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吴文俊先生(以下简称吴先生)的科学史观主要通过他的数学史观体现出来,而其数学史观蕴涵在他的论文、著作序言以及学者们的纪念文章、传记、访谈中.可从两方面考察吴先生的数学史观.

1 其本人表述的观点

1.1 论文中

如吴先生认为,“贯穿在整个数学发展历史过程中有两个中心思想:一是公理化思想,另一个是机械化思想.[1]298”不久,他换个说法,“我总觉得有两条发展路线,一条从希腊欧几里得系统下来的;另一条是发源于中国,影响到印度,然后影响到世界的数学.[1]97”

1.2 序言中

两年后,他在《吴文俊文集》前言,“作为数学两种主流的公理化思想与机械化思想,对数学的发展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理应兼收并蓄,不可有所偏废.[1]2”

可见,由“两个中心思想”→“两条发展路线”→“两种主流”,体现吴先生数学史观的形成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2 学者们总结出的观点

2.1 评论中

如“在恢复中国古代数学自身规范并对其进行研究之后,吴文俊更进一步鲜明地指出,中国古代不但存在着与古希腊数学体系完全不同的,独立发展的数学,而且还是世界数学发展两大主流之一.[2]291”

2.2 纪念文章中

如吴尽昭认为吴先生“从根本上肯定了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主流的贡献,丰富了数学这一纯理科性质学科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应用领域.[3]198”又如曲安京认为,“很多人都知道吴先生提出的数学史观:在数学的历史长河中,应该存在着两种交互出现的数学潮流,其一为公理化的逻辑演绎体系,其二为机械化的程序算法体系.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中国传统数学.[3]259”

2.3 传记中

对于吴先生的创新精神,杨振宁[3]1(序一)、姜伯驹[3]2(序二)、郭雷[3]53、柯琳娟[6]98、许忠勤[3]64等学者都曾高度评价.其创新精神主要体现:

在角膜塑形镜的验配过程中，对于球镜度数较高的儿童，要注意去片后裸眼视力差的可能性，同时更重要的是无论裸眼视力高低，均能达到控制眼轴增长的目的。本研究对于临床角膜塑形镜的验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吴先生为了把握数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他着重从“审视数学史在数学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作用、影响、贡献[3]129”的角度来研究数学史,笔者觉得用“双主流”阐释吴先生的数学史观比较恰当.

李文林认为,“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数学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5]477”,偏见涉及中国古代数学由低到高的三个层面:一是存在的数学成就没有价值;二是没有独立性;三是不属于数学发展的主流.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逐步了解和熟知,对前两个层面的偏见得以纠正,而对主流问题仍有质疑,吴先生数学史观正是基于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非主流的偏见而产生的新史观.

3 吴先生“双主流”数学史观的基本内容

吴先生说:“我最自豪的就是中国古代数学……因为我是第一个认识了中国古代数学价值的人.[6]160-161”正如数学家彭加勒所讲:“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7]10”为此,吴先生着手研究中国古代数学,他的“数学史论著包含了丰富的成果,但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主流的贡献.[8]1”

3.1 “双主流”数学史观

界定“双主流”之前,有必要阐释“单主流”数学史观.“单主流”数学史观是指西方学界把采用定义—公理—定理—证明这种欧氏演绎系统而发展的西方数学看成是世界数学发展史的唯一主流.这一史观反映了“欧洲中心论”观点.而“‘西方中心论’的评判标准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作为评价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数学(包括中国的传统数学乃至东方数学)与科学的唯一标准.[9]31”针对误解甚至歪曲东方数学在数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错误观点,吴先生强调“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1]3”表达了“双主流”数学史观倾向.笔者认为,“双主流”科学史观是指数学在东西方发展中各成体系,形成以欧几里得为代表的西方公理化逻辑演绎体系和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东方机械化算法体系.二体系都处于主体地位,具有同等价值,存在性、构造性分别是公理化、机械化体系数学的主要表现.

