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创作姿态

于人而言，姿态是人的容貌神态或风格气度；于创作而言，姿态是作家写作时的一种写作态势，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时代背景的影响下，作家文学创作的特点”。[1]创作姿态是作者与作品之间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系。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创作姿态。从容冷静的叙述、激昂慷慨的抒情、悲苦哀伤的吐露、闲适愉悦的表达、抑郁绝望的倾诉等等，都是一种创作姿态。诸如屈原的“上下而求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徐渭的“独立书斋啸晚风”、张爱玲的“视病态为常态”、鲁迅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沈从文的“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巴金的“说真话”等等，都是一种创作姿态；又如20世纪80年代“愤青”和“小资”的写作、当下莫言平民化的创作、某些女性作者早期的“下半身”写作、个别作者的“戏作”等等，皆不失为一种创作姿态。无论何种创作姿态，都有独特的价值取向。悼夫诗的价值取向无疑是对亡夫悲痛欲绝的伤悼和美好忠贞爱情的留恋。

二、季兰韵生平简介

季兰韵是清代孀妇诗人的典型代表。清代孀妇是一个庞大的女性群体，也是一个最不幸的女性群体。在女学兴盛、节烈风炽的合力作用下，清代孀妇诗词创作数量比此前任何一个封建朝代更为丰富。仅就胡晓明、彭国忠主编的《江南女性别集》丛书考察，其中以孀妇身份创作并在诗题、词题或序中标明悼夫的诗人有董宝鸿、袁希谢、张纶英、金兰贞、谢香塘、钱希、袁镜蓉、左锡嘉、孙佩兰、杨蕴辉、季兰韵、吴茝、倪仁吉、袁杼、张令仪、张玉珍、沈鹊应等，悼夫之作多达200余首；而诗题、词题或诗序、词序中虽未标明悼夫但实为悼夫的诗词作品更夥；至于在各类题材诗词作品中兼涉悼夫的诗词数量更是无法用确切数字表述。在清代孀妇中，季兰韵悼夫诗的创作历时久、数量多，极具代表性。

季兰韵(1793―1850)，字湘娟，江苏常熟(今江苏常熟市)人，同邑屈颂满室。《江南女性别集》将其生卒年定为1793年至1848年，显是根据季氏戊申年(1848)所作《兰自庚子绝笔后未吟只字今夏墨香伯姒仙逝遗命兰作挽章不敢不报勉书十绝聊以当哭亦自知言之不文也》一诗而定。而据《屈氏世谱》记载，屈颂满配黄州通判季申培女。屈颂满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初七日卯时，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十五日。季兰韵出身于文学世家，继承家学传统，博涉经史，亦工诗画。16岁时，父宦楚北，季兰韵随父游楚北，不仅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同时接触到诸多真实的社会弊端和百姓疾苦，促使其写出一些满怀深情、同情百姓的诗词作品。夫屈颂满(1792―1816)，字子谦，号宙甫，江苏常熟人。屈颂满工行、草、篆、隶，善铁笔(擅刻图章)，画山水、花卉、竹石，妙于运腕，能吟咏，好古琴。据姚福写于道光丁未(1847)人日的《跋》中亦可得知，屈颂满“少颖异，十三能为擘窠书，诗画学即工。”[2](P1128)1814年末，21岁的季氏嫁给了22岁的屈颂满，婚后夫妻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射雀而堂上屏开，乘鸾而房中乐奏”[3](P130)的夫妻生活令人称羡，一时闺阁有徐淑、秦嘉之目。令人痛心的是，屈颂满年24遘疾卒，正当韶年的季氏不幸成为一名孀妇。在夫亡后的次年及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季氏时常作诗悼夫，诗中充溢着对亡夫深切的哀痛之情，情词恳切，令人唏嘘。

《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下册)》收录了季兰韵的《楚畹阁集》，集中存诗十一卷，录诗556首，存词一卷，录词24阙。其中在诗题或诗序中标明悼夫的诗作61首，在词题或词序中标明悼夫的词作3阕，未在诗题、词题或诗序、词序中标明悼夫而实是悼夫的作品约200首。因此我们可以说，《楚畹阁集》中悼夫之思、之辞无处不在。限于篇幅，本文只就季兰韵在诗题或诗序中标明悼夫的作品进行分析。

