》忽视对事件的具体描写，说它的“基调那样不可信”。因为安德列耶夫只是从报刊上读到的一些有关战争的报道所形成的总印象出发而写成的小说。

1904年，魏列萨耶夫以军医的身份参加了日俄战争，留下了《对日战争》笔记以及涉及日本的一些短篇小说。在魏列萨耶夫的文集第四卷都是关于战争的故事：例如《敌人》《在鼠笼中》《在松柏下》[11]等。

从对访谈的分析中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中国的英语教学环境下，教师、学习内容和学习者个人的素质（包括性格、情商等）是三个阶段都存在的影响学习者英语学习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三个要素都积极发挥作用，则学习效果会好。教师在学生入门阶段的作用尤其重要，一名好的英语教师是学生顺利入门的关键。学习者个人的素质（包括性格、情商等）则在每个阶段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好的英语学习者不仅要有勤奋、刻苦的精神，还要有高的情商，即清楚地知道自己各个阶段应该怎么做才能取得进步。

《对日战争》(《На 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1906—1907)[12]，由12部分组成，从俄国出发到满洲战场然后再回到俄罗斯的过程，作品的纪实性很强，在开战前，俄国的报纸上沸腾地叫嚣着日本是背信弃义的，整个亚洲是阴险狡诈的，并且充满黄种、黄祸的种族歧视。而到了中国来之后，魏列萨耶夫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并且对于俄国军队内部的无能、腐败有了更深刻的体悟。甚至产生了“到底为谁而站”的疑问。沙皇政府动员士兵的口号是，我们为了信仰而战，为了我们的国王和国家。可是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国王也没有受到伤害，如果说要保卫国家？为什么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却是另外一个国家——中国？俄罗斯的士兵们不能为了无能的政府、将军、腐败成风的国家去死，这样太不值得了。

而在他所熟悉的军队医疗系统，即他所供职的一所野战医院中，总指挥偏偏愚昧无知，对医疗知识没有任何专业知识、乱指挥。甚至有很多规定非常荒谬。而在他所接触的部队中，有的部队甚至害怕走到前面，担心被突然袭击。而官员的昏庸更达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总督阿列克谢耶夫还曾禁止夜间火车通过，因为鸣笛声会影响其夫人的睡眠，以致几十辆列车延误。

在这部纪实笔记中，魏列萨耶夫并不只限于描写一些军事行动，他更注意描写士兵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和士兵的反战情绪。作家对日本的军队评价甚高，对俄罗斯士兵的素质则有所微词，不过，他把原因都归结为军队上层，这与普通士兵没有任何关系。但这样的描写使他当时受到了很多所谓俄国爱国人士的指责。认为其“不爱国”。在《对日战争》的最后一章，魏列萨耶夫讲述了他从“满洲”回到俄国时候看到俄国群情激越的革命场景，似乎预示着解决问题的途径，但革命最终的失败，使魏列萨耶夫开始把方向转向对人的“本能”“兽性”“欲望”等的关注。尽管如此，魏列萨耶夫的作品还是多次重印。

相比较这类纪实类作品，魏列萨耶夫创作的“日俄战争”小说，文学性更强，也有一定的可读性，短篇小说《在鼠笼里》就是其中一篇。

在监管工作中，赣州市局作出“把赣州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审批项目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好”的承诺。为落实这一承诺，赣州市局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审批时限压缩至平均5个工作日；把支持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作为重要工作，寓服务于监管之中，发挥部门优势，积极帮扶企业，辖区生物制药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培育了青峰药业、海欣制药等优势龙头企业。2015年青峰药业产值达到38.65亿元，销售收入37.37 亿元，在全省药品生产企业中排名第一。

森鸥外和魏列萨耶夫，这两位军医作家，巧合地都有和“鼠”相关的作品，一篇叫《鼠坂》，一篇叫《在鼠笼里》，从内容来看虽然两篇小说并无关联，但是，作为战争中的“人”和没有自尊、仅仅满足于生存的“鼠”似乎能不约而同地联系在一起。魏列萨耶夫所指的“鼠笼”在这里指的其实是一个连队所占领的环堡，军官们管它叫“疯人壕”，以前还曾有两个军官在这里值了一昼夜的班就发了疯，从阵地上直接把他们送进野战医院。士兵们给它取了个“鼠笼”的绰号。如果把上文的《对日战争》笔记和这篇文学创作联系起来看，就很清楚地看出魏列萨耶夫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与倾向。

小说中的战壕，即“鼠笼”其实毫无用处，在一片开阔的田野上，两翼都被日本人的阵地所包围，所以，子弹简直会从四面八方飞射过来。日本人在任何时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这里的守卫士兵都打死，所以请求撤销，但军长却批示：死在战壕里，就是获得胜利。真实原因是这个战壕比其他军区的要向前突出了许多。但是这个军长自己却从来不冒风险来到这个战壕呆一会。所幸这个“鼠笼”确实没什么威胁，日本人也懒得理。但是战壕的士兵必须遵守命令在这里死守。而且他们也知道一旦日本人改变主意来偷袭，也没有援兵来救他们，他们必须跳出战壕，进行白刃战，其实最后的结局只有——死亡。

每天的黑夜，“鼠笼”里的士兵们就必须打起精神，漫长的黑夜里，满洲的原野上只有野狗在啃食未来得及掩埋的尸体的声音，显得更加沉寂而可怕。少尉列兹措夫认为应该向日本人射击，但是上尉卡塔兰诺夫不同意，因为如果仅仅射倒他们两匹马，日本人就会成十倍的炸药飞过来，倒进“鼠笼”中，上尉讲明了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容忍这个“鼠笼”存在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能老老实实地呆着，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尉的话简直不像两军对垒时应该说出的话。不过，平静很快被打破了，就在士兵们插诨打科的时候，日本人朝“鼠笼”射击了，刚刚还在开玩笑的士兵们顿时乱作一团，毫无招架之力。