浓缩液回喷口定位于高温火焰区域，即燃烧炉排空冷墙上部（见图2），每炉有2个过滤后浓缩液喷嘴，左右各安装1个，高温分解。浓缩液中含有的氨与NOx进行反应，起到选择性非催化还原作用：4NH3＋4NO＋O2→4N2＋6H2O，实现炉内脱硝作用，其反应温度为900～1100℃时最佳［5］。同时也起到炉内脱除HCl的作用：OH－＋HCl→Cl－＋H2O［6］。

3.2 “双主流”数学史观的方法

为了避免“以西释中,以今议古[10]53”的错误做法,吴先生认为必须杜绝“不加限制地搬用现代西方数学符号与语言来理解中国或其他文明的古代数学[11]8”为此,吴先生提出“古证复原”三项原则的研究方法.1986年他又将这三原则浓缩为二原则,“原则一,引出的所有结论都必须依据幸存至今的原始文献;原则二,引出的所有结论都必须依据我们祖先的特有方式去论证.应用的知识、所用的辅助手段和方法都仅仅限于古代.[12]546”

吴先生认为只有“撇开西方数学的先入之见[10]31”,依据我国古代固有的原始资料,运用当时语境下的思维方式与方法,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数学.骆祖英认为吴先生的“古证复原”是“以史实为据,反对凭空臆造和妄加猜测,是历史唯物论的认识史观,它是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的基本准则.[13]63”

3.3 “双主流”数学史观主要特点

3.3.1 以研究对象的地位为视角

吴先生的“双主流”数学史观是以中国古代数学在数学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而言的,与萨顿式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李迪先生的大科学史观不同.萨顿式的科学观是“将科学看成是对既有观察材料的累积、归纳和总结,其发展不断趋向真理和进步.[14]88”李迪先生的大科学史观[15]210—217以研究对象的范围为视角,主张宏观把握科学史,并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和综合研究.

3.3.2 重视“内史”研究

初中时,教师“给吴文俊的国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9]”高中时,“吴文俊打下了良好的数学基础,英文也达到了读写自如的水平.[4]242”并“逐渐对数学及物理,特别是几何与力学产生兴趣.[17]93”大学时,“吴文俊不仅微积分和物理有了质的飞跃,更把独立思考的优点发扬光大.[6]23”依靠自学阅读英文或德文经典数学原著.

3.3.3 体现反辉格史观

刘兵认为,“所谓辉格式的科学史,即是指那种站在今天科学的制高点上,按照今天主流科学的标准,用今日的观点来编织其历史.[14]81”吴先生的“古证复原”三原则体现出反辉格的科学史观,既反对用现在的思维研究过去,主张恢复文本当时的语境;又反对用西方的眼光研究中国,主张恢复中国历史真实的面目.吴先生充分运用这一方法,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数学文献的基础上,揭示出“双主流”数学史观,可见,“吴文俊的反辉格史观使他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数学史观,对世界数学史的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16]18”

3.3.4 “双主流”数学史观在实践活动中的体现

吴先生除了在理论上阐释“双主流”数学史观,还在实践中挖掘、重铸作为“双主流”之一的中国传统数学的辉煌.具体措施如下:(1)设立丝路基金.吴先生认为设立这基金“专门用于资助年轻的学者研究古代中国与世界数学交流的历史,揭示部分东方数学成果如何通过中国的丝绸之路传往欧洲的.[6]117”(2)主编多种数学史杂志和专著;(3)对发展珠心算的指示;(4)对追踪朱—范公式的指示;(5)鼓励、支持陆家羲获奖;(6)对西北大学数学史博士点申报的大力支持;(7)对全国数学史点的经费支持;(8)积极参加数学史等科学史会议等.

4 吴先生“双主流”数学史观的渊源

4.1 中西文化熏陶

4.1.1 中国文化的哺育

(1)家庭文化熏陶.