三、孀妇季兰韵的悼夫姿态

生命并非努力就能挽留的，这样的无奈和不甘造成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痛恨以及对亡人的无限思念。悼亡，是人之大爱的一种行为方式，是生者对死者的情感祭奠。悼亡诗文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灵魂悲歌中的凄艳奇葩。当代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认为“死是最高的美学命题”。在文学艺术中，死亡超越了生理学范畴的限制，获得了永恒欣赏和思考的价值，因此，死亡也就成为从古到今文人不断吟咏的主题。

季兰韵《楚畹阁集》中的诗歌作品是以创作年代的先后为序编排的，悼夫作品亦然。季氏悼夫的创作姿态是：强烈抒发对亡夫的深切缅怀，倾诉“未亡人”的深悲剧痛，缅怀美好的爱情，表达“早同穴”的愿望，历时长久，情感真挚，撕心裂肺，动人心旌。季氏64首悼夫诗贯穿于夫亡后的35年间，直到自己去世前方才停笔。作为“未亡人”的季兰韵，孤苦伶仃地苟活于人世，任何一个季节都容易触发其悼夫之思，目睹与丈夫相关的人、事、物也会触动自己敏感的心弦。其悼夫诗有纪丈夫临终前情状、送夫出殡、思夫、扫墓、叹薄命等。本文以季氏悼夫诗的情感为纬，时间为经，从“一年余”间的悲伤追怀、日常生活的睹物思人和特殊时日的因事伤情三个方面，探讨季兰韵悼夫诗的创作姿态。

(一)“追思前事，如梦如幻”——“一年余”间的悲伤追怀

悼亡诗乃感今怀昔之诗。季兰韵最早的悼夫诗是写于丙子年(1816)的《题子谦写赠墨竹轴》，其序曰：“乙亥(1815年)冬月，见赵承旨题管仲姬墨竹，心以未得为恨，因于小除夕写此图见贻，孰知不两月而物在人亡。追忆前情，痛何如也！和泪书一绝句。”冬月是农历十一月，两月后则是丙子年正月，据此可断定屈颂满病逝于丙子年正月。作于同年的悼夫诗还有《展夫子遗照》七律一首。此诗述说在某天停下手中的家务事，“镇日含愁掩绣扉，展看遗像泪沾衣”的情景，以及面对亡夫遗像和灵案不妨再做举案齐眉之想，思前想后，唯望“夜台”“早相依”，后悔自己没有在丈夫离世时自杀(“殉身悔负从前约”)，导致“一着非时事事非”。季兰韵最早以“悼外”为名创作的组诗《悼外》42首则写于丁丑年(1817年)，即夫亡一周年之后。《悼外》诗序中明确交代此组诗是在“自去春遭变，泪枯肠断，倏已年余。追思前事，如幻如梦。随笔杂书，聊以当哭，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后写下的。季氏为何不像其他孀妇那样在丈夫离世当日或几日、十几日内写作悼夫诗，而要等到一年多之后才创作《悼外》组诗呢？原因在于夫亡后的一年之内，她无法承受失夫的巨大悲痛，以至于无法冷静下来创作悼夫诗，直到痛定思痛的“一年余”后，悲伤之情才稍得缓解，遂将一年来的伤痛感受诉诸笔端，感情如决堤之水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遂于丁丑年某一天或几天内，连续创作了42首《悼外》组诗及1首《展夫子遗照》。《悼外》中回忆了自庚申(1800)订盟、壬申年(1812)遭父丧、甲戌年(1814)结缡后夫妻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丙子年夫亡、夫亡“一年余”间的凄苦生活，尤其对结缡两月后遭姑丧、两载居丧共读书、夫妻弈棋分韵、丈夫罹病、自己殷殷调护以致孱躯有恙、归宁后丈夫寄诗慰问、夫妻深更围炉烹茗、除夕同守镜台、丈夫弥留时侍翁续孤的叮咛、相期来生再为夫妻之约、夫亡时的呼天抢地、自祈殉夫的未能践行、展看遗编的悲恸、日常生活中的思夫等写得很详细，读来如在目前。我们不妨以《悼外》组诗作为了解季兰韵婚姻及“一年余”孀妇生活的大致情况，亦有助于我们了解季兰韵于“一年余”间悼夫诗的创作姿态。