有良知的军官们都认为俄国的士兵是真正的士兵，他们“在死亡面前泰然自若，视死如归……俄国人懂得怎样去死，不惜献身，但是，先生们！让我们死也死得值得！”无奈俄国的决策层从来不考虑这些，他们想的是怎样能够升官发财，小说中还提到一个故事，一个团的俄国兵去袭击一个村庄，因为传言这个村庄没有防卫，于是有的士兵携带的枪支里甚至连子弹也没有就去了，结果遭到了日本人的猛烈还击，伤亡惨重，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正是由于这惨重的伤亡，昏庸自大的团长反而受到嘉奖，而另外的聪明能干的团长，尽量避免伤亡取得胜利，反而被斥责为胆小鬼。还有一个由日本人占领的山岗，防御工事强大，是一个真正的堡垒，但军长依旧要求从正面进攻，因为如果攻下来，这个山岗肯定会以军长的名字命名的。

正因为清楚地看到这些，鼠笼里从军官到士兵，无不弥漫着绝望的气息，有的士兵甚至故意把双手高举到墙上面，好让敌人的子弹打中他，这样就可以领一半的退休金了。而一个月前的上尉还热血沸腾，后来渐渐地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失去了任何的信仰。在小说中上尉的一句话道出了战争的本质——“我们像绵羊一样死去，他们却高高在上，只是写写作战报告。为了这些报告，我们要付出生命的代价……”[13]

小说的最后结局是，这个悲观、绝望的上尉在说完这句话的当晚就被日本人的暗哨打死了。整篇小说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人物也不多，但是深刻揭示了俄国上层军队的昏庸、无能导致了俄国在整场战争中的失败。而如果不是作者在基层军队的生活体验，是无法写出这样一篇既荒谬又真实的作品的。

同时，魏列萨耶夫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值得注意。在甲午战争之前，俄国舆论对日本一直表示同情，但是随着日本的胜利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膨胀，俄国迅速转了风向。《莫斯科新闻》甚至提出了口号：“亚洲大陆上的一寸土地、一分势力也不给日本。”[14]日俄战争爆发后，由于频繁出现中国人暗地帮助日本的事件，在俄国的报刊杂志上，也大肆渲染为了金钱和利益而不顾一切的中国人的形象，还有中国人的愚昧和无知。不过，在这些汹涌的浪潮中，魏列萨耶夫是一个例外，他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了所谓的“黄祸”说。这从他的短篇小说《在雪松下》可略知一二。小说中，作家对于中国是完全善意的惊讶，觉得自己如同站在一个陌生的世界，并且是一个有趣的边缘地带。中国是沉睡的古国，更是神秘的古国。驳斥“黄祸”说完全是凭空捏造。这是难能可贵的。

纵观两位军医作家的日俄战争文学创作，森鸥外作为日军军医高层，服从天皇的命令，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另一方面，作为书写世间真善美的作家，面对战争的惨烈，面对人性的丑恶，如果说在森鸥外的内心深处，没有一点波动的涟漪，又不是不可能的，不知道森鸥外面对“尸首累累”的人间惨象时究竟是何种的心境和心情。也许依旧还是对战争的无奈吧。因此，森鸥外的双重身份，为他的战争文学创作也带来了一定的暧昧性、多变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也同时体现在魏列萨耶夫的身上，总体来说，和森鸥外宣扬“武士道”精神的战场诗歌相比，战败国一方的魏列萨耶夫则在认真思考俄国失利的原因，作品中充满了沙皇上层军队的不满和对于普通士兵的同情。魏列萨耶夫自己曾谦虚地提起过，很多作家都比他有才华，却没有他这样大的名声。因为这种名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忠实地记录日俄战争而获得的声誉与荣耀。

最后，值得国人深思的是，在日俄战争中的军人创作中，中国的地位颇为尴尬，一方面，作为中立国，谈不上有军人参战，另一方面，作为主战场，无论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伪中立”之嫌。即名义上日俄战争没有中国军人的出现，但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百姓，都有实际参与日俄战争的行为，那么日俄战争中的中国“军人文学”的言说就很复杂，绝不能因为“中立”之名，而忽视中国扮演的角色。中国的日俄战争文学中曾有一部重要的小说《中国兴亡梦》，能够从侧面了解到中国人在日俄战争中的参与程度，可以此来分析中国的“中立”实质，弥补在日俄战争的战场文学、军人创作这一领域，中国文学缺席的遗憾。[15]

参 考 文 献

[1] 樱井忠温.肉弹[M].黄郛，译.1909年，石印本

[2][3][4][5][6] 诺维科夫，普里波伊.对马[M].梅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123，338，339，496,477

[7] 埃娃·汤普逊.帝国意识：俄国文学与殖民主义[M].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10

[8][9] 森鴎外.日本近代文學大系·森鴎外集(第11卷)[M].東京：角川書店，1974：294

[10] 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M].卞立强，俊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147

[11] В. Вересаев. Собраниесочиненийв 4 томах[M]. М.: Правда，1985

[12] В. Вересаев.Запискиврача. Наяпонскойвойне[M]. М.: Правда，1986

[13] 魏列萨耶夫.魏列萨耶夫中短篇小说选[M].张守仁，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364

[14] 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M].刘卓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133

[15] 周冰心.日俄战争文学与清政府的“局外中立”//孟庆枢，主编.中日文化文学比较研究2014[C].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