一是自学方法创新.“吴文俊的自学方法……就是一读二学三懂.[6]29”“这套学习方法是我从小就开始琢磨养成的……我不断实践,很是受益.[3]34”二是研究方法创新.为了认识中国传统数学的真实面目,正确评价其地位、价值,吴先生提出“古证复原”治史方法,重塑了中国传统数学的辉煌.

吴先生家是书香门第,他说:“我父亲一辈子就喜欢看书买书藏书.[11]242”同时父亲在他小时培养其阅读习惯.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吴先生形成爱看书和沉静好思的性格.

(2)学校文化滋养.

“科学史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14]10”吴先生侧重于中国传统数学发展中的内在本质规律的挖掘,通过研究数学的原始文献,揭示数学思想体系与发展途径,从而论证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主流的贡献.

(3)社会文化哺育.

吴先生先后任中学教员、跟陈省身先生学拓扑学,去北大任教,到数学所工作,无论是动荡的任教五年、还是迷惑的“大跃进”和“文革”期间,都没有遏制他对数学的专注,吴先生在曲折中开拓与积淀,在数学机械化、拓扑学和中国古代数学等领域都取得成就.

4.1.2 西方文化的熏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收藏西域文献共计235片192件（其中61片残卷可拼缀成18件文本），包括223片182件汉文文献、8片6件回鹘文献，以及4件西夏文献三个类别。其汉文类的写本大部分为五至八世纪的写本，回鹘和西夏文类的多为十三世纪的佛教文献。这批文献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敦煌藏经洞，有的来源暂不明，故无法准确判断敦煌文献的具体数量。

邻居们开始有人变了脸色。说闲话是客气，骂人的也有。老巴听得伤脑筋，觉得也对不起邻居。便与阿里商量或是不放，或是调小音量。阿里是个根本没有商量余地的人，他“哦哦”地答应着，但却依然故我。

李迪先生认为,“为了更客观的评价中国历史上的数学成果,笔者认为,中国数学史工作者要熟悉外国数学史及其整体特点和某些重要著作的基本情况.[18]3”吴先生非常熟悉西方数学史及其笛卡尔、希尔伯特等人的著作情况.

(1)布尔巴基学派的影响.

(1)数论.

(2)数学机械化思想的影响.

吴先生数学机械化思想除了主要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外,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是直接影响.巴黎工作时,吴先生在H.嘉当讨论班和布尔巴基讨论班表现活跃.他说:“数学机械化中的许多思想都是从H.嘉当那儿来的.[4]273”二是间接影响.一方面是笛卡尔解析几何思想.这一思想是将一切问题化为代数方程问题来求解,它为将来用计算来证明几何定理提供了可能.吴先生从中认识到众多问题最后都可归结为解方程,定理机器证明也可看成解方程的特殊应用.另一方面是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吴先生在对它深度考察后,意外发现希尔伯特指出几何定理“是一类定理可以用统一的方法一起证明;在引入适当的坐标后,这种统一的方法也可以算法化.[18]58”吴先生认为希尔伯特的想法在适当范围而又蕴含足够有意义的定理中是可行的.于是吴先生选择初等几何、初等微分几何进行机械化尝试,终于闯出一条新路.

4.2 创新精神

“数学的发展并不像某些数学史著作所称的那样,只存在单一的希腊公理化体系,而是存在着以中国古代《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机械化的算法体系和以古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为代表的公理化的演绎体系.[4]285”可见,对吴先生的数学史观存在两大“主流”、两种“潮流”、双“体系”等说法,体现学者阐释的不同观点.

(1)思维创新.

吴先生在研究中国数学史时认识到,“所谓东方数学的中国传统数学,具有两大特色,构造性和机械化.这两点无疑启发了他对计算机时代中国传统数学的作用的重新认识.[4]280”为找到现代计算机技术与中国传统数学的结合点,吴先生运用古为今用的思维.开创了从拓扑学研究转向数学机械化的研究之路.

(2)方法创新.