《悼外》是一组五绝诗，题下有序：“自去春遭变，泪枯肠断，倏已年余。追思前事，如幻如梦。随笔杂书，聊以当哭，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此序已然将写作背景交代清楚。第一首交代之所以在丈夫离世“一年余”才创作悼夫诗，乃因“伤心难赋大招篇”。《大招》是《楚辞》篇名，传说屈原流放9年，恐命将终，故大招其魂，因以讽谏，而作此篇。诗人借此事典说自己因遭夫亡，悲痛欲绝，无法为亡夫创作招魂诗，直至一年多之后，终于可以长歌当哭了。诗人在组诗之二十四中，回忆丈夫临终前的“心知永诀情难诀，手到如冰尚共携”的情状，揭示丈夫病故的真实原因，沉痛谴责庸医下药不当导致“良缘从此尽”，并于诗后自注“十五日，握手泣曰：‘良缘尽矣，可恨庸医误我，疾尚可为，误投犀角数剂，遂致不起。’”传统中医认为犀角入药有强心、解热、去毒、止血的功效，问题是屈颂满的病本不该下犀角这味药却误下此药，否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下面按照作者原有的写作顺序考察季氏从订婚、于归、婚后幸福、夫病、临终、离世、处理后事等一系列历程及夫亡“一年余”的悲痛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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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氏与屈颂满早在“庚申中秋定聘”，庚申年是1800年，这一年季氏刚满七周岁。从此她就与年长自己一岁的屈颂满“红丝一缕系三生”(其二)了。屈颂满对父母是极仁孝的，《组诗》之四诗后注：“庚午，翁宦粤东，得疾，旋里。君(指屈颂满)参北辰(指父母)三年，疾愈，人称孝感云。”壬申年(1812)，正当母亲为自己制作嫁衣裳之际，“遭先君之丧，甲戌服除，于十月廿二日来归”(其五)。拜堂成亲仅两月，“乙亥岁朝，遭先姑之变”(其六)。自此季氏罢施膏沐弃置钗钿，夜深人静之时与丈夫“相对泣灯前”(其七)。季氏与夫居丧期间“不启镜奁同扫黛”(其九)，“绿窗同赋碧桃枝”(其十)，弈棋、分韵“友兼师”(其十二)，夫妻感情得以日益加深。也就在姑丧期间，季氏因悲伤染疾在身，此时的屈颂满对她是“惜暖禁寒为病身，殷殷调护太艰辛。感君宛转情千缕，不数当年取冷人”(其十四)。用“取冷人”的事典言说丈夫对自己的照顾远超当年的荀奉倩。《世说新语·惑溺》载：“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笑于世。”[4](P489)后世指夫妻恩爱，或用以悼亡。季氏十月份生病，仲冬归宁兼养病，其间接到了丈夫寄来的慰问诗，中有“相聚日益深，相别日益苦”(其十七)等语。其十八回忆自己与丈夫“伴读围炉茗自烹”的幸福时光。但让季氏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就在她回娘家养病期间丈夫会突然生病，不久竟至卧床不起而“欹枕还修绝笔书”(其二十)。诗人于此诗后有一段较长的自注：“君病前十日，适余归宁，闻病欲归，犹接手书云：‘当此春寒，益宜调护，切勿归也。’此后不复举笔矣，痛哉，痛哉！”当获悉丈夫罹病的消息后，季氏大吃一惊，后悔不已，“早知永诀无多日，却悔当初浣葛行”(其二十一)。“浣葛”典出《诗经·周南·葛覃》，“薄浣我衣……归宁父母”。后隐喻省亲之处。此诗后又有一段较长的自注：“曩常梦至一处，小屋数间，溪流一带，青苔白石，虚无人焉。乙亥秋，又梦其处忽有一人出曰：‘汝缘将尽矣。’余恍如还家，见君素衣冠而卧。醒以告人，咸以梦境为解。呜呼！孰知梦之非梦耶！正月下旬，母命归宁，余力疾而行，殊非君意，只知小别，今恨何伸！”在屈颂满“弥留一息尚神清”之际，对妻子满含深情，哽咽着“事事丁宁”，且在病危时“频以侍翁续孤为嘱，并与期来生约”(二十三)。临殁时，“索素衣冠，拜父而后冥”(其二十五)。屈颂满死后，季氏“旦夕惟将死自祈”(其二十七)，但毕竟还有亡夫临终前交给的侍翁续孤任务未完成，所以季氏必须独自承担赡养公公、打理家庭的艰巨任务。季氏在组诗之三十中明确表白，本欲与夫共死生的，然“只缘罔极亲恩大，强住人间负旧盟”了。这样悲苦的日子的确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为缓解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她也如当时许多孀妇一样用“日对金经诵几回”(二十九)来消解痛苦。季氏在操持家务之余，常于夜晚翻检亡夫遗留下来的诗稿，边读边流泪，边忆起亡夫生前的点点滴滴，不由感叹“此情百劫难消灭，化石还须有烂时”(其三十六)。屈颂满不仅人品好(“族党群称之子贤”)，书画也被时人珍藏(“争将遗墨宝云烟”)(其三十八)，这对季氏来说，似乎也是一种精神安慰。漫漫长夜，季氏多么希望能在梦中与丈夫相见，但事与愿违，“几回祈梦梦难通”，这本该让季氏更加伤感，但她却将之理解为是亡夫疼惜自己，是“情知恐我添离恨，未肯幽魂入梦中”(其三十九)。但毕竟长夜难熬，身边又无儿女，皓月当空际，便是难以入眠时，“无情最是楼头月，依旧纱窗夜夜明”(其四十)。季氏在组诗的最后两首中，强烈表达出“何时撒手西天去，一笑莲花又并头”(其四十一)的愿望，以及他年自己离开人世时无人为自己哭泣的伤心，所谓“今日哭君君不闻，他年哭我更无君”(其四十二)，读来令人悲痛不已。

[2]胡晓明，彭国忠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下)[M].合肥：黄山书社，2012.

(二)“桃花红似泪，心事冷如灰”——日常生活的睹物思人

季氏与屈颂满婚后感情极好，有“一年余”间22首夫妻唱和诗为证。早在甲戌年(1814)的新婚之夜，屈颂满就饱含深情地写了一首催妆诗送给季氏，季氏接诗后，幸福而激动地写了两首《次子谦夫子催妆诗韵》。旧俗于成婚前夕，贺者赋诗以催新妇梳妆，叫催妆诗。催妆诗起源于唐代，其后文人所作催妆诗逐渐转化为应酬之作，非必成于成婚之夕。屈颂满的催妆诗系新婚之夜所写，季氏次韵诗其二“为欲问安堂上早，关心和我听鸡鸣”为证。乙亥年(1815)季氏连续创作了《春日同子谦》《与外读白头吟》《暑窗十咏同子谦作》《归宁赠外》《寄外》《对月口占寄外时余归宁》《长相思寄外》(3首)《检书·与子谦同作》《子谦寄见怀诗奉答数语》(10首)。《归宁赠外》中叙写因丈夫就读于刘氏而造成的暌离之苦。其实，丈夫就读之处是在“隔一重城”的本城之内，却让季氏觉得“寻常咫尺犹嫌远”。在《暑窗十咏同子谦作》之《竹床》诗中，季氏甚至极大胆地言及“湘云与湘雨，消息在中边”的情事。屈颂满从就读处寄给妻子情诗，表达对妻子相思不成寐之情，季氏接诗后立即创作了《子谦寄见怀诗奉答数语》，诉说自己与夫“相离才几日，两地思悠悠”的离情别绪。季氏还有一首与丈夫同作的诗《检书·与子谦同作》，叙述夫妻二人闲来无事，在某个晴日共同品茗、焚香、检书、曝书的赏心之事，读来如在目前。上述诸诗中的屈颂满形象皆丰满鲜明。

[3]秀琴编集.胡文楷，选订.历代名媛文苑简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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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畹阁集》中收录季氏词作24阕，其中有悼夫词《貂裘换酒》《高阳台·见杨花感悼仙客》《金缕曲·秋夜梦外醒后感成》三阕。与诗歌编排体例不同的是，这24阕词并非如诗那样以创作年代先后为序编排，故对其创作年代不可妄加揣测。《貂裘换酒》词前有较长的序：“丙子(1816)春，余为仙客制鸳鸯绣囊，未竟而仙客谢世。越七载，织云侄女请绣成之，旋即病瘵，于丙戌(1826)冬殁，斯囊终未成也。余悲彩云之易散，伤修谱之不终，填此以当挽歌，亦聊以自遣云尔。”词中回忆当年红窗闲暇时“悄听画眉人语”的夫妻恩爱，对比眼下夜雨孤灯的销魂，只能发出“人去也，恨千古”的慨叹。《高阳台·见杨花感悼仙客》是一阕咏物词，因诗人目睹杨花飘飞而抒写孤独无依之情，下阙则将孀居生涯比作飘零的残红，是“任无人怜惜，自管离情”，并将杨花入水化为浮萍比拟自己即便能与亡夫相聚，“已是来生”之事了，届时丈夫“记否前因”尚不可知呢，真是极伤心语。