把酒临风：科技创新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问题，在中国你成功之后别人可能会抄袭，但在法治国家不行，你抄袭就重罚你，谁都不能随便侵犯他人，如果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科技创新就能产出更多成果。也就是说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才能让大家看到技术创新暴富的可能性。

(3)工具创新.

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数学工具也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进,如古时筹算以筹为工具进行演算,明代时筹算被珠算所取代,算盘变成计算数字的工具.在数学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吴先生利用计算机作为数学研究的工具,开拓数学机械化道路.

作者以优美的语言描述了自己童年和小朋友们玩耍的情景，回忆了童年玩过的游戏，运用了大量的动作描写，这使得文章非常生动，读起来很有画面感。

4.3 吴先生对数学本质的深刻认识

研究数学,认识其本质至关重要,对于数学本质,吴先生既准确认定,又深刻认识.

4.3.1 对数学本质的准确认定

20世纪以来,在探索数学本质时,学者形成众多观点,如罗素的“逻辑主义”、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布尔巴基的“结构主义”以及恩格斯的观点,在比较众观点的基础上,吴先生准确认定、完全赞同恩格斯观点.恩格斯认为数学的本质是“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19]77”吴先生评价这一观点是“一个最恰当的最有概括性的定义.……这个定义不但总结了数学的过去,描述了数学的现状,还指出了数学今后的发展方向[1]122”.

4.3.2 对数学本质的深刻认识

吴先生认为,“数学史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简单地说,数学是数和形的科学.[10]3”恩格斯对数学本质的定义,吴先生高度认同并进行了简化.

5.2.3 从具体上看

(1)明确了数学研究对象.

通过护士职业市场调研，了解护理职业岗位要求。目前，护士的主要就业岗位是临床、社区和家庭护理，面对这三种岗位都需要护士具有为护理对象进行整体护理的专业能力；具有自学获取新知识的方法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协作的社会能力。

音乐剧是一门集歌唱、舞蹈、音乐、戏剧为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表演艺术，而歌唱、舞蹈、音乐这些表演元素始终是围绕戏剧展开的，且为戏剧服务的。所以音乐剧的演唱是和剧情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常常会充当台词的作用。在音乐剧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演员边说边唱，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窈窕淑女》中希金斯教授的唱段，整部剧中教授的演唱大多是唱着唱着就说了，说着说着又唱了，说唱之间衔接得非常自然顺畅，甚至让观众分不清演员到底是在唱还是在说，而这样将演唱与台词合二为一的好处，不光是用音乐和节奏烘托了必要的氛围，更是顺利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吴先生认为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是数学研究的对象.正如李文林认为,“公元前6世纪前,数学主要是关于‘数’的研究……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希腊数学的兴起,突出了对‘形’的研究,数学于是成为关于数与形的研究.从那时起直到17世纪,数学对象没有本质变化.[20]6”

(2)体现出两种数学思想.

教师也可以自然地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虚拟语气还可以用来表达与过去事实相反的后悔情绪等，并且学生也能顺利总结出主从句中的动词时态：

吴先生认为,“数学中研究数量关系或数的部分属于代数学的范畴.研究空间形式或形的部分,属于几何学范畴.[1]107”就“形”而言,主要指空间形式,涉及几何范畴;就“数”而言,主要是数量关系,涉及算术、代数领域.吴先生指出,“西方的数学体系重视几何,东方的则重视算术和代数.[21]1”“形”与“数”分别体现公理化思想和机械化思想等两种不同数学思想.

(3)反映数学实践中的两项主要活动和两种基本方法.