第一，企业集团的组建要科学，要充分把内部资本市场的优势发挥出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以及国企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深化进程，目前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仍然存在，政府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另外，由于企业集团内部形成的小型资本市场对于我国外部资本市场的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可以进行一定弥补，达到对资源配置进行优化的作用。对企业集团进行科学组建，统一管理整合在一起的中小企业，不仅能够存在规模优势达到规模效益，还能对企业集团的整体效率有提高的作用。但是切记企业集团的组建一定要适度，在注重量的同时更要注重质的发展。

乙酉年(1825)，丈夫离世已近8年，婆婆叶婉仪离世10周年，季氏创作《先姑大人十周哭夫子丙舍》两首，丙舍是存放灵柩的房屋。季氏在此诗中将婆婆与丈夫“共奠”，并于第二首诗中伤心于丈夫不能像释迦牟尼那样从天而降，与“凡人骨”的自己共同生活。同年仲冬初九日，季氏将亡夫遗骨安葬，遂创作《仲冬初九日安葬仙客于罗墩风阻六里塘改迟一日舟中感赋》一诗，从诗题判断，屈颂满的尸骨并非如现在这样于人死后的数日之内火化下葬，而是在屈颂满死后10年才下葬。至于10年期间怎样处理遗体，笔者不便妄下结论。直至安葬了丈夫的遗骨，季氏才真正意识到丈夫永远不会重返人间了，她想“截发为君殉”，却又“伤心转自怜”，自怜的是丈夫“十年抛薄命”，伤心的是“何日会重泉”。乙酉年，季氏还创作了《仙客葬有日矣泣成四绝》，第一首中诗人“回首伤心十二年”，咏叹自甲戌年初春于归至“而今相送归黄壤”的遭遇；第二首感叹夫妻缘分短暂如昙花一现，夙世之盟竟至于“一霎旋消”；第三首表白自己为亡夫育子侍父，“任怨肩劳历尽辛”；第四首言亡夫在天之灵定会“鉴我痴情定我怜”，想到自己“浮生似泡影”，但求早日同穴而伴长眠。季氏对“早同穴”不仅是说说而已，这既由夫妻深情决定，也为时代风气左右。就季兰韵个人而言，她是特别注意史书上和现实生活中身边发生的烈妇事迹的，先后创作了《赵烈妇诗》《挽吴烈妇》《挽表祖姑母孝贞女赵若蕴师》《司马烈妇诗》《读钱烈妇传》等诗作，由此可见，季兰韵对殉节是“抱着高度的敬意并加以颂赞”[10]的。

(三)“作歌当哭，柔肠欲断”——特殊时日的因事伤情

“作为失爱之后的情感抒发，悼亡诗往往别具深情。”[9](P100)季氏写于特殊时日的因事伤情悼夫诗皆是别具深情的。辛巳年(1821)人日(旧时称农历正月初七日为“人日”)，季氏在丈夫30生辰(实际年龄是29周岁)这一天创作《正月七日先夫子三十生辰》。此诗是在“日暮悲难已，凄凄意倍酸”的情况下创作的，但考虑到继子承柱已经4岁“能学拜”了，权可慰藉亡夫于地下(“泉下意当安”)。需要说明的是，第三首起句“为君育子侍偏亲”中的“子”并非季氏亲生子，而是在夫亡后从夫族过继的养子。写于《悼外》组诗同年的《嘉庆丁丑二月二十六日嗣夫族光懋修第三子为子取名承柱遵遗命也诗以纪实》已经作了交代。此诗共五首，第一首交代收养继子是丈夫“珍重遗言议续孤”的原委，且是“两房俱待第三雏”，诗后注释更为详细：“夫子殁后，即议嗣。按宗支昭穆，应嗣夫从兄溱瑞次子，顾已许其已故之胞弟为后矣。又夫族兄惟泰、惟豫早有二子，骤难割恩，未便相强。因议定三房内有先举第三子承嗣，今如所愿。懋修，惟豫字也。”“昭穆”即宗族的辈分。第二首诗后进一步自注：“承柱系伯姒吴氏所生。姒善病，自谓生育无望，乃即于定议之夕，梦神授以仙栆。姒妊后即为余言之。”早在吴氏伯姒还未生出孩子之前，也就是说在还不知道生出的是男孩还是女孩的情况下，季氏业已“裁衣选乳预操持”了，丝毫不顾及他人的物议，所谓“弄璋弄瓦凭天定，一任旁人笑我痴”(其三)。