吴先生认为,“数与形是数学中的两大基本概念.事实上,整个数学就是围绕这两大基本概念的演变而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这两大基本概念应用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去.[1]122”因此,在工作、生活中,“形”与“数”的作用不可或缺.一方面它反映数学实践中的两项主要活动.吴先生认为,“数学的脑力劳动有两种主要形式:数值计算与定理证明[10]359”.可以说,数学离不开计算和证明.另一方面,它反映数学实践中两种基本方法.即称为“算法”的计算方法和称为“演绎法”或“公理法”的证明方法.吴先生分析,“证明定理主要起源于古希腊……而解方程则是古代中国数学的重要内容.[22]1”数学史上,由于首先形成的算法思想是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具有明显定量经验性;标志着公理化思想产生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出现,象征着数学已由算术转向几何,其方法由归纳转向演绎,具有突出的定性化的演绎性.为此,林夏水认为“数学的本质是经验性与演绎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23]322”这一阐释与吴先生对数学本质的认识是异曲同工.

5 阐释、论证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地位

由于“数学史的结论是以可靠的史料与科学的分析为基础的.[3]22”吴先生立足中国古代数学原始文献,运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从几何、代数、微积分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论证中国古代数学的主流地位.

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的方式，问卷题项的参考杨曦的问卷设计[7]，并结合文献和教学专家意见以及该研究的需要进行改进，问卷共分为两部分。通过学生自己的选择，了解学生真正的阅读习惯，从而保证此问卷调查的信度和效度(Alpha=0.932)。

5.1 代数学

5.1.1 从整体而言

吴先生首先分析“16世纪以来,西方出现了以符号代表数字的做法.[10]31”而“代数学无可争辩地是中国的创造,这从《九章算术》等书中可以看出.可以说在16世纪以前,除了阿拉伯某些著作之外,代数学基本上是中国一手包办了.[1]5”为加强论证,吴先生“他以列表的形式,对照了中外代数学的建立年代……这些概念和求解方法的发明年代,中国数学要比外国早几百年,甚至一千几百年.[24]87”

5.1.2 从具体来说

“布尔巴基学派是对现代数学影响最大的学派,由一群法国青年数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以布尔巴基为名,兴起了对数学的一种革新运动.[11]105”这一学派的数学家不限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布尔巴基为集体,举办一些对全世界数学发展有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活动.当时该学派处于活动高峰期,位于数学最前沿,对于战后数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吴先生深受其影响.表现:一是留学法国时,他读博时的导师埃瑞斯曼和工作时的导师H.嘉当都是这一学派创始人,他身边的数学家们都参加该学派活动.他还在法国时,就发表了国内最先介绍这一学派的文章.二是回国后,他大力提倡该学派的思想和方法.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吴先生研究工作主要受这一学派学术范式的影响.其次“文革”后,受该学派精神的感召,举办数学机械化研究所和“刘徽数学讨论班”.吴先生认为这一学派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使法国数学重新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11]107”.

“西方早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就已出现了素数的概念并证明了素数个数无穷.”[10]30而“中国虽没有素数解因子的概念,但有最大公因子的概念及其求法.只是当时称两数的最大公因子为‘等’,求法是‘以少减多,更相减损,求其等也’.[10]35”

(2)实数.

“实数与实数理论是现代数学的基石,从古希腊发现无理数起,西方(主要是欧洲)直到19世纪后期才真正建立了实数系统理论.[25]1”而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与发展了记数、分数、小数、正负数以及无限逼近任意实数的方法,实质上达到了整个实数系统的完成.[1]4—5”

5.1.3 从体系来讲

“西方的欧几里得体系着重抽象概念与逻辑思维以及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之相反,我国的传统数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从实际问题出发,经过分析提高而提炼一般的原理、原则与方法以最终达到解决一大类问题的体系.[10]32”

5.1.4 从表达方式来看

秦铁崖来京城之前，翻阅旧案卷宗，去了趟证物库房，翻出这个烟花筒带在身边。秦铁崖道：“你不叫乔十二郎，你是陆枫桥。”

“与欧几里得体系相适应,它有一个以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所构成的表达形式.同样,我国的传统数学与它的独特体系相适应,也有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大体说来,中国数学的经典著作大都以依据不同方法或不同类型分成章节的问题集的形式出现.[10]32”

5.2 几何学

5.2.1 就侧重点而言

“中国几何学以测量与面积体积的量度为中心,古希腊的传统则重视形的性质间的相互关系[10]5.

5.2.2 从基础上看

“以几何而论,希腊欧几里得几何的拱心石毕达哥拉斯或勾股定理.这一定理我国古代自然也早已有之.[1]5”“秦汉时期又发展了勾股理论并导致二次方程,成为我国一千多年来数学蓬勃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1]13”吴先生认为在魏晋时建立的重差理论、产生的面积与体积理论,并由此提炼的出入相补原理以及南北朝时提出的祖暅原理,“这些原理,不仅使欧洲直至19世纪末才弄清楚的体积问题早在祖暅时代即已具备了完满的基础,且为后世微积分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13”

吴先生认为“数学是研究数与形的科学.[1]107”并强调“数与形,这两个基本概念是整个数学的两大柱石.[1]106”可见,吴先生在对数学本质高度概括时,体现其认识的深刻性.

积极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在解决学生在就业和择业期间所存在的一些思想和心理上的困惑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指导价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教师特别是毕业班教师要特别注重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导学生树立起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因为只有学生社会责任意识提升了，有了远大的人生理想，其在进行择业时才会更好地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结合起来，深入到国家和社会最需要的行业去，不怕艰苦，努力奋斗，为国家的发展建功立业。[5]

(1)平行线的问题.“与欧几里得不同,我国传统几何从来不考虑平行线的问题.与之相反,以垂直性为其特征的勾股形,在我国古代几何学的研究中却始终占据中心位置.数学概念来自现实世界.[10]39”

(2)体积理论.“欧几里得体系以许多定义与公理为出发点,然后据此进行逻辑推理求体积.与之不同,我国古代几何着眼于总结经验,综合事实,提炼出寥寥几条而平凡的一般原理,然后用逻辑推理推导多种多样求体积的结果来.[10]40-41”

当老饕们以为这庄园就是“云南山大王食用菌有限公司”的全部，李志勇表示，“山大王菌庄”只是让大家更深切体会云南野生菌的终端，“山大王”的工厂藏在深山老林里。

(3)形数关系.“欧几里得几何形数脱节,实际排斥了数量关系.一直相反,在我国几何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形数合一,互助互益.开平、立方与解二次方程,都以出入相补原理为其几何背景,即其一例.[10]42”

5.3 微积分

吴先生认为中国很早就具备产生微积分所必要的条件:

(1)极限概念.

它是微分学的真正基础.“而刘徽以至宋代的我国十进位小数的记数法,却与极限概念一衣带水.[1]8”

(2)面积体积的计算.

它是导致积分发明的重要条件.由于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使用的‘穷竭法’效果不佳,Cavalieri放弃穷竭法改用不可分量法取得成功,而在祖冲之、祖暅父子著作中“‘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并具体之于求体积的计算,比Cavalieri的发现要早了1100多年.[1]8”通过分析吴先生认为,“微积分的发明乃是中国式数学战胜了希腊式数学的产物.[1]8”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到宋元之世,已经具备了西欧17世纪发明微积分前夕的许多条件,不妨说我们已经接近了微积分的大门.[1]8”

综上,吴先生认为从西汉到宋元“中国数学在世界上可以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在许多主要领域内遥遥领先.[1]2”因此,“数学发展的主流并不像以往有些西方数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只有单一的希腊演绎模式,实际上还有与之相平行的中国式数学.而就近代数学的产生而言,后者甚至更具有决定性的(或者说是主流的)意义[3]22.”