睹物思人，触物生悲，是季氏日常生活中悼夫诗的创作姿态。

教学查房是临床实践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医学生培养的必经过程。通过教学查房，留学生开始进入医生角色，深入临床实践。在肿瘤学教学查房中，教师应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应用适应于留学生特点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思考，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师生协作交流，完善教学中的不足，最终提高留学生教学质量。

乙酉年后，季氏悼夫之作渐稀，往往会隔一年甚至几年才会提笔创作，且大多会在亡夫生辰日、忌日或清明节等特殊时日才会创作此类作品，如在辛卯年(1831)正月初七屈颂满生辰这一天，季氏创作了篇幅较长的古风《正月初七日先夫子四十生辰》，诗中总结近20年的孀妇生活，得出“立孤难，死节易”“慷慨捐躯一日情，从容尽义终身事”的结论，并讲述了继子承柱年龄已界“舞象”(古代称15―20岁的男子为舞象，也是成童的代名词)，但在学业上并不如自己所愿，觉得自己辜负了亡夫而伤心流泪。屈颂满死后，每年一次的清明节“上冢”是季兰韵必不可少的功课，上冢时的情绪波动、归家后的心情变化，必然引发创作欲望，故季氏写于清明节的悼夫诗也相对较多。丁亥年(1827)《清明日上冢归舟口占》吟于“辗转悲难已”的归途中。亡夫的墓地离家可能较远，早上前往墓地，傍晚时分才“促棹回”。回归途中看到艳丽的桃花反觉“桃花红似泪”“心事冷如灰”，想想自己精心为亡夫准备了飨食却不能进入坟墓见上丈夫一面就不免难过，故有“但求同穴早，魂魄永追随”的愿望。写于己丑年(1829)的《清明节因病不能扫墓口占二绝》，诗题告诉我们，这一年的清明节季氏因病不能亲去上坟内心愧疚，并将此说成是自己的“厄运”，担心亡人在这一天要惦记自己“如何不作拜坟人”(其一)。第二首又强调自己并非是留恋人世，只是因为孤儿还未成年，即便如此，“早同穴”的想法一直没有打消，故每每“怕听杜宇唤人归”，对亡夫的思念可谓深切。

就如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样，冬天保暖的衣物、被褥等物品也需要因地制宜，在北方大受好评的棉被，到了南方就会有水土不服的情景。对孕妈妈而言，到了孕中晚期，身体疲惫，再盖上厚厚的棉被，很容易出现呼吸困难等诸多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孕妈妈就要抛弃棉被，选用既保暖舒适又轻盈的蚕丝被了。

壬辰年(1832)至己亥年(1839)7年时间内，作者只于乙未年(1835)写有一首《立春前一日祭诗》，给人的印象是，她对丈夫的死终于想通了、放下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失望与达观同是因为神悟了相思的愁苦，不过一种是因为太执著，一种是因为超脱而已。”[9](P86)季氏认为自己所作的诗无论悲与欢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落笔悲欢皆纪实”，她希望也能像男子那样借酒浇愁。可见，长期的孀妇生活使她心生愁绪甚至有了怨情，写于乙未年的《怨》就是这种情感的呈现。诗中季氏说自己“方寸缠绵十二时”不是因愁、因恨、因痴，而是孤独悲苦无人可诉，而这样的孤独悲苦比死更让人难以承受(“生死俱轻苦莫支”)，“不是曾经亲历此”者是无法体味的。大概季兰韵的心真的“死”了，以至于连悼夫诗也懒得写了，直到庚子年(1840)才创作了《绝笔》诗，作者要绝痴爱、荤腥、罗绮、笔墨等等，但认为绝笔墨最难，“年年思绝之，欲绝未绝耳”。现在终于痛下决心，因为这样就可以“一朝能绝笔，情绝如止水”了。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思念丈夫的心情又怎能因“绝笔”而“心死”呢。

梦作为一种虚幻意象，在诗歌中具有重要的表情达意作用。大部分的梦都是在半睡半醒之间进行的，是清醒状态的精神活动的延续。季氏有与亡夫相见的强烈愿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与亡夫相见就理所当然。然而，“梦虽然暂时缓解了他们的痛苦，但梦醒后却又会跌入更大的痛苦之中。”[11]《金缕曲·秋夜梦外醒后感成》就是季氏在某一个秋夜梦到丈夫惊醒后所作。梦中丈夫的音容笑貌“浑未改”，且“宛转深情如昔”，这令季氏异常高兴，希望能与丈夫多说几句知心话，遗憾的是“片刻相逢留不住”，惊醒后已然是满枕泪痕了，怎不让人痛彻心扉，而这种痛苦是局外人无法体验的，于是季氏只好“自怜一管凄凉笔，纵不言哀意也酸”(《惆怅》)了。

作歌当哭，柔肠欲断，是季氏于特殊时日悼夫诗的创作姿态。

四、结语

华夏民族历来是“哀死”的。在中国人看来，人死了就意味着永远离开现实世界，未尽的情缘就此隔断，故在感情上，中国人无法排遣悲伤、沉痛和凄楚。悼亡诗的情感亦必然如此，其悲怨深挚的情思、朴素纯洁的风貌，“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净化、情趣的升华和悲怆美的享受。”[12](P13)

居住建筑内部空间的摆设品味定位主要包括家具、电器、艺术品、人工照明的灯具样式、绿化、窗饰等。这部分主要取决于户主的年龄、职业、偏好等，具有非常明显的主观意愿，设计师也可提供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专业意见。

婚后一年多丈夫就不幸病逝，季氏代夫行孝，养育过继幼子，虽忙于家务而35年不辍创作悼夫诗，且每首情真意切，血泪斑斑，动人心旌。追思前事、情挚词哀，睹物思人、触物生悲、作歌当哭、柔肠欲断，分别是季氏“一年余”间日常生活和特殊时日悼夫诗的创作姿态。季兰韵悼夫诗“完美地结合了死亡和爱情两大主题”,[13]但“悲”是其主调。她用泣血的文字，记录了丈夫生前的美好、夫亡后的悲痛、悼夫时的呼天抢地，她的悼夫诗是夫妻间生死恋情的痛苦吟唱，是生命的血泪挽歌，令读者慨叹唏嘘。

三国时期的荀攸，他自谦避祸，很注意掩蔽锋芒。他自从受命军师之职，随曹操征战疆场，筹划军机，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曹营中众多谋臣策士之中，他的地位数一数二。后来，曹操做了魏公，更是任命他为尚书令，可谓恩宠之极。但他从来都懂得功高不可震主，锋芒不可凌人。他凭借着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原因为何？盖因他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判若两人。

参考文献:

[1]李琳.试述沈从文的创作姿态与文体选择[J].北方文学(中旬刊)，2013，(04)：26―26.

《族小叔瀛仙忠桓茂才以夫子遗绘装卷作诗并征名流题咏不数载叔亦谢世此卷不知所之仅存叔挽夫子绝句四首读之怆然有作》3首亦作于壬午年，系展看亡夫生前绘画及几位族小叔题诗而触动了诗人写作悼夫诗。第一首中季氏回忆前年夏季族小叔众口一词赞誉屈颂满的诗书才干非同一般，但这反令她“独心酸”。而季氏则称赞丈夫才艺“三绝”，称丈夫与族小叔是“二难”。《晋书》卷九十二《顾恺之传》载：“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书绝、痴绝。”[6](P1605)“二难”典常出《世说新语》载，陈群(字子长)与陈忠(字季方)“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陈)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4](P6)季氏用此典是称赞亡夫与族小叔皆是贤良之才，难分高下。然而，现在丈夫与族叔俱成故人，怎不令人悲痛欲绝，自然就“不禁泪汍澜”了。第二首说为了感谢族小叔“以夫子遗绘装卷作诗并征名流题咏”的“殷勤意”而时常展卷“读未休”，但又因“仅存叔挽夫子绝句四首”而感叹“彩云偏易散，遗墨竟难求”。第三首诗将丈夫喻作“玉树”和“三闾”(化用屈原事典来夸说丈夫是“俊才”)，并把丈夫的早亡说成“聪明折福”，这虽是时代局限所致，却也是至情之语。