6 “双主流”科学史观的时代价值

关士续认为,“事实上,不仅中国古代数学,而且整个中国古代科学,都有自己的体系和特色.[26]28”

6.1 代表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吴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目的在于探寻一条为复兴、振兴中国数学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数学史乃至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正确方向.在四大文明发源地中,其他三大古文明早已烟消云散,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来没有间断.虽然近代科学诞生于16、17世纪的西方,至今也仅有500年的历史,在人类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只是短暂时期,中国古代科学在近代科学诞生前的漫长岁月中,有可能是主流之一.“如果说把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比做两条大河,那么它们约在两千五百年前分别发源于古希腊和古中国.[27]70”只是近代中国落后,因此要奋起直追,正如张卜天所说:“研究西方科学史的真正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我们当前的处境,照亮前进的道路.[28]2”

6.2 有助于人们澄清错误认识

6.2.1 科学标准一元论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没有西方的数理实验科学,但有实用和经验知识而形成的科学范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应有其价值、地位,不能“以西释中”,以西方语境下的“科学”概念来界定评判中国古代农医天算是否符合其标准,持此观点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们擅长运用西方符号、语言来分析、阐释非西方文明的古代科学,造成对这些科学的歪曲或误解.导致“在全盘西学化的现代中国学术建构中,传统知识谱系被中断,整个知识系统被解构,碎片式地散入西方知识系统.[29]65”

6.2.2 儒学与科学完全相斥论

“五四运动”以来,在欢迎“德、赛”两位先生的热潮中,反思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同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和否定,如“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明证.在认识儒学和科学关系时,产生二者相容性和相斥性的论战,经过科玄论战、中西文化论战、“批林批孔”运动等,直到目前儒学与科学相斥论大行其道.其结果是贬低、否定甚至抛弃儒学,实行全盘西化.因此,正确看待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传统知识在自身系统中自始便以自然经验为基础,其内容也包纳了大量经验性知识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分类,在此意义上,其知识性质与西方自然科学具有相容性.[29]86”在批判、否定儒学阻碍科学消极因素的基础上,探索二者的相容性,是一条值得尝试的具有建设性的道路.

6.2.3 告别、取消中医中药论

笔者愚见,持这一论调的原因:一是文化自卑的表现.由于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暂时优越,用前者取代后者,或后者完全模仿前者,就是文化自卑,其表现就是用西医体系完全代替中医体系.其实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知识体系,在治病救人方面都发挥过重大作用,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地位.为此,“国外学者不仅没有去否定中国传统的医学,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极可能与西方医学体系发挥互补作用,并将会对今后世界医药科学研究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东方科学体系.[30]19”二是迷信科学、滥用科学的结果.肆意用西方科学衡量和评价其他自然知识是否符合自己的标准,决定非科学知识生死命运.“传统的知识观念固然不能说与狭义的现代科学观念一致,但更不能在广义上被简单地评定为非科学,事实上恰恰与科学的理性与效用有着吻合性.[29]86”因此,对于中医中药知识,不能因简单一句“非科学的”论断而加以废除,而应在继承、提高的基础上,吸收西医西药知识的优势和长处,逐步实现二者的融会贯通,不崇洋、不排外,正如陈寅恪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31]1365,促进中医中药事业的繁荣发展.

7 结语

综上,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捏造和歪曲,具有创新精神的吴先生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独辟蹊径,运用“古证复原”的研究方法,开创数学机械化道路,阐释了中国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论证了决定数学历史发展的进程主要是中国数学,正本清源,创立“双主流”科学史观,把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地位、价值和深远影响,并强调“我国的数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良的传统,本来位于世界的前列,只是近百年来才落后了.[1]118”希望国人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错误实行数学甚至科学全盘西化,要求大家树立文化自尊、文化自信,挖掘、阐释中国古代数学,而目的“不仅是要显示中国古算的真实面貌,也不仅是为了破除对西算的盲从,端正对中算的认识,我们主要的也是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古为今用.[10]43”只有古为今用,同时洋为中用,继承发扬中国传统优秀数学文化,才能复兴数学、振兴数学,这也体现吴先生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吴先生“双主流”科学史观,彰显中国传统科学的主流地位,纠正文化自卑者的错误认识,代表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正确方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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