“对真挚感情抒发的强调，是清代才媛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5](P3)悼亡诗更不例外。季氏在夫亡“一年余”之际的悲伤追怀，恰印证了姚福《增跋》中所言：“夫人哭以诗，……情挚词哀，不忍卒读。”[2](P1128)季氏悼夫组诗《悼外》追思前事，情挚词哀，是季氏“一年余”间悼夫诗的创作姿态。

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当丈夫病亡后，季氏在日常生活中对亡夫的追怀悼亡随时因睹物而生发。前文言及的《展夫子遗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而成的。《鸳鸯绣囊歌》作于壬午年(1822)，诗题中的鸳囊本是作者起始于丙子(1816年)春的未竟之作，时屈颂满命妻绣囊，季氏便以素罗为质，绣香囊两枚，大如鹅子，每幅绣鸳鸯鸟二。因绣工极好，“毛羽斑斓，镂金错彩，一时闺阁咸推佳制”。但工未半而夫病逝，遂将斯囊弃之不顾。写作此诗时，已是七载光阴过去了，侄女织云见到半成品的绣囊，请姑姑为之续成，季氏“感其意，而为之歌”。这里的“感其意”不仅是对侄女所请之感，更是对当年伉俪深情而“感”，对生死两隔之“感”。季氏认为“世间第一伤心绝”就是夫妻间的死别，是即便女娲也无法弥补的“情天缺”。说自己与丈夫及自己所绣之囊“俱是鸳鸯侣”，希望死后与丈夫仍作“鸳鸯”，但“化土还愁有散场”，于是更进一步设想自己死后要与丈夫的尸骨“尽教烧瓦作鸳鸯”，大有宋末元初管道升要与其夫赵孟頫“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管道升《我侬词》)的气势。

[4](南朝宋)刘义庆撰，徐震堮著.世说新语笺校·德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与文化考察[M].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以上诸悼亡夫诗词符合古代女性悼夫诗“很大一部分是以悼亡客体为中心，以自我为附属”[7]普遍性特征，与男性悼妻诗着力表现诗人自我的苦痛有显著区别。张远山在《人类素描》“寡妇”一章中，这样总结中国孀妇的生死歌哭：“苦难深重的人类中，妇女是最苦难者。苦难深重的妇女中，中国寡妇是一切苦难者中的最苦难者。”[8](P40)正因为中国寡妇是苦难者中的最苦难者，所以季氏在多首悼夫诗中反复表达“早同穴”的愿望，这不仅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那个时代一部分孀妇的真实想法。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文苑·顾恺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提高大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度，应当首先了解大学生的兴趣所在，倾听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根据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大学生的心理需求与兴趣爱好，创新活动的内容。例如实行“点餐式”的课外活动项目：读书学习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户外运动等，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

[7]崔婉茹.论悼亡诗中的性别差异[J].吕梁学院学报，2014，(4)：17―21.

[8]张远山.人类素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对于责任的两种不同含义的解读，尤其是对实质责任的强调，表明约纳斯实际上扩展了一般意义上的责任观。在比较了形式责任与实质责任之后，约纳斯指出，技术时代的道德事实，需要的正是这种实质责任和责任感，而非每一行动者对其行为负责的空洞的形式责任。[34]在这个意义上，约纳斯区分的实质责任正是“未来责任”。

[9]陶东风，徐丽萍.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

[10]黄宝萱.季兰韵与《楚畹阁集》研究[D].台中：东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1]武志龙.中国古代悼亡诗中意象体系及爱情婚姻思考[D].兰州：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2]尚永亮，高晖．十年生死两茫茫——古代悼亡诗百首译析[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13]董珊珊.中英悼亡诗之美学比较[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8，(6)：32―34.

综上所述，为了使得外国游客在中国境内旅游的时候能够清楚地明白我们想要传递和表达的旅游知识，就要求我们把自身的文化进行类比，是其和国外的文化形成联系，让外国人能够接受即可。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一定要在保证不动摇我国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借助外部的旅游宣传手段来进行旅游知识的弘扬。这将使得我国高校的旅游英语翻译专业如火如荼，也加强了文化之间的传递性和促